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草木之喻

2023-10-16 07:30吴中胜
人文杂志 2023年9期
关键词:生命体

吴中胜

关键词 中国文论 草木之喻 生命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9-0078-08

中国文论的草木之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学界已有研究,如王顺娣著《古代文论中的草木象喻批评研究》,该书在草木象喻演变史、象喻草木类型分类方面,材料翔实,但在理论意义探讨的深广度方面尚待进一步深化拓展。本文在这方面试作探讨。意大利学者维柯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原初民族语言,得出结论:“在拉丁语言里几乎全部词汇的根源都来自树木或农村。”① 维柯又说:“人类事物或制度的次第是这样:首先是树木,接着就是茅棚,接着是村庄,然后是城市,最后是学院或学校。”② 维柯的观点用在中国也是大致符合的。中国先民们最早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賙木为耜,揉木为耒”“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周易·系辞下》),都是就地取木为材,所以,早期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草木。经由长期的生产生活积淀,草木成为中国先民表达思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主要选取物象。只要看看汉字的部首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汉字中“艹”“木”部首占相当比重。

维柯说,人类心灵有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③道家所说的“道”和“德”都是抽象的,是“辽远的未知的事物”,老子就以近在手边的草木来言说“道”和“德”。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陈鼓应说,“刍狗”就是“用草扎成的狗,作为祭祀时使用”。① 老子又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陈鼓应说,“芸芸”就是“常常用来形容草木的繁盛”。② 这里,老子把道之本原比作草木之根本。老子又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意在说明积小成大的道理。这样相对抽象的难以把握的“道”和“德”也变得具体鲜活,也大致不难理解和把握。儒家也常用草木来比德,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孔子又有“风草之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人之德性,相对笼统,很难把握,以日常大家熟习的风和草喻之,则相对笼统的德性也鲜活具体、判然可分:“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传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无论是道家的草木喻道,还是儒家的草木比德,都是一种“实物”文字和“自然语言”。③ 这是一种具象化的文字,是“绘声绘影”的语言。④ 草木之喻普遍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文道通草木之理,文如草木之体,文学史如草木之运,文与草木之间存在着可比性。

一、文道通草木之理

文学之道一如天地万物之道,无形无状,无色无味,相对笼统,难以言说。日常生活中习见的草木很自然地被文人们顺手拈来,有形有状、可触可摸的草木与“神道难摹”的文学之道有妙合之处。草木的自然生长一如文学的自然生成之道,草木的生机勃勃一如文学的生气活力,草木的多彩多姿一如文学的风格多样。

以草木喻文,东汉就见端倪:“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字,复为华叶乎?”⑤王充说,草木开花长叶,正好比文章之天造地设。西晋时的陆机《文赋》草木之喻已有较多的运用。“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草木的春花秋叶往往能感发作家们的创作冲动。“或因枝以振叶”比喻文学思维的整体联动性。“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文学创作就像草木一样,只有根基深厚才能枝干粗壮,也只有枝条粗壮才有繁花盛果。陆机把作家创作没有灵感比作“兀若枯木”。⑥ 南朝的刘勰“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⑦相比而言,刘勰对于文心文理的阐发更为全面深入,在草木喻文学之道方面也更广泛更成体系。如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是“自然之道”,就像“草木贲花,无待锦匠之奇”。草木不需依靠织锦师,却依然能开出神奇的花朵,这不是外在的人工修饰,纯任自然而已。⑧ 刘勰开篇就把文学之道与生机勃勃的天地大化联系起来。刘勰又以“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阳而异品”⑨来说明生成环境对文学风貌的影响,用“槁木无阴”说明文学的“自然之势”。瑏瑠从文学本体、文体文风、文学创作,再到文学鉴赏,刘勰都以草木作比,抽象的文心文理变得具体鲜活、生动形象。刘勰之后,文论家们更是把草木喻文道的言说发扬光大,有的用草木根本与枝叶花实的关系喻文学道德养成的重要性,有的用草木的搖曳多姿喻文学的多样风貌,有的用草木的自然生长喻文学的天工造化。

韩愈就用草木根本与枝叶花实的关系喻文学道德养成的重要:“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①韩愈认为,文学不能求其速成,作者要好好培育其道德境界,就像树木要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明末清初方以智进一步深化韩愈的言说思路:

《灊草》曰:性道犹春也,文章犹花也,砍其枝断其干而根死矣,并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哉?言扫除者权夺也,欲人之读真书耳,非必惩咽废食也。固陋托以夸毗,而弦诵反自废耶?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树之根株花叶,皆全仁也。……既知全树全仁矣,不必避树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树全仁矣,培根也,护干也,除蠧也,收实也,条理灌输日用不离也明甚。②

方以智认为,“仁”之类的“性道”犹如草木之根本,文章就像草木的花、枝、芽、叶。修仁就像培养草木之根本,根深才能枝繁叶茂,继而才能硕果累累。同理,只有宅心仁厚,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抵达“与万世共熏”的圣境。

署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用草木的摇曳多姿喻文学的多样风貌。二十四诗品是24种文学境界,文学境界玄妙难摹,作者就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项比拟之。这样,玄妙难懂的文学境界就具体鲜活起来。其中就有不少是草木意象,如“碧桃满树”“柳阴路曲”喻“纤”;“绿杉野屋”喻“沉著”;畸人“手把芙蓉”喻“高古”;“左右修竹”“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喻“典雅”;“红杏在林”喻“绮丽”;“如逢花开”“过雨采萍”喻“自然”;“奇花初胎”“杨柳楼台”喻“精神”;“水流花开”喻“缜密;“筑室松下”喻“疏野”;“娟娟群松”“晴雪满竹”喻“清奇”;“碧松之阴”喻“实境”;“林木为摧”“萧萧落叶”喻“悲慨”;“花草精神”喻“形容”;“乱山乔木,碧苔芳辉”喻“超诣”;“花覆茅檐”“杖藜行歌”喻“旷达”。③ 《二十四诗品》就是24种境界、24首诗,本来无情的草木却被赋予了诗情画意,大化自然与人之文心相融相通,草木之意象亦即人之文心的呈现。

草木生长,向阳背阴,春华秋实,本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风格的形成也是如此,有的文论家就用草木的自然生长喻文学的天工造化。如金代王若虚引用郑原之語:“诗之有韵,如风中之竹,石间之泉,柳上之莺,墙下之蛩,风行铎鸣,自成音响,岂容拟议。”④风吹竹林,是为天籁之音,不着人工,自然成韵。元代范德机曰:“草木之向阳生而性暖者解寒,背阴生而性冷者解热。此通确之论,至当之理。或专执己见,而不知信,则曰:‘神农氏误后世人多矣。’岂不为大诬也哉!”⑤范德机认为,诗为雅道,是不易之教,正如草木生长一样,是客观规律。明代庄元臣称:“今观阳和动而草木发,青者、碧者、红者、紫者,大者如盘,小者如钱。旖旎者富贵,轻盈者芳妍,斯非天下之至文哉?果孰思之而孰饰之?”⑥庄元臣认为,自然界中草木之花色多样、大小各异,都是自然天成,非人力有意装饰。清代叶燮认为,诗文之理总归不离“理、事、情”三个方面,他以草木作比说:“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苟无气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纤叶微柯以万计,同时而发,无有丝毫异同,是气之为也。苟断其根,则气尽而立萎。此时理、事、情俱无从施矣。”①诗文的“理、事、情”相对比较笼统,叶燮比之于草木之能发生、既发生、自得之趣,使相对笼统的事理变得具体鲜活,人们就更容易理解了。

二、文犹草木之体

既然文道通草木之理,草木是一个生命整体,文学作品也是一个完美的生命整体,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又说:“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②字、句、篇相连,文脉贯通,首尾一体。草木也是根干相通、枝叶相连,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因此,以草木喻文学生命体是文人们常用的言说。汉代王充把人体比作草木之体:“夫人之形,犹草木之体也。”③考虑到中国文论历来有把文学比作人体的传统,因此,用草木比喻文学生命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学有情感,有言辞,有声音节奏,就像草木有根有杆、有枝有叶、有花有果,两者都是活力充盈的生命整体。

刘勰把作品的思想和文辞比作草木的根与枝叶,根深则叶茂,如“根柢?深,枝叶峻茂”,经典思想深厚,其文辞崇高繁茂,故其影响也久远,“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④ 又:“根盛而颖峻”“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⑤其言说思路也近似。刘勰又用“木体实而花萼振”来说明“文附质”的道理。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出自《史记·李广传》,刘勰用来说明文章以情志为根本的道理:“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⑥木体实则花果繁盛,文学也是类似道理,无益风教的华丽言辞反而有害,刘勰把那些“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华丽言辞说成是“繁华损枝”。⑧

本来是用来形容草木的“花(华)”“实”“颖”“秀”“莠”“芜”等词语被直接移用来比喻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更是把文学视为草木之体的显著用例。这样的用例太多,此不赘列。与此类似,又有以“枝干”来比文学整体的,如:“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⑨用树木的枝与干的关系说明文章是一个整体的道理。白居易把草木的根、苗、花、实与文学的情、言、声、义一一对应起来,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瑏瑠更是学人共知的视文学为草木之体的例证。

文学之生命整体,全凭一团元气贯通,其景、事、情、意,一如草木根干枝花相次而生。元代陈绎曾云:“澄神矣,将此题中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由根生干,由干生节,由节生枝,生叶生花。枝枝叶叶无,则不可强生,有则不可脱漏,一一将此题此景、此事、此情,如青天白日,照烛纤悉,明白净尽,却将此景、此事、此情、此意都扫除,无纤毫存于心目之间,只有此题此气。”瑏瑡中国文论以“气”论文的传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升华,从孟子的“浩然正气”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再到刘勰的“养气”,无论是哲学之气、道德之气、文气,还是“一团元气”,此气可以贯通文学,也可以贯通草木,有之则生,无之则死。陈绎将文学与草木打成一片,无所谓主体客体,也无所谓本体喻体,以一气贯通一切。这显然深得理学思想熏染。

既然文学作品一如草木是生命整体,作家们写文章时就要一气贯通、血脉相连、首尾兼顾,我们评论作品就要有整体观,不能仅凭一字一句、一枝一叶来判断好坏。刘勰就要求“振叶以寻根”,①要求论述要全面系统。严羽也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②看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要看其整体气象,而不是零零碎碎的一枝一叶。

三、文学史如花之运

文学既然是生命,就不仅是一个有机整体,还是一个过程,有生有长、有壮有衰,正如草木有生根发芽,有枝繁叶茂,有开花落果,也有落叶枯枝。一部文学史一如草木之生命历程。草木要花繁叶茂、硕果累累,首先要有好种子。文学也是这样,首先学习标杆,所谓“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者斯为下矣”。③明代庄元臣说:“凡为文有本意,有支意。本意寻常,则支意苦索而终不得异。若本意奇拔,则支意平写而自嘉人一等。譬如卉木,种凡则花不得不凡,种异则花不得不异。今人作文,能知加意于本者寡矣。”④要想嘉木异草,当然要有不凡的种子,作文也如此。明代赵宦光说:

善之何法?拟古在多读书,酝酿胸次,时至即发,此之谓善用。得句翻句,得字钞字,道听途说,此之谓不善用。譬诸草木,种子落地,得气转生,能发新枝,略非旧物;苟不得气,腐烂可憎。⑤

中国文论特别重视选择好的学习对象,刘勰认为要学五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⑥严羽主张不学盛唐以后诗人:“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⑦明代冯复京也主张学古诗,并且用草木作比,说:“古诗甚质,然太羹玄酒之质,非槁木朽株之质也。”⑧赵宦光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不仅提出要学习诗骚、汉、唐诗,而且提出要“善用”,即要善于学习,就像草木,有好的种子,还要“得气”才能“转生”,“不得气”的话,再好的种子也会腐烂。

好的诗歌要神完气足,要有筋骨,有肌肉,有色泽神韵,这就好比草木有根干,有枝叶,有花蕊。从这个角度也能解释各个时代的诗歌变化。明代胡应麟说:

诗之筋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枝叶也;色泽神韵,犹花蕊也。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犹木之根干苍然,枝叶蔚然,花蕊烂然,而后木之生意完。斯意也,盛唐诸子庶几近之。宋人专用意而废词,若枯枿槁梧,虽根干屈盘,而绝无畅茂之象。元人专务华而离实,若落花坠蕊,虽红紫嫣熳,而大都衰谢之风。⑨

胡应麟认为,盛唐之诗“筋骨立”“肌肉荣”“色泽神韵充溢”,所以其美“善备”,就像树木之根“苍然”,叶“蔚然”,花“烂然”,所以其生意完足。宋诗专门注重意理而轻弃言辞,就像草木枯槁,盘根曲干,绝无繁茂之象。元诗则与宋诗刚好相反,重言辞而轻情实,如草木之花蕊坠落,虽红紫烂漫,终究花谢香消,难挽衰颓之势。

诗文有时代,如草木有四季。李渔把一部文学史浓缩为草木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有花运,其《名词选胜序》云:

文章者,心之花也。花之种类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时。时即运也,桃李之运在春,芙蕖之运在夏,梅菊之运在秋冬。文之为运也亦然,经莫盛于上古,是上古为六经之运;史莫盛于汉,是汉为史之运;诗莫盛于唐,是唐为诗之运;曲莫盛于元,是元为曲之运。运行至斯,而斯文遂盛。①

不同品种的草木花期在不同季节,春天桃李芬芳,夏天芙蓉照水,秋天菊花飘香,冬天梅姿傲雪。文学亦如此,不同时代盛行不同文体。六经盛于上古,所以上古是“六经之运”;史盛于汉代,所以汉代为“史之运”;诗盛于唐代,所以唐代是“诗之运”;曲盛于元朝,所以元朝为“曲之运”。

如果说,李渔是把不同文体的兴盛更替比作草木之花期运转,那么,叶燮则是专注于诗歌这一种文体,他把一部诗歌发展史比作草木的生命历程。其《原诗·内篇》曰: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②

把一部中国诗史比作树木之生命历程,《诗经》是其根,汉代的苏、李诗是“其萌芽由蘖”,建安时期的诗歌则是草木“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歌则是草木“有枝叶”,唐诗则是草木“枝叶垂荫”,宋诗就像草木虽然也“能开花”,但“木之能事方毕”,很难有新变了。自宋以后之诗,或者“花开而谢”,或者“花谢而复开”,花样虽多,终究“不能从根柢而生者也”。在叶燮看来,一部中国诗歌史是一个由兴而长而盛,又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一如草木的生命历程。正如草木需要不断从根部吸收养分,《诗三百》是诗歌的根柢,所以后代要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一部诗歌发展史及其道理,叶燮用大家常见的草木就说清楚了。

与叶燮类似,清代钱泳《履园谭诗》中也有一段话,也是由草木的生命历程悟出诗学发展史的大道理:

诗之为道,如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溯所由来,萌芽于《三百篇》,生枝布叶于汉、魏,结蕊含香于六朝,而盛开有唐一代,至宋、元则花谢香消,残红委地矣。间亦有一枝两枝晚发之花,率精神薄弱,叶影离披,无复盛时光景。若明之前、后七子,则又为刮绒通草诸花,欲夺天工,颇由人力。迨本朝,其花尤盛,实能发癢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英华,而自出机杼者;然而亦断无竟作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集读者。③

钱泳的诗歌发展史观与叶燮有相同之处,他也认为中国诗歌发展史是兴而长到盛,又由盛转衰的过程,他也是用草木的生命历程来作比,“萌芽”→“生枝布叶”→“结蕊含香”→“盛开”→“花谢香消、残红委地”云云,纯然是草木生命历程的描述。但钱泳从草木生命历程中领悟到的道理与叶燮不同,叶燮领悟到的是学习经典的重要,钱泳由草木之生命历程悟出的则是诗歌发展史“全是天工,并非人力”的道理。

诗歌如草木生长,文章也是如此。晚明王缑山说:

文章犹树木也。方其始生时,冉冉焉挺生不息,能长而不能坚;及其久也,不隆枝条,而惟厚质干,但日坚而不长矣。有初之长,而后其气达;有后之坚,而后其本固:此所以成良材也。为文亦然。④王缑山把作家的成长历程比作草木的生长史,草木初生时挺生而不坚,久而久之,隆枝质干,终成良材。

作文也是这样。少年有少年之文,中年有中年之文,老年有老年之文。少年时,放意词致,待岁月成熟,意不尽,词不费,气不弛,方为奇为贵为上。

四、与我性情有关会处

从修辞来说,本体和喻体之间要有相似性,那么,文学与草木之间有相似性吗?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指出:“与隐喻相关的唯一相似性是经验相似性,而不是客观相似性。”①中国文论以草木喻文,文与草木之间当然没有“客观相似性”,但的确有“经验的相似性”。中国文论很早就关注到这一相似性,只是用语文学化,显得不是那么精准。唐释皎然《诗式》云:“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②清代张谦宜说得好:“凡山川草木,烟霞泉石,俱与我性情有关會处,然后言之有味。”③刘熙载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④所谓“义类同者”“有关会处”“相入处”,就大致相当于“经验相似性”。草木能够感发人的情思,感动人的心灵,自然也能触发人的诗文联想。

《世说新语》有两段话就颇能显示草木的感发作用: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⑤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⑥草木虽是自然物,于人本无瓜葛,桓温遇之想到时光流逝,梁简文帝遇之则有自由远俗之想,实在是因为各自经历和触景生情而已。

作家的人格秉性一如松柏桃李,桃李繁花似锦,松柏傲雪凌霜,人格秉性与草木情境相触,诗文自然产生。正如刘勰所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天地大化甚至一草一木也足以感发作家,诱其产生创作冲动,“一叶且或迎意”,更何况“白日与春林共朝”这么美好的时辰,所以一片山林也是“文思之奥府”。⑦古代那么多的梅兰竹菊诗文就是在人与草木的互动感发中产生的。中国文论对于这种互动感发有较多关注。如宋代的葛立方:“梅于穷冬严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⑧元代韦居安说:“梅格高韵胜,诗人见之吟咏多矣。”⑨又:“植物中惟竹挺高节,抱贞心,故君子比德于竹焉,古今赋咏者不一。”⑩明代陆时雍:“柳碧桃红,梅清竹素,各有固然。浮薄之艳,枯槁之素,君子所弗取也。”⑾清代钱泳说:“韩、杜不能强其作王、孟,温、李不能强其韦、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开华结实。岂能强松柏之开花,逼桃李之傲雪哉?”⑿他们都关注到作家人格秉性与不同草木的对应关系。

既然作家的人格秉性与不同草木有对应关系,基于文如其人的文论传统,不同风格的诗文与不同草木也就有了对应关系。这是品鉴高手才有的联想,如钟嵘评谢灵运的诗“譬犹青松之拔灌木”。① 又品丘迟的诗“似落花依草”。② 唐释皎然《诗式》把华艳的诗比作“百叶芙蓉,菡萏照水”。③ 明代谢榛评诗之“芳润”“如露蕙春兰”。④ 清代张谦宜称:“苍,最难言。草木初生,其色苍,兼淡而言也。”⑤刘熙载评姜白石词“在花则梅也”。⑥ 又评词中“绮语”有“依花附草之态”,“病尤甚矣”。⑥以上都是以草木喻诗文风格的妙评,诗文草木,其间之感发联想也只有会心者能悟其妙谛。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名文《爱莲说》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⑦而他自己“独爱莲”。如果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则周敦颐恰恰道出文学风格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同草木犹如不同风格的作品,世间草木繁多,文学风格也多种多样,所谓“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⑧ 相应地,人们的审美好尚也各有千秋,所谓“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⑨可以说,草木喻文对中国文学批评也有建构性意义。

中国文论的草木之喻最能体现其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的民族特质。思维方式上,刘勰说,天文、地文和人文都是“道之文”,即“傍及万品,动植皆文”。⑩“傍及”就是由此及彼、推而广之的贯通思维。文道通草木之理,与天地大化相通相协,体现中国文论深厚宽广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通天地之广大、草木之细微。清代徐增说:“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⑾也体现出中国文论的这一思维方式。在言說方式上,文学与草木形异却神通,以可视可感的草木喻难于捉摸的文心文理,这是中国文论鲜活灵动的言说方式。刘熙载说:“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⑿以草木喻文,使本来抽象的文心文理鲜活生动起来,可视可感,文学作品就成了有生命体征、生命过程的有机活物。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翼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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