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喜式》中的花楼织机研究

刘安定 孙婉莹 秦雨萱

Study on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in Engishiki

摘要：针对日本《延喜式》记录中花楼织机是否存在的问题，文章运用中日古文献、纺织品考古两维印证的方法，得到最早在初唐末期，至迟在晚唐时期花楼织机已经传播到日本，并极大促进了日本织造水平提高的结论。研究表明：《延喜式》中绫织机织匠数与花楼织机织匠人数吻合，反映了其绫织机为花楼织机的可能;中国《敦煌文书》辅证了花楼织机最初应用于绫织物的事实，同时，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染织文物实证了日本延长年间花楼织机的存在;《延喜式》中织部寮织机用竹数量符合花楼织机衢脚的需求，并且绫织机综丝用量符合花楼织机装造规律。文章结合《大宝律令》中有关“挑文师”的记录，可以推断最早初唐末期、至迟晚唐时期日本织部司存在着花楼织机。

关键词：延喜式;敦煌文书；丝织物品种;花楼织机;绫织物;纺织品考古

中图分类号：TS103.33; K875.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3）090161

引用页码：091305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3.09.019（篇序）

《延喜式》是一部成书于日本延长五年（公元927年）的律令文书，其中记载了当时日本大量丝织物品种及日本天皇宫廷织部寮的具体运作制度与情况。由于日本古代纺织技术大多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因此，《延喜式》［1］对于研究唐代（公元618—907年）日本的丝织物品种及中日古代纺织技术及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目前，中国纺织史学界也比较重视《延喜式》中纺织技术与文化的研究，如赵丰［2］、朱彦［3］等众多学者均从其中找到一些资料来辅证中国唐代纺织技术发展水平。由于反映唐代织造技术最高水平的花楼织机在日本已经失传，日本纺织史学界仅有来中国学习纺织技术史或考察民间工艺的学者有所涉及，如鸟丸知子［4］等。然而，针对《延喜式》记载中是否存在花楼织机证据的探讨，纺织史学界的成果并不全面与系统。因此，系统深入地去搜集、整理与分析《延喜式》中描述的织物类型、织造机械及功程等，对于实证花楼织机早在初唐（公元618—713年）就已经出现并在初唐末期传播至日本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延喜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楼机”“花楼织机”等字样，但并不能否定唐代日本皇宫织部司中存在花楼织机的可能。通过《延喜式》织部司中杂机的相关记录，并结合中国《敦煌文书》中“楼机绫”的记载及中日古文献，进行三维印证比对分析后，笔者认为，初唐末期日本建立不久的织部司至少在绫织机中存在着束综提花式的花楼织机。

1 绫织机织匠数与早期花楼织机织匠人数相吻合

《延喜式·织部司》中记录绫织机的织匠人数为3人，其中织手1人，共造2人。然而，织锦机与织罗机的织匠人数，在共造上要比织绫机少1人。笔者认为，《延喜式·织部司》中提到织绫机的共造2人中极有可能有1人就是花楼织机的拽花匠。从南宋楼璹（公元1090—1162年）《耕织图》中小花楼织机的图像信息（图1）可知，至少在南宋时期还存在3人合作的小花楼织机［5］。织手坐于机前，专司引纬、打纬的操作，拽花匠坐于花樓之上，负责束综提花，那么介于拽花匠与织手之间的人，则可能负责传递织手与拽花匠之间的信息交换［6］，并兼有提醒色纬切换、检查织造情况的作用。因此，绫织物可能是花楼织机最先采用的丝织物品种。

2 花楼织机最初运用于绫织物符合历史史实

结合中国的《敦煌文书》、日本的《延喜式》相关文献记载，以及日本正仓院染织品文物四骑狩狮纹锦、白橡绫锦几褥的分析，笔者认为，花楼织机最初应用于绫织物的织造完全符合历史史实。同时，可以推测出至迟在日本延长年间，花楼织机织造技术早已传播至日本。

2.1 中国《敦煌文书》辅证了花楼织最初应用绫织物的事实

花楼织机最初运用于绫织物已经为中国的《敦煌文书》所证实，如《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六月沙州亲司教授福集状》中“楼机绫一匹，寄上于阗皇后用”;《杂诸字一本（显德五年958年）》中“楼机一匹，干湿绞缬衫子一扎”;《淳化二年（991年）韩愿定卖家姬盐胜契》中“如若先悔者，罚楼机绫一匹”［7］等。笔者认为，此处的“楼机”必定是后世所言的花楼织机，理由有如下两点。

首先，从织物命名的角度看，中国古代一般采用织物花纹、用料及织法而对织物命名［8］。如《延喜式》中所载的师（狮）子、鹰苇、远山等绫属于花纹图案而定名，“熟线绫”是以熟线为原料的绫织物。中国传统织物“白编交横绫”“交梭绫”则是以织法而命名。然而“楼机绫”的命名非常独特，充分说明它的命名打破常规，以“楼机”这种织机进行命名，映射出“楼机”与以往的织机有着天壤之别，否则也不会采用织机特征命名织物的形式。根据《说文解字》中关于“楼”的释义“樓，重屋也。从木，婁聲”［9］。综观中国纺织技术史，具有双重结构的织机只有花楼织机。因此，“楼机”就是花楼织机，并且最初应用于织造高级绫织物。

其次，从织物价值的角度看，“楼机绫”的价格也是异常昂贵。一方面，《延喜式》规定绫是五位以上的朝服，而六位以下不得服用。天子御服料中有“白绫十四匹，色绫六匹”，白绫为吴服纹绫六匹，七巢纹绫五匹，蔷薇纹绫三匹。但天子服用中却未见绫衣绫袍，倒是御靴的鞋面用绫裁造［3］。同时，《延喜式》中师（狮）子、鹰苇、远山等绫并没有出现在宫廷赏赐及馈赠外国使节礼物之列，充分说明这一类绫织物的价值相当高，不同于寻常之物。事实上“楼机绫”在唐代及五代时期亦是非常珍贵。如《敦煌文书》中所载，“楼机绫壹疋，寄上于阗皇后用”“……如若先悔者，罚楼机绫一匹”。根据王进玉［10］统计，《敦煌文书》中所记录的“楼机绫”的称谓出现于五代或宋初，主要充当高级礼品、高级面料及民间借贷中的罚金等。由于“楼机绫”织造复杂、价格昂贵，平民百姓非敢问津［11］。因此，《延喜式》中的师（狮）子、鹰苇、远山等花绫为花楼织机织造的可能性较大。

2.2 现藏于正仓院的染织文物实证了日本延长年间花楼织机的存在

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织物中有两种类型狮纹织物，一类为狩猎狮子的纹样，如四骑狩狮纹锦（图2）;另一类为描绘狮子勇猛形态的纹样，如白橡绫锦几褥（图3）中狮子的纹样。笔者认为，狩猎狮子的纹样极可能类似于《延喜式》中“师（狮）子绫”的纹样。一方面，“狮子纹”织物毫无疑问是在隋唐时期由西亚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到日韩等国。因为，中国及其日韩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狮子这种猛兽，其源头必然会指向西方。然而，“狮子纹”的流行与其地方化必然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沉积。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载：“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抗之子。初为太宗秦王府咨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缺，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官至太府卿，银、坊、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12］由此可知，至少窦师纶（公元595—672年）在选择将西亚织物纹样本土化时，并没有选中“狮纹”，反映狮纹中有些主题最初可能不太适合本土化，如白橡绫锦几褥，以茶淡褐色绫为表，浅绿絁为里，纹样主题是一棵枝叶繁茂的椰子树，树下两侧有两只前身跃起的狮子，狮子身后是身体修长、正在行走的半裸人物，充满了浓郁的两河流域的异国情调［7］。显然，半裸人物纹样不太可能适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日本与韩国。因此，四骑狩狮纹锦中狮子的纹样极可能就是“师（狮）子绫”的纹样。

另一方面，四骑狩狮纹锦幅宽134 cm，长达250 cm，团窠直径达45 cm，联珠环内共有四骑射狮人物，马身上各烙有“山”“吉”两个汉字［13］142。由此可知，四骑狩狮纹锦为花楼织机织造的可能性较大。该纹样团窠的直径较大，多综多蹑织机无法织造出经向循环如此大的纹样，由于综和蹑的数量不能太多，否则机架与经线均无法承受综框的拉力，织物的图案经向循环也就不会太大。因此，在分析战国秦汉时期的提花丝织品时可以发现，其织物的图案宽度常达整个织物的门幅，但其经向长度却不超过几个厘米［14］。笔者认为，虽然四骑狩狮锦利用“山”“吉”字左右对称的结构能够将纬向循环缩短至22.5 cm，但经向上马腿上两个不同的“山”“吉”两字上下结构上无法在综框上进行减半设计。因此，经向循环达到45 cm，这种情况则完全超出了多踪多蹑织机综框数量的极限。虽然，四骑狩狮纹锦可能为中国传入的唐物。然而，《延喜式·织部司》中明确记载了能够织造“师（狮）子”纹绫织物，反映出日本应该具备织造如此大花纹的绫织物。因此，中国的花楼织机至迟在日本延长年间已经传播至日本并为日本织匠所掌握。

综上所述，中国宋代的《耕织图》中最早操作花楼织机人数（3人）正好印证了日本《延喜式·织部司》中绫织机需要织手1人、共造2人的记录。同时，中国《敦煌文书》中有关“楼机绫”的记载，反映了花楼织机最先被运用到绫类的织造上。此外，现藏于日本的唐物四骑狩狮纹锦的纹样极可能与“师（狮）子绫”的纹样类似，因此，“师（狮）子绫”为花楼织机织造是显而易见的。

3 织部寮织机用竹数量符合衢脚的需求

《延喜式·织部司》中提到日本朝廷织部寮中的工匠人數为“织手、共造、机工卅五人，薄机织手五人，络丝女三人”，不

仅反映了织部寮的规模相对于同一时代中国的官营织造机构较小，更重要的是映射出织部寮从事织造的人数只有40人。由于每台织绫机需要3名织匠，每台织锦或织罗机需要2名织匠，因此，织部寮的织机的数量要远远低于40台。然而，1） 从织部寮制作与维护织机的用料上看，“凡杂机用度，箆竹、河竹各百株，每年山城国进。又箆六百株，大和国进”。不难看出，织部寮每年都消耗大量的竹子用于织机的制造与维护。综观中日古代纺纱织造机械的相关文献，竹制材料一般作为织机上“筘”的部件，其用量并不会太大。然而，织部寮远远低于40台织机，甚至可能不超过20台织机的状况下，却每年需要河竹100株、箆竹700株。箆竹如此多的数量，只能用花楼织机中的“衢脚”才能解释得清。2） 从织部寮箆竹与河竹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上看，似乎也能辅证花楼织机的存在。箆竹应该是中国古籍中所指的篦簵，据中国宋代学者姚宽（？～1161年）在《西溪丛语》中所指：“……以篦簵作箸，象牙为棋，丽而且好也。”［15］由此可知，箆竹非常适于制作类似于筷子的物件，而花楼织机的衢脚这一部件却正好与筷子类似。笔者对南京云锦织机中竹制材料的了解，衢脚是长约50 cm，直径约0.6 cm，每根质量12 g左右的竹制部件，它的主要作用是使束综保持向下的势力，同时为了使衢脚在提升时不被

绞乱，需要用几根竹竿固定在衢脚前后左右位置，形成衢脚盘［16］91。显而易见，箆竹是制作衢脚的上好材料。而“河竹”则是河湖畔生长的竹类，古代常被用于制作篱笆及蚊帐竿之用。毫无疑问，河竹非常适合作为花楼织机上的衢脚盘、挂筘的杠杆、脚竹（织机上的踏板）及制作络丝工具的用途。箆竹与河竹之比为7︰1，而一台花楼织衢脚数一般为1 800～2 400根，而挂筘的杠杆、脚竹的用竹数量不会超过10根。因此，从花楼织机构造中用竹种类的大概数据，似乎也能辅证日本织部寮杂机中必定有花楼织机的存在。

4 绫织机综丝用量符合花楼织机装造规律

在日本《延喜式·织部司》中，记载了一些织机在织造不同织物品种时所需要的综丝用量（表1）。由此可知，花绫织物的综丝用量要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织物，其中“师（狮）子”“鹰苇”“远山”等高档绫织物综丝用量甚至达到75斤（约51 kg），而一般的窠绫织物的综丝用量也均能超过锦类织物。如一窠绫综一具用丝25斤（约17 kg），二窠绫一具用丝21斤10两（约14.7 kg），四窠绫综一具用丝19斤（约12.9 kg）。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绫织物应该是最早运用高楼束综提花技术的织物品种，与中国《敦煌文书》中最早出现“楼机绫”的现象相吻合。

“窠”是指在面料的幅宽尺寸内，横向并列的“单位纹样”的数目。“四窠”就是横向排列有4个同样的花纹单位［16］96。同理，“一窠”“二窠”分别指在横向排列上有1个和2个同样的花纹单位。显然，一窠绫的单位循环尺寸最大，二窠次之，四窠再次之，以此类推，可从花楼织机的装造原理就能发现窠数越多所用综丝越少的规律。如图4所示，设计则数为6的装造，即每一根丈纤通过丈栏连结6根衢线，总共300根丈纤，1 800根衢线，每根衢线穿一组经线。若每根衢线穿入4根经线，总花经数为7 200根，衢线的排列顺序如同现代提花机装造上顺穿法。机构下部为柱脚，由柱脚上柱脚线连接衢

线，柱脚排列方法与衢线相对应，为4组6排，每组75根，每排300根，共1 800根，通过柱脚盘交叉排列，使之在运动时不乱［17］。正是通过杖栏、衢线、衢脚线、衢脚、衢盘竹、衢脚盘等部件的相互组合使得300根丈纤控制7 200根经线的起落，节省了大量丈纤的使用。同理，如果是“一窠绫”，那么丈纤数就会达到1 800根，因此，一窠绫所使用的综丝量将会大幅增加。赵丰［13］212同样通过核实综丝用量的规律后，也证实了《延喜式》中绫织物窠数与综丝用量符合高楼束综提花机装造的规律。因此，《延喜式》中记录的“师（狮）子”“鹰苇”“远山”等高档绫织物应该为花楼织机所织造。

事实上，早在隋唐之前中国的织造技术就已经开始传播至日本，其中博多就是重要的传播中心。博多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现为福冈市的中心区域之一，自公元7世纪以后的隋唐时期，外国使臣进入日本腹地的必经港口便是博多。据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学者贝原益轩的《筑前国续风土记》中记载，从公元6世纪前后或者更早的时候，博多已开始与中国等国家频繁往来，也有很多中国人居留于此，因此，这一时期已有各种各样的纺织技术流传到博多是肯定的。但从中国学来的是什么织物、什么技术、具体时间，贝原益轩并没有指明。然而，博多地区的唐织机（图5）在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8年）的绘画作品中仍能见到，反映了博多地区确实存在从中国传播过来的花楼织机，只是时间无法准确界定。由图5可知，博多唐织机是花楼织机的一种变型，主要有如下特征：1） 将拽花匠的位置从花楼上移到楼下，便于织手与拽花匠的信息沟通;2） 它应为织造绫织物的织机，因为它并没有明代《天工开物》中描述花楼织机的“立人”“撞机石”“撞杆”等辅助打纬的装置，只可能用于织造绫、绮之类的轻薄织物，反映了早在明代之前花楼织机已经在日本完成本土化。

此外，飞鸟时代（公元592—710年）日本人编撰的《大宝律令》于701年颁布［18］。其中织部司作为官营纺织业相关的部门存在，虽然官营生产性很强，可以看作类似奴隶生产。但有一个方面非常值得重视，即织部司中有挑文师与织手两类品部［19］。笔者认为，挑文师品部类似于中国古代花楼织机的挑花匠与拽花匠职责的统一。一方面，“挑文”与“挑花”在古代纺织术语中具有相同的意思，中国的挑花匠本质是花楼织机花本制作的工匠。因此，日本“挑文师”至少有类似的作用。那么，多综多蹑织机会不会也存在“挑文师”？事实上，据东晋《西京杂记》中记载，巨鹿陈宝光妻采用一百二十蹑的织机织造蒲桃锦与散花绫［20］。既使认同这种超级多综多蹑织机的存在，其经向花纹的循环不超过120根纬线，根本就不需要让专人专司穿花综的工作。另一方面，唐代之前，日本虽然已经从中国引进了包括织造锦、绫之类高级织物的技术与人才，但日本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挑文师”的记载，而在初唐（618—713年）与盛唐（713—766年）之际突然出现了“挑文师”的记录。据日本《续日本纪》记载，元明女皇（708—714年在位）曾于和铜四年（711年）向各地派遣“挑文师”，传授织锦中的挑花工序，促进了丝织技术在日本的传播，次年在六道二十一国开始织制锦绫，和铜六年按作磨心因技艺出众而获得女皇奖赏，同时还有五位因能力出众而被赐以村主之姓［21］。这一重要的信息反映了初唐末期，“挑文师”可能是中国花楼织机“挑花匠”与“拽花匠”的合二为一的职业，否则在其没有具体参与织造锦绫的情况下，获得元明女皇奖赏是很难想像的。因此，花楼织机应该至迟在初唐末期就已经出现，并已经完成向日本的输出。

5 结 语

古代中日之间存在着织机交流的传统，主要是由于文化位差所造成，作为下位者的日本自两晋时期就开始从中国主动招徕纺织技术人才。唐代中国的纺织技术发生了重大的转型，由经线显花向纬线显花转变，更加复杂与先进的楼织机逐渐定型，它也会随着物质与人才的交流传播至日本。通过对日本古代律令文书《延喜式》大藏省与织部司条目的系统研究，笔者发现记载了大量日本平安时代的丝织物与织造相关的技术参数，它不仅是研究日本平安时代纺织技术与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唐代中日纺织技术交流的宝库。日本《延喜式》的编撰工作开始于日本延喜五年（905年），成书于延长五年（927年），而中国《敦煌文书》中“楼机绫”的最早记载（936年，曹氏归义军时期）出现于五代时期，显然，《延喜式》编撰之时中国的唐王朝还未灭亡（907年唐朝灭亡）。将日本《延喜式》与中国《敦煌文书》、唐代中日纺织品实物及相关的古代文献的比对分析，根据《延喜式·织部司》中织机的相关记载，通过与中国花楼织机相关技术参数的比对可知，日本织部司织部寮中操作绫织机人数与花楼织机人数相吻合、花楼织机最初运用于绫织物符合历史史实、织部寮绫织机综丝用量符合花楼织机装造规律及织机用竹数量符合花楼织机衢脚需求的四大證据，并结合701年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中有关“挑文师”的记录，大胆推测中国花楼织机最早在初唐末期，至迟晚唐时期已经传播至日本，并在日本织部寮的织绫事务中广泛运用，为宫廷生产过大量高档绫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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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in Engishiki

ZHANG Chi， WANG Xiangrong

LIU Andinga，b， SUN Wanyinga， QIN Yuxuana

（a.School of Fashion; b.Textil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Engishiki， a Japanese statute written in the fifth year of Enchō in Japan （927 A. D.） records a large number of silk fabric varieties in Japan at that time and the specific operation system and situation of the weaving department run by the imperial court of Japan. Since most of the ancient Japanese textile technologies were spread from China， Engishiki is of great value for studying various Japanese silk fabrics in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 D.） and the ancient textile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extil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iles from “the other” perspective of Japanese， might yield some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new perspectives.

Af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on the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hidden in the Japanese Engishiki with that of Chines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iles in the Tang Dynasty by referring to ancient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conducti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concurrent textiles， three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the number of weavers of twill looms in Engishiki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which reflect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twill loom is a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Second， Dunhuang Documents of China corroborates the fact that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were first used in twill. At the same time， the dyeing and weaving cultural relics now stored in Shosoin of Japan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in the Enchō period of Japan. Third， in Engishiki， the quantity of bamboo used in looms in the weaving depart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oot of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and the amount of heald wire used in weaving machine is in line with the assembly rule of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Japanese textile technologists recorded in Taiho Ritsuryo （Taiho Cod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re were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in the weaving department of Japan at the earliest end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r at the latest of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y were widely used in the weaving affairs of the Japanese weaving department， producing a large number of high-end twill fabrics for the court.

The systematical and in-depth collecting， sorting and analyzing of the silk fabric varieties， weaving machines， process， etc.， in Japan’s Engishiki play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demonstrating the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618-713） and spread to Japan in the late early Tang Dynasty. Although there is no clear mention of words such as “Lou patterning looms” and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s” in Engishiki， it cannot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in the Japanese imperial palace’s weaving departmen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a tradition of loom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which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s the inferior， Japan began actively learning textile technology from China since the two Jin Dynasties. The study to the ancient Chinese textile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ancient Japanese documents is not only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extile exchan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seeking alternative evidence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ile technology.

Key words：Engishiki; Dunhuang Documents; silk fabric varieties; Hualou string-heddle patterning loom; damask fabrics; textile archa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