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新时代系统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总纲领，也是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定不可或缺的逻辑向度。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城乡融合的历史必然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将解决好“三农”问题贯穿于现代化的全部探索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时代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从实践指向看，必须从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出发，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三农”；城乡关系

［中图分类号］  F32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3）09-0054-08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但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各国因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的差异，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调适性、多样性。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的根本要求和前进方向，并全方位、多维度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一个基本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立足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因此，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新时代系统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难题的总纲领。党的二十大又提出了新征程“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明确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征程“三农”工作的主题主线。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定不可或缺的逻辑向度。为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点，从理论、历史、现实和实践维度全面剖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三农”向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乡村振兴战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释

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科学理论。18世纪出现的蒸汽机等重大发明，在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同时，也推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正式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而置身于这一洪流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其中，他们科学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城乡融合的历史必然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一）农业生产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位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指向

2023年第9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和重视农业发展的思想，是建立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重农学派农业基础地位理论基础上的，同时又关注到了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相较于重农学派对农业的重视是建立在贬抑工业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则充分肯定了工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强调工业革命使工业逐渐取代了农业而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并造成了一切农业生产要围绕着工业生产来运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和重视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观点，是在高度重视发展工业的前提下阐发的，突出了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个要点：第一，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其中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是满足生活的首要前提，这也就决定了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整个社会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时间越少，那么用于其他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方面的时间则越多。“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勞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3］第三，农业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农业劳动特别是生产食物的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只有农业生产有足够的生产率和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才能使一部分人从中别离出来从事其他劳动，从而为社会分工的发生和发展提供现实基础。第四，农业生产率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倘若刨除对外贸易不谈，那么从事加工工业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量，“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4］。第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进入工业时代，农业并没有因其产值比重下降和从业人员减少而动摇其基础性地位，相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产品贡献愈发凸显，因而“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5］。

习近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一再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6］，“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7］。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二）城乡融合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对立的矛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城乡平等”论与亚当·斯密“自然顺序”论中的相关思想，并且以生产力发展和分工演进为基点，透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辩证地分析了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以及最终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为弥合城乡鸿沟、推动城乡融合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城乡之间从“混沌”到“分离”再到“对立”最后走向“融合”的发展演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还尚未形成社会分工的原始社会时期，城乡处于混沌一体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有了分工，城乡开始走向分离。但这时乡村凭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城乡关系中仍处于一种暂时的主导地位。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手工工场，这种高度分工和協作的生产模式，吸引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要素和资源从乡村聚集到城市，这时“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城乡逐渐进入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对立状态。城乡对立产生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但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要求必须消除城乡对立。如果不消除城乡对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不算完全实现，而且城乡差别也会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向前迈进的制约因素。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指出：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产物，也势必会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逐渐消除并被城乡融合一体所取代，并强调“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8］。只有超越城乡之别、实现城乡融合，才能“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9］，“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8］，“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9］等。同时还提出了诸如消除旧的社会分工、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实施农业合作化、发展科学技术等推动城乡融合的具体途径。

习近平牢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发展的最终指向，反复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0］。而现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性重大关系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为突出。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渐消弭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证成

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被裹挟着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被迫开启了以自救自强为紧迫任务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接连而起，每一次重大历史变革的背后都饱含着艰辛曲折的现代化探索。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之路由此揭开了崭新篇章。但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的东方大国探索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设想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将解决好“三农”问题贯穿于现代化的全部探索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党成立后，就敏锐地意识到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于是，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党率先致力于政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此“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11］。然而，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为首要任务。从革命斗争的失误教训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是如此，当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毅然进军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党的工作重心也逐步转向农村。党在深入农村以后，开始更加切实地关注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意识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12］。为此，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使亿万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中解放出来，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成功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正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党才领导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推动中国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由政治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①的战略目标。但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基础薄弱的局面，加之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如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1］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难题。毛泽东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13］在此指导下，为支持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党通过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和水利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同时又建立了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人民公社体制等一整套以农促工、城乡分割的政策举措，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由农到工、由乡及城的单向流动，形成了“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格局。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了一些历史经验，但由于受制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收入和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应该客观地看到，亿万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让步。据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国家通过对农业实行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的资金达5 100亿元［14］。正是在农民的支持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明确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②战略。为此，党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并在此后几十年几乎领跑了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虽然解决了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制度保障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三农”本身的发展问题，农民的自主权和利益受到了伤害，而经过改革形成的“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15］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为农业注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到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 000亿公斤左右跃上了4 000亿公斤的台阶。［16］此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也把众多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加之随着城乡需求增长、国家政策的支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独特道路，推动了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向国家交纳税金830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7%，占同期国家财政净收入的163%。［17］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农村成为中国改革的桥头堡，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整个国民经济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极大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实现重大突破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大范围、更高频次的城乡要素流动的要求，国家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松绑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大量农民开始涌向城市和其它非农产业，不仅极大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更为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此外，通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低价征用、高价出售，还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18］。但城市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城乡失衡严重，各种抽取农村生产要素的负向效应也与之显现出来，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有基层干部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口号。至此，推动工农城乡关系转型、解决“三农”问题开始被提上政策议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相较于城市的迅猛发展，乡村发展的短板非但没有补齐，反之城乡差距日趋扩大，城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对“三农”战略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③的重要论断，后又作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战略阶段的研判。与这一系列重大战略研判相配套的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四大补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随着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三农”发展势态逐渐好转，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这种状况如若不尽快得到解决，势必会严重影响中国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这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出发，用“小康不小康，关键靠老乡”［10］“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0］的全新论断来突出“三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重中之重地位。为此，党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目标，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党的十九大立足“三农”新的历史方位，面向全面现代化，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并首次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把“三农”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高度，实现了从优先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到优先满足“三农”发展的又一个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性转轨。

历史充分证明，“三农”问题一直是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而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的关键。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百年历程，洞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做出的重要决策。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短板，是开创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历史逻辑。

三、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共性要求，又立足中国国情、凸显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同时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这五大特征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一）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据统计，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体的人口都加在一起，大概是10亿人。因此，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没有先例可循，面临的艰巨性、复杂性也是西方式现代化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上必定会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粮食供给“不能出现任何闪失”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人口与土地、水等基础性资源匹配度较低，仅有世界上6%的淡水资源、7%的耕地，却拥有世界1/5的人口，“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无法规避的重大挑战。尽管这些年中国比较稳定地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但仍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变化，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再加上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保障国内粮食有效供给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筑牢大国粮食安全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城乡长期共生共存”的客观规律之上的。纵观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然而，我国14亿多人口规模的巨大体量，无论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农业基础地位都不会动摇，乡村都不可能被消灭，城乡长期共生共存也是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城镇化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倘若在现代化进程中把这4亿多人落下，使得城市越来越现代化、乡村越来越萧条，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更不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的渠道，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

（二）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也是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9］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承载了缩小城乡、群体、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举措。具体而言，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的发展劣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加之多种因素制约，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仍存在较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最突出短板。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更为突出。据统計，2020年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倍差高于城镇居民23个百分点［20］，同时这种扩大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加剧了农村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前提下，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促进农民内部收入均衡化发展。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农村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则整体相对滞后，二者的不平衡性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促进政策和资源向中西部农村倾斜，促进区域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和协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0］作为一个自古以农业立国的大国，中国数千年的乡土生活、农业生产，孕育了悠久而厚重的农耕文明。可以说，中华民族从农耕原点走来，中华文明从广袤乡村走来。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和精髓，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耕规律，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念；从孝老爱亲、耕读传家的祖传家训，到友邻共融、明礼诚信的乡风民俗；从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到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等等。这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风俗人情和处世哲学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和智慧结晶，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积淀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时空转换，但根植于乡土的农耕文明依旧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栖息地，依旧是中华儿女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始终具有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对此，习近平一再强调：农耕文化“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10］，而作为农耕文明发源地的乡村绝不能走向衰败、成为记忆中的故园。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传承提升农耕文明，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不仅为广大农民供给丰厚的精神文化滋养，还为中华民族复兴夯实精神根基。

（四）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1］中国决不沿袭传统现代化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创造一种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化。其中，广袤的乡村地域和众多的农村人口占据了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的绝大部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起点在乡村，关键在乡村，实现也在乡村。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日益凸显，资源与环境的“紧箍咒”越绷越紧。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面源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推动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其次，农村人居环境在日益恶化，生活垃圾遍地、生活污水乱排、村庄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制约了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改善山水林田路房整体状况，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和农民群众对良好人居环境的殷切期盼。最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居民回归自然的生活理念持续增强，乡村的角色和功能定位进一步丰富，其生态环境不仅影响着城乡居民“舌尖上的安全”，更是被赋予了休闲娱乐、寄托“乡愁”的文化功能。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农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赚到“生态钱”，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结合。

（五）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同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现代化老路，中国主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坚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逻辑，摒弃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失道做法，打破“国强必霸”的发展定式，开辟出全新的大国复兴道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与日俱增。对此，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从“应变局”来看，无论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一度致使数千万农民工留乡返乡，但却没造成社会失序甚至动荡，关键是农民依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再加上农村发展势头良好，使农民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这不仅保障了弱势农民的利益，更维护了社会结构的弹性，成为中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独特优势。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强化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和现代化“稳定器”的功能，从而有效应对各种危机的冲击。从“开新局”来看，习近平指出：“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10］一方面，推动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可以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形成日益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有助于摆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提升经济行稳致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加快推动工农城乡经济循环，有利于中国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功能。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精神旗帜、发展要求、动力机制、崇高目标，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必须从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出发，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第一，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看，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习近平一再强调，“办好农村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10］。为此，要着力提高党领导“三农”工作的能力和定力，牢牢把握农村改革发展的主动权，切实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為乡村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体制机制方面，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制度、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要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不断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和使用，着力提升“三农”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要抓住健全乡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解决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将其打造成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

第二，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看，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必须遵循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关系变化特征，顺应农民新期盼，立足国情农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具体而言，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走共同富裕之路；充分开发与利用乡村的价值与功能，走质量兴农之路；大力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

第三，从实现高质量发展来看，要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必须以最有力的措施、最严格的要求扎实推进。具体而言，要重新审视乡村的价值，大力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保持历史耐心，典型带动、梯次推进乡村振兴，不搞齐步走；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加快形成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乡村振兴，积极探索科技兴农模式，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动力。

第四，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看，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村民自治又是农村基层民主的基本形式。必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到乡村振兴全过程。具体而言，要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創新与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健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群众借助议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平台，全过程参与农村社会经济事务的决策，真正把群众说了算落到实处；要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公开，加强群众对村级权力有效监督，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断夯实村“两委”的群众基础，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第五，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来看，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文化是乡村发展的根和魂，“培根铸魂”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智慧支持和精神力量。具体而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倡导诚信道德规范，不断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和乡风文明程度；要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群众文艺扶持机制，繁荣乡村文化生活，为广大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

第六，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看，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不能采取削高填低的办法，关键是全方位增加农民收入。具体而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要大力发展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推动农民致富、集体增收；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力度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全面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素质；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同时还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增收和民生困难问题，帮助农村低收入人口创造更有保障、更加宽裕的美好生活。

第七，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看，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广大农民的幸福“增长点”、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必须推动乡村生态振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乡村生态系统稳定健康、生活环境整洁优美。具体而言，要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着力强化生态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全面改善田水路林村风貌，建立健全整治长效机制，大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要探索建立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第八，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看，要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纵观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乡村衰退导致的“乡村病”、城市贫民窟是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积累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比如“赤脚医生”被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乡镇企业曾经是众多国家学习的样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世界银行称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最好的教科书”等。为此，要继续积极总结乡村振兴的宝贵经验，努力创造乡村发展的中国样本，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宽人类解决乡村问题的思路和路径，为构建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第九，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来看，要推动乡村文明复兴。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生成的原生性文化基因，而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本根和原脉。可以说，创造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地要求乡村文明复兴，让乡村文明内生到中国特色的文明模式之中。具体而言，要重新认识乡村文明的价值和使命，打破西方现代化中城乡文明的对立和冲突，推动城乡文明相互融合、互补互促；要深刻阐释和弘扬传统乡村文明，充分激活现代性价值、探寻现代化表达，使乡村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要推动以城市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向以乡村为主导的城乡互动式的新理念转型，使乡村文明成为中国走向生态文明的新起点。

［注 释］[KH*2D]

①

四个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全国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② “三步走”战略：1987年10月，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主要内容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③ 两个趋向：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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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Path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of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i  Jie

（Faculty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not only a general program to systematically solve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logical dimension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inherent provision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Marx and Engels，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basic posi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reatively appli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ree rural issu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ree rural issues” throughout the whole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logic of times，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and expand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we must start from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vitalization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Urbanrural relations

（責任编辑：张梦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