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传播:完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地方逻辑起点

赵月枝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新闻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列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的十一个学科之一。作为一个有很强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一方面有丰富的20世纪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根底,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影响和美国冷战传播的冲击。进入新时代以来,新闻传播学如何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重任中作出贡献,就成了当务之急。本文站在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高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提出新闻传播学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的如下三条相互联系的路径:学科建设上走新闻学与其姊妹学科传播学的整合融通之路,理论构建上走从全球视野中20世纪中国革命内在视野出发的守正创新之路,历史范式上走根植中国革命在地实践的学术主体重构之路。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对“否定之否定”这一事物发展辩证逻辑的主动把握和能动运用,在学科建设层面“反转”四十多年来新闻学事实上被传播学边缘化的倾向,建设理论、历史与实践逻辑相融合的新闻传播学科,从而完成“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①高晓虹、涂凌波:《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创新与理论追求》,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7页。关于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融合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逻辑,笔者已有讨论,此文是以往讨论在地方新闻传播历史研究层面的落实与深化。相关文章,见赵月枝:《否定之否定?从中外性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赵月枝:《新时代呼唤中国传播学范式转型——兼谈斯迈思的开创性贡献》,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的使命;要实现这一融合,就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出发,把中国新闻传播学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框架延伸到更广泛的传播学领域;而这一融合的历史根据,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20世纪革命过程中的在地新闻传播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最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宣传动员与新闻传播实践。对于本文来说,就是在2022年纪念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重温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发展历史之后,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挖掘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缙云这样一个浙西南山区小县的新闻宣传、革命传播与文化领导权建设历史,阐发其对新闻传播学科融合发展的意义。回到学科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角度,这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破除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坚守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的立场上,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过程。这也必然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彻底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历史主体性的过程。

一、扩展学科研究范围:探寻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传播实践

完善新闻传播学一个不言自明的起点,是拓展其研究的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即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传统新闻业之外的更广阔的人类社会传播现象。毕竟,作为一个从西方舶来的学科,新闻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源于西方都市的现代新闻业,更具体地说,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报业。然而,作为有组织、有规模、有目的的传播活动,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报业为起点的新闻事业至今不过五百余年的历史,而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传播行为,却同整部人类历史一样悠远而古老②参见李彬:《现代传播探源》,载《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 1-8页;李希光:《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五点思考》,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第93-97页。,是人类社会更基础、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与意义生产实践。

正因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克服路径依赖的问题。然而,正如人类的传播活动远远比新闻业更加广阔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组织、宣传与社会传播实践,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时空领域与覆盖范围上,都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新闻实践和新闻业的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把革命重心转移到广大的农村,开始面对广大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群体之后,尤为显著。正如徐勇所观察到的那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都具有组织和宣传的两大功能。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对广大农民的宣传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之后,更加重视对广大农村人口的组织和宣传,“宣传下乡”也由此启动。③徐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7页。

通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将宣传延伸到广泛而分散的乡土社会,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能完成的、把农民组织起来和对农民思想意识进行改造的使命。这种“开天辟地将阶级意识带入乡土社会”的努力,让农民由一个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革命阶级 ”。①徐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7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创造,也是20世纪世界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②Elizabeth J. Perry, and H. Lu, Narrating the Past to Interpret the Present: A 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J. Perry, 22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60,160-173(2015).更重要的是,源于革命过程的“宣传下乡”实践,在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延续了下来。从1950年代初的农民读报组、农村俱乐部到后来的流动电影放映队和农村有线广播,新闻活动和更广泛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文化宣传与思想教育活动,一直是融合在一起的,而诸如戏曲这样的传统乡土文化形式也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型过程中,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融合性与创新性乡村传播实践,国家、集体先于个体的意识,“开始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之中”③徐勇:《“宣传下乡”: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8页。。

当然,这种集体意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通过共产党领导农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淬炼出来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如果革命是以土改为核心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那么,建设就是以“改天换地”为核心的提高“整体生产力”的实践。只有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发挥;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才能从分散的、单打独斗的、“靠天吃饭”的个体,变成有历史主体性、进而有“敢教日月换新天”豪迈气概的人民。这个组织者和动员者,就是以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党性”和“人民性”才到达高度的统一。这一点,在1960年代新闻媒体围绕焦裕禄的典型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是党的干部通过走群众路线,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依靠动员起来的集体力量,实现战胜灾难目标的典范。焦裕禄所说的“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诠释了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人民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高于人民性,两者在焦裕禄领导兰考人民抗灾自救、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提高“整体生产力”的斗争中体现出了一致性。焦裕禄刚到兰考时带领班子成员在火车站看到的无助灾民,变成抗灾劳动场面中组织起来的人民。他的灵柩运回兰考时,十万群众自发相送的令人震撼场面,是他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情感层面的升华。在更广阔的媒体与文化生产领域,曾经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龙江颂》,更是在福建漳州龙海干部群众“让水,不争水”真实故事的基础上,提炼出了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顾全大局、舍己为人的“龙江精神”。围绕“龙江精神”的宣传,涵盖了从口头文学到地方戏、话剧、电影、连环画、歌曲以及新闻报道等各种形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真正融合式全媒体传播现象。④赵月枝、白洪谭:《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62-171页。

总之,为克服欧美“印刷资本主义”陈旧观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以丰富的宣传动员与社会文化传播实践,尤其是针对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农民的组织传播活动和各种基于标语口号、人际传播、开会、“诉苦”“工作队”以及其他文化形式的传播实践和思想建设机制动员广大民众,我们不能将这些伟大实践排斥在中国新闻学主导历史范式的叙述之外。考虑到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几乎被基于都市的现代新闻业排斥在外的广大农民,如果忽视广大农村受众群体的历史考察,也必定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偏颇。从“论从史出”的角度,新闻史范式的偏颇,也不可避免地影响新闻理论。也正是这个偏颇,加强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传播研究,有助于对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社会转型动力机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二、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再出发

19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入,原本是可以扩展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视野的。然而,以美国实证传统为“主流”的传播学在中国登堂入室,边缘化了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组织动员传统,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本土新闻学走进了“死胡同”①参见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第 7-9页;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新闻学学科与话语体系重构,参见李希光:《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五点思考》,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第93-97页。。事实上,恰恰因为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冷战社会背景及其在中国被引进时弥漫于思想界的意识形态氛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革命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与社会传播历史被遮蔽了,而这个学科的媒介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则更进一步遮蔽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传播与宣传动员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主流传播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和“传播与发展”范式,从一开始就从如何防止类似中国革命这样的共产主义革命蔓延到其他亚非拉国家的角度来聚焦乡村发展问题②赵月枝:《否定之否定?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第6-37页。。毕竟,这是包括美国实证传播学在内的国外冷战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不但一直是美国学者主导的国外中国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而且延续至今。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与传播学者玛丽·布雷迪(Ann Marie Brady)的相关著作就是这一传统在新冷战语境下出现的进一步政治化甚至“武器化”发展的代表性案例。③Anne Marie Brady,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Wilson Center, 2017.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冷战社会科学框架和更广泛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新闻宣传历史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然而,对理论框架的选择,隐含着研究者的学术立场选择,这些俨然以“客观中立”和追求“学理性”的社会科学面貌出现的传播学研究,无不以被抽空阶级实质的、“外在的”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宰制与规训为归宿。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人民主体、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群众路线,以及中国革命给民众带来的“翻身”体验、阶级解放与个体赋能意义,已经被消解,甚至被颠覆了。这样的研究,除了强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西方理论的依附,进而成为西方理论殖民的内在化表达之外,很难承担起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重任。

总之,作为在近现代革命和改革的复杂变奏中先后从西方引入的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之间在中国的独特关系意味着,经历了中国革命改造、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闻学由于研究对象的局限和研究范式的单一,而对中国共产党更广泛的宣传动员和社会传播现象关注不够;而某些传播学视野的研究,则往往因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无意识”被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左右。传播学研究在1980年代初以“普世”面目出现;而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批判理论套用于20世纪中国实际的结果是,产生于特定西方语境的理论被赋予了“普世”的解释力。这些研究①正如笔者在别处已经论及的那样,“正如东西方文明一直是在交融中互鉴与发展的,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物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从来没有外在于源于二战期间的战争宣传研究并在冷战初期得到建制化发展的传播学,不管是施拉姆所代表的美国‘主流’传统,还是斯迈思所代表的北美‘批判’传统,不同的是其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立场。”更多讨论,参见赵月枝:《新时代呼唤中国传播学范式转型——兼读思迈斯的开创性贡献》,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21页。无法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总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的高度来阐释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20世纪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本身,是被视为没有“理论性”的——毕竟,上文所讨论的研究案例和其他各种把当代西方理论当作解释中国实践的研究的一个所谓前提是,中国是一个“未经理论化”的对象,因而,中国的实践——不管是革命年代大生产运动中的话语实践以及由此开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典型报道模式,还是建设年代的流动电影放映实践,是需要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的。然而,正如汪晖所讨论的那样,“20世纪中国的理论形态主要是战略、策略探索和围绕战略、策略探索而展开的历史分析——即实践方略的形式——呈现自身的”③汪晖:《世纪的诞生》,三联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离开中国革命内在的视野,也就难以把握失败与胜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革命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基础上的。从中国革命战略的内在视角出发,是这一哲学的“逻辑起点”,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识别‘薄弱环节’,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和策略,进而在创造新的形式的过程中重建敌我关系的进程”。最为关键的是,“这一进程实际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体的过程”。④汪晖:《世纪的诞生》,三联出版社2020年版,第75-76页。由此引申开来,无论焦裕禄这样的革命与建设主体的言行被构建成新闻传播话语的实践,还是读报组、流动电影放映队、有线广播、农村文艺宣传队等各种基层传播与群众文化形式,其本身是具有内在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论性的。

总之,从汪晖所建立的对20世纪的历史主体意识的逻辑出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先受到冷战传播学冲击,后受到更广泛、影响也更深远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干扰。那么,如何去寻找真正“内生”于中国实践的、“与中国社会大转型、新传播革命相匹配的大理论”⑤张涛甫:《立足中国现场,回应时代之问——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16页。?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知识体系的殖民化影响,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一定角度,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抱着金娃娃要饭”或者“骑驴找驴”的悖论中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如果我们接受汪晖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本身就具有理论性的分析,如果我们意识到韩国作为二战以后深受美国影响的东亚国家及其在20世纪冷战中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如果我们相信21世纪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不可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割裂,那么,我们除了续接20世纪中国革命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守正创新与融通中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正如胡靖所言,“理论与方法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基本的判断与结论”,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与进路”。⑥胡靖:《整体性、组织化于集体经济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三、地方宣传史在重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基础作用:以浙江省缙云县为例

今天,面对“无社交不新闻”的“后真相”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传播革命的交集,中国新闻学要提升与完善,中国传播学要“转型升级”“再出发”①胡正荣:《面向未来,转型升级——中国传播学再出发》,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3-6页。,就迫切需要在切实解决“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融合问题”的基础上,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②高晓虹、涂凌波:《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创新与理论追求》,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8-9页。,也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作为这两个“二级学科”之上的“一级学科”存在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毕竟,“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面貌出现”,更何况,从认识论的角度,把“中国新闻学”当作“特殊性知识体系”来对待,而将“传播学当作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似乎传播学的知识层级更高”,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问题上的一个误区的反映③高晓虹、涂凌波:《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创新与理论追求》,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第8-9页。,更遑论这种认识背后的西方知识体系霸权。这种霸权所导致的结果是,虽然“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舆论的手段,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一百年”,“但是我们的新闻学界却无法用中国精深而丰富的语言文字从理论上总结,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美西方语言和概念描述中国经验和走过的道路”,从而形成一种“思想文化的逆差。”④李希光:《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五点思考》,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第94-95页。实际上,正如前文的讨论所揭示的,用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学术框架解释中国走过的道路的结果,不是贸易量意义上的“逆差”,而是这一道路的解构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主体性的扭曲。

要真正让新闻学与传播学有机融合起来,需要在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做学科重构的努力。这意味着直面汪晖所讨论的作为“20世纪的衰落”所体现的“总体性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逐渐瓦解”这一挑战,在一个危机叠加的时代,寻找解放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契机。”⑤汪晖:《世纪的诞生》,三联出版社2020年版,第42页。对于新闻传播学来说,在危机中求“转机”⑥在这方面一个较早的理论努力,可参见赵月枝、吕新雨主编:《传播研究新视野:危机与转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需要理论反思与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田野研究的有机结合。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从“不忘本来”和“根植实践”出发,以笔者生长的浙江省缙云县这个小小山区偏僻县域为案例,丰富对中国新闻传播史中中国共产党在乡村革命的组织传播与宣传动员史的认识。本文希望,这种从中国革命内部逻辑对地方革命组织和宣传动员历史的挖掘与打捞,能让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落地”乡土中国的过程中,让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与革命传播史在具体实践中融为一体,从而为统筹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路径支持,为奠定新闻传播学范式创新的历史与实践基础提供一块可供参考和可以复制的基石。

从一定意义上,浙江缙云是一个从地方层面融通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的“理想类型”。一方面,处于江浙核心地带中的一个山区县域,缙云并没有“显赫”的革命组织、武装斗争和宣传动员历史。另一方面,作为以浙江省丽水市为核心的浙西南革命老区的一部分,缙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军委序列的全国十四支红军之一的红十三军的策源地和游击中心区域之一,红军挺进师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以及浙东游击根据地的中心驻地。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缙云是中共处属特委(今中共丽水市委前身)领导机关所在地和“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的成立地和主要活动区域。无论从解放前夕缙云县党员总数,还是从“革命斗争的连贯性、党组织的发展的普遍性、群众发动的深入性”等方面,缙云的革命发展在浙江全省“都属于比较突出的县”。①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缙云的山沟沟和村野农舍里,留下了宝贵的革命记忆,包括革命宣传动员和中国共产党地方新闻传播史的遗产。本部分的历史资料来源包括地方党史和民间地方革命历史研究者的文章、访问革命后代和地方文史专家、参观村史陈列和地方革命遗址与革命历史纪念馆。②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曾泽宇曾在笔者的指导下,以缙云的革命宣传历史和红色文化为题,完成了其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硕士论文。本文在准备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曾泽宇的部分资料整理支持。特此感谢。

本文力图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出发,在县域革命史的框架中,打捞任何与新闻、传播与文化宣传相关的内容。本部分所涉及的新闻传播活动包括新闻报道、书报流通、报刊出版、传单与标语口号、信息情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文化活动等各个方面。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讨论:知识分子的理论武装与组织传播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先导地位;不同类型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地方革命传播活动中的地位;革命宣传与整个革命斗争策略的关系;革命传播与乡村民众组织、日常流动、传统文化实践的有机融合。

(一)理论武装与组织传播在革命事业中的先导地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缙云许多学校都收到上海、杭州寄送来的传单和宣言,并组织起“缙云学生联合会”开展抵制日货行动。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向导》等刊物通过邮路寄到缙云,在缙云进步青年中传阅。县城的“王富春”书店则有《资本论》等共产主义相关书刊出售。得益于浙江的共产党组织的重视,浙江54个县有581名黄埔军校前五期学员,其中包括蔡鸿猷等21名来自缙云。作为缙云最著名的共产主义革命先驱,蔡鸿猷经常将书信和进步书籍通过县城春雨堂药店转寄给亲人、同学和朋友阅读,“对缙云进步青年接受革命思想启蒙和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③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 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22页。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缙云的建立本身,就是出于浙江的共产党组织内部传播的需要。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浙沪地区氛围紧张,许多共产党组织都遭到破坏或转为地下。这一年8月,位于缙云北面的中共永康临时县委的邮路被国民党查封,不能寄信到杭州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永康临时县委特派徐宝莹以缙云县立女子小学教员身份到缙云建立秘密交通站,开辟了一条从永康到缙云再到杭州的秘密交通邮路。此后,徐宝莹与另一位从永康派过来的女党员陈珠玑在缙云结识了一批参加过响应“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以爬山游玩为掩护,组织他们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27年11月,缙云地面上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五云镇支部在缙云县五云镇成立,归属永康县委领导,负责永康县委与中共浙江省委之间的通信联系。同月,中共浙江省委在缙云县建立了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1928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和缙云党组织发展情况,缙云县特支改建为中共缙云区委;同月,中共浙西临时特委委员兼永康县委书记邵溥慈视察缙云县党的工作开展情况。邵溥慈到来后,十分重视党员发展和宣传工作,他教唱《国际歌》,在调查了解缙云“农村土地、农民经济、地主恶势力以及城镇店员数量等情况”④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的基础上,编写《工作方略》和《宣传方略》来指导各支部党员学习。共产党骨干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他们白天教书,晚上走村串户,在贫苦农民中秘密传阅从广州带回的《向导》《红叶》等共产党刊物及内部文件,宣传党的主张。到1929年底,缙云就有31个党支部,300余名党员,建立起了联系浙西、浙南的秘密交通线,并建立了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及第一团在永嘉县成立,缙云的红军游击队被编入该团。在中共中央“赤化浙江”思想和攻占中心城市道路指导下,红十三军于1930年8月30日占领缙云县城,烧毁国民党县政府内的公文契据和土地陈报册籍,在县政府门口等处张贴告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主张。虽然红军在两天后就主动撤离缙云县城,刚组建的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能占领一个县城,在当时还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红军占领缙云县城的消息,不但很快传到了上海,而且以《浙南红军占领了缙云》为题,通过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传到莫斯科。①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尽管如此,攻占中心城市的道路早已被证明走不通。不过,对于缙云地方来说,红军驻扎缙云县城两天两夜期间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作风,却也成了红军形象的最好宣传。

(二)新闻传播活动在地方革命传播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秘密情报和交通线是革命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传播生命线,那么,报刊出版事业次之——这也是传统革命新闻事业史叙事的主体。不过,在缙云,革命年代由党组织主办的(党内)报纸刊物非常有限,只有1928年中共缙云县委油印刊物《新缙云》、1940年中共缙云县工作委员会半月刊《普化》,以及1949年3月由雪峰山路南党组织创办的日报《新路南报》。这其中,《新缙云》由公开身份是白竹小学教员的壶镇镇雅施村党支部书记应一心不定期秘密出版了10期,内容包括转载从外地寄来的《向导》《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二五减租条例》《农民协会章程》以及党内通讯等内容,以及“就地取材编写既通俗易懂,又能反映农民疾苦的歌谣、散文,摘录古典诗词”等。②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普化》是1940年由中共缙云县工作委员会创办的党内宣传刊物,由被党组织派到缙云以教师身份开展工作的上海党员陈瑞绍在仙都中学带领两名党员教师编辑,大概半个月出一期,出版了10余期,宣传有关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的内容,登载有关抗日的重要时事、消息、评论、教育界活动情况、小品文等,在仙都中学油印后,分寄给县内各学校。③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122页。从其内容可以看出,这两份刊物的主要作用,是革命理论武装和进步知识界内部的传播。

日报的出版是新闻传播事业中的皇冠,需要以比较巩固的革命游击根据地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前在缙云创办的唯一日报,是《新路南报》(原名《路南报》,后又改名《路南日报》)。该报创办于有“鸡鸣闻三县”的新建镇雪峰村。这个山村早在1930年就建立过“永康工农红军雪峰山游击队”,在1948-1949年的解放战争期间,是路南军分区司令部、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队部所在地。《新路南报》与干部学校、电台、被服厂、医院等一起,构成这一革命根据地“基本建设”的一部分。该报以转载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为主,及时转发了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捷报,也刊载浙西南、浙东地区的军事要闻,发行量达1800份。1949年5月8日,随着二野十一军解放隔壁的永康县,位于缙云县的雪峰根据地的游击队转移到永康县,《路南日报》社也于1949年5月23日奉命迁往金华市,并入二野十一军的《金华新闻》社。④李根溪:《仙霞岭中话雪峰》,载《缙云报·仙都特刊》2003年9月12日,第3版。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金华市委党报《金华日报》的前身。

在缙云这样的边缘山区革命地带,出版定期刊物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物质条件,如上所述,只有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才有可能。因此,对缙云这样一个县域来说,如果只从本地报刊出版的角度来理解地方革命宣传历史,那就舍本逐末了。更多的宣传活动,尤其是面对民众的宣传活动,是地方党组织以传单和标语的方式,不定期展开的。比如,1928年,在中共缙云县委成立一年后,就以《告全县农民书》《告全县工人书》《告全县青年书》《告全县妇女书》以及《告全县商人书》的方式,组织党员分四路在不同方向散发与张贴,甚至张贴到国民党县政府门口。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活动开始后,中共缙云县工委接收到上级寄送来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列宁论罢工策略》《奥国工人暴动》《斗争》《开滦宣言》《福建事变第三次宣言》《红军捷报》①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81页。等传单刊物80份,这些资料刊物成为当地党组织向群众做时政形势宣传的内容与指导,对于鼓舞稳定民心,激励群众继续坚定革命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粟裕、刘英带领的红军挺进师进入缙云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做了铺垫。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即《救国大计十端》)。驻地在缙云的中共处属特委将《救国大计十端》翻印成传单,分发给所属10个县的党组织“统一时间同时张贴”,缙云县党组织则不但在县内复制和张贴传单,而且将一部分传单投寄给缙云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和各机关、学校,“以及在社会各界有名望的人士家中”。②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页。这说明,到了1940年春,来自延安的重要宣传材料,已经不但能以传单的形式及时在缙云这一国统区中的山区县域得到传播,而且能被寄送到事关国共合作“关键少数”的家中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共产党真正把宣传“做到家”了。

(三)革命宣传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战略部分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写作事业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是否进行公开宣传、如何宣传的首要考量,是革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的革命传播实践,体现了公开与秘密、“有闻”与“无闻”在千变万化的具体斗争情景中的动态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在缙云这样的国统区中心地带的边缘开展武装斗争,其革命传播的意义在中国革命的总体战略中比单纯的军事考量有更重要的意义。缙云东方镇汤畈自然村李武传家天井保留着的一面红军标语墙,是这种总体战略的最好例证。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作为牵制和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一项战略,中革军委组建了以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为军团长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可惜的是,这支共一万余人的“相当可观的力量,从11月中旬编成到1935年1月底覆灭,仅仅存在了两个月”。③金一南:《苦难辉煌》(大字版),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51页。然而,这不是传统的中国革命“失败与胜利”辩证法的全部。在狱中的方志敏,以《可爱的中国》,留下了永垂千古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爱国主义篇章;如果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来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浙西南也起到了革命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

挺进师1935年7月在缙云东方镇汤畈村李武传家天井内墙留下的一组标语,是这支队伍在双重意义上的宣传队作用的最生动例证。墙上经过复原能看清24条标语,内容包括:“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是)帮助贫苦工农的军队”“红军为工农谋利益”;“共产党是抗日反帝的唯一先锋队”“维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唯一领导”“坚决执行共产党领导积极进攻……”;“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建立工农自己的苏维埃,只有苏维埃才是唯一出路”;“要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实行减租减息”“要有饭吃”等。这些标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共产党“团结工农”“建立政权”“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以及“土地革命”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党史》的如下叙述,彰显了这支作为火种的队伍,在浙江这一国民党统治腹地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光辉形象:“挺进师第一纵队转战缙云期间,一路反击国民党军‘追剿’,一路刷写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①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89页。从革命战略的高度,与红军主力长征的秘密性相反,红军挺进师以自己从赣东经闽北进入浙西南的行动,在战略上通过暴露自己来调动敌人和鼓舞群众,在战术上通过隐蔽自己以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红军标语墙有双层的传播含义——首先是在“媒介即信息”意义上昭示红军在浙江腹地的活动;其次才是这些标语内容本身对红军的性质与主要主张的宣传。

革命传播中的战略性还隐含在地方党组织在话语策略选择中的能动性与针对性,或者说,革命传播中的明确敌我意识和传播对象意识。这从解放前夕一支成立于缙云的共产党地方武装的名字选择中可以看出。1947年2月,随着解放战争战局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发出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要趁国民党统治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造成民不聊生,群众斗争热情高涨之际,发动、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年8月,在没有浙江省委统一领导的情况下,中共浙东、处属两地党组织在缙云秘密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所属地方武装,成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以实际行动配合解放战争形势,扩大游击战争规模,发展壮大游击区范围。这支部队的命名,颇具传播学意义上的策略意识。之所以如此命名,一方面,“考虑到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力量比较强大,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号不利于部队的活动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老百姓最痛恨的是国民党打内战抽壮丁”,因此,“树起壮丁抗暴自救的旗帜,有利于广泛地号召农民投入到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中,也有利于部队公开活动,扩大影响”。②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177-179页。与红军挺进师一样,这支武装把宣传群众当作重要任务。成立后,很快油印和散发了《告同胞书》,揭露国民党打内战导致百姓走投无路的罪行,号召浙江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武装反抗,直至推翻其反动统治。从话语策略的角度,把共产党的武装命名为“壮丁抗暴自救军”,其正义性、自愿性或自主性不言自明。

(四)革命传播与日常乡村流动、传统组织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传统文化、乡村习俗与日常生活为革命传播创造了丰富与多样的载体和实践形式。从集市日在集市上向民众发布演讲,到乡村社戏场“趁戏场人员密集之际宣传‘二五减租’政策”,达到“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舆论上打击封建地主势力”③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的目标,这是群众在哪里,就把宣传做到哪里的公开革命传播。在“兄弟会”“关公会”等民间结义组织中部署共产党员,一方面通过现有民间团体团结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在这些组织中发现和培养共产党员,体现了共产党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与在地性。而将上百个秘密交通站隐蔽于人民群众的家中,通过正月十五闹花灯队伍传递情报、用走村串户的匠人做交通员等等,则是把日常的乡村流动转化为革命传播最隐蔽也是最有效的“生活化媒介”实践。1943年夏天,为了领导缙云农民有效进行抗捐抗粮斗争,共产党员还把传统民间“仪式传播”转化为革命传播,即利用缙云农民在大旱之年进城“取城隍”求雨的仪式,发动各地农民轮番进城“取城隍”,发“贴”要求国民党县长走出政府大门,陪同群众跪地“哭雨”,逼得县长“仓皇出城逃避”,最终不得不减少农民的军需和钱粮捐税。①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页。

缙云南乡小章村的“农暇戏班”,更是在乡村传统文化和革命实践结合方面别出心裁。正如村中由蔡氏祠堂改建的文化礼堂中一个叫《小章村的红色婺剧》宣传栏写道:尽管这个村庄“偏僻、荒凉、闭塞”,但是,“村民却自有一套应对贫寒寂苦的方法”。这就是缙云的地方戏婺剧。早在1936年,村里就成立了剧团,名叫“灯戏”。村民们“白天在田头,晚上在台头”,通过传统戏剧演出,寓教于乐。1940年以后,村中的戏班名称改为“农暇戏班”,24人中起码有6位是共产党员。戏班成员在农闲时演戏,并以演戏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而每晚三担大米的戏金,也“基本上都送给游击队解决吃饭问题”。除此之外,戏班还承担了发展游击队力量,用戏箱藏枪支,送游击队人员等任务。②小章村红色婺剧的真实故事,近年先后被缙云本地文化工作者编成《三担米》婺剧小戏和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大型现代婺剧《括苍山下》。在小章村“红色婺剧”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乡土文化传播活动与革命事业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乡土文化传播活动不仅为革命事业提供了组织支撑,而且直接提供了物质保障。

总之,在缙云乡村,从青年知识分子的理论武装和革命宣传开始,到开展武装斗争与游击根据地建设,共产党通过漫长的斗争和广泛的群众动员,赢得了一个农民自下而上“赋权”的政权。到了1948年,共产党在军事上尚未解放全国,政治上也还没建立起从基层到中央的政权时,缙云人民就已经认同共产党,把共产党组织当作唯一的有效治理权威,要求党组织负责管理乡村事务。村民们关于山地、山林归属权问题、夫妻争执、家庭财产纠纷,以及社会风气整治、禁止赌博、禁止破坏山林等问题都上门找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做仲裁调解,将共产党军政机关作为社会公正标准和裁决机构。③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8页。三溪乡的“义金台温边境革命纪念馆”中有这样的叙述:面对国民党治下赌博成风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村民要求共产党游击队出面制止此风。作为回应,1948年冬,共产党在仁厚村召开大会,宣布禁止赌博,废除已经写下的赌契,处罚不听劝告的继续赌博者。三溪民兵在日夜站岗放哨监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也巡逻稽查赌博行为。禁赌成功后,偷窃风、打架风也随之停止,三溪乡成为无赌博、无盗窃、无打架的“三无”模范游击区。④浙江省缙云县三溪乡三溪村,义金台温边境革命纪念馆展示。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就成了乡村民事调解权威的事实,也与一些学者以“客观中立”立场出现的对共产党如何建立“威权统治”的叙述形成了主体性立场上的对照:东金乡岱石村,有一桩围绕两亩农地的纠纷,在国民党政府历时10年未能予以解决,在缙云县、金华府、浙江省司法机关的判决无效的情况下,“应群众要求下,仙都——城区共产党武工队队长田德相率部前往调解,终于调解成功,纠纷得以解除”,还有其他一些村庄村民涉及山界、宅基地等民事纠纷,“也都是因为找共产党游击队才得以妥善解决。”⑤参见中共缙云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浙江缙云历史》第一卷(1927-1949),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版,第208页,类似叙述,也出现在浙江省缙云县三溪乡三溪村的义金台温边境革命纪念馆展示中。那些村人主动要求共产党禁赌或找共产党解决民事纠纷的叙事,既是共产党在没有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在价值规范与社会治理层面赢得民众主动认同的印证,也是民众主体性的体现。从社会理论角度,共产党在正式执政前,就已经赢得文化领导权并把自己嵌入乡土社会及其道德规范秩序了。正是这样的国家政权形成历史,使任何基于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对立框架的批判、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对民众规训过程的解构,勒庞的乌合之众概念的运用,不是有隔岸观火、似是而非之嫌,就是有南辕北辙之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老区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见证”成为了一种尊重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性的表达。这种主体性是通过融合性的新闻传播与文化实践建立的。

结论:从乡村视角完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

正如20世纪的列宁主义革命政党不同于19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切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与西方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形成历史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一政权是全民性参与的长时间战争与革命动员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最终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以“革命的队伍和动员的工具”①Michael Schuds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 History, in Erik Barnouw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3,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04-313.的角色,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农民,打造成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千百万分散无组织、没有国家、阶级概念的农民,被整合成具有共同意志的革命群众,以“自为阶级”的姿态,参与到革命中去。

如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民、锻造人民主体的过程,可以被看成是“笔杆子底下出人民”的过程。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正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徐俊忠所指出的那样,“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生产、塑造出来的崭新的社会政治主体”②本刊编辑部:《徐俊忠:何谓“人民”——历史的角色》,载《经济导刊》2022年第7期,第38页。转引该文原注:“此文系《经济导刊》编辑部在徐俊忠教授在2022年7月25-31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立足中国土、回顾马克思——中国特色新闻学再出发’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稿摘要编辑,作者审读增订。”。本文前文所提到的焦裕禄言行和他把兰考灾民转化为战胜自然灾害的兰考人民的具体故事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道理。需要指出的是,从缙云这样的边缘革命地带的角度,延安清凉山上的“中国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中的那支如椽巨笔,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象征,而应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锻造人民主体、赢得世道人心过程中的所有革命传播活动与文化动员工作的象征。在这个新闻传播体系的中心,是从《新青年》《向导》到《解放日报》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革命新闻事业,在它的边缘和基层,是被共产党人秘密带回缙云传阅的《向导》和出售《资本论》以及其他共产主义书刊的“王富春”书店,以及在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用各种传播方式所动员起来的农民。

本文对缙云地方革命宣传历史的挖掘充分显示,在1927年到1949年间,尽管中国共产党缙云地方组织也分别在1928年和1940年油印过《新缙云》和《普化》两份刊物,但它们都无法长期存在,而缙云境内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份共产党地方性日报,要到1948年初才出现,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群众动员工作,靠的是从标语口号、开会、发传单和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各种“基层传播”形式,而共产党队伍的行动,是最有说服力的“具身传播”媒介。这说明,一旦我们超越基于“印刷资本主义”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新闻传播史叙事模式,一旦我们把目光投向革命中心之外的广大农村地区,构建地方宣传和革命传播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机械地把研究对象局限于新闻出版,那么,革命过程中的地方宣传动员和基层传播史就被抽空了大部分内容。总之,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部视角出发,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与更广泛的革命传播活动,是锻造人民主体的事业;从乡村革命史的视角,新闻传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性和融合性事业。这为我们超越学科藩篱和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今天的全媒体时代打造有机融合的、有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也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县级融媒体建设和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各项措施,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有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我们才有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驾驭将来的变局。融通中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也是新闻传播理论对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