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粉条

2023-10-13 05:04李若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23年10期
关键词:箩筐粉条包子

李若

十二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小伙伴正在踢毽子,父亲走过来对我说,南山岗地里的灯笼果熟了,问我要不要吃,要吃的话跟他一起去。我一听,有野果吃,当然去啊。于是,父亲挑着两个箩筐在前面走,我乐呵呵地跟在后面。

地里只有一株灯笼果,熟透的果子掉在地上,我忙不迭地捡起来,大概有十多颗。撕开包着的黄色皮,里面是圆溜溜像宝石一样晶莹透亮的果子,味道又香又甜。父亲对我说:“你吃完果子,要把红薯捡到一起。”我一看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红薯,就蹲在地上收拾起来。

我和父亲装了满满两箩筐红薯,父亲弯腰挑起箩筐,走时对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送完这一趟,我们再一块儿回去。”我答应了。

不知不觉天已黑了,我捡完红薯,父亲还没有来。是啊,从地里到家来回差不多两里路,回家还要把箩筐里的红薯一个个小心地拿出来,避免碰破了皮。要是皮破了,红薯很快就会腐烂,那就打不出粉来,没有粉就做不了粉条。

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周一片黑黢黢的,树林里不时地传出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声。这个南山岗从前是一个乱葬岗子。我旁边不远处是一个池塘,我想起奶奶给我讲的水鬼的故事,越想越害怕,索性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一头钻进红薯藤堆里,两条腿使劲蹬,想要往里钻得更深一些。

父亲来的时候没看到我,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父亲拉着我的两条腿,把我从红薯藤堆里拽出来,用粗糙的手替我擦去眼泪。

收完红薯,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提取淀粉,不然天气越来越冷,红薯会烂得很快。提取红薯淀粉的第一步是先把红薯用水冲洗干净,再将其用石磨磨碎。大一点儿的红薯还要用刀剁成小块儿,不然会卡在磨眼里。磨出来的淀粉和渣是混在一起的,父亲要用滤布把渣分离出来。滤布的四个角绑在一个架子上,父亲的两只手要一左一右有节奏地摇晃。一天摇下来,父亲就腰酸背疼,两腿僵硬。

父亲把流出来的白浆水倒进缸里,再用一根木棒子在缸里不停地搅拌,目的是让泥沙沉淀在缸底。第二天,滗去上面的清水,下面白色的就是淀粉了。白白净净的淀粉看起来像玉石一样,纯洁无瑕。取淀粉时用贝壳削去下面的泥沙,让粉在太阳下晒十来天,等粉完全干透就可以漏粉了。晒粉时会有树叶和小虫落进去,要挑拣出来。漏好的粉条是透明的,里面有一点儿杂质都看得见,粉条是入口的东西,当然要讲究卫生。

那几天,父亲天天用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说要挑个好天气漏粉。在晒粉的过程中,他要准备漏粉的东西。他提前劈好一堆木柴,因为要烧一大锅开水煮粉。在漏粉时,下面要不停地烧火,不能让锅里的水温降下来,要不粉条就熟不了。另外还要准备一口大缸,用来冷却粉条。光挑水注满这一口锅和一口缸,就要花一上午的时间。

漏粉那天,全家大小齐上阵。连弟弟都要在灶前烧火,以保证大锅里的水一直是沸腾的状态。母亲还要准备一个和面的大盆,把红薯粉倒进盆里和成大粉团。父亲把葫芦瓢底钻几个眼做成漏粉器,一只手端着瓢,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击打着瓢里的粉团。粉条从瓢眼里钻出来,不疾不徐地垂落到锅里。不一会儿,在锅里烫熟了的粉条就漂起来了。这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母亲用长筷子把它们夹起来,再用另一只手接住。母亲连续夹几次,手里就捏着一大把粉条。开水锅边温度很高,同时因为手里的粉条很烫,不一会儿母亲就满头大汗。把烫手的粉条放进水缸里冷却,最后再捞起来搭在木杆上,漏粉的过程才算完成了。

那天,我们一家忙到鸡叫,才漏了两百来斤粉条。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把粉条抬出去。父亲提前在空地上钉好树桩,拉上绳子。我们把粉条挂在绳子上,再用木叉顶起来。到这一步还有一道工序,叫“开粉”,因为粉条都粘成一团了。这时候就要把它搓开,要是太阳出来晒干了就没法开了。冬天气温本来就低,再用手揉搓冰冷的粉条,只一会儿,手就冻僵了。看到父母那么辛苦,我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晒粉条光有太阳不行,还得有风,那样粉条才干得快。粉条干了我们也不直接叫干了,叫“上岸”。晒的时候风还不能太大,不然会把绳子晃悠断。

中午我们吃过饭,检查粉条晒到几成干。突然,绳子“啪”的一声断了,一排粉条都跌落到地上,那一声脆响,像一记耳光甩到脸上。我气得眼泪直流:“怎么就这么多挫折和磨难呢?不是说天会照应穷人的吗?就是这么照应的吗?”

母亲顾不上怨天尤人,赶紧指挥我们重新拉好绳子,又把粉条抬起来挂上去。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个叫“坚韧”的词。

到了傍晚,粉条终于可以“上岸”了。父母忙着往回背,我和弟弟蹲在地上拾掉在地上的碎粉条。

晚上,母亲将蛇皮口袋重新缝制,改成更大的包,再把粉条一把把地装进去。

进入腊月,大家都在办年货,正是卖粉条的好时机。原本父母要挑到街上去卖,半夜里父亲肚子疼,忍不住呻吟起来,我在药瓶里找了一片止痛片,让父亲服下。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一起上街卖粉条。我和母亲把粉条抬上架子车,母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到了街上,母亲一个劲儿地往前拉。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停下,母亲说:“从南头来的都是挑柴卖草的,挣钱不容易,怎么舍得将钱花在吃的上?我们到街北头去卖,北头有厂矿,住在那里的人是拿工资的,他们才有钱买东西。”

我们在街北头停下来,找了一块空地,把粉条摆上,此时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过了一会儿,街上的人慢慢多起来。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问:“这粉条怎么卖?”母亲答:“一块五一斤。”那男人折断一根粉条在嘴里咬一下,继续问:“一块三,卖不卖?要卖我全买了。”母亲摇摇头说:“我这是纯红薯粉条,少于一块五不卖。”那男人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整条街没有卖一块五的,你自己留着过年吧。”母亲对我说:“他们是粉条贩子,我们把粉条费力弄到街上来,不能卖得太便宜了。”

等了半晌午,来了一位穿着体面的阿姨,母亲招呼道:“大姐,要粉条不?纯红薯粉做的。”阿姨问:“怎么卖的?”母亲说:“一块五一斤。”阿姨说:“别人的卖一块四。”母亲说:“一块四不行,最少一块四毛五。”阿姨转身走了。又来几个问的人,都是因为价格没有买。之后我们又等了半天,再也没有人来问,我在心里甚至有点儿埋怨母亲:干吗不卖便宜点儿,这要是卖不了,我们还得往回拉。

天阴沉沉的,我们站在北风口上,我的手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只能时不时地搓手跺脚。我们早饭也没吃,又冷又饿。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卖包子的地方看去。母亲从兜里掏出五角钱让我去买包子。我跑去买了两个包子,递给母亲一个,我用雙手焐住包子,想暖和一下手。母亲趁我不注意,悄悄地把包子装进口袋。我知道,她是想带回去给弟弟吃。我把我的包子掰一半儿分给母亲。母亲推托说她不饿,我硬塞到母亲手里。

母亲说,你在这儿看着,我去人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空摊位。

母亲走后,来了一位大哥,他问:“小姑娘,这粉条怎么卖的?”我说:“一块五一斤。”他又问:“一块四卖不卖?”我刚想开口叫他再加一点儿,一想起病了的父亲,就问:“你要多少?”那位大哥说:“来五六斤。”我捆好粉条,挂上秤钩,提起秤,秤杆忽高忽低,不是多就是少,我一会儿加几根,一会儿减几根,紧张得直冒汗。

大哥刚走,又来了两位顾客,这个要六斤,那个要八斤。眨眼间,人呼啦一下子围上来,这个要三斤,那个要五斤。我手忙脚乱地称秤,笨拙地算账,正焦头烂额时,一旁卖猫的大娘过来帮我,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大一会儿粉条就卖完了,我把卖剩下的半斤碎粉条送给卖猫的大娘,又一再感谢。

母亲回来时,我已收拾停当。回到家,父亲已经起床了,说他这是老毛病,不当紧。

晚上,母亲数着钱,高兴地说:“今天卖了两百多元,我们还有两场粉,照这样算,今年的年货置办完,剩下的还够给你们姐弟交学费。”

此后,离开家乡多年,我最想念的家乡菜仍是自家漏的粉条。每当想起粉条,我就想起父亲母亲的不容易,仿佛又看到他们制作粉条时忙碌的身影……

(继晶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劳动者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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