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平原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以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例

宫 正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础上提出并实施平原游击战略，成功在华北、山东等敌后广袤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有力打击了日军侵略，振奋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并实现了自身力量的大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关于平原游击战的重要性，朱德指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党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冀南根据地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平原根据地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冀南根据地东西两端有平汉、津浦两条铁路，腹地公路网络密集，是连接太行、山东、冀中、冀鲁豫根据地的枢纽，也是日军企图“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而且，冀南西依太行，不仅是典型的平原游击区域，也是平原游击和山地游击有机结合、密切配合的区域。因此，开创冀南根据地对开展整个敌后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冀南根据地的开创时期（“七七”事变至1940 年初）为研究区间，考察这一时期的平原游击战的开展及根据地的巩固，总结这一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抗日根据地史的理解。

一、从“山地游击战”到“平原游击战”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制定了在全国整体抗日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的分散作战的方针，这一方针基于兵力、武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经验等多种因素。其具体的实践是在华北一些山地地区开展游击战，洛川会议正式决议在敌人后方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在1937 年9 月多次致电前线将领，反复强调这一战略的重要性：“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1）足见中央高层对这一战略抉择的重视。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迅速溃退，日军大举南犯的情况下，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2）。而河北的冀中、冀南，山东西北部都是广阔的平原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是否可以开展游击战，党中央一开始并不确定。1937 年9 月25 日，毛泽东明确指出河北党组织要重视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但其着眼点在于借助主力红军抗战的声势，在华北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还不是正式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性决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欠缺平原作战的经验，自认为“不会打平原战”（3），更重要的是平原地形平坦开阔、交通线密集，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迅速行动，而我军却难以依托自然地形隐蔽或发动袭击。此外，平原地区一般人口密集、物资丰富，是敌人“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往往呈现出敌强我弱的态势，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冀南境内铁路、河流、公路网络密集，而且农业资源丰富，特别是棉花产量位居全省之首，正是日军觊觎的重点。

党中央正式做出平原游击的战略决策是一个因势利导的过程，冀南的斗争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卢沟桥事变后，三个月间冀南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镇均沦落敌手，国民党军队溃退，致使冀南出现“大军退走，土匪蜂起”（4）的局面，百姓陷于水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直南临时特委按照上级的要求，积极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抗日武装，为后来建立平原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937 年11 月中旬，129 师召开石拐会议，贯彻中央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开启了129 师的第一次战略展开，师部和晋冀豫省委移驻山西辽县。129 师曾于11 月6 日派出先遣支队到冀西侦查，了解到冀南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后将此情况向师部汇报。129 师随即于11 月底派遣孙继先、胥光义率领先遣支队越过平汉线开赴冀南。挺进支队到冀南后，队伍很快发展壮大，“由去时的三十多人迅速壮大到三、四百人。”（5）与此同时，毛泽东收到了聂荣臻关于平汉以东敌军空虚的电报，随即做出了129 师派遣支队东进探路的决策。在这种形势下，129 师于1938 年1 月，又派出由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为司令，晋冀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为政委的“东进纵队”，率领6 个连兵力来到冀南。“东进纵队”在冀南迅速打开局面，不断深入，收编各类杂色武装。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冀南工作，129 师于1938 年3 月又派遣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赴冀南，建立冀南军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军将华北两个师团的兵力集中到徐州地区，华北守备日军兵力有限，只能保守交通线和城镇据点。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看到了八路军的重大发展机遇，做出了“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6）的科学判断，要求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以及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游击支队。毛泽东此时尽管知道“东进纵队”已越过平汉路在平原地带活动，但是还未能确定这一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毛泽东于1938年3 月25 日致电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以及129师领导，明确提出：“铁路以东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我们所得该处情况甚少。陈宋活动情形如何，望经常详细电告。”（7）在平原建立游击根据地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如果说平地不能进行游击战争，不能建立游击根据地，则等于自动放弃华北约三分之一以上（我从地图上大约计算的数目字）的领土。”（8）通过游击战争发展平原是十分必要的。

在进一步确认晋察冀及冀南等地的平原斗争实际情形之后，毛泽东于1938 年4 月21 日，致电八路军主要将领，正式提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9）随即，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要求129 师主力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地区发展。4 月25 日，129 师政委邓小平召开军政委员会，开启了129 师的第二次战略展开，决定将主力分为平汉路东和路西两个纵队，其中路东纵队由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开赴冀南。1938 年7 月，129 师政委邓小平也到达冀南，开始直接指导冀南的抗战工作。邓小平领导召开了边区各县代表会议，决定撤销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委会，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二、组织动员各阶层群众投身抗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一个重大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0）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和山区相比，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因为在开阔平坦的地势下，武器装备落后的我方难以隐蔽，而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则可利用交通线迅速完成部署。因此，当时很多人认为平原无法开展游击战争，质疑“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呢？”（11）在这种情况下，129 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了著名的“人山”思想，认为河北人口稠密，我军可以通过充分动员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只要创造出支持我们游击队的“人山”，就能取得平原游击战的胜利。

第一，要想形成“人山”，就要充分动员群众，激发出群众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抗战热情。面对日伪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卑鄙的挑拨离间，能不能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抵御外侮的愤慨，能不能增进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认同和信心是决定能否形成“人山”的重要前提。邓小平总结冀南斗争的时候强调要“从政治上向广大民众解释敌人进攻之必然到来，以及我们坚持冀南抗战的条件和信心”。（12）当时的观察者也对此有相关认识，“不把民众力量发展到最高程度，民族革命战争是不能争取到最后胜利的。”（13）冀南根据地高度重视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以增强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重点，积极宣传日寇侵华是我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强调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中华民族有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倡导坚决反对投降派，弘扬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在宣传内容上，冀南根据地注重宣传各个抗日部队的战绩，这样能坚定民众对于胜利的信心，进而促使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同时，冀南根据地还注重揭露敌人的残酷以及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新秩序”等“怀柔”伎俩。此外，冀南根据地在宣传中还注重对群众开展时事政治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时政信息的需要，各种油印小报“少者销千数百份，多者销三千份以上”（14）。既向群众介绍冀南的斗争形势，也介绍国内国际大势，切实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抗战信心。

在宣传动员的方式方法上，冀南根据地也极具创新性。强调宣传工作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让群众从内心深处理解，根据地的政令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根据宣传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宣传方法，主张对老百姓说的话，不同于对士绅名流，要通俗易懂，不可“咬文嚼字，玩弄名词，使老百姓听着莫名其妙，而感觉头疼”（15）。态度要谦虚诚恳，不能有官僚主义作风。冀南还强调宣传工作关键在于真实可信，不可有与事实不符的过分宣传，不能只说漂亮话。如当时宣传杂志《决胜》的创刊号，在介绍抗战时用的是抗日游击战问答的形式，围绕通俗故事一问一答，宣传效果极佳。（16）总之，冀南根据地采取多种务实管用的宣传方法，有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和艺术宣传，口头宣传又包括口号、个别谈话；文字宣传包括标语、画报、传单、布告、报纸等；艺术宣传的方式主要包括化妆宣传、游艺宣传、歌谣、戏剧等。

第二，将分散的、无序的广大群众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是形成“人山”、坚持抗战的重要条件。毛泽东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侵华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因此毛泽东非常关注抗日民众团体的建设：“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17）1938 年4 月，党中央在正式提出平原游击战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平原根据地要想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必须在具备条件时组织各类群众团体。1938 年8 月，冀南成立行政主任公署，公布了八大施政纲领，其中第七条明确提出：“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会、工会、妇女会、学生会、商会、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之内。”（18）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建立之后，各县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健全，各类群众组织得到迅猛发展。

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将社会各层面的群众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了，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类抗日活动。比如锄奸、拆城破路、坚壁清野、站岗放哨、信息搜集、发展生产、文化教育、运送物资等。因而游击队自身也担负着重要的组织任务，“扶助人民组织抗敌机关发动群众斗争”“保护抗敌区域并联络各区域的任务”。（19）平原地区随时要面对敌人的“扫荡”，环境十分险恶，群众组织必须时而集中行动，时而化零为整，因此组织的严密和行动的高效非常重要，必须因地制宜地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平原游击队不但在外表的装束上须注意与群众保持一致，而且必须深入的熟悉群众的生活习惯与动作。反转来说，便是平原游击队要求有更广泛的群众掩护与帮助，自己则需要更深入的与群众打成一片。”（20）比如，当地的妇救会就采取“拜干亲、认干娘”的方式掩护自己，平均三十里就要有一个“干娘”，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干娘网”（21），有力组织了妇女群众开展斗争。

第三，形成“人山”的根本所在是根据地全面贯彻民主和民生的工作原则。毛泽东在谈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明确将民主原则和抗战胜利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南根据地政权及群众组织高度重视发扬民主。一方面，政府行政人员均由民众选举产生，扎实贯彻“三三制”原则。邓小平在总结冀南斗争经验时指出：“人民与政府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更加信仰政府，政府的政令也更易推行。”（22）在民生方面，党中央在对冀南根据地政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23）这样一种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有赖于党员的社会服务，在他有目的的意义的活动之中，取得了群众的信仰与信赖，也就是争得了党的威信。”（24）

在冀南工作中，根据地党政机关及军队高度重视维护群众利益，采取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赈灾、取消摊派、发展生产等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是冀南根据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所在。对此，邓小平指出：“冀南抗日根据地之建立与巩固，是由冀南民众的血汗垒积而成的，这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估计。”（25）为了形成最广泛的抗战统一战线，冀南根据地还准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各个社会阶层开展抗日斗争，反对统战工作中“左”的幼稚作法。在政治动员中，“任何孤立突出敌人后方的部队，只要能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适应群众的唯一要求，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信赖，它不仅是能以打击敌人维持本身的生存，并且还能很快的发展扩大起来，和民众打成一片，共同打击敌人，在整个抗战上起了部份或重要的作用。”（26）冀南本着“照顾这一阶级也照顾那一阶级”（27）的政策精神，实施“五一减租”和“分半给息”，使得根据地呈现出“各阶层之间都能表现和衷共济、团结于安的精神”。（28）可见，“游击战争不是一个单纯军事性的战争，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战争。”（29）

三、以灵活的军事斗争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938 年10 月，武汉、广州沦陷，抗日战争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日军由于兵力所限，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提出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将华北作为进攻重点。日军在军事上依托已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对根据地采取“分散配置、分区‘扫荡’、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30），企图先控制平原、封锁山地，然后再向山地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此外，日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奴化政策、加强伪军特务组织、掠夺根据地资源、挑拨国共关系等手段，企图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抽调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114师团各一部共3700 余人，对冀南根据地进行“扫荡”。1938 年底，日军又将第十师团从武汉地区调往冀南。此时，冀南根据地遇到了极为困难的局面，能不能成功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平原根据地，对整个敌后抗战形势至关重要。

在平原地区，面对拥有高机动性和重火力的敌人开展的“扫荡”，我军只有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因地制宜开展武装斗争，才能粉碎敌军企图，巩固我方根据地。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时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群众。”（31）冀南根据地广大军民以卓越的军事斗争粉碎了日军1938 年底至1939 年初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稳定并巩固了平原根据地。

第一，形成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32）三位一体的游击武装组织体系。关于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毛泽东曾专门做出过指示：“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33）1938 年11 月，敌军“扫荡”开始后，党中央依据六届六中全会的部署和冀南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根据地各级党委在努力发展主力兵团的同时必须重视扩大地方游击队，并要求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各级党委委员应兼任游击队的司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这样充分发挥了游击队的优点：“配合了正规军，运用起来，时常能够牵制敌人的行动，威胁他们的后方，予以袭击，以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组织成功以后，再加以宣传和训练，能够再进一步，使其化为国家的武力。”（34）

冀南根据地在反“扫荡”中，主力军团主动地、灵活地发挥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捕捉有利时机，采取夜袭、伏击等方式消灭敌人；游击队通过袭扰来迷惑、疲惫、牵制敌人，并充分宣传动员群众，有力配合了主力军团；不脱产的自卫队为八路军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破城毁路、运送物资。这三支力量不是简单人数的相加，而是在战斗中有机协同，相互配合。刘伯承将这三支队伍的关系比喻成一个拳头：“正规军就是这拳头之骨；游击队就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35）这种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组织体系体现了党政军民之间的紧密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力。

第二，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平原地形并改造平原地形。平原地势开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展游击战对我方非常不利，但平原并不是没有任何“地利”，关键在于发扬创造精神，发挥平原于我有利的条件，尽量消除于我不利的因素。“平原地带也一样的有着丘陵的起伏，与交织着的河川沟堤，星列着的村庄湖泊，以及夏秋之间的树荫林茂、稻苗麦丛，可以说遍地都有可以利用的地物与地形。”（36）冀南军民一方面利用稠密的村庄进行掩护，利用沙丘、河道、“青纱帐”进行掩护和伏击。最典型的战例莫过于香城固战役，129 师386 旅在旅长陈赓的指挥下，利用敌人在受到突袭后急于报复的心态，依托香城固西北的沙滩地形，将敌人诱引至预设区域进行伏击，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在沙地行动迟缓，难以突围。最终我方成功歼敌200 余人。此战巧妙利用敌人弱点，发挥我军优势，借助地利之便，有力打击了敌人，是平原游击战中的经典之役。刘伯承指出：“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37）

在改造平原地形的过程中，拆城破路，改造平原地形也是平原游击战中常见的举措。由于敌我火力悬殊，一旦敌人占据了城墙并修筑工事，我军攻城难度极大，而我军固守的城池却难以抵挡敌军的重火力进攻。因此，拆毁冀南平原上的城池堡垒就能起到坚壁清野的效果。此外，毁路在平原游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破坏敌军赖以快速集结的公路和铁路，就能够起到阻滞敌军行动的速度。冀南军民创造性地发明了在平原上挖沟的措施，不仅使敌人汽车无法进村，而且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深沟来隐蔽自己、打击敌人。为此，冀南根据地充分动员群众，按照有利于开展游击战的原则，以群众竞赛的方式开展大规模的挖沟破路活动，大规模的改造了平原地形，使之便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第三，平原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的有机结合。平原游击战略思想和山地游击战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曾预测当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人会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进攻，而平原根据地首当其冲，此时大规模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继续游击，只能转移到山地周旋。叶剑英曾论述过山地和平原之间的关系：“从战略观点看来，要保障西北，必先巩固山西，欲保障山西，必须坚决的进军河北，而河北平原游击战的支持，必须得到太行与泰山两条山脉的游击战相呼应。”（38）冀南根据地西接太行山根据地，冀南平原和太行山区之间的秘密交通线，在敌人包围封锁的时候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交通线可将冀南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和军队转移到山区补充休整、开展训练；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冀南平原丰富的物产输送到自然条件相对困难的太行山区，为当地军民提供给养。在敌退我进、攻防转换的时候，山区的主力又可以迅速开赴平原，这样平原游击战就和山地游击战有机结合起来，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战术在保障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党建工作为开展平原游击战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129 师及冀南军民要想在敌强我弱的敌后战场取得平原游击战的胜利，巩固平原根据地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将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从而为群众工作及武装斗争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略态势发生较大的变化。为了因应这种变化，党中央及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并确定了全党在敌后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要求。邓小平在延安参加完六届六中全会后即返回冀南，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冀南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实行依靠群众、依托平原农村、坚持平原游击、巩固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可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冀南根据地在严峻形势下实现巩固发展的基本前提。邓小平在总结冀南党的工作时提出：“了解党的路线，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才是阶级的立场，才是忠实于党。”（39）冀南平原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恰恰是坚定不移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

第二，针对部队及地方党组织中存在的现实挑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随着根据地的发展，1938 年间冀南的主力部队、游击队的人数都有了显著增加。但也正由于人员规模迅速扩大，导致根据地党员的政治素质参差不齐，既缺乏准确把握党的政策的政治能力，也缺乏应对敌人残酷进攻以及和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严峻的环境下，根据地部分党员存在一些思想上、作风上的不良倾向，甚至还出现“招摇撞骗、贪污腐化、赌钱嫖女人”（40）的恶劣行为。因此基层部队的纪律建设十分突出和重要，“要有高度的政治纪律，群众对军队第一次见面的认识，往往是以军队纪律为标准，所以每个人员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以模范的群众纪律来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仰”（41）。

通过思政政治教育活动，“一般的战士，基于政治的觉悟，多是自动的来参加抗日部队又相当正直的人士，战斗意识高涨。”（42）党中央于1938 年11月对冀南工作做出指示，指出冀南党组织在经过突击月冲锋月的迅猛发展后，主要任务应为整理和巩固，要注意党员成分和基层干部的阶级意识。邓小平针对冀南党建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巩固发展、清洗坏分子、提高纪律性三大要求。特别是在1939年开展的整军中，129 师通过政治教育有效提高了冀南新老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作风，对出现的违纪现象进行了严肃处理，军队作风焕然一新，军队和根据地的关系也更加融洽。

第三，以严密扎实的精神开展基层组织建设。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北方局就做出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并成为群众组织的直接领导机关。因此，在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下，冀南党组织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冀南党的建设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夯实基础和基层。在严峻的环境下，党组织只有深入基层才能最大范围地联系各阶层、各领域的群众，才能够迅速地、充分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再者，在战争环境下，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才可能完成隐蔽的、分散的、艰险的工作任务。因此，党支部建设就成为决定平原根据地成败的关键因素。冀豫晋省委在1937 年给直南特委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一切工作面向支部，一切文件保证支部中看到、讨论和执行。”（43）冀南为了加强支部工作，还专门建立了模范支部，开展支部与支部之间的竞赛复制推广模范支部的先进经验，有力巩固了冀南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冀南在党员教育上注重“提高下层党员之阶级意识与统战意识”（44）。为此冀南党组织专门出版党刊和通俗教材，按期下发基层支部，供广大党员学习，还成立流动教育团赴基层开展政治教育。

在严峻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冀南根据地党的建设特别强调务实管用，提倡党建工作的方式应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应坚持“求实主义”，倡导一种“简单、明了、具体、扼要、恳切”（45）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这一系列教育之下，我军“与民众打成一片，为全民族唯一的要求抗日而奋斗，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军事行动完全得到民众的帮助”；“一般的指挥员、战斗员，能吃苦耐劳，在物质缺乏接济不够的时候，一样可以作战，并不能影响其战斗力”；“指挥员勇敢沉着，在敌人浓密的炮火下，也能坚持战斗。”（46）

五、结语

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1938 年深入敌后广阔平原开展游击战是“重要的战略性行动”（47）。这一过程中展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斗争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通过考察冀南的斗争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体现了党中央运筹帷幄和前线部队的主动担当的有机统一。开展平原游击这一重大战略创新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远见。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山地游击战略的同时，其实就包含着往平原地区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在新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在平原发展。”（48）尽管此时毛泽东提及的平原发展并不是平原游击战，但是毛泽东认为山地根据地毕竟物力、人力有限，平原地区地形开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有力打击敌人、坚持长期抗战的必然趋势。因此，毛泽东在1937 年12 月收到聂荣臻关于平汉路以东空虚的情报后，即做出派支队赴路东游击的指示，展示出敏锐的把握战略机遇的意识。另一方面，八路军前线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敢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战略主动精神也是开辟平原根据地的关键因素。正是前线部队在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冒险深入敌后侦察，才得以了解到敌后最真实的一手信息，从而为党中央科学决策提供准确情报参考。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因势利导、驾驭全局，果断做出决策和部署，前线部队再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多力量投入到平原根据地。最终党中央不仅决定八路军在华北开展平原游击，而且要求新四军在江南苏北的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在抗日游击战中，毛泽东在论及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强调要处理好指挥关系的辩证法，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而是要实行“高度活泼”的游击战，冀南根据地的开辟正是这一军事思想的成功体现。

其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和独立自主原则的统一。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也是激发广大军民主动性、灵活性的重要保障。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就强调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要在整个战略部署下拥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毛泽东一贯鼓励倡导独立自主精神，指出我军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有独立自主指挥军事斗争和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的自由，“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9）在国民党山西正面战场溃退的形势下，毛泽东极具政治远见地做出动员：“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50）因此，八路军从抗战之初局限于山西一地的山地游击战，发展为到广阔敌后开辟平原根据地看似具有一定战略偶然性，甚至有国民党扬言八路军的平原游击是受国民党启发，如何应钦曾言：“时贺龙及刘伯承所部鉴于河北民军张荫梧及第一游击支队吕正操部在冀中发展甚速，迭次击破敌伪之扫荡，证明平原游击之可能性，遂派贺龙部超越作战地境……。”（51）事实证明，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平原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思想及战略战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统一战线前提下，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积极主动的灵活性，就一定能够发现在广阔敌后平原地区存在着难得的战略“空间”，并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巩固之，这是中共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实际成效，根本不是什么受到了国民党的启发。

最后，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在平原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是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离不开八路军主力和地方党组织的关键作用。但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王稼祥曾指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于具有最大忍耐心和警惕性，必须同敌人争时机熬过困难。”（52）要想成功应对平原游击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就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就必须充分依托当地党的组织、政权组织、救亡团体和地方游击队，尤其是依托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开辟并巩固平原根据地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尊重地方实际，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将主力部队和当地的党组织以及群众团体结合起来，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毛泽东指出：“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53）冀南的斗争实践表明，在党的领导下，冀南充分宣传抗战、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抗战觉悟，拥护党的领导，积极投身抗战，在武装斗争、情报后勤、反特锄奸、改造地形等方面都展示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对平原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邓小平在总结冀南斗争成就时指出：“假如不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的热情，是绝不能实现这样巨大的工程的。”（54）

注释：

（1）（2）（6）（7）（9）（10）（17）（31）（33）（49）（5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53、157、207、210、210、340、250、249、217、44、341 页。

（3） 叶成林、李蓉：《国共合作在抗日战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6 页。

（4）（12）（22）（25）（27）（28）（54）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59、61、73、66、68、68、67 页。

（5）（11）（14）（15）（18）（21）（23）（35）（39）（40）（43）（45） 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冀南党史材料（第二辑）》（内部资料），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1986 年刊行，第256、38、138、138、16、344、344、98、63、124、31、130 页。

（8）（41） 周士梯：《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 年第2 期。

（13） 洪进：《发动广泛民众的游击战》，《时事类编》1937 年特刊第6 期。

（16）《抗日游击战问答》，《决胜旬刊》1938 年创刊号。

（19） 周安国：《抗敌制敌的游击战》，《大路》1937 年第3 期。

（20）（36） 湘潮：《平原地的游击战》，《平原周刊》1938 年第15 期。

（24） 夏高阳：《建立党的群众的基础》，《服务》1939 年第1 期。

（26）（42）（46） 吕正操：《抗战一周年总结冀中区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与教训》，《反攻》1939 年第2 期。

（29） 徐雪寒：《游击战的政治条件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农村》1937 年战时特刊第6 期。

（30）（37） 《八路军第129师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73、83 页。

（32） 自卫队指小规模的、不脱产的群众性抗日组织。

（34） 谢承炳：《谈游击战》，《民意周刊》1938 年第6 期。

（38）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7 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76 页。

（44）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南历史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4 页。

（47）《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6 页。

（48）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02页。

（50）（5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374、569 页。

（51）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 年版，第2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