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唐诗”

霍俊明

2018年9月25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印发《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通过开展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挖掘与诠释中华经典文化的内涵及现实意义，引领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地熟悉诗词歌赋、亲近中华经典，更加广泛深入地领悟中华思想理念、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毫无疑问，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唐诗三百首》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唐诗是百科全书，我们应该在“同时代人”和“精神共同体”层面来看待典范意义上的唐代诗人与生活、艺术、时代以及命运的深层关系。

2006年至2011年，我在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工作期间，在与北京市以及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培训、课题研修、校本课程建设以及现场教学、听课、评课和交流中，我认识到诗歌教育和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和新问题，而这亟须相关的读物、选本、教材、诵读、研学以及传播等各个层面通力合作，亟须建立起有效和长效的机制。所以此次作家出版社推出注释、评析版《唐诗三百首》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华经典文化诵读工程以及推广中华优秀诗歌文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历代唐诗的选本众多，单就唐代即有《国秀集》（三卷，芮挺章编）、《河岳英灵集》（二卷，殷璠编）、《搜玉小集》（一卷，编者不可考）、《中兴间气集》（二卷，高仲武编）、《箧中集》（一卷，元结编）、《御览诗》（令狐楚编）、《极玄集》（二卷，姚合编）、《又玄集》（三卷，韦庄编）、《才调集》（十卷，韦縠编）、《唐诗类选》（二十卷，顾陶编）、《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编）、《丽则集》（五卷，编者不可考）、《南薰集》（三卷，窦常编）等诸多选本（可参考《唐人选唐诗十种》）。北宋王安石编选《唐百家诗选》二十卷，收入一百０四位诗人的一千二百四十六首诗作。而唐此后的诸多选本大都良莠不齐、纰漏众多（可参考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

《唐诗三百首》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编成至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清代陈婉俊补注，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补注·序》）。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蘅塘退士（1711—1778），本名孙洙，字苓西（一字临西），号蘅塘（蘅堂），晚号退士，江苏无锡人，祖籍安徽休宁。孙洙虽出身寒微，但早慧且敏而好学，“性颖敏，家贫，隆冬读书，恒以一木握掌中，谓木生火可御寒”（清代沈佳编撰《名儒言行录》）。孙洙十五岁中秀才，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于乾隆九年（1744）中举，曾任上元县学教谕，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曾任顺天府大成县、直隶卢龙县、山东邹平县等地知县，后任江宁府儒学教授之职。乾隆四十三年（1778）孙洙病逝于无锡，葬于城南陈湾里。孙洙除了编选《唐诗三百首》之外，另著有《蘅堂漫稿》《排闷录》《异闻录》等。其为官期间，始终关心民生疾苦，“所至必谘访民间疾苦，平时与民谆谆讲叙如家人父子，或遇事须笞责者，辄先自流涕，故民多感泣悔过。宰大城时，捐廉浚河道，民食其利。公余之暇，诵读不辍，恂恂如书生”（清代沈佳编撰《名儒言行录》）。亦有孙洙自己的诗为证：“自悔不作田舍翁，薄田一顷勤春农。误戴儒冠学干禄，廿年狂走迷西东。”孙洙在勤勉为政之余，一直致力于诗教和诗歌文化的传播，“蘅堂为吴容斋工部高足弟子，少工制义，为人恬退。初宰近畿，上官犹雅重文学之士，而蘅堂自如也。归老时蔬水常不给”（顾光旭《梁溪诗钞·卷四十二》）。

鉴于《千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孙洙在继室徐兰英（精于诗文和绘画，曾得过御赐“江南女士”印章）的协助下花费多年之功精选出三百余首唐诗。《唐诗三百首》自问世至今成为最经典的唐诗选本。

谈论《唐诗三百首》，还得提及《全唐诗》和《千家诗》。

众所周知，《全唐诗》（九百卷）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时任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曹寅（1658—1712）奉命主持，而由退居扬州的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和查嗣瑮等十位翰林参与修订、编校，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书成。《全唐诗》所编涉及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作（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而从如此庞大和数量可观的“全唐诗”中选出三百多首代表性诗作，其难度可以想见。在《全唐诗》面世之前，雍正十年（1732）《唐诗合解》（十二卷，王尧衢注）问世，康熙四十七年（1708）出现了《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王士鋐编），五年之后（1713）又有《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洪迈为了儿童读诗和学诗的需要，而于淳熙七年（1180）开始编选《万首唐人绝句》（最终编定于绍熙元年，即1190年），“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罢。不复观书，唯以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自序》）。《全唐诗》面世之后，又有《全唐诗逸》《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全唐诗补编》等予以补充和丰富。

现通行本的《千家诗》由宋代谢枋得选、清代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所收皆为七言律诗）和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所收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一千二百八十一首诗作，计唐代六十五家、宋代五十二家、五代一家、明代二家、年代无从查考的二家。其中选诗最多的是杜甫（二十五首），其次是李白（八首）。

蘅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恰好是在《全唐诗》和《千家诗》已经诞生之后，为其编选唐诗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资源。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曾强调诗歌体式发展的规律，“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明代胡震亨更是对选本所收诗歌体式的分类予以了更为严谨和历史化的梳理，“诗自风、雅、颂以降，一变有离骚，再变为西汉五言诗，三变有歌行杂体，四变为唐之律诗。诗之至唐，体大备矣。今考唐人集，录所标体名，凡效汉、魏以下诗，声律未叶者，名往体；其所变詩体，则声律之叶者，不论长句、绝句，概名为律诗、为近体；而七言古诗，于往体外另为一目，又或名歌行。举其大凡，不过此三者为之区分而已。至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一曰五言律诗，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诗，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唐音癸签·体凡》）。

然而，《千家诗》作为代表性的传统蒙学读物（即通常所说的“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却只限于“五七律绝二体”，其在所收体式上的巨大局限是显而易见的，而《唐诗三百首》则对此予以弥补和丰富，从而在诗歌体式上大为完备。

《唐诗三百首》沿用“诗三百”（经孔子大量删汰、淘选，《诗经》收诗三百０五首）的传统，涉及唐代七十七位诗人（包括两位佚名诗人，其中四十六位为进士出身。所收诗人数的出入在于《渡汉江》一诗。该诗作者存在分歧，即宋之问说和李频说。如果此诗划入宋之问，则《唐诗三百首》所收诗人为七十六位；如果此诗为李频所作，则为七十七位。《全唐诗》将此诗收入李频名下。而唐代女诗人（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和李冶的诗也未能收入）的诗作收入三百一十三首（最初为三百一十首，后又加入三首）。此后很多版本都有增补，所以收入的诗作数量不尽相同。

《唐诗三百首》共分为十一卷，按收入诗作数量多少排序，收入四首以上、排名前二十位的是杜甫、王维、李白、李商隐、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杜牧、王昌龄、岑参、李颀、白居易、卢纶、柳宗元、张祜、崔颢、韩愈、刘禹锡、元稹、温庭筠。读者进而能够通过《唐诗三百首》清晰地看到不同诗体的代表性诗人和经典文本，“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亦大可不必动手”（《鲁迅全集·第十三卷》）。这也印证了唐诗经典化的过程早在清代之前就已完成，“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第十二》）。

尽管《唐诗三百首》自问世以来的二百五十多年间有所争议，其编选也存在错讹和不周之处（比如唐诗研究学者莫砺锋先生认为张旭的《桃花溪》可能為宋代蔡襄所作（参见《<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但是作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其面世后模仿者甚众，甚至坊间出现了《唐诗三百首续编》（清代于庆元编）等这样以牟利为目的的拙劣仿本。

《唐诗三百首》仍是今天大中小幼各个阶段的诗歌教育以及广大读者、诗人以及诗歌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

孔子非常重视诗教，“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强调了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唐诗三百首》对中国诗教以及向海内外传播唐诗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朱自清所言：“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值得注意的是，蘅塘退士当年编选《唐诗三百首》是为了蒙学和儿童诗歌教育的需要，这一编选目的决定了选本的筛选标准、编辑体例以及评价唐诗的尺度，即通俗易懂和脍炙人口的，所以像李贺这样比较“难懂”的诗人就未被选入。诗人西川对此也强调“《唐诗三百首》编得相当成功：一个诗选本，居然成了一本独立的名著。但如果我们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标准材料，其结果：第一，我们是以清中期的审美标准作为我们当下的审美标准；第二，这也相当于我们以当下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唐诗的读法》）。这一选本也存在遗珠之憾，比如“孤篇盖全唐”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杜甫好友严武去世，该年五月杜甫不得不离开成都沿江而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公元766年秋天，杜甫流寓夔州（今重庆奉节）时所作《秋兴八首》是其“晚期风格”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才大气厚，格高声宏，真足虎视词坛，独步一世”（郝楚云）之作，但也未收入《唐诗三百首》。

而随着诗歌文化语境的变化和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一选本适合从幼儿到高中乃至大学各个层次的读者。当年的朱自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唐诗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选本。这部诗选很著名，流行最广，从前是家弦户诵的书，现在也还是相当普遍的书。但这部选本并不成为古典；它跟《古文观止》一样，只是当年的童蒙书，等于现在的小学用书。不过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这部书给高中学生读才合适。无论它从前的地位如何，现在它却是最适合高中学生的一部诗歌选本”（《<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近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对涵盖大中小幼各个学习阶段的中华经典文化诵读以及传统诗歌文化推广工作非常重视，而《唐诗三百首》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以及重新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当下的诗人也普遍地认识到杜甫、李白等这些唐代诗人及其诗作的重要性，很多诗人都提出“向杜甫致敬”“向唐诗学习”。而关于杜甫的伟大和成就朱自清先生早就指出：“杜甫却各体诗都是创作，全然不落古人窠臼。他以时事入诗，议论入诗，使诗散文化，使诗扩大境界；一方面研究律诗的变化，用来表达各种新题材。他的影响的久远，似乎没有一个诗人比得上”（《<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这印证了伟大的诗歌永远都不会过时，而是能够穿越时空抵达不同年代和未来读者，能够时时打动、感染和震撼人们。可见，伟大的诗人和诗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

在“世界文学”和国际诗歌交流越来越频繁、深入和多样化途径的今天，唐诗文化显得愈益重要。这能够通过唐诗在国际上的译介、传播以及研究得到验证，比如唐诗对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就认为庞德在英文里发明了中国汉语诗）、约瑟夫·布罗茨基、奥克塔维奥·帕斯、圣-琼·佩斯、维克多·谢阁兰、加里·斯奈德、詹姆斯·赖特、波顿·沃森、奥菲尔·戈蒂耶、肯尼斯·雷克斯罗斯、艾略特·温伯格等等国外著名诗人的重要影响。

尤其是像杜甫这样的诗人甚至对伟大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早在1871年，杜甫就已经开始在英语世界中传播，而在国外权威的汉学家和译者看来，杜甫已经成为和但丁比肩甚至超越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诗人，他的思想能力以及艺术成就和语言魅力能够同时满足中西方的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

所以，在跨文化语境传播的背景下，此次注释和评析《唐诗三百首》，我也是希望为全球的广大中文学习者、读者、青年朋友、诗人以及汉学家们提供一个参照和交流的平台。

《唐诗三百首》能够让读者对整个唐代的诗歌发展历史、代表诗人、经典文本、诗歌体式以及主题类型（比如山水田园诗、边塞征戍诗、咏史怀古诗、登高望远诗、怀人思乡诗、宫怨闺阁诗、酬答应和诗、游仙访道诗）有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读者朋友们又能够借助诗人命运、诗歌的写作背景和历史语境对唐代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自然、科举、宗教、民族、习俗、时令、建筑、服饰、饮食、诗酒、游历等文化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诗人这里，“万古愁”不只是个人的情绪起伏、时间意识以及错乱、挫败的命运感，更是心怀天下、心系苍生与大地万物的大襟怀、大悲凉与大悲恸。杜甫的目光從自我出发而辐射到天空和大地，辐射到江河、山川、飞鸟、孤舟、万物以及家国之上。换言之，唐诗中的“万古愁”涵括了无比真实的生命个体的细微感受以及“心事浩茫连广宇”般的时空伦理和人类精神的普遍性。

在此还要补充一点。读者要想深入理解唐诗以及唐代诗人，还需要对唐代的历史以及写作分期有大致的了解，对于其中很多重要诗作而言，其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会非常关键，比如《唐诗三百首》中有很多涉及“安史之乱”背景的诗作。关于唐诗的历史分期，明代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时将唐诗分为四个时期（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五个时期），“后来虽有种种批评，这分期法却渐渐被一般沿用。初唐是主祖武德元年（公元618）至玄宗元初（公元713），约一百年。盛唐是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大历初（公元766），五十多年。中唐是代宗大历元年到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七十年。晚唐是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至昭宗天祐三年（公元906），八十年”（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如果我们将“诗歌”理解为“时代”和“命运”，那么任何历史、传统、时代、社会、现实以及个人、生命、存在等等都是相通的。而这正是我们理解唐代诗人作为“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一个起点，正所谓“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西川《杜甫》）。

2016年3月12日，我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个外国艺术家朋友的画室看到了一个超大开本捷克语的唐诗选。看着这些陌生的文字，我却在异国他乡体会到中国唐诗的伟大魅力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膂力、思想能量。这使我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施蛰存先生在作《唐诗百话》时所说的一句话：“我只希望读者各取所需，如果我能在欣赏与研究两方面都能提供一点启发的话，就算它没有失败。”

是的，唐诗永远都不会过时。唐诗总会来到不同年代的读者身边和心中。

唐诗，是“我们的唐诗”。

（此文为作家出版社2023年5月版《唐诗三百首》的序文，此处行文有删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