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九三年》看西穆尔登的自卑情结

2023-09-19 07:54郭俊航
今古文创 2023年33期
关键词:阿德勒

【摘要】目前学界在研究《九三年》中西穆尔登这一人物形象时,多从其人道主义的体现、神父形象、两难抉择等角度出发分析这一形象存在的意义,对于理解小说《九三年》主题和维克多·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西穆尔登这一人物自身的发展逻辑。本文从西穆尔登的心理逻辑出发,分析其行为逻辑,重新阐发这一形象存在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九三年》;西穆尔登;自卑情结;阿德勒;时代环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3-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3.002

一、研究综述

(一)《九三年》中西穆尔登的形象研究。目前学界在研究《九三年》中的人物形象时,大多都以研究小说的主题为最终目的,西穆尔登的形象研究也不例外。通常以西穆尔登面临的两难选择为切入点,将其下令处死戈万后又开枪自杀的选择阐释为正义与道义之争,从而阐发其形象中的人道主义内涵。(杜东枝,1982;胡迟,1998;齐晓迪,2014)此外,也有研究者从西穆尔登的神父身份出发,以其神父形象切入分析其宗教观等宗教意义,或者以神父形象分析人道主义与宗教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宗教与现实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林学锦,1994;曾诣,2015)

(二)阿德勒心理学视域下的文学研究。阿德勒心理学是一套关注个人生发逻辑的个体心理学,是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批判继承。与弗洛伊德心理学以“性”为中心,将欲望作为人的动机相比,阿德勒心理学更加注重个体精神上“追求优越”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时也是后天获得的,尤其潜藏于自卑情结之中。阿德勒心理学为心理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呈上升发展趋势。心理学也被用于教育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研究之中。而心理学之于文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使研究者们更加关注文学形象内在的心理和情感发展逻辑,而不是关注文学形象的表面。促成了文学形象研究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一个转变。在阿德勒心理学出现之前,文学形象的研究大多置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视域之下,研究者将文学人物的行为逻辑归功于“性”和欲望,衍生出创伤视角。(林庆新,2008;陶家俊,2011)而阿德勒心理学的出现,则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文学人物的行为逻辑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发机制。(刘岳琪,2011;陈向玲,2012;张波 2012;刘芳,2014)

(三)研究不足。在《九三年》中对于西穆尔登的形象研究多从外部出发,拔高升华主题。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西穆尔登西自身的心理逻辑。研究者将西穆尔登的形象概括为正义的化身、残酷的审判者和现实的革命者。但西穆尔登的形象为什么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必然是有其内在机制催生其外化。而当下关于西穆尔登这一个体的内在分析研究较少,本文运用阿德勒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这一形象的内在逻辑,阐发其现实意义。

二、自卑情结的产生

阿德勒对于自卑情结的定义是:如果在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一个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由此产生的情绪就叫做自卑情结。而在《自卑与超越》中他提出:“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卑情结,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有待改进的。”因此,西穆尔登也不例外受着自卑情结的困扰,而这种自卑情结的产生,主要源于他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雨果在《九三年》中写道:“他的父母是庄稼人,他们叫他当教士是想把他抬高到人民之上,可是他又回到人民里来了。”由此可见,西穆尔登“教士”这一身份的由来,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对于现状的不满,源于低人一等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则催促他们做出改变现状的选择和行为,所以他们选择将西穆尔登送去做教士,以改善因为阶级和身份而引发的自卑感。但是教士的身份并不够,只要不处在等级的最顶层,西穆尔登就会一直受自卑情结的影响。在西穆尔登因为教士的身份被聘为戈万的家庭教师后,他进入了上层社会。差异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在进入上層社会后,他意识到了即使作为一个“教士”“家庭牧师”,他还是一个下等人。在阶级社会和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有不同。他的出身决定了他是一个下等人。这样的意识形态时受到封建王权的影响的,而西穆尔登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传递,西穆尔登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他自身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曾经高人一等的“教士”身份已经与他自身的信仰相悖。“由于骄傲,由于偶然,或者由于灵魂的高尚,他一直遵守教士的戒律;可是他不能够保持他的信仰。”“既然他不能完全摆脱自己身上教士的影子,他就努力尝试把自己创造成一个新人,不过他采用的方式是艰苦的。”“教士的影子”让他仍然身处教士的戒律之中,独身生活和爱的缺失让他处于自卑情结之中。于是他开始着手改变现状,进行补偿,进而追求优越。他把祖国作为自己的家庭,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妻子,将书籍作为自己的陪伴,用不断地学习填补孤独的生活空隙。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这依旧不够,仅仅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空泛转变,并不能起到实质上的作用,他必须将情感变得有指向性,变得更加明确,并且付诸实践,才能填补自卑情结带来的空虚。于是他又从哲学家变成了一名战士。在革命的浪潮中,他将被禁止恋爱的空虚转变为浓烈的、对于专制政体的憎恨,他在空泛的、博大的、对全人类的爱中,加上了对于专制的、神权的、教士戒律的憎恨,在立身之本上又加上了现实的目标,重新阐释了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爱人类、为人类,被人类和当下的革命热潮所需要,这样的“被需要”稍稍缓解了他浓烈的自卑。阿德勒把个人追求优越的目标的生活方式称为“生活风格”。而“战士”就是西穆尔登的生活风格。在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风格后,他才能朝一个既定的方向前进,能够拥有一定的成就感。这也就是为什么雨果在写道西穆尔登对于革命的看法时这样描述:“这种万物的生长也给他增加爱了生命的活力,虽然他已经接近老年——他五十岁了,而且一个教士是比常人老得更快的——但他好像才开始发育。”

三、自卑情结的强化

从教士到战士的转变作为一种补偿机制,似乎可以帮助西穆尔登克服他的自卑情结。但是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这种补偿机制并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反而大打折扣。再加上西穆尔登自身“易走极端的性格”,他的自卑情結反而更强。西穆尔登完成了自身的转变,对于自我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所处的社会依旧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有保皇党和革命党之争,有信教徒和无信仰者。更复杂的是,《九三年》的法国社会,并不全然的是二元对立的。不只是有新旧之分,你我之别,还有广大的第三者存在。以三个小孩的母亲为例,当她被红帽子联队发现并问及政治见解是,她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在问到:“你的祖国是哪一国?”时,她的回答依旧是:“我不知道。”而嘉义芒也是如此,他这样说:“有些人来了,有些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至于我,我总在这里,总在星星照耀之下。”“而且还有一些事情是在更上头的地方发生的,太阳出来了,月亮圆了或者缺了,这才是我关心的事情。”当人们进行革命和保皇之争时,还有一大群人关注的却是如何生存。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是不会允许固执地站在革命一侧的战士西穆尔登脱离从前的身份和自卑情结的泥沼的。正如阿德勒所说:“那些就有的情境会潜伏在生活中,依然会引发自卑感。”他虽然受人敬仰,但是这种敬仰却并不能填补他内心因为爱的缺失而导致的孤独,更不能从根本上补偿他的自卑情结。“西穆尔登是崇高的,可是这种崇高是和人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深谷包围着。凡是高山就有这种可怕的蛮荒的地带。”由此可见,西穆尔登的崇高,其内里却是荒芜的,是没有生机的。就像参天大树的根系萎缩,躯干空虚。但即便如此,却没有人认为这是一棵摇摇欲坠的树,更不会有人为它撑起护架。它只能仅凭自己已经不再发达的根系,从贫瘠的土壤中汲取微不足道的养分。值得注意的是,这棵树也认为自己是一棵参天大树,而贫瘠和摇摇欲坠已经是过去时。西穆尔登就是这样一棵树,他自以为找到了更好的生活风格,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但实则却被复杂的社会所排斥,形成了恶性循环,依然用优越感和超越感来弥补内心的自卑情结。而这种恶性循环在不断发生。西穆尔登选择投身革命成为战士,就是因为他缺少“他人之爱”,缺少陪伴。他成为战士,虽然能够缓解曾经因为地位原因导致的自卑情结,但最根源的、缺少爱的自卑情结却依然存在。这种相似的孤独状况又会勾起西穆尔登的回忆。在不断的回忆中,西穆尔登实则是在强化自己的自卑情结。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在其论著《人类理解论》中这样定义“人”:“一个思考着的智慧的存在,拥有理性和反思,能够认识到自我作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着相同思考行为的同一个自我。”西穆尔登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孤独者自卑情结,这就证明了他追求优越的生活风格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他自身的性格却不允许他做出调整。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提到:“优越感的目标同样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点,而是在不断的摸索和推测中确定下来的,他是一种动态的取向,是生活奋斗的目标。”西穆尔登在最初完成由教士到战士身份的转变时,采取了这样一种动态的取向。但当这种目标确定后,他却不再做出改变和调整。与阿德勒认为的“没有谁能够清晰而准确无误地描述出整个目标”相反,西穆尔登“有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他参加革命也是如此,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凭借其丰富学识建立起的模糊的直觉,认为自己应该是拥护共和国的,于是便投入了革命。但他缺少人生的经验和阅历,他毕竟不是以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人的身份生活在整个社会中的。他因情感缺失、地位差别而产生的自卑情结,被他以努力学习作为补偿掩盖。而他对于自己的学识,也产生相应的自负情结。正是这种自负情结,让他不去反思,不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反复考量自己对于“优越感的目标”的确定,也没有深入思考革命本身的自身意义和内在逻辑。所以在面对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时,他别无选择,他只能用最公正的法律来审判戈万;也只能用死亡来无声掩盖他弥漫出的“准则之外”的东西。在面对复杂的革命现实时,他所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成了软弱无力的苍白之语。而走入极端,说一不二的西穆尔登,遭到了来自现实的最大冲击,让他失去了继续追求优越的能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正如雨果所说:“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之心啊更可怕的了。西穆尔登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

四、西穆尔登自卑情结的现实意义

自卑情结的成因很多,有些是因为家庭原因,有些是因为时代和社会。西穆尔登的自卑情结两者兼具,但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因为所处的时代环境。因为封建统治下的法国等级森严,重视出身,因此才会影响西穆尔登父母的价值观,把他送去做教士。如若放到21世纪的法国,西穆尔登的父母则更有可能把他送去学校,通过努力地学习,凭借知识改变命运。而时代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断变迁之下,仍然有许多“西穆尔登”深深地困于自卑情结之中,在茫然的追求中走投无路,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如何拯救“西穆尔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对个人而言,要成为“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卑情结,并且自卑情结的发展是动态的、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不同的原因导致不同的自卑情结。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自卑情结,而是自卑情结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自卑情结。同样,寻求解决之法,设定优越感的目标时,也需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出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风格,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时代这样一个大尺度上所形成的自卑情结是极具顽固性的,因此克服自卑情结的过程就会更加曲折和漫长。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做出的变化和调整就会更频繁。即使时代和社会环境自身发生了变化,但是人的三观的变化却是缓慢的、渐进的。故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更加关注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动向,同时也要更加关注自身的心理,是否发生变化,朝哪一方向变化,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评估。

(二)对社会而言,群体应该成为“有意识的群体”。需要意识到“人是社会中的人”。勇于突破“权力”“等级”的壁垒,更多关注人的内心。从人本的角度出发,用宽容开放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社会中的人。对于西穆尔登这样自卑情结影响过深,且难以做出改变的群体,伸出援手。针对不同的自卑情结,帮助每一个社会中的人成为完整的人,帮助整个群体,都拥有这样的互助意识,成为“有意识的群体”。西穆尔登有他自己的发展逻辑,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会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相应的自卑情结,每个体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确定合理的优越感目标,在补偿中再创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成为完整的人。

五、结语

从阿德勒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九三年》中西穆尔登的死亡,是因为他未能正确处理自身的自卑情结,没能适时调整优越感的目标。人物以自杀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因为在两难选择时,面临正义与道义的冲突。戈万的死亡更像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西穆尔登本就不完整的空虚躯壳,让他也走向覆灭。在分析品评人物形象时,不应当只从共时的层面出发,更应该追根溯源,从历时的角度分析问题,尊重人物自身的生命发展逻辑。

参考文献:

[1]杜东枝.《九三年》中的人道主义问题[J].云南社会科学,1982,(04):90-95+89.

[2]胡迟.选择的艰难——重读雨果的《九三年》[J].名作欣赏,1998,(03):8-11+14.

[3]齐晓迪,祁晓冰.人性救赎之歌:浅析《九三年》中的正义与道义之争[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01):103-104.

[4]曾诣.从雨果笔下的神父形象分析其宗教观[J].韶关学院学报,2015,36(03):36-42.

[5]林學锦,詹扬文.试论雨果小说中神父形象的人道主义内涵[J].汕头大学学报,1994,(01):39-46.

[6]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 2008,(04):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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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杨惠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

[13](法)雨果.九三年[M].叶尊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1957.

[14](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郭俊航,女,汉族,湖北荆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20级本科生,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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