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理擘画下创立
——周恩来与中国音乐学院建校文献新见

○郭克俭

如众共知，中国音乐学院于1964年3月2日诞生于北京西城区李广桥南街1号，原北京艺术学院所在地，即今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回望58年办学历程，虽然曾历经办学之初的强行拆散，但1980年10月16日复校后，重新焕发了民族音乐教育的勃勃生机。1989年，李雁宾、王照乾两位老师拿到了1964年文化部上报给国务院的《关于建立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国舞蹈学院的请示报告》，并在其负责撰写的《中国音乐学院简史》中转述①李雁宾、王照乾：《中国音乐学院简史》，《中国音乐》，1989年，第3期，第16页。。而关于周总理倡议中国音乐学院成立讲话的文字材料依然没有找到，笔者曾以专文“从一条建院资讯、一场动员报告、一则复校报道、一部学院简史、一段往事回忆和一篇专题文论”等六个方面②郭克俭、盛梓杨：《在总理关怀下诞生—周恩来与“中国音乐学院”创建研究回溯》，《中国音乐》，2020年，第2期，第48–53页。给予考索。

2019年应邀承担中国音乐学院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士魁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14）子课题一的研究工作，周恩来总理巨手擘画与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其对中国当代声乐史发展方向、道路和目标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划时代意义及不可或缺的特殊史学价值，重又成为本子课题必须认真深入探究的重要声乐发展史论题。1995年第6期《党的文献》杂志刊载的题为《周恩来指导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等文献选载（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九六五年三月）》③周恩来：《周恩来指导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等文献选载（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一九六五年三月）》，《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3–18页。系列文论，其中第二篇《关于音乐舞蹈问题》一文的谈话内容中，出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字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周恩来总理擘画成立“中国音乐学院”，唯一见诸文字的确证史料。笔者不揣谫陋，拟以周总理关于音乐舞蹈“三化”的系列讲话为依据，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对周总理关怀下的中国音乐学院创建史实给予历史追索，探寻一代伟人在音乐舞蹈艺术教育方面高瞻远瞩并成就卓著的丰功伟绩。

一、《党的文献》刊出周总理珍贵文献

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文艺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关心、关怀之深和重视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从1959年5月3日下午于中南海紫光阁发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讲话》④此文系周总理于1959年5月3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3–5；3–5；5–6；6–11；11–13页），至1965年8月1日于文化部所作《关于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⑤此文系周总理于1965年8月11日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为文化部相关单位负责干部、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和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节录。（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赵春生主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0–317页）的报告，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共有30余次关于文艺相关问题的正式公开讲话、指示，其中10余次为长篇报告。但不无惋惜的是，周恩来总理大多数讲话内容或许因为诸多主客观特殊原因，未能得到即时公开印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版形势有很大改观，但相关文献仍分散于《周恩来论文艺》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周恩来文化文选》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赵春生主编：《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周恩来选集》（上、下）⑧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1984年第1版。《周恩来陈毅论文艺》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⑩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等各类不同版本文集及相关报刊杂志中，令人无法集中学习和全面深入领悟开国领袖周恩来总理的文艺思想真谛。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集中刊载周总理1960年11月至1965年3月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报告、讲话和论述等七篇16页篇幅文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为当代中国音乐舞蹈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确凿史料支撑。其具体篇目名称⑪七篇文论的标题均为《党的文献》的编者所加。概述如下：

第一篇《艺术要不断创新和提高（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⑫此文系周总理于1959年5月3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3–5；3–5；5–6；6–11；11–13页）。此文系周恩来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后，同部分文艺工作者的谈话纪要。他指出：“出国演出必须增加新东西，表现新主题，做到文采风流，日日前进。新节目要有新的思想内容，有很好的艺术质量。演员必须有基本训练。民间唱法歌手的嗓子常常会哑，这是在训练方面没解决的问题。我早就向吕骥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此讲话文稿曾作为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两个会议（后被统称为“新侨会议”）文件之一，分发给与会代表们学习。

第二篇《关于音乐舞蹈问题（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⑬此文系周总理于1959年5月3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3–5；3–5；5–6；6–11；11–13页）。此文系周恩来召集齐燕铭、夏衍、林默涵、张致祥、周而复、周巍峙等同志就音乐舞蹈发展问题谈话内容，关于京剧团出国内容略去。详细内容及精神要义后文专述。

第三篇《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几个原则（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⑭此文系周总理于1959年5月3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3–5；3–5；5–6；6–11；11–13页），此文系周恩来总理在周扬1964年7月24日上报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共有五条。在文后所附周扬请示件中，凡周恩来的修改处均为黑体字，删掉的词句则用单书名号“〈〉”标记。

第四篇《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朗诵词修改稿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⑮此文系周总理于1959年5月3日下午，邀约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参见《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3–5；3–5；5–6；6–11；11–13页）。此文系周恩来在1964年9月23日上报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朗诵词》的修改稿，凡经周恩来修改过的词句均用黑体字标出，删掉的词句则用括号［“（）”］标记。

第五篇《文艺工作者要首先做到革命化（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⑯同注④，第13–14；14–17；17–18+28；6页。。此文系周恩来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所作报告内容之节选，参加会议的七千余人包括《东方红》演职员工及中央、地方和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的代表。该文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革命派。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孜孜不倦，到死为止。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何况青年人。要懂得运用为中国的工农兵、劳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形式，不论什么表演，都要通过民族化的形式表现革命的内容，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第六篇《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⑰同注④，第13–14；14–17；17–18+28；6页。，此文系周恩来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给予再创作，拍成电影胶片发行事宜。特别指出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贯穿着，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

第七篇《对修改排练后的〈东方红〉的意见（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⑱同注④，第13–14；14–17；17–18+28；6页。。此文系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看《东方红》的修改排练后的座谈会上，从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进一步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二、周总理与五位副部长谈话内容读解

以上列举出来的七篇文献均系首次公开发表，每篇材料都十分珍贵，艺术史学价值极高。特别是其中第二篇《关于音乐舞蹈问题》，对还原周恩来总理擘画中国音乐学院成立来龙去脉的过程，意义十分重大，史实真相一目了然。关于此次谈话的具体日期问题，本着“史实第一性”的治学准则，笔者觉得此处还是有必要作以交代和说明。《党的文献》明确标注为1963年10月12日。但笔者在查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⑲力平、马芷荪主编，马芷荪、杨明伟撰：《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进行相关材料比对时，却发现其第573页标注的时间为1963年10月20日，前后相差8天之多。根据《周恩来年谱》中前后文所述内容，虽然尚待进一步确认，但基于年谱严谨性、准确性的编纂要求，以及责任人材料来源渠道得天独厚的真实性，笔者亦原则上表示赞同。但为行文日期前后统一，本文仍以依据文献来源之处—《党的文献》所示日期为准。

1963年10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文化部五位副部长齐燕铭、夏衍、林默涵、张致祥、周而复等人进行专题谈话，其中最为重要事项就是布置首都文艺表演院团、音乐院校建设新方案等相关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中不仅两次提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于1950年年初在天津河东区大王庄五区十一经路，并于1958年搬迁至北京鲍家街21号前清醇亲王南府府邸，即今鲍家街43号），同时在讲话的后半部分三次提到了尚未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即“中国音乐学院要能更普及，要大众化”；“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培养职业中学的音乐师资”；“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舞蹈学校将来可以合，现在可以分别加些唱或舞”⑳同注④，第13–14；14–17；17–18+28；6页。。

令人倍感钦佩和感动的是，国事繁重、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音乐舞蹈艺术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大计运筹帷幄，规划科学、目标远大、定位精准，并早已为专事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舞蹈艺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人文传承的高等音乐学府设计好了校名，新的一所音乐学院的宣布成立已是指日可待。“国音”校史中所言“周恩来同志倡议建立一所新的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学校，并为之定名中国音乐学院”㉑同注①。的校名出处由此得到了确切的印证。

1963年10月12日，周总理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程到文化部借着敦促强调京剧团出国演出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必须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高标准、严要求，真正做到“实过其名”地把最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粹”京剧传播到海外等问题的时机，将时任中宣部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张致祥、周而复等五位同志，以及分管音乐舞蹈工作的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等同志召集在一起，特别布置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三化”方针讨论，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剧院一二两团之校院分立等问题，《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5—6页以《关于音乐舞蹈问题》为题将之刊出。此次谈话内容约为1430字，笔者将最为关涉本论题的内容摘录于下：

音乐舞蹈方面的问题是复杂一些，难解决一些，因此搞了十四年没有通。现在有些看法有点偏，难免。我是首先发难，然后百家争鸣，求得思想一致。希望文化部党组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向我汇报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再发动讨论。可以在报刊上发动讨论。我是感性知识加些理性知识，还不能说已经很好地总结了，应该允许大家讨论。

……

中国音乐学院要能更普及，要大众化。

民族音乐和西洋形式都要表现现代生活，这一点是平等的。

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培养职业中学的音乐师资。

中国不一定要最低音乐器，有的把西洋乐器改头换面混进去，不行。有时乱用“嘣嘣”之声，听起来更使人反感。

中国歌剧舞剧院不仅演歌剧舞剧，还要演新歌舞剧。要向戏曲学习创造新歌舞剧。戏曲演现代生活，用假嗓儿有困难，去掉，也难办。歌剧团和舞剧团可以互相学习，也可以合演。

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舞蹈学校将来可以合，现在可以分别加些唱或舞。㉒同注④，第5–6页。

综观上文便知，从时间的连续性和内容的真切性上看，文化部1963年11月14日起草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建立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舞蹈学校的请示报告》，其开篇的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直言“根据周恩来同志谈话精神”，由此足见“周总理谈话精神”对“建立中国音乐学院”是具有方向性的决定意义的。而这里所说周总理的“谈话”，显然指的是1963年10月12日的这次明确中国音乐学院校名及学校性质、定位、任务和办学方向的“谈话”，而不可能是包括1963年8月16日周总理在文化部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讲话在内的其他“讲话”的内容了㉓央院校史课题组编：《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10年印制，第66页。，尽管文献与“国音”建校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相关性。

三、周总理强力推进“国音”呼之欲出

1961年6月19日北京“新侨会议”，周总理响亮地提出了关于文艺价值判断的至理名言：“艺术是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同时反复强调文艺发展要“以我为主”，并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㉔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电影艺术》，1979年，第1期，第12页。。“文艺服务于人民、发展‘以我为主’”，这就是周总理在“新侨会议”上对文艺界的谆谆告诫。

但两年过后，1963年音乐舞蹈领域“重洋轻中”的思想认识观念及中西关系处理，依然未有实质性转变；真正树立以民族音乐舞蹈为发展主体的思想观念，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大量工作。故，周总理于1963年4月、8月接连两次对文艺工作者发表讲话，又于10月专门召集五位副部长及相关负责人进行谈话，一次比一次急切，一次比一次严厉，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4月19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的“中宣部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总理作了题为《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长篇讲话。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当讲到第三部分“大力加强革命的文艺战线”之第一点“关于革命的文艺路线”时，周总理首先强调：党的革命文艺路线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同时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从延安时提出，进城以后又再三强调，但有的时候还会忘记”。㉕周恩来：《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载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他谆谆教导，叮嘱广大音乐舞蹈工作者，要把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重要准则认真遵守，并要时时刻刻牢牢地记在心上。

在谈到文艺创作和表演中的问题时，更是一语中的，直指要害。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要使广大工农兵看得懂，听得懂，能产生共鸣，必须民族化、大众化。……农民听不懂交响乐，我也听不懂，只欣赏‘洪湖水，浪打浪’。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人也不是都听得懂交响乐的。”关于声乐问题，“洋嗓子唱起歌来，我也听不懂，听外国民歌还能听懂几句”。但一些人却“只唱洋歌，连一些有名的民歌歌唱家也学洋嗓子，结果失掉了民间风味，这是领导上不注意，以为民歌不重要，结果到群众中通不过，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㉖同注㉓，第171页。另外，还对乐队在乐池伴奏声音太响形成“声墙”盖住演员声音问题、对中央歌舞团表演皖北民间舞蹈《花鼓灯》和上海歌舞剧院舞剧《小刀会》中的弓舞，盲目学习外国舞蹈表演方法，女演员站在男演员腿上与时代不符等问题，直截了当地指出，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8月16日，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再次发表长篇讲话，一开始讲便直奔主题，除点剧批评“舞剧《小刀会》《宝莲灯》想不到也有洋里洋气的东西，芭蕾舞的动作很多”外，以更为严厉的口吻将“音乐学院把民族与西洋的混在一起”贬斥为“改良主义”，惋惜“不采取革命主义的办法”。由是不难看出，周总理分明已经把准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并坚信中西音乐舞蹈的基本功是并行不悖“两条线”：“先分清界限，把基本功巩固，然后才能讲融合”；“把基本功的教育分开，就是暂时分不开学校，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人教”；“要把教育方针、教学计划、教育制度定下来，一切的一切，还是从教育入手。歌舞团的整顿也是大事。我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取消芭蕾舞，也不取消外国乐器，也不取消外国的唱法，我们只是把它分开”。㉗周恩来：《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1963年8月16日）》，载《周恩来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6–178页。此次讲话，周总理提出中西音乐舞蹈分开训练的全新话题，并由此辩证地阐发普及与提高性质与方法，对于正确认知中西音乐的价值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因为周总理1963年8月16日的讲话于1979年就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刊行，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校史编纂者及相关当代中国音乐史研究者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分校暨“中国音乐学院”建校的最重要依据㉘在两院院史中均有以下表述：“1963年8月，周恩来总理就音乐舞蹈工作有过几次谈话，提出我国在音乐舞蹈和其他文艺事业上，应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着重继承和发展祖国艺术传统。为此，他倡议建立一所新的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的学院，并为之定名为‘中国音乐学院’。”。而对于迁校北京仅仅五年且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建设仅有三年的“中央音乐学院”来说，各方面工作刚刚步入正轨，更待蓄势前行却又面临二次分校，一定是心有不甘。原本不够充足的师资队伍、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软硬件，还要继续消减和划出；在思想感情、专业方向、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存在转型和发展方面的沉重压力；所以在分校问题上遇到较大的阻力亦在情理之中。㉙即便是“文革”中被强行合并到“五七”艺术大学，而当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原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意欲重新复校时，依然遭到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反对。据复校时任院长李凌回忆说：“赵沨（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同志经文化部同意要和我商量，取消复院计划，我没有同意。”（李凌：《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9月过去仍然不见分校的迹象，可见阻力很大，思想观念的改变何其难矣！既然分校决策已定，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坚决遵照执行。10月20日，周总理借着强调关于京剧团出国演出的主要任务及注意事项的安排之机，特意把文化部五位副部长和分管音乐舞蹈的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等召集在一起，直奔主题地布置“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讨论和院团调整两项工作。总理讲话直奔主题：“希望文化部党组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向我汇报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再发动讨论。可以在报刊上发动讨论。”“经过准备，进行讨论，要有文字的根据。时间可以长一些。”因为早已深思熟虑，工作布置亦十分具体：“组织调整可以从北京开始，要认真地搞。学校可在寒假时调整，表演团体现在便可搞。”㉚同注④，第5页。毫无疑问，这次谈话的目的实际上已经极为明确，工作任务及落实步骤亦十分具体，总理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一道严厉的行政命令，根本不存在可以讨价还价商量的余地。

1963年11月14日，文化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建立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国舞蹈学院的请示报告》，12月26日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对《请示报告》的批示：原则同意，并给中国音乐学院批了8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㉛同注①。经过紧锣密鼓的精心筹备，1964年3月2日，中国音乐学院正式开学上课，9月21日举行建院典礼㉜中国音乐学院是由原北京艺术学院及附中的师生约有370人，中央音乐学院及附中有关民族音乐系、科师生约有210人，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职工约有50多人，全院共有630多人。；10月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48次会议通过，任命安波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马可、关鹤同为副院长㉝《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8日，第2版。。与此同时，中宣部1963年11月27日向周总理呈送《关于召开音乐舞蹈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宣部建议，文化部联合中国文联之音协和舞协于12月18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首都音乐舞蹈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近90人㉞主要以在京代表为主，外地代表仅有17人；其中音乐界包括贺绿汀、程云等10人，舞蹈界7人。，会议由林默涵、徐平羽两位副部长主持，至1964年1月7日结束。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光明日报》于1964年3月6日，率先开辟“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新舞蹈”专栏，并配发“编者按”，号召广大音乐舞蹈工作者踊跃参与“三化”讨论。至此，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两项工作均已胜利完成。

简短的结语：铭记周总理嘱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音乐艺术领域关于“土洋嗓子”㉟准确地说，“土、洋嗓子之争”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秧歌”运动的时候即已初露端倪，只是限于专业内部口头，没有针锋相对见诸报端而已。（李焕之：《论如何发展民族的声乐艺术》，《文艺报》，1953年，第2期，第18页）问题开诚布公的激烈讨论，至1963年岁末已经整整地过去了十四年，虽然文艺战线上取得了很大建树，音乐舞蹈方面也有很大成绩，但现实文艺战线的工作中所暴露的诸多未予解决的缠结，依然让总理很不满意而又心急如焚。既然中西音乐舞蹈戏剧同台合演、中西音乐舞蹈同校培养效果不能一如所愿，相反却“搞了十四年没有通”“疙瘩”没能解开，那就广开思路、换一种方式，即各自分开，放开手脚、各显神通、独立发展，免得相互纷扰、裹足不前。

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三化”方针所作的两次讲话、一次谈话，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中国音乐学院终于于翌年开春成立并开始上课。回望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音乐学院始终铭记周恩来总理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朝着“能更普及，要大众化”㊱同注④，第6页。的方向，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在国内有良好声誉、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并具有自己特色的高等音乐学府”㊲樊祖荫：《三十而立 任重道远—纪念中国音乐学院建院三十周年》，《人民音乐》，1995年，第1期，第26页。，被赞誉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殿堂’‘民族音乐家的摇篮’”㊳金铁霖：《在中国音乐学院建院4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讲话》，载樊祖荫主编：《中国音乐学院建校5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67页。。几代国音人始终铭记周总理的教导和嘱托，“始终怀着开创民族音乐教育事业的崇高使命感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音乐的极大热情，秉承建校初期提出的‘密切联系群众，深入教学实际，埋头苦干、亲密团结’的作风，在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征途中，走出了一条艰苦卓绝的拓荒之路”㊴赵塔里木：《庆祝中国音乐学院建校五十周年》，《人民音乐》，2014年，第10期，第28页。。在民族音乐表演、创作、研究和教育人才培养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出业绩；在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表演艺术理论体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如今，中国音乐学院继续肩负新时代使命担当，进一步凝练“‘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的办学理念，以华夏国学为底蕴，继续积极学习并融入世界的音乐教育大潮之中”㊵王黎光：《兼容并包 借鉴创新—建设“中国乐派”系列思考》，《中国音乐》，2018年，第1期，第5页。。2017年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国音乐学院位列其中；2020年12月，“国音”跻身北京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行列；2022年2月，再次入选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大学名单。站在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国音”正以“五院一地”㊶“五院”即中国音乐理论研究院、中国乐派研究院、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教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院；“一地”即中国音乐研究基地。建设为契机，筑牢学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理论研究基础，加强国家智库建设，为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和北京“四个中心”城市功能定位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正阔步为实现中国特色、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高等音乐学府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可以告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天之灵，您擘画创建中国音乐学院的重大决策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