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路地域差异看民国晋商服饰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梁惠娥 方凌云 贾蕾蕾

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lothing of Jin-merchants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ommercial routes

摘要：民国晋商商路发达，其服饰受各地域经济文化、民俗风尚等影响，形成了多样的艺术特征。文章从民国晋商涉足的三晋地区、蒙中地区、江南地区入手，分析各区域晋商的服饰特色，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研究认为，源起于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是黄河流域文化的典型例证，通过恪守当地服饰保守简朴的特征，对儒商观念的信仰进行物化表达。蒙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根据环境决定形象差异，利用服饰表明身份符号，以便快速融入当地商贸环境并突破群体界限，寻得异乡文化认同，构建出多元一体、守随并蓄的民俗风貌。

关键词：晋商服饰;地域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认同;多元一体;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41.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3）090128

引用页码：091301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3.09.015（篇序）

山西位于内蒙古草原的游牧经济区和中原汉族农业、手工业之间，“路当孔道”必多商。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提到，“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从历史上看，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1］。民国时期晋商行商范围始自三晋地区，以太原、平遥、祁县等地为中心展开贸易，北上抵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内蒙古中部地区，南下进入扬州、松江府（今上海）等江淮沿海地带。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不同的地方文化特性，三种相异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晋商服饰在保留山西本土风貌的同时，也受所经之地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样的艺术特征。目前学界关于晋商服饰的研究，主要以清代为时间背景展开，研究内容具体有以下三方面：1） 从社会发展情况诠释晋商服饰文化的形成，如谢玮［2］、李鹏斌［3-4］;2） 基于晋商服饰文化特点探讨其传承方式，如马孟超等［5］;3） 归纳晋商服饰文化对现代服饰的影响，如李志如等［6］。由此可知，学界对晋商服饰的研究思路与时间界定较为局限，对其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共同研究较少，且多以阐述自身观点为理论框架，缺少图像与实物的佐证。因此，本文将从民国晋商商路入手，结合图物资料指出三晋地区、内蒙古中部地区（简称蒙中地区）、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艺术特征，分析地域差异所体现的晋商服饰文化内涵，以期为完善民国晋商服饰风貌提供多元视角。

1 三晋地区保守矜重的服饰特征

作为晋商的发源地，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是最具传统核心意味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西的地域环境造就了晋商敢为天下先的品格和朴实浓厚的服饰文化，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地形地貌。山西位于黄河中游东岸，整体来看地势起伏较大，是被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因山多闭塞，少受外来文化侵扰，故形成并保留了淳朴艳丽的黄土高原服饰文化。二是自然气候。山西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温差较大，冬季天寒风烈，因此御寒保暖是决定穿着的重要因素。三是地理环境与自然气候影响下的种植业与畜牧业。高海拔和充足光照使山西地区非常适合养蚕缫丝，其中晋北地区更因地处高寒而多养殖羊，以便做成羊皮袄抵御风寒，棉、丝、毛均为晋商服饰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除以上三点地域因素外，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天人合一”也深刻地影响着晋商服饰的发展。以上四点反映在晋商服饰上，其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十字”无结构的自然造型，注重色彩对比与实用性，具体以夏季长衫、冬季长袍和短褂为主。

在服装形制和面料方面，夏季长衫与冬季长袍造型基本相同，均为立领右衽斜襟，袖长至手背，底摆两侧开衩至大腿处，衣长至脚腕，“整体轮廓宽体直身，造型是直线平面结构”［3］，是为三晋地区传统典型造物形制。其中长衫为单层棉布或织锦缎，袖子较为宽松;长袍内夹棉花，袖身紧俏（图1［7-8］）。短褂为立领对襟，五粒盘扣，袖长大多至手背，有些至手腕（图2［8］）。有时或将里面的白色长袖衫翻折出来包住短褂袖口七八厘米，呈现商人干净利落、有条不紊的形象。面料根据行业及地位不同分为丝绸或棉布不等，以晋商中最具影响力的票号行业为例，由于平常接触的人物通常是官宦乡绅，因此大多会选用与其身份相匹的上等面料。其中较为特殊且具有代表性的是马褂，在山西也称坎肩，是在短褂的基础上去掉袖子演变而成，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等，主要在春夏时节套穿在长衫外面，是晋商的典型服饰（图3［8］）。

在服装色彩和纹样方面，笔者认为可参考现山西省晋商博物院馆藏的数十本以衣料改制包裹的账本（表1），上面饰有盘扣、绲边等服装工艺，面料为棉麻，暂称为“包书衣”。主要有红、黄、白等颜色，其中红色占其总数量一半。据推测，“包书衣”是取自三晋地区晋商家族的旧衣，因此根据其用色规律可侧面反映出晋商服饰中偏好暖色的现象。“包书衣”上面的图案纹样大多为手绘，内容是各样花卉植物，包括牡丹、荷花、蓮子、石榴等。纹样取材以小见大，得以窥见晋商对于此类吉祥纹样在服装上应用的喜好，皆有暗示家族大富大贵、繁荣昌盛之意。

配饰方面，晋商通常头戴一顶瓜皮帽，足蹬牛鼻子鞋。瓜皮帽形成于明代初，也称“六合帽”。颜色多为黑色，质料以纱、绸缎为主。帽边有一寸多宽（约1.33 cm）的黑色小檐，富商会在正中间缀饰一颗珊瑚或宝石，或直接用各色花纹绸缎制成，作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牛鼻子鞋同样为黑色，以鞋面前端两条拼缝包边酷似牛鼻形状而得名，多以麻布制成，便于穿脱行走。

总体看来，民国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形制特征为长袍马褂，风格保守矜重、均衡对称（图4），面料以棉麻绸为主、华实并存，色彩饱和度高、多为暖色系、对比强烈，纹样覆盖面积较大，多以团寿纹、团花丰字纹和山西地区植物形象为主，寓意家族祥瑞荣华。

2 蒙中地区宽厚粗犷的晋商服饰

晋地与蒙地比邻接壤，其间的茶马互市十分频繁，晋商通过官私两道把茶叶、粮食、丝绸、布匹输入内蒙古，并经过中部地区继续北上。旅蒙路途遥远，需在寒冷恶劣的气候环境下跋涉万里，因而走这条北上道路的晋商多采用驼队。《晋商研究》［9］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运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为3 450驼队和1 420车，合计为157万斤（78.5万kg）。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已多达9 670驼队和2 705车，合计为377万斤（188.5万kg）。”内蒙古中部作为必经地区，使得晋商驼队不断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其基本装束也因寒冷气候及草原文化逐渐改变。

在服装形制和面料方面，旅蒙晋商长袍依旧为右衽大襟，高立领，袖长至手背，但衣身逐渐趋于内蒙古袍宽松的特点，廓形从三晋地区上下均等的H型发展成上窄下扩的A型，并在腰间拴系一条腰带，整体看起来与蒙地服饰形象并无太大差别。底摆长度缩短10～20 cm，使腿部活动更加灵活。长袍和短褂多以厚实棉布制成，将驼毛、丝绵等作为棉服的夹层衬，或利用羊皮作为衣料，将羊毛面朝里用于保暖，羊皮面朝外耐脏耐磨。下身为深色长裤，裤腿收紧以避风沙（图5［10］）。

在配饰方面，旅蒙晋商驼队通常头戴一顶毛皮帽，包裹双耳用于保暖。足蹬皮制鞋，约长27 cm、宽9 cm、高15 cm（图6），其特点为鞋底较厚，底部嵌有铁钉，鞋尖呈屋檐形向前凸出，便于行走在草原、雪地等极寒环境，保暖且耐磨损。除此以外，旅蒙晋商会随身携带一个钱褡（图7［11-12］），其形制分为覆盖式和围系式，前者为长方形，又称褡裢，四角饰有流苏;后者形似腰包，又称围腰。笔者认为，可以钱褡为参考推测蒙中地区晋商服饰色彩，原因是钱褡为商贾贵重之物，需隐蔽保管，应与整体服饰色彩融为一体，避免鲜艳强烈的视觉差异导致钱财损失。钱褡多为素色，主要有黑、蓝、白色。推测到旅蒙晋商服饰上，应同样多为低饱和度的冷色系，一方面减少视觉对比，有利于提升驼队的安全系数；一方面贴近当地风俗，与天高草阔的自然环境色彩相得益彰。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蒙中地区的晋商服饰形制与三晋地区类似，但整体纵向缩短横向拉长，风格宽大粗犷（图8），面料以棉和皮毛为主、厚重朴实，色彩饱和度低、多为冷色系、对比减弱。

3 江南地区雅洋兼备的晋商服饰

至明代开中盐法，晋商就以盐业为契机涉足江南地区。扬州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吸引了各路商人聚于此地。清代王逢源等所著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卷12）》载：“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清代，山西亢氏以盐业在扬州致富，李斗《扬州画舫录（卷9）》记载“亢氏构园城阴，长百之里……世人呼之为百间城”。可见，当时晋商已稳居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商贸区。江南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潮湿，与三晋及蒙中地区寒冷干燥的自然环境截然不同。并且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商贸往来主要通过盐舟漕运。与蒙中驼商穿皮制束衣紧裤用于御寒类似，江淮一带的晋商也需因地制宜穿着便于水路活动的服装。京杭大运河作为清代沟通各地的交通要道，带动了服饰文化的大范围交流，付雅雯等［13］指出“来自山西等地的外商将原生服饰传播至苏州，又将苏州服饰文化带回至原生地”。可推测，到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在服装形制方面与三晋地区无太大差异，都遵循汉族传统“十字”结构立领斜襟长袍，外穿对襟短褂。

有所变化的是服装面料和色彩方面。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棉布丝绸业发展之盛，晋商汇集于此人数为最，购进大量绸缎布匹，一方面销往山西北地，一方面存留制衣为自己所用。因此在服装面料上，江南地区的晋商多用丝织绸缎等当地盛产种类，冬季则穿细腻皮绒、较少穿羊羔毛等厚重材质，整体风格轻薄柔和。除此以外，江南水乡“服色相对单一、饱和度较低、明度较高”［14］的整体地域服饰色彩文化，改变了山西地区晋商服饰热烈纯艳的服色特征，逐步偏向以青、黑、蓝为主色的冷色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清末民初上海一带最先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新的贸易经济中心发展成立。此前在淮扬经营盐业的晋商，也開始进入上海改营金融票号之业。据记载，“19世纪在上海的山西票号已有20多家，并一度与外商银行和当地钱庄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15］。许多归国留学生带起了穿洋装的新潮，冲击了旧时传统的着装打扮。为快速融入新的经商环境，晋商也开始改换上洋装，“头戴礼帽，足蹬皮鞋，长衫坎肩上拴着怀表，一副绅士派头”［2］（图9）。很快，这种由沿海城市兴起的西式潮流又辐射回三晋地区，使得许多富商大贾的穿着风格，皆是江南沿海一带晋商服饰艺术特征的缩影（图10）。山西祁县当地流传着晋商乔家映字辈当家人乔映霞的俗语，“成义子（乔映霞乳名），穿的洋袄儿洋裤子，裤子裆里缀扣子”。由此可见，江南地区晋商的衣着特征，除地域因素的影响外，时代所带来的西方外来文化和经济的冲击，也是改变其服饰形制和审美风格的重要原因。

总体看来，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分为“本土”和“西化”两个阶段。民国初期“本土”时期，其服装形制与三晋地区类似，但面料以丝绸棉麻为主、矜贵华丽，色彩单一、多为冷色系;民国中后“西化”时期，服装形制逐渐合体，并在配饰上增加了礼帽、皮鞋、金丝眼镜、怀表等外来物品（图11），整体风格中西并蓄。

4 地域差异所示的晋商服饰文化内涵

从北至南万里商路，民国晋商经受多地域文化的浸润，在服饰上呈现各异的艺术特征。然而要进一步了解晋商服饰的变迁，则需透过表象分析其背后暗含的文化内涵，主要反映出晋商的观念信仰与商业需求，以及二者融合后构建出多元一体的民俗风貌。

4.1 恪守儒商观念的物质表达

“其地在万山之中，险狭而硗薄，民力田勤苦……其势然也”，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山西地区的淳淳民风，有地方志载“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天然的客观因素一定程度上封闭了外界的干扰，促使晋商完全顺承接纳传统儒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一种必要恪守的经商观念，树立起“重信义、除虚伪”的商规，造就了晋商对于传统文化和本土民俗的敬畏与传承。

服饰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物质媒介，自然将当地民俗文化凝练显现出来。从中可见，晋商服饰无论从整体造型结构、色彩搭配运用还是刺绣工艺技法，都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李鹏斌［4］认为，晋商服饰是汉民族特色和黄河流域文化的典型例证，它反映了山西民俗注重色彩对比、图必吉祥、强调实用性等一系列艺术特征，而这背后所体现的则是晋商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磨炼出的艰苦韧性与生活期待，以及对儒商观念契而不舍的坚守，这种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晋商的衣食住行和礼教风仪之中。如刘群［16］指出，中国传统服饰中“备物致用”的造物思想分为实用、适用、巧用三个层次。笔者认为，体现在晋商服饰上，晋北商人的羊皮袄“白天穿，黑夜盖，阴天下雨毛朝外”、就地取材自给自足及废旧衣料的再利用，皆可透露出这种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惜物意识，而恪守这种意识则是晋商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

4.2 促进外商符号的快速认同

至北商路看来，从山西地区的农耕环境一路走到草原游牧民族地带，晋商服饰便由受儒家礼教影响的汉族传统立领斜襟，变为逐渐吸收融合草原文化的产物。其原因一方面是草原高寒气候的局限，使晋商不得不换掉麻布质衣，改穿皮袄皮靴以求保暖;另一方面是草原民族数千年游牧文化的演变，使他们习惯于马背上的生活，不便穿着宽大轻薄的服装，虽然内蒙古服饰仍为袍制，但需腰带束紧。笔者认为，反映到晋商服饰上，其保留了部分汉族“天人合一”自然直线的造物结构，依旧为立领右衽斜襟，变化之处为鞋尖等细节开始呈现翘角等弯曲造型，缩短了袍长，开始学习蒙制围束腰带。并且北方游牧民族对于自然的崇敬主要表现为对天的崇拜，因此其服饰多呈蓝色。黄土高原地区红、黄等热烈鲜艳的服色，和多以牡丹、石榴等植物崇拜进行的刺绣装饰，经过对草原文化的吸收，使旅蒙晋商在服饰颜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开始呈现由暖色系过渡为冷色系的特征。

至南商路看来，吴越文化依水而建，温婉细腻的水性特征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北方豪迈粗犷的交易风格与穿着打扮，使晋商在衣料、配饰的选择上更为考究。黄河流域孕育的服饰工艺和色彩，不断在江南水乡吴侬软语的交易中，转变为精致细腻的风格。清末民初，传统服饰等级制度松弛，晋商的生意触角逐渐延伸至上海，以及受西方舶来文化的影响，富商巨贾开始向上流社会靠近。众多因素促使流于上海的晋商所穿着的服饰充满了端庄矜重、标新立异的气息。背梳油头，头戴圆檐礼帽，配饰金丝眼镜和怀表，其穿着审美比江南民间细腻的水乡风韵更显精致奢华。

中间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政治经济环境为晋商南北的远销奠定了基础，而“装随地改”是作为外来者能快速融入当地、稳步拓展商业版图的最直接因素。综其二者，蒙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根据环境决定形象差异，不仅从其着装特征可看出民族融合的过程和三晋农耕文化的歧感接纳与自我转化，尤其放入商贸行业中，是影响合作伙伴和商业市场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相比于其他身份，外贸商人更迫切得到异乡文化认同。而晋商能“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其必不可少的原因就是在不同地域经商的过程中对“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审视与界判，通过服饰表明身份符号这种谋求利益而迎合的商业手段，便于快速融入当地商贸环境并突破群体界限，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和强大的普适性。

4.3 构建多元一体的民俗风貌

“道路视角是研究文明互动和区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切面，也是人类学研究族群文化变迁的一种重要路径”［17］。民国时期晋商涉足地域广泛，人数众多，通过不同商路的探索进行文化传播与融合互动，统筹来看，是集合多种区域文化于一体的显著案例。其服饰作为精神文明和身份符号的象征，更在跨区域、跨文化的基础上表现出民俗多元性。晋商服饰是民国时期三晋地区、蒙中地区、江南地区三大区块下的社会服饰缩影，却又在结构形制上有着相似的服饰特征，体现出道路延伸上地域文化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构建起多元一体、守随并蓄的民俗风貌。

5 結 语

晋商服饰是商路中各地域文化的显现。源起三晋地区的晋商服饰恪守传统民俗观念，秉承儒家礼教思想，通过形制、色彩、面料等物质表达，反映出黄土高原服饰文化的典型特征。蒙中地区和江南地区的晋商服饰既表现出三晋文化对异域审美的交融再生，又利用身份符号意识快速融入当地商贸环境，在跨区域和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多元一体、守随并蓄的民俗风貌。溯及不同商路地域，发现晋商服饰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离不开自然、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及商贸业中行规家训的克己守礼。种种因素促使了晋商的辉煌，也得以呈现三晋地区的服饰文化与各路审美观念从理解、接受，再到融合改变的过程，为后人了解晋商服饰在万里商路中的交流与意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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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lothing of Jin-merchants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ommercial routes

LIANG Hui’e1，2， FANG Lingyun1， JIA Leilei1

（1a.School of Design; 1b.Jiangsu Research Center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2.School of Media and Arts， Wuxi University， Wuxi 214063， China）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ercial routes of the Jin-merchants were well developed. Their clothing was influenced by regional economy， culture， folk customs and so on， forming a variety of artistic features. Starting from the Sanjin region， Russia and Mongolia region and Jiangnan region where Jin-mercha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analyzed the clothing characteristics of Jin-merchants in each region and exploy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behind the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hape of clothing of the Jin-merchants in the Sanjin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long gown and jacket conservative and heavy in style. The fabric was mainly made of cotton and hemp silk， with high color saturation， warm colors and strong contrast. The patterns covered a large area， and were mainly made of roundel longevity pattern， roundel Feng character pattern and plant image in Shanxi area， symbolizing the auspicious and prosperous family. The shape of the Jin-merchants’ clothing in the Russian and Mongolian regions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Sanjin region， but it was longitudinally shortening and transversely lengthening overall， being broad and rough in style. The fabrics were mainly cotton and fur， thick and simple， with low color saturation， cold color system and weak contrast. The Jin-merchants’ clothing in Jiangnan region was divided into the “localization” stage and “Westernization” stage. In the localization stage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shape of Jin-merchants’ clothes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Sanjin region， while the fabrics were mainly silk， cotton and hemp， magnificent， simple and cool colors. In the later “Westernization” stage， the shape of clothing was gradually integrated， and the accessories were added to the top hat， shoes， gold glasses， pocket watches and other foreign items， forming the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 on the whole.

We believe that Jin-merchants’ clothing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long the trade routes. Originating in the Sanjin region， Jin-merchants’ clothing adhered to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and Confucian ethics， and reflecte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ess Plateau clothing culture through material expression such as shape， color and fabric. Jin-merchants’ costumes in Russia and Mongolia and Jiangnan regions not only show the integr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Sanjin culture to the exotic aesthetic， but also use the identity symbol consciousness to quickl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cross-region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integrated， abiding by the folk style. By tracing to different commercial areas， it is found that Jin-merchants’ clothing，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fluence of na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discipline of business and trade industry. Various factors promoted the glory of Jin-merchants， and also showed the process of costume culture and aesthetic concepts in Sanjin region from understanding， acceptance， and then integration and change， which provided referen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Jin-merchants’costumes on the trade routes.

Key words：Jin-merchants’ cloth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identity; unity in diversity; folk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