狄俄尼索斯式的写作

王 梆

一

欧·亨利笔下有个潦倒落魄的爱尔兰移民，未婚妻说好了携积蓄来美国和他会合，却迟迟不见踪影，逼得他只好去埃及神婆那里求神启，神婆说，你得去找一个“鼻子很歪，名字很长，字母带o的人”，找到他，厄运才会扭转过来。

初到英国时，我也一样，各种出师不利，到路边酒吧蹭个爱德华八世的厕所，一百多岁的电灯开关线，从丘吉尔到撒切尔都挺过来了，到我手中，咔嚓一下，就断了。至于其他，那就更不用提了。三十七岁，从北上广漂到伦敦，漂来漂去，还是一文不名，既无稳定工作，也无积蓄，更无爹妈可拼，此前出版的八本书只有两本拿了五位数的版税。给媒体的每月豆腐块专栏所得，也只够支付希思罗机场区一个“有如安置在飞机引擎里的狭小单间”，以至于不得不做各种小工填塞肚皮，一会儿洗盘子，一会儿神推，一会儿发传单，过着中年日结的生活——更悲催的是，我的蜗居点是伦敦一个著名的有色人种聚集区，菜场逛一圈，或到该区的跳蚤市场买双鞋，你就可以碰上一堆“鼻子很歪，名字很长，字母带o的人”。

每天，我都这样安慰自己：十九世纪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挤在狭小的船舱里，脸色发青，舌苔发蓝，很多在鲨鱼陪伴的海途中就被天花带走了；而我的坐骑是二十一世纪的巨型金属鸟，从香港直飞，十二个小时后拉开舱帘，即可看见灯光璀璨的希思罗。所以真没什么可抱怨的，祈祷吧！为依然活蹦乱跳的自己。但话说回来，十九世纪的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后就开始垦荒、修铁路、挖渠建房，还说一口地道英语，他们中的文艺中青年还写出了漂亮的移民小说，而我呢，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口语说得像冷战时代的越南间谍，小说一篇都没有写出来，某报纸叫写个给观光客看的伦敦一日游指南，还一不小心栽在古文献的蜘蛛网里，写得跟唐僧体似的。十九世纪的爱尔兰移民那是真比我强太多了，堪萨斯州就是人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而我连点煤气灶的打火枪都不敢用，一到黄昏就枯坐在厨房里，像等待投喂的长臂猿，饥肠辘辘地等候我的苏格兰室友下班归来。

英国社会表面看起来又深沉又忧郁，内里却奉行某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英文叫“happy-go-lucky”，翻译过来就是“中二”，我几乎一下飞机就被它传染了。回顾起来，幸好有它，否则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各种霉运间穿梭自如。

在伦敦孤苦绝望却“中二”有加地漂了近两年之后，我总算遇到了一个贵人，他就是独居在剑桥郊区的我未来的先生。他虽然没有歪鼻子，名字却超长，字母也带“o”。先生的一居室，属于“产权分享住房”，是英国政府针对低收入阶层发明的一种住房机制，你可以按房价的百分比买房，100%买不起，你可以买50%或25%，每月再缴上几百租金和管理费，就可跻身有房一族了。所以遇到先生之后，我的贫穷生活终于告一段落。先生在他的一居室里给我安置了一张书桌，只要先生不在，我就猴子称大王，成了“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的女主人。严格意义上说，我的非虚构和小说创作，便是从那张书桌上开始的。

那是一张十九世纪的榉木书桌，先生爷爷留下的传家宝。一个字都打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用指尖抚摸它的木纹，用放大镜勘察残留在木纹里的遥远年代的墨迹，或者翻来覆去研究它那密室般的抽屉。英国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感的国家，博物馆、图书馆、街巷、圩市、作坊、屠宰场、农场、庄园……甚至自家的地窖或阁楼，都是历史的窝藏点，所有的历史文献和数据——大到Magna Carta（1215年大宪章）或1807年废奴运动宣言，小到关于某个小村的女巫，或某个小偷的庭审记录……全都可以在各种档案库里找到。空间里到处都是神秘的抽屉，随手一拉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时空。那些此前困扰着我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在不断穿越之后，便开始逐渐有了一些答案。像女性主义的形成契机，资本的建制，左派的困境之类……几年后，《单读》主编吴琦请我写“英国观察系列”，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因为很多问题早就已经潜伏在我的头脑当中，像枕木一样，就等火车翩然驶来。

此外，我还产生了一种验证的冲动，突然想验证那些宏大、庄严，像广场雕像一样纹丝不动的东西。一是英国人口才太好，即使各种合成的主义、观点，烤到一半就装碟盛盘，再加朵鲜花或鱼腥草来叫卖，人们也难以辨出它的真伪；二是每天伏在那张渺小的旧书桌上，我感觉自己快要变成了衣鱼；三是我梦中的文字风格是某种醉拳体——这主要是受了奥威尔的影响。奥威尔说，什么都可以怀疑，就是不能怀疑酒精和香烟。他说这话时，是以身作则的。为了体验伦敦的监狱生活，他把自己灌得烂醉，终于成功地被两个警察当街抓获，拖进了监狱，最终写出了只有显微镜才能写出来的牢底写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其实追求的不是醉拳体，也不是狄俄尼索斯，而是一种浸润式的写作。

二

下班后的伦敦SOHO闹市区，总是长年累月地挤着一团人，脸上挂着忧郁的表情，像挤最后一班电梯似的，以1.5只脚着地的人均面积，挤在街边人行道的安全黄线内。刚来伦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是体育彩票的据点，并由衷地升出一股“世界真的要大同了，伦敦人也要为了生计而买彩票”的幸灾乐祸感。后来才发现，我错了。伦敦人才不会那么拼命，但他们会冷静地晃动着一杯冷得让人打尿震的百威，默默地拼酒；在这群挤成一团，身体语言被浓缩到口轮匝肌的轻巧蠕动，却仍保持着仙鹤站姿的人群面前，历经沧桑屹然不倒的，也不是体育彩票店，而是不霸位就没位的酒吧。

维多利亚女王说：“神啊，请赐予我的人民大桶大桶的啤酒吧，管它便宜还是昂贵，只要是啤酒就好，让革命去死吧！”吉卜林听到这句口号，为之一振，挥笔写下“工资日，啤酒日”这句流芳千古的诗句。工资日因人而异，所以伦敦天天都是饮酒日，所以伦敦的忧郁和津巴布韦的忧郁是截然不同的。追溯起英人好酒的根源，据说本来是因为中世纪黑死病蔓延，人们不敢喝来自泰晤士的恶水，只好喝高浓度的啤酒。又传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时代，今天杀一个皇后，后天杀一个异教徒，人心惶惶，只好喝酒解闷，喝到根本站不起来，就尿到长筒靴里。酒吧的天花板涂成深红色，墙漆成深咖啡色，即是为了掩盖烟熏、尿斑和血迹。为什么是血迹？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就知道了：“青春啊，那些被暴力美学浸淫的日子……”

今天，闹市区的酒吧，除了风情万种的历史外，还多了禁烟令、点唱机、飞镖、桌球台，某年某月被某名人光顾过的老照片，十二小时不间断播放的欧洲杯、世界杯、残联杯或者仅仅是曼联的一个什么杯。

下午的happy hour，它通常属于那些大骂执政党的愤青和缄默的退休老工人；夏令时六点到八点，则属于上班族，哪怕在门口呆站两个小时，也要喝上几杯，否则就提不起第二天上班的勇气。十点以后，它才真正回归那些自中世纪始就无酒不欢的生灵，它一天的生命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

喜欢坐在吧台高脚凳上，并不时向酒保们发布恢宏演讲，把自己逗得很疯狂的人，在荣格看来，多属“外向直觉型”，他们先天多动后天压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公共场合亢奋症”；在过道里独舞的，如果还没有醉的话，一定是常年生活在伦敦的巴西人、西班牙人或者意大利人，舞步里带着坎坷的乡愁；至于坐在角落里那个火眼金睛，左顾右盼，忙不迭地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妄想把自己训练成十分之一奥威尔的，便是鄙人了。

所以对我来说，浸润式的写作，就是狄俄尼索斯式的写作，就是在场的写作。不论写什么，我必须在场，即使我对酒精天生过敏，即使宿醉不归。

《贫穷的质感》和《路易逊的伦敦》就是这种浸润式写作的浅尝初试。即先花个一两年穷漂一番，眼泪鼻涕，尽情体验。再打劫一个“名字很长，字母带o的人”，弄张四平八稳的书桌，把最动荡的心灵记号破译出来。

依据这个创作路线，在写《年老的隐喻》那篇文章之前，我就已经在Age UK，一个民间机构做足一年的义工了。我的工作是每周一下午上门探访孤寡老人，给老人炮制下午茶，对付冰箱被老人“不小心拔掉电源”之后的水漫金山，以及听老人讲故事、玩穿越之类。遇到老人突然发病，还得随机应变，叫急救车或亲自送老人去门诊。久而久之，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社会现象，像老年孤独，看护低薪，养老院收割私人房产之类，便像退潮后的海蚌一样，渐渐都冒出来了，再加上正式写作中实际探访老人院的录音记录，那篇文章才得以顺利启航。其他话题也一样，《贫穷的质感》的灵感，来源于我在英国食物银行工作的四年时光。《老工党的逆袭和左派的困境》是我花了近三年时间参与地方工党事务和选举的结果。总之，在非虚构这件事上，行动就是浸润，时间便是炼金炉。

三

我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像非虚构那样强调事事亲为，但倘若没有一点生活的底气，恐怕我也是不敢下笔的。我希望我的小说，是那种读者随便一翻，就能翻出“见过猪跑”的痕迹的小说。阿特伍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她的故事，貌似非常未来遥远、反乌托邦，但几乎所有情节，都是在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

比如《假装在西贡》这个小中篇，就是我去国前的心理实录，那种想躺平又没钱躺平，想出走又不敢出走，最终在宅女生活中长成困兽的体验，对我来说，实在太熟悉不过了，以至于小说中不断出现“困兽之死”的意象（尸体以及对日本文化“尸身九变”的眷恋）。《鲨齿蟹》来自我青少年时代的一段记忆，那年我十四岁，偷了父亲一个月工资，坐上鸡飞狗跳的通铺巨轮，经由梧州，南下广州，白天在大街上东游西逛，晚上到迪斯科蹦迪，最后银两耗尽，不得不做童工求生。《异乡人》则是我凭记忆画的速写。去国之前，我曾在广州生活近十五年，做陶、做美编、做一线记者、做纪录片、做各种高大上假大空的文化企划，每天疲于奔命，正常小说写得极少，类似的速写却有厚厚一沓。当年大概是受了香港作家董启章“迷你小说”的影响吧！所谓的迷你小说，篇幅像我给媒体的豆腐块专栏，八百或一千字，前五六百字波澜不惊，最后一段才见端倪。类似的速写，大概存了近百个吧，感觉有一天可以拼凑起来做成百家枕套，专治躁郁症导致的落枕失眠。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张旭辉编辑（和当年的我一样年少无惧）心情激动地拿走了大半，又请我的搭档、炙手可热的新锐画家李超雄一页页地添上了插图，做成了两部精美的绘本，结果却卖得极惨，可能不到两千册吧，卖不掉的，估计全都拿去喂碎纸机了吧！尽管如此，有一天我逛书店时，看到它们平静地躺在《夜半蜘蛛猴》（安西水丸和村上春树的合作绘本）的旁边，还是忍不住掉下了激动的泪水。

《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是我根据我的伦敦生活创作的喜剧小品。我一直不太欣赏苦难体，苦大仇深，读起来像看破红尘又不甘失去流量的老尼说禅。赴英之后，尤其是在遇到了我先生之后，我的信念更坚定了，因为他喜欢的那个我，和我喜欢的自己一样，是那个“豁出去的中二”的我。这个我，用来创作略有英式喜感的悲剧，简直再好不过了。

英式喜剧和一般的喜剧不同，它不是痒痒机，而是挖苦机，强调苦味和后劲，像英格兰野地里无处不在的荨麻草，被扎时不疼不痒，过了几秒钟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才会伴随着你的呻吟爆发出来。英国喜剧就是这样一种重口味的艺术，它的终极目的不是搞笑，而是挖苦。英国人不惜代价，挖苦一切，他们嘲笑街边的公共电话亭老打不通，便在里面塞一具穿着古董燕尾服，拿着电话的骷髅；仙女（FAIRY）洗洁精的广告嘲笑伦敦的古建筑又脏又灰，便宣称要在某奥运前将其统统“洗白”；王尔德在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认真的重要性》）里，不遗余力地挖苦英式的一丝不苟，像剧中的女主一样，到了非认真先生（Mr.Earnest）不嫁的地步。

可惜我段位太低，怎么都练不出英式喜剧的口蜜腹剑和地狱暗黑，所以《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尽管如此，英国Peirene文学杂志的主编James Tookey在读了Nicky Harman翻译的这篇小说的英文版之后，还是私下赞美了它在“wry humour”（挖苦幽默）上所做的尝试，也算是对它的最大褒奖了。喜欢看我挖苦的，还有我的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肩老师，在出版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时，她给我放了一段某中国女生们创作的朋克音乐，说是和我的小说气质非常接近。我放大音量，热情洋溢地听了，她们的音乐里果然饱含着一种不管吃了多少毒蘑菇也绝不赴死的精神。

我接下来的创作，将是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创作，因为我正在试图用英语表达我对这个荒诞世界的感受。对于这个十分不自量力的选择，除了我的导师和我那“名字很长，字母带o”的先生，目前还没有多少人支持。2021年，我在某个英文写作项目里拿了个前十，赢了个“一对一的全年写作课”，从而认识了我的导师Yvvette Edwards，布克奖的长提名作家。我问她，您觉得我该豁出去吗？在中文写作刚见起色时便决然搁置母语？她说，Yes, I think you should go for it。

豁出去的同时，我当然感到害怕。我还没有学会走路呢，就已经在学习飞翔了！但我能怎么办呢？人生如朝露。保持“蛋定”吧！我对自己说，向英国人学习。美国作家Franklin P.Jones说，英国人最大的天赋就是保持“蛋定”，即使身边并没有任何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