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情感与主导权：媒介化“型构”下的家庭旅行

◎刘子涵

数字技术的应用标志着人类进入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社会，新传播所建构的新型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以往的各种社会关系。①旅行是当代人娱乐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侧影，能够展现主体观念、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诸多变迁，因此也自然受到且反映着媒介化的渗透力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出现拐点后全国各地的游客流量激增，也为认识深度媒介化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众多旅行形式中，“家庭游”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人以“家”为核心的传统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即便在宗族血缘连接有所松散的现代社会，也维持着很多中国式的传统特征。因此，以中国式的“家庭游”为切入视角探讨家庭的媒介化转向，既涵盖了中国人出游的特色，也有利于媒介化实践研究的落地。

目前对于家庭媒介化的探讨多集中在微信使用等单个行为上，少有对某种具体现象的研究；而传播学视域下的旅行研究则多聚焦于网红景点的打造等问题，对群体叙事框架涉及较少。因此，本文以家庭为目标群体，以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等学者的传播型构（communication figuration）理论为框架，着重讨论以下两个问题：随着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家庭旅行中各主体的信息选择和情感体验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一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将有何变化？同时，通过探析家庭行动主体在出游时的情感和关系重构，用传媒技术的视角看待家庭旅游，以期使这一群体新的关系和互动行为能够得到更清晰的展现。

一、理论溯源与研究方法

（一）媒介化与“型构”之源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大变革，原本作为中介联结物的媒介，越来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融合的强调和研究更胜往昔，因而完成了从“中介化”到“媒介化”的概念转型。②媒介化（Mediatization）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变动模式，包括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媒介、社会与媒介关系的变革，强调当下媒介与其他社会范畴相互建构的过程（胡翼青，2017）。③对媒介化这一理论的研究历来存在着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两种传统的分野，但近年来学者逐渐摒弃结构主义二元论的对立观点，转向“物质性”视角，并力求寻找其他研究方向。

在“figuration”的多种译名中，“型构”这一称法被广为采用。这一理论来源可追溯至伊莱亚斯的原始理论，而后赫普对其进行了细化和修正。学者刘泱育指出，经赫普发展后的“传播型构”可以进一步表现为一种“互型”，可以定义为：使用各种媒介并有一个“主题框架”来面向交往行为的、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性的传播模式（刘泱育，2022）。④理论包含四个维度，即主题框架（thematic framing）、行动者丛（constellation actors）、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传播形式（communicative forms），用以表示某种特定情境下媒介与可感知的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赫普根据当前“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特征进行了补充，将型构重新整合为三个维度，即主题框架、传播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和行动者丛（常江，何仁亿，2020）⑤，分别指代共同的目标取向、具体的传播活动以及意识到自己“处于型构之中”的个体。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和适用主体的代际递增，为群体和媒介的“互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媒介化生存愈发步入常态化，日常行为与文化接触活动有了更具渗透性的转变。与此同时，赫普指出，家庭可以被表述为一种传播型构，因为存在各种形式的交流对其进行维持（Hepp，2014）。⑥因而在描述新语境下的家庭旅游时，我们可以将型构概念引入，以期探讨深度媒介化下家庭旅游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变化。

（二）研究方法

虽然乡村媒介化的趋势愈发凸显，但单就“家庭旅游”这一行为而言，生活在城市中的家庭面对各种观念相对包容，对其接受度也较高，反而更容易在传播型构下显现出明显的纵向差异。因此，本文采取半结构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家庭为单位、以笔者本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向外辐射，通过电话或微信聊天的方式，访谈了不同地区但收入和教育水平相对均等的5个家庭（见表1），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访谈。

表1 样本人口信息统计表（聚焦于中等收入群体）

主要标准有以下三方面：近半年间有出游意愿或已经有过行动；总体经济能力相当；有稳定的家庭联系等。正式访谈问题的处理来源于型构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即主题框架、交往实践、行动者丛，大致包括以下内容：1.家庭近年来旅行的理想频次和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和前些年相比是否有变化？2.接触旅行信息的渠道和决策来源为何，如何区分和归类？3.参与者变动、决策地位及发挥作用的区分，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

二、主题框架：旅行叙事规则的重建

在家庭场域中，促成旅行的前提是家庭成员形成了一致的规划，如对某景点的共同期待以及出游时间、路线的固定意见等，这就构成了一种“主题框架”。当下社会是多场景化的社会，而各种媒体的隐蔽作用会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建构起对这些场景的总体认知，而非对某个具体事物的单一认知。如占据手机半壁江山的抖音、快手、小红书等App，推送内容都愈发倾向于“打包”旅行全套攻略，而人们往往不需要很强的媒介素养也能轻松获取相关规划，“种草”更多小众景点。“前几年一说去长沙，基本上就是想去一下橘子洲或者岳麓山。但是现在看很多短视频都喜欢制作‘三天两夜全攻略’这种，直接给你从吃住到交通工具都规划好。我觉得挺好，这样能多玩几个没听说过的景点。”（F1）

因此，在规划出行攻略时，家庭成员不再追求单个景点的随意组合，而是以整体视角构建行程。人们借助大众媒介穿梭于虚拟信息网络和实体物理空间中，收集并组合信息，建立自身信息环境。⑦例如，媒体接入者在媒介导航实践中原样复刻短视频主播的轨迹，形成自己独特的家庭旅行叙事。媒介的场景构建设计了“预置语序”，为家庭旅游提供了全套新的叙事规则。

与此同时，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其成员在行动时会遵循一定的群体目标。例如，在旅行中必然存在各方意见相互迁就的内部过程，而后确定共同意图以维护具体行为的一致性。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位于家庭“中间层”的为人父母者，旅行的目的从满足孩子转变为一种自我满足，“实现个人愿望”成为他们鼓励家庭共同出游的重要目的之一。

“孩子小时候就想带她出去见世面，具体去哪倒是也无所谓。现在出去玩都比较有具体目标和规划，主要也想让自己放松身心，去一些自己喜欢的地方。”（M3）

“感觉打开手机就是别人去哪地方玩了，或者哪里举办了什么活动之类的信息，看了之后感觉以前自己环游世界的愿望又被重新点燃了！”（F4）

社交媒体中呈现出来的观看世界的新视角激发了70后和80后父母对世界的探索欲，不仅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利，也给予其子女一种新的“尽孝道”方式——非经济性的、强调情感参与的陪伴式旅行。而商业类旅行团也会利用用户海量数据进行精准分类，主打更细分的“亲子游”“敬老游”等，无形间助推了家庭旅行主题与目的偏向的深度变更。针对“会不会在自己和长辈的意愿间妥协”这一问题，访谈对象D1说：“会吧，比如我爸一直想去西藏玩，其实我个人对西部兴趣不太大，但他收集蛮多这方面的信息，我也愿意让他开心。我自己喜欢的地方以后和朋友去玩就是了呗。”

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中，家庭旅行的主题框架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重塑：一方面是短视频类媒体营造的多场景化社会，催生出一种群体“旅行方式复刻”的现象；另一方面，无孔不入的视听刺激激发了长辈们的表达欲和对美景的追求，也转换出一种别样的情感链接方式。

三、传播形式：信息获取与体验转变

赫普指出，每个型构都以其传播形式为标志，这是描述不同的基于约定的“交际行动”或“实践”的更通用的方式。⑧在家庭间从规划期待到实施旅行的一系列行为中，成员都经历着不断和资讯相遇、和预期体验相适应的过程。

（一）旅行资讯的全方位渗透

樊攀等人提出，受众对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⑨旅行资讯是人们从事旅行活动必须获取的信息资源，当今社会各类信息的渗透将大众包裹在了相应圈层中，形成一种主动信息和被动信息共同接收的局面。具体到家庭场域中，则呈现出一种“信息共享”的状态：从线下的人际传播到线上的大众传播，朋友圈的分享界面规定了社交资本的生产逻辑，也扩大了社交的作用范围。此外，埃尔德雷斯提出“信息偶遇”，指一种被动式的信息接收方式。用户基于地理位置，选择“偶遇”与某座城市相关的信息，推送内容的排序方式不一定基于用户与好友关系的远近，而更基于该篇推送被点击“在看”或阅读过的次数。⑩这不仅成为旅行资讯的获取手段，也是破除信息茧房的有效路径。

同时，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界定了电视的家庭化属性。在融媒体背景下，电视节目的网络化也完成了面对家庭成员的、更高效的IP促旅，以此构建了普通群众对外界场景的畅想。例如，玲娜贝儿的火爆提升了人们对北京环球影城的期待；《梦华录》和《狂飙》等热播剧作为隐含的资讯内容，将湖北襄阳和南方小城广东江门的形象进行重塑。“刘亦菲最近演的那个电视剧（指《去有风的地方》）里面的取景地不是很火嘛，好像是云南的一个地方。那天和我妈一起追剧，她就跟我说‘这地儿不错，咱找机会去一次呗’。”（D3）在电视剧《狂飙》热播期间，“江门发布”“江门文旅”等公众号也纷纷乘势而动。“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现象愈发普遍。

此外，现代化的导航系统在旅途中也起到远超预期的作用。其植根于出行的全流程，打破了人们的一般惯习。有采访者表示，出行关照导航信息几乎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于2020年6月23 日组网成功，在全面投入应用后仍在不断升级。交通信号灯的转换频率和时长都得以显示在手机界面中，实现了从熟人带路到线上索引的根本性转变。“以前信息不通畅，出门得用（纸质）地图，一家人去北京玩的时候对路线意见不一，闹了很多不愉快。现在不光有导航，还有奥维互动的卫星实景，随时都能看见所处位置，更不容易迷路了。”（F3）

事实证明，资讯获取方式的改变绝非只是搜索引擎的变更，而是在生活中“悬浮”着的一切信息对人们行动与观点潜移默化的颠覆。行动者生活在被信息裹挟的时代，因此在旅行过程中也在不断打破着以往的限制与壁垒，逐渐与媒介化社会达成共识。

（二）行程期待与体验感升级

论及媒介化旅行中的具体行程，实际上也是讨论对路途中衣食住行的整体观感与体验。景点作为旅行中最核心的部分，也开始借助各种场景化媒体进行展演，从平面化转为立体化。热门景点南京夫子庙，建基于秦淮河的自然景观，用数字媒介赋能创作非遗传承作品，引导众人旅行打卡；火爆一时的淄博烧烤，借助了短视频使用者的从众行为，把一座普通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好客推至大众眼前。物理空间内，游客内化着打卡规则，通过在平台上发布内容，为景点创造热度。⑪这在如今的景区甚至各种休憩场所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近年来，众多地方民宿以特色为引争夺着文旅市场的份额，其价格也呈现攀升趋势。从线上来说，民宿经济充分利用以社会化媒体平台为主的新场域进行宣传，更改了越来越多家庭在旅行时的住宿选择；对于线下而言，以声画媒体甚至虚拟技术相结合的手段，用逼真的视觉体验展现了当地的文化风貌。特别是对家庭型构中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固定地点，难免脱嵌于陌生环境，在原生态民宿的打造下，原有的不自在感被土著化设计大大削弱，提升了旅行的体验感。

“我本来想着住酒店，但孩子非说住民宿有氛围，我想着他们年轻人对这一块可能懂得比较多，后来也的确感觉她找的民宿挺能体验当地风情的。”（M1）

“以前跟团出去玩都是几个人安排个房间，这次去广西没想到还有厨房能自己做饭，就跟家里似的。”（N1）

事实上，当今的旅行早已跳脱出即时享受的成分，更多增添了延时性的“集体记忆”价值，即哈布瓦赫所言的“一个特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⑫。随着工具的价值理性被不断提及，个体与群体的情感需求也被摆上重要位置。特别是对于共同出游的家庭集体而言，个体关系网络的复合式传播使其形成了特定的记忆场域。而地图类App越发精准和多功能的足迹复刻功能也正迎合了这一需求，个人价值向凝聚价值迁移。“现在还可以通过地图把自己的行动路线记录下来，包括自己旅游的这些地点也有‘足迹’提示，以后回忆这些更方便了。”（D5）

四、行动者丛：个体关联方式的再编码

根据型构概念的经典阐释，行动者丛指行动者与媒介社会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互动关系。数字技术的高歌猛进打破时空限制，促进了家庭关系和权力结构的祛魅性变革。⑬

（一）主导者与参与者的易位

虽然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5.6%，但地区与代际间的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且短时间内无法填平。因此，在家庭出游时，无论是资讯的收集还是旅程的安排，往往都不是共同规划，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偏向。在以往的相关考察中，家庭旅行的行动者参与模式是固定的，表现出“第一代顺从、第二代主导、第三代参与”的特点。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旅行策划的主导者开始出现进一步年轻化的趋势，即最年轻的一代总是充当行程的设计者，把控着全局。

“我们哪知道那么多地方，他们小孩说哪里去的人多，想带我们也凑热闹，比如前段时间说上青岛看海去，都是他们规划的。”（G1）

一方面是获取资讯愈发便捷，一方面是生活观念甚至是消费观念的改变，作为“数字原住民”的第三代群体在提出旅行意见并受到肯定后，常以更积极的心态参与到规则和叙事的制定过程中。在见识与学识的双重引领下，家庭的长者也更愿意相信他们有能力决定旅程的走向和整体性。

“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儿和同学出去玩我们也不太管了，怎么走、去什么地方、网上买票的步骤什么的，他们自己心里可清楚了。”（M5）

从另一角度讲，与此前相比，当下的老年人信息接入能力已经普遍提升，虽然难以在旅行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需求的表达空间也大大拓展了。他们通过与社交媒体和朋辈群体的互动，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和理解逐渐深化，孙代更包容开放的心态往往也会使其更愿意分享需求与愿望，在家庭中充当着“意见参与者”的角色。

（二）代际矛盾的再生与纾解

父母与子女同处于社会的新范式中，也面临着新型代际关系。在正式规划一场旅行前，子女常常会通过社交媒体与父母分享他们感兴趣的地点和出行方式，以此引起父母兴趣。但由于选择性接触机制的存在，他们常常面临各种矛盾与认知偏差。“不喜欢和家人出行的原因是家人喜欢的和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吧，拍照方式也不太一样，玩不到一块去。”（S4）年轻人作为新媒体最前沿的使用者，虚拟平台上的他者行为刺激了他们对打卡拍照的强烈欲望，而老年人关注比重最大的是健康保健等延缓性信息，群体差异的媒介化转向催生了新的代际矛盾。

新媒体基于算法提供的社交可供性往往能够强化横向人际关系，例如人们倾向于将感兴趣的信息转发给同辈群体而非其他家庭成员。从这一方面来说，代际新媒体认知与使用差距及信息获取渠道分化造成兴趣分化，继而减弱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欲望，使原本属于家庭共享的话题与情感交流让位于个体在网络虚拟空间取得的“共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也能够充当矛盾纾解的桥梁。譬如老年人群体对子女给予的归属和陪伴愈发看重，而渠道的畅通也使他们得以向外界传播和分享后辈“携亲旅行”的孝道行为，在自我的展演中获得满足和对子女的理解，以纾解旅行中存在的矛盾。同时，如今越来越多的短视频以代际互动为主题，短视频平台利用数据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喜爱刷此类视频的人们在数字化的底层逻辑下形成“平台集体（platform collectivities）”，通过共同观看他者“表演”的形式，对代际间差异化的行为产生更多理解。“看过抖音上演的父母孩子的视频，很多都是讲他们为什么会吵架，但看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哦，原来他们年轻人是这么想的。”（P1）

部分关照代际差异的学者，也正在呼吁建立针对家庭旅行的“爸妈游论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长者能够通过浏览论坛及帖子知悉年轻人的想法，促使旅行时产生的新的代际矛盾得以解决。在线社区应拉近用户心理感受和强化共在意识，增强在线健康社区的“温度设计”⑭，营造理性对话下的“合意空间”。

五、结语

无论是从叙事框架、情感目的还是主体互动上来看，媒介化过程同样也是型构中的人社会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深度媒介化时代外来信息和观念对家庭成员造成的负面效应。例如与子代不同，家庭中的亲代尤其是老年群体对许多虚假信息的识别能力有限，在纷繁精致的文案与图文的情感渲染下，极易陷入一种迷失状态。原本想尽力理解年轻人喜好的愿望却转而成为代际之间的新隔阂，使观念差异拉大。力避深度媒介化时代带给家庭旅游的隐性负面影响，应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群体的选择上，乡村老年群体在媒介接触行为或文化水平方面差异较大，并不适用于本研究的结论。其次，纯粹的半结构访谈难以衡量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与媒介的融合深度和广度等问题，还需要结合量化方法进行混合研究，以作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Andreas Hepp,Deep Mediatization[M].London &NewYork:Routledge,2020.

②侯东阳,高佳.媒介化理论及研究路径、适用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05):27-45+126.

③胡翼青,杨馨.媒介化社会理论的缘起：传播学视野中的“第二个芝加哥学派”[J].新闻大学,2017(06):96-103+154.

④刘泱育.从“型构”到“互型”：媒介化理论核心概念“figuration”来龙去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03):38-53+126-127.

⑤常江,何仁亿.安德烈亚斯·赫普：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新闻界,2020(06):4-11.

⑥⑧Andreas Hepp.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Researching 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C].Media Practice and Everyday Agency in Europe,edition lumière Bremen,2014.

⑦孙玮.媒介导航的数字化生存[J].国际新闻界,2021(11):6-22.

⑨樊攀,郎劲松.媒介化视域下环境维权事件的传播机理研究——基于2007年—2016年的环境维权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J].国际新闻界,2019(11):115-126.

⑩陈阳,李宛真.主流媒体平台化建设中“信息偶遇”的应用[J].青年记者,2022(05):57-59.

⑪黄露,杨敏.“网红打卡地”的空间生产与规训[J].青年记者,2022(14):56-58.

⑫[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35.

⑬史冬冬,米湘月.家庭媒介化：微信在家庭传播中的角色功能研究[J].东南传播,2021(10):121-126.

⑭金恒江,聂静虹.在线健康社区用户满意度研究：社会临场感理论视角[J].国际新闻界,2021(10):1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