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初探

◎ 吴桦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引言

根据《明史》记载第一次册封舟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永乐元年（1403年）“命行人边信、刘亢持敕使三国”[1]，册封舟最后一次的出现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帝不从，乃命户科给事中杜三策、行人杨抡往，成礼而还”[2]。可见在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历史中，琉球一直与中国官方政府保持着友好的往来，中国政府也多次派遣册封舟至琉球，对琉球国王进行册封。

现存有关明朝册封舟的古代著作（如：陈侃的《使琉球录》、高澄的《操舟记》以及郭汝霖的《使琉球录》等）皆从册封年代、册封使、造船地以及册封舟的主要形制等方面，系统客观地阐述了明朝册封舟来往的情形。但是这些古代著作均未从册封舟来往的角度，对中琉封贡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同时学术界有关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的论文甚少。大多仅从册封舟的造船情况、福州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及贸易情况出发，论述了明清册封舟在福州的社会情况[3]；或是仅从册封舟的源流进行考察，并未涉及明朝时期册封舟兴起的背景以及发挥的作用[4]；亦或是仅从册封舟所带来的实物出发并论述了中琉间的文化交流，并未涉及历史上中琉关系对现代的指引意义[5]。

纵观有关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只聚焦于册封舟或中琉封贡关系的一端，肯定了册封舟来往对于中琉友好关系的杰出贡献。因此，通过整合现存的文献资料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建立明朝册封舟与中琉封贡关系的联系。

2.册封舟的起源与发展

2.1 起源—宋朝的福船

因此，为探究明朝册封舟的起源只能通过福船制造地进行判断。福船是由福建船匠发明创造木帆船的统称。福建船匠基于深厚积淀的基础，通过融合南北海船的优势，建造了具有尖底、小方头、阔尾、多水密隔舱等技术，适宜远洋航行的船舶[4]。嘉靖十三年（1533）、嘉靖四十年（1561）、万历七年（1579）以及万历三十四年（1606）所派遣的册封舟造船地均为福州[3]。同时明朝航海史上最著名的事件郑和下西洋所乘坐的册封舟正是由福建船匠所制造的[8]。综上所述，从船舶制造地的角度对明朝册封舟的起源进行判断，其起源于宋朝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运载工具的福船。

2.2 发展—明朝的册封舟

宋朝时期福船（如：“南海一号”），大都是中国船民驾驶的中国海船，其目的是携带中国瓷器为主要货物进行海外贸易。可见，宋朝时期福船具有民用性和商用性[9]。

如表1明朝册封舟的发展所示[8]，该表从明朝册封舟的册封使、造船地以及主要形制，客观系统地描述了明朝册封舟的发展。可见明朝册封舟做工精良，高大壮观，在古代航海史中是中华民族与外国交流往来的代表型船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表2 册封舟数据

同时该表也反映出明朝册封舟的使用性质突破了宋朝时期福船的民用性和商用性，其一般是由中国官方政府所派遣的。区别于宋朝时期福船仅为了与外国的商业贸易，明朝册封舟被赋予了彰显中国大国风范的意义。

3.明朝册封舟兴起的背景

明朝时期，中国造船业正式进入了巅峰时期。无论是船舶的种类，还是船舶的航行能力，都逐渐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册封舟正是古代中国造船业高度发展背景下的代表型船只。因此，册封舟的兴起离不开明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科技工艺。

3.1 政治背景

根据《明史》中记载明朝封建帝王存在着“蛮夷子弟慕义而来，必衣食常充，然后向学”1的“导以礼义、变其夷习”观点。明朝封建帝王都有着“重义轻利”的观念，既希望显示中国的“天朝恩威”，又想要“怀柔远人”，重视朝贡国家（部族）在名义上对明朝朝廷“宗主国”地位的承认、形式上对明朝朝贡礼仪的恪守[10]。

明朝册封舟的兴盛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想要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明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自然希望派遣册封舟对琉球国王进行册封，用以体现“天朝恩威”。在“导以礼仪、变其夷习”思想的上层建筑之下，必然推动明朝中央政府派遣册封舟用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势力和统治模式。因此，册封舟在明朝“耀兵异域，示中国强富”的政治背景下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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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济背景

明朝时期册封舟的兴盛是由于商品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朝，封建统治阶级仍然以发展小农经济为主，将农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小农经济的高度发展对于封建王朝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1]。同时，新航路的开辟在明朝中期为中国输入了一大批新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呈现出种类多样化，种植区域广泛化的特点，社会开始出现有关农作物的初级加工业或副业。明朝的商品经济逐渐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

无论是封建王朝统治的不断稳固，还是新航路开辟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两者都促进了明朝统治阶级思想的转变—由元朝对边疆危机四伏的担忧到明朝对边疆安全加强的安心[10]。由此可见，在封建王朝社会的稳定统治和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经济基础之下，明朝册封舟为彰显国家深厚实力以及推动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思想必然产生。

3.3 科技背景

茅元仪认为当时的册封舟的造船技术：“南洋通番船舶专在琉球、大食诸国往来，而海岛州县常年渡海，未见有覆溺之患。”[12]同时从册封琉球使臣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福州所建造的册封舟运用特殊的制造工艺，如：遮波板、多层隔舱技术、尖底阔尾、小方头等。这些特殊的制造工艺有利于避免航行时恶劣天气对于船舶的影响，保证了册封使的出行安全。福州所建造的册封舟甚至在船舶的上层设置了平板作为战棚，以备不时之需[4]。

如图1明朝册封舟样式所示[13]，不难看出明朝时期的册封舟在做工上极其精良。虽然外观上并没有十分美观，但是其坚固快捷的特点能够在造船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明史》也记载了有关册封舟建造时间，“累朝册封琉球，伐木造舟，动经数年”[14]，造船时间往往耗费数年。而明朝的册封舟建造往往会在“钦命未定之前……勿误今岁渡海之前”[15]的一年之中完工。可见，明朝册封舟的造船时间大幅缩短。

图1 明朝册封舟样式

所以明朝册封舟在宋朝福船的基础上，运用多层隔舱、增加遮波板和战棚等方式，保障了航行时期的安全。随着明朝科技的不断发展，册封舟逐渐向不重视外观、讲究做工精良的特点发展。明朝册封舟的造船耗时也有了大幅度地缩短。

4.明朝册封舟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的作用

由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发达，共同促进了明朝册封舟的发展。明朝册封舟作为中国官方政府派遣去琉球的重要船只，无疑成为了中琉封贡关系中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层面沟通交流的桥梁。

4.1 政治制度的交流

明朝册封舟通过册封文书的传递，反映出中国与琉球封贡关系正处于鼎盛时期。明朝册封舟的往来使得中国边境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同时，册封舟的来往使得中国与邻国的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明朝册封舟的来往，中国将比较先进的文化制度传播给周边国家，这些文化制度先后为周边诸国所效仿。中国也不断吸收册封舟所带回周边各国经济制度的精华，更加丰富了自己的文明[16]。

因此，明朝册封舟折射出中琉封贡关系中政治制度的互动。其既体现出琉球在不断学习中国优秀政治制度的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吸收了周边各国经济制度的精华后逐渐步入“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过程。明朝册封舟的来往证明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既利己又利他的政治合作关系。

4.2 礼物与诏书传达

内务府提供赏赐琉球新国王和王妃的礼物；户部提供谕祭琉球故国王银物；工部提供出行物品，一是节和节衣，二是仪仗，三是一品官服[17]。无论是赏赐的银物或是礼物，还是册封使所携带彰显身份的官服，都彰显着明朝册封舟大国风范的气势。

如图2崇祯帝册封琉球国王敕谕所示[18]，每当琉球新王嗣立，都会派遣使团来中国“请命册封”，而这封敕谕也成为印证明朝时期中琉封贡关系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该封敕谕的末尾署有“崇祯二年八月十六日”的字样与《明史》中“崇祯二年，贡使又至请封，命遣官如故事”[2]所记载相符合。因此，这封崇祯帝册封琉球国王敕谕也与上文的史料形成二重证据法，论证了明朝册封舟礼物与诏书传达的真实性。

图2 崇祯帝册封琉球国王敕谕

综上所述，明清册封舟在中琉封贡关系中扮演着弘扬大国风范的角色。无论是赏赐的银物和节衣，还是册封琉球国王的敕谕，都体现了明朝政府作为“宗主国”对于“朝贡国”的恩赐与威严。明朝册封舟的来往有着礼物与诏书传达的作用，为琉球新王嗣立提供了帮助。

4.3 科技水平的传播

明朝册封舟依托于自身杰出的科技水平，使得琉球政府多次向明朝政府“求赐封舟”用以学习。根据周煌所著的《琉球国志略》中记载“前明洪、永中赐海舟后，每请自备工料于福州改造，今本国亦能自造如式，各岛之船大小皆尖底”，可见琉球国学习了明朝册封舟的尖底阔尾的特性。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琉球曾多次向明朝求取造船的经验，明朝册封舟的来往使得中国优秀的航海造船技术传入琉球。琉球造船工业从求赐、改造到自造，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学习明朝优秀的航海造船技术[19]。

因此，明朝册封舟传播了中国优秀的航海造船技术，为琉球的造船工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明朝册封舟凭借自身的科技优势以及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在琉球造船工业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为后期琉球成为东南亚贸易中心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5.明朝册封舟在中琉封贡关系中的现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0]明朝册封舟作为中国航海历史上的瑰宝之一，其从文化思想、政治制度以及邻邦关系的层面上为当代中国外交提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思路。

5.1 坚持天下大同的人人为公思想

如图3三才图会琉球国图所示[21]，明朝时期册封使不仅画出了台湾东北方附属岛屿（如：钓鱼屿、赤屿、枯米山），而且详细记录了通往琉球的“针路”。可见，中国从明朝时期便极为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互动。中国希望通过航海等方式，与周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坚持天下大同的人人为公思想，推行“普天之下”和“德泽四海”的原则。

图3 三才图会 琉球国图

在全球化推动世界转型的今天，中国应该学习册封舟“普天之下”和“德泽四海”的思想，像仁人志士一般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中国在思考世界前景和人类前途之时，不应该局限于当下一时的得失与利弊，更应该具有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大同”的格局，推动世界的转型朝向人类公利的方向发展[22]。

5.2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如表1明朝册封舟的发展所示[8]，中国对于册封事宜不断重视的，派遣了相当多的人数前往并且在册封舟样式上的选择也是下足了功夫。当然，无论是使节人数之多，还是册封舟样式之新，都只是为了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有着“耀兵异域，示中国强富”，强迫邻国外交之嫌。

因此，在现代中国要摒弃强迫外交，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现代中国要抛却册封舟所带有的“天朝上国”思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公平外交的道路，为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有利的支持。当今的政治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代中国更应该与各国携手共进，走民族复兴的主线，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5.3 建立合作互助的稳定邻邦关系

明朝册封舟的形制沿用了官船的福船形制。册封舟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为中国建立合作互助的稳定邻邦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明嘉靖后，册封舟也拥有了战船的功能，册封舟既有着巩固海防的功效，又有着打击海盗的作用。册封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当时人民的福祉[5]。换而言之，明朝册封舟既有着打击海盗和维护领边安全的实际意义，又有着建立合作互助稳定邻邦关系的现实意义。

明朝册封舟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建立合作互助的稳定邻邦关系。合作互助的稳定邻邦关系会扩大双方乃至多方的经济利益并惠及民生，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因此，现代中国要发挥地缘相近，良好邻邦的积极作用，加强经济合作并推动政治关系的巩固与发展，进一步促进全人类的发展。

6.结语

明朝册封舟在中国航海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册封舟是明朝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为明朝封建王朝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明朝册封舟的推动，在封贡体系的影响下，使得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和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鉴往知来，砺行知远，明朝册封舟的来往为现代中国提供了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为全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