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要论述的历史生成和辩证逻辑

谢攀琳,袁继红

(1.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安全是确保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头等大事。二者孰轻孰重,如何统筹二者关系?这个问题在新冠疫情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1](P178)本文从历史视角,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文本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重要文献的文本分析,揭示从“安全服务于发展”到“发展和安全并重”动态变化过程,以及两者辩证逻辑的生成,阐释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要论述的辩证逻辑。

一、文本分析

(一)研究样本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每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价值观念、政策方针和行动方略”,[2](P119)尤其是十二大以来党的代表大会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更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研究实际、形成重要新概念的进展过程”。[3]本文首先以中共八大至二十大的13份政治报告为研究样本,试图在对比与比较之中研究“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接着聚焦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于历次中共中央全会中形成的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分析对象,力图通过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论证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逻辑。为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所有文本数据统一收集自共产党员网、新华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研究文本的基本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表1 研究样本基本情况介绍

(二)研究工具与过程说明

本文首先通过八爪鱼采集器对研究样本进行采集,并对文本的公布时间、字数进行统计,八爪鱼采集器是一种整合了网页数据采集、移动互联网数据及API接口服务等服务为一体的数据采集工具;其次,通过智分析对各个文本中“发展”与“安全”两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并进行标准化对比,智分析是一款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文本分析工具,人文社科学者可通过这些软件对文本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直观地展示不同文本之间一些易被忽视的内在逻辑;再次,在智分析软件自带词库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清洗的方式对软件自动分词结果进行筛选,主要目的是去除一些与本文研究无关的词汇,如“推动”“我们”“增加”“进入”“深刻”“设置”等,以保证研究结果的严谨性与可靠性;最后,对研究样本的可视化结果进行解读,为论证习近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逻辑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二、“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历史生成

发展与安全两词本从属于不同领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都有相应的五年计划或规划,除1963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自1995年至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从未中断,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体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性,对比之下十八大以前我国一直没有出台任何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划与战略文本,直至党的十八大后我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才打破这一局面。在国际关系与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政策上,党和国家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是随着历史情境不同而变化的,经历了“发展重于安全”向“两者并重的辩证逻辑”的动态转变过程,两者关系的重要论述是党中央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与中国实际国情结合而形成的理论。

(一)词频统计与对比分析

图1是通过“智分析软件”对八大至二十大党代会报告所有文本进行分析后所形成的词云图,词云图中词频越大,词的字号就越大;图2是通过时间线索呈现的词频堆积图,该图主要是对某一类别中某个词语的词频进行统计以绘制成堆积图,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类别,能表现出词语在各类别中所占的数量与比例,图2呈现的是词频排名前10的词语,包括“发展”“建设”“人民”“经济”等。我们发现“发展”在历届党代会中都是高频核心词汇,且词频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对比之下“安全”在词云图中字号相对较小,且未进入词频前10,可见“发展”与“安全”在党代会报告中所占比重不同。图3展现的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发展”与“安全”的词频趋势,但是各党代会报告文本的总字数不一致无法实现同一标准下的对比,因此通过“词频次数”除以“文本总字数”的百分比方式进行标准化后形成图4,其中时间分别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代会的召开时间。八大至二十大党代会报告中两者的词频与标准化对比则有助于为进一步明确“发展”与“安全”两者的关系变化提供更直观、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图1 八大至二十大党代会报告文本词云图

图2 八大至二十大党代会报告词频堆积图

图3 “发展”与“安全”词频趋势

图4 “发展”与“安全”标准化趋势图

(二)以“发展”为中心,安全服务于发展的执政理念

由图3、图4可知“发展”贯穿于党代会报告始终,且词频占比最高,通过对文本的具体解读可知“发展”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发展”更多的是聚焦于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经济的发展,在总结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4](P253)与“发展”词频形成鲜明对比,党的十四大以前“安全”出现次数较少、占比不高,对外往往是指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战争,对内则是指与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斗争,如党的八大强调“反革命分子是要破坏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建设、危害人民的安全的”。[4](P253)在党的八大报告中出现5次、十二大报告中出现5次,在党的八大至十三大报告中的出现不具有连贯性,说明这一阶段“安全”并未在这一阶段的党代会报告中占有核心地位。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对党的八大、十二大文本进行具体解读发现,此时“安全”一词内涵较为单一,主要指涉“在对国家安全的保卫上”,在这两个文本中“安全”出现的10次语境中,除了党的八大报告中有1次将“安全”用于强调“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4](P232)之外,其余9次均用于强调“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国家、建设与人民安全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党中央形成的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以“政治军事”[5]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对此有学者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的前30年“安全”的内涵限定为“政治军事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5]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面对的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已变得满目疮痍,因此经济建设成为首要任务,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相继爆发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与边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使我们不得不以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方式来保家卫国,国际关系紧张的外患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内忧,造成了当时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即“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基于上述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此时党代会报告中也相应地呈现出以“发展”为中心,安全服务于发展的执政理念。

(三)“安全”内涵扩大, 发展重于安全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南方谈话中“发展”居于词频之首,[7]十四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等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六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更是形成了以“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一心一意谋发展”,[8](P16)此时“发展”的内涵在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人民”“区域协调”等也涵盖在内,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8](P16～17)可见党中央在这一阶段对“发展”的重视仍然是一以贯之的。

十四大报告发布的1992年,“安全”在党代会报告中开始占据一定的比例并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的“安全”词频仍然较低,分别为4次、6次。十四大报告中“安全”的4次出现都在“军队建设”[9](P240～241)章节中,意在表明通过军队建设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十五大报告亦是强调要提高军队战斗力、搞好社会治安,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0](P6～32)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安全”内涵较之以前有些许扩展,主要体现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词。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安全”词频有了较大提升(14次),标准化占比明显高于十五大报告的两倍,且“安全”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对“国家安全”的笼统指代,还涉及更为具体的描述,如“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1](P546～552)此外,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传统安全与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10](P566)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非传统安全”开始受到党中央的关注,同时还提出了“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说明党中央已经开始全面审视国家的安全问题。

在这一阶段,基于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党中央的主要任务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总产品,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加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为我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了相对稳定国际环境。

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得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也证明了党中央执政理念的正确性。而此时“安全”在内涵上的扩展,从“战争与革命”的单一内涵逐渐转向涵盖“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经济安全、食品安全”等在内的诸多方面,也说明了这一阶段发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安全是为发展服务的,可见此时党的执政理念在两者的关系处理上仍以发展为中心,发展重于安全。

(四)“安全”地位继续提升,发展和安全并重

十七大至十八大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时期,社会建设全面展开,针对国内外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国内发展的基本矛盾,党中央集体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12](P197)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兴国之要,但新发展理念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强调发展,更是把高效、优质作为发展的核心,强调要以“创新”来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以“协调”作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绿色”作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以扩大“开放”推进改革与发展,坚持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全面共享。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发展以及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

与此同时,十七大开始强调“安全”的发展,甚至把两者并列而谈,“安全”词频增加至24次;“安全”内涵不断扩展,涵盖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在内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十七大报告开始强调,生产方面要“坚持安全发展”,[13](P645)国防与军队建设上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十八大报告“安全”词频增加到36次,更为明确强调在国防与军队建设上“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14](P41)在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上“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4](P44)

可见这一阶段“安全”已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从两个报告的表述看到“安全”与“发展”并列出现的5次,说明党中央与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两者的同等重要地位并将两者并列起来处理,该理念也可通过《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关于“发展和安全相统一的安全战略思想”得到论证。十九大报告中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处理较之以往有了更大突破,把“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至“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5](P17)“安全”在报告中出现词频55次,其中所提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十四个坚持之一,同时还强调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5](P18)“安全”的内涵再次扩大;二十大更进一步,从民族复兴的长远视角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体现出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对“发展”与“安全”关系已达成科学、辩证的认识。

三、“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辩证逻辑

随着“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走向辩证,“发展”和“安全”成为两个头等大事。习近平同志多次讲话都特别强调“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安全和发展,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15](P17)2018年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16](P218)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这些讲话无一不凸显着两者的辩证关系;此外《十四五规划》十九个篇章中,第十五篇是专门用来说明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总结指出:“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17](P36)在回顾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肯定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成就。

(一)词频统计与共现分析

“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在“中共中央全会公报”《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决议》中也都可见一斑。我们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公报进行统计发现,“发展”“安全”的词频与占比并未形成连续增长的趋势,而是随着每次中央全会的主题发生波动,其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与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发展”与“安全”占比最高如图5,结合会议背景可知两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两个文件。基于图6～图9“发展”的共线词汇分析以及对《十四五规划》与《决议》进行文本解读可知,新的历史时期有新的发展任务,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8](P4～5)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发展”更丰富的内涵,发展不局限经济的发展,文中还多次提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数字化发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词,因此新发展观还包含医疗、教育、网络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发展”已经由量的增长转向为质与量有机统一的高质量、全面发展。

图5 公报中“发展”与“安全”词频标准化对比

图6 《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高频关键词”词频标准化对比

对此,我们聚焦于《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的文本分析,在排名前五的高频词汇中两个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如图6,即“发展”“建设”“创新”“制度”“安全”,且5个词的词频序列以及标准化后在文本的占比序列也一致,说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具有历史继承性,十九大报告中展示的辩证逻辑与其之前的党代会报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发展”“安全”在文本中又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们对比两个文本中“发展”的关系图,即通过词与词之间的距离直观展现出“发展”与其他词之间关联度,距离越近,关联性越强,图7、图8显示与“发展”距离最近的前20个词语,由图7可知《十三五规划》中“安全”与其关联度排在第17位,而在《十四五规划》中“安全”已经超过“共享”“工程”等词成为关联度榜首,说明两者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之后更加密切了。

图8 《十四五规划》“发展”关系图

图9确证了该论断,即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与其他党的重要文献一样表明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发展”始终是排名第一的高频词汇,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坚持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同时“安全”与“发展”的关联度也处于排名前5的地位,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两者关系的重视,既能通过未来的规划《十四五规划》加以体现,也能从对历史的回顾《决议》的文本中找到线索。

图9 《决议》“发展”关系图

(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为保障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把握新发展理念需要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制约和限制发展的、新的安全因素也不断增加,安全必须随着发展的前进不断进步,为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面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发展所面临的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社会的任何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可能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更可能损害国家根本利益,故而安全所保障的范围只有不断随发展领域的延伸而不断扩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支撑,才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安全谈发展,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单兵突进是与唯物辩证法背道而驰的。以数字经济为例,当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在GDP中占比38.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所说“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但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向好的是数据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个人隐私的泄露、数据的滥用、相关法规的滞后等,这些负面影响对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2021年6月“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滴滴”先后在美国上市,这些公司均为在中国的企业且是各自领域的头部平台,这些公司上市的时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生效的9月1日之前,显然有规避法律制裁之嫌。随后这些公司均被启动网络安全审查,“滴滴”更是受到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七大部门的联合审查。究其原因是数据安全的问题,毋庸置疑数据已然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经济要发展,但发展的过程中也暗含着巨大的风险挑战,数字企业在为国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其收集的数据涉及个人隐私、交通运输、国家地图等,一旦泄露或被非法处置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一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发展以及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对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只有坚持问题导向,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深入某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及时化解矛盾风险,以提升国家的安全能力,因此“要认识到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19](P50)另一方面,忧患意识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左传·襄公十一年》就有论述,“《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20](P662)也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以及壮大之路上的百年坚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党带领人民历经二十八年浴血奋斗,无数革命前辈的热血换来了中国的浴火重生与国家的主权独立,结束了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一个历史阶段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以特定的历史阶段与国情为基础提出的,进入新时代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安全“作为头等大事”,强调安全要为发展提供条件,为保障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以问题为导向,打好防范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和化解风险的战略主动战,这就意味着必须以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有国家安全、稳定的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新安全格局为保障。为应对多元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8](P15～17)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19](P54)要实现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新发展任务,就需要把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安全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21]在发展上更多考虑安全要求,不能一味求发展而忽视了风险与挑战。只有以创新为驱动,促进发展方式的优化升级,以可持续发展推进发展的稳定性,才能提升我国各领域发展的竞争力,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以应对内外部各种安全威胁因素。对此,过去那种仅靠外交部、军队力量的安全策略已捉襟见肘,故而需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来把握”,[16](P218)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赋予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内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使我国在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有了系统的顶层运作机制,为把国家安全内外部的各种力量整合起来,把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有机统一起来,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等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与理论的指导,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家安全战略思路上逐渐发展成熟。

(三)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为促进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把握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大安全”理念和系统的思维与方法,具体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深海安全”等16种安全,而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就要求“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22](P4)因此,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很难得到具体落实;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发展将难以为继,更可能丧失已取得的发展成果。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人的生活大部分依赖于网络,线上商业成为此次疫情的最大受益者,尤其是“直播带货”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逆流而上,淘宝榜单发布《2020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淘宝直播已积累4亿用户,带动就业超过400万,全年交易总额突破2000亿元,淘宝直播带动的成交额已连续三年增速超150%。2021年8月27日,我国“一带一路”TOP10影响力社会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联合网经社直播电商平台发布《2021年(上)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预计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到23500亿元。但是直播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是行业的乱象丛生,网红主播与电商联合对粉丝的欺诈,各大主播为追求高额收入的偷税漏税等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在大力促进重点领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2021年4月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对直播经济这一重点领域展开整治,国家相关税务机关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某些主播的偷税漏税并在多次提醒仍未补缴后,对“雪梨”罚款近9000万元、“薇娅”罚款13.41亿元,直播行业背后的乱象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艰巨繁重,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巨额罚款则彰显了党中央在发展过程中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落实。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在国家安全体系和管理能力方面得到全面加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问题是解决发展的问题,不断在发展中完善安全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国内发展环境,还是国外发展环境都面临着巨大机遇与挑战。从国际形势来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深远,对整个世界经济冲击极大,经济全面复苏困难,全球化逆转、国家主义盛行、中美对抗加剧、国际合作乏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国内对新冠疫情的控制较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严重,重点领域的关键环节、生态环保问题、民生保障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还存在诸多需要攻克的难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仍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要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从根源上解决各领域突出的矛盾和关键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保障。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事物发展的根源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当前的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充满荆棘,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P8)一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着该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再是过去仅仅强调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是包括人、文化、政治、军事、科技等在内的全方面发展,发展的矛盾也不再局限于质量,还扩展延伸至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民群众安全保障。总书记强调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把自主创新放在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为牢固的基础和条件。

四、结语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已经形成了成熟且科学的认识与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在实践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无论是从短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长期的民族复兴目标来看,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与高水平的安全互为保障,两者的辩证逻辑作为实践的指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领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辩证地把握两者的关系,既要从国际秩序大变局与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进行科学的总体谋划,统筹好发展全过程全方位的各种安全问题,为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强有力的保障;同时还要立足于发展过程中诸如“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种风险的有效防范,增强发展中的机遇意识与风险意识,科学预判风险、全面透彻地把握发展的主要矛盾,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从而以自身安全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物质根基和安全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两者的辩证逻辑的生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居安思危精神基因的继承,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与时俱进优秀传统的发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并凝聚着党治国理政的智慧,是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智慧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将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以及各领域,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