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演进历程与体系构建

唐 震,史叶云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000; 2. 江苏省“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1000)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浙东大运河,它沟通了中国南北五大水系,西连陆上丝绸之路,东连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海陆交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自古以来,大运河文化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双重意义。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成功申遗,担当着“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以运河为载体的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形象、中华文明的重要标签。

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浪潮中,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也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压力。目前对大运河文化的认识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运河沿线城市对运河文化的挖掘多按河段区隔,需要加强整体地理空间层面的串联、汇聚研究。另外,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还存在着文物价值与文化价值、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间难以平衡,以及申遗过后工作懈怠、难以形成社会共识等诸多尖锐的现实问题[1]。

现实问题的产生源于理论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不够。虽然有部分学者对大运河的本体保护、文化带建设、文旅融合路径等微观视角作出了探讨[2-7],但大运河文化的概念内涵仍然模糊,研究缺乏整体性演进方向,难以为实践提供综合性、完整性、连续性的有效指导。基于此,有必要对国内大运河文化研究展开及时、系统的文献梳理与总结,以厘清以下问题:大运河文化研究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存在哪些关键节点?大运河文化研究经历了怎样的热点演进,又存在哪些潜在的研究前沿?不同阶段内大运河文化研究方向、空间、方法如何演变,最终形成了怎样的研究框架?

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内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共现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扎根理论,揭示其演进阶段、热点前沿及核心研究主题,以期为国内大运河文化研究学者明晰现状、提供参考,助力中国大运河文化建设,促进大运河文化走进中国、走入世界、走向未来。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计量方法

共现分析作为主流的文献计量方法,结合社会网络分析,通过Cite Space V 软件将结果可视化为科学知识图谱,可有效追踪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起源、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在CNKI数据库检索“大运河文化”或“大运河文明”,进行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文献检索,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以及学术性较低的政府报告、新闻、艺术评论,最终得到发表在2010—2021年间的784篇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共现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

1.2 扎根理论

文献计量有助于宏观把握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广度,而扎根理论有助于微观探寻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深度。程序化扎根是目前应用最广的扎根理论,适用于从庞杂的大运河文化理论中凝练核心主题、构建系统知识体系。针对前文选取的784篇样本研究文献资料,通过文本内容精读进行筛选,获得166篇大运河文化建设深度研究文献,又用同样的方法筛选出2022年最新文献10篇,最终精选出176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2 研究演进历程

2.1 研究热点演进

为考察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绘制大运河文化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如图1所示。结合文献时间分布以及中国时代背景的阶段性变化,以2014年、2017年为节点将该领域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申遗准备阶段(2010—2013年)、后申遗探索阶段(2014—2016年)、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

图1 大运河文化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2.1.1申遗准备阶段(2010—2013年)

该阶段出现的关键词较少,主要聚焦在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赋存、保护对策和申遗准备工作。一方面,“申遗热”促使学界从世界遗产的角度重新审视大运河[8]。大运河是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线性遗产,保护工程需要以点带面、统筹兼顾,治理与文化传承需要双管齐下,并突出区别于其他世界遗产的特点。另一方面,学者们从申遗不同阶段出发为申遗工作建言献策,例如:两种大运河文化遗产分类方法中,以工程性为分类依据对申遗的实际操作有利[9];通过回顾总结大运河遗产申遗工作,目前取得了四大初步成果,还存在四大工作难点[10];基于国内大运河文化遗产申报形势,有学者分析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评价依据演化趋势,探索以“文化线路”为参考类型的申遗对策[11]。

2.1.2后申遗探索阶段(2014—2016年)

2014年是大运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节点,申遗成功促使共现关键词在这一年激增,中国大运河研究进入后申遗探索阶段。长期以来,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定位、评价一直参照世界遗产申报的评判标准和国际成功案例,而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开始反思大运河文化的复兴与保护传承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符合遗产化实践。当下国际遗产文本注重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引发学界对于运河属性“是物质遗产还是精神遗产?”的争论,大运河遗产化过程中出现原有历史被加以“矫饰”、遗产点被“成功打造”等问题,偏离了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传承的初心。基于此,在运河文化复兴方面,有学者提出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涵盖物质与精神的话语实践,需要基于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重构运河遗产本土话语、重续运河遗产道统源流、重现中国特色文化价值[12];在遗产保护实践方面,学者们强调摆脱“遗产话语霸权”,提高公众参与,从生活细节入手解读大运河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例如提出“大运河遗产小道”概念、探寻居民自发性空间实践、建立共生一体化保护模式等。该阶段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但寻找大运河文化的本土意义、反思大运河遗产保护实践,将成为持久的课题。

2.1.3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

前两阶段主要以大运河申遗、资源开发、遗产保护方面关于物质形态本身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阶段研究重心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移,更强调大运河文化是活态化的、与民众互动的文化实践,共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关键词——“文化带”“文旅融合”是研究重点。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13]。在拉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帷幕的同时也掀起了大运河文化带研究热潮,姜师立[14]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内涵、面临困境、建设路径、重点工程等方面展开探讨。2019年“文化基因”“文化自信”“文化产业”等关键词接连出现,凸显出对文化的重视,而将“文化线路”等西方理论原封不动地照搬,不利于形成文化特色、文化创新与文化突破。为此,赵中枢[15]倡导未来要吸取中国几十年的遗产保护经验,建立起文化自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体系。在运河旅游研究中,关键词从2017年的“旅游开发”,到2021年的“文化旅游”“研学旅游”,可见研究热点从旅游资源开发向旅游体验感知转变,且研究结果证明这一转变有助于传播大运河文化符号与品牌[16]。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新颖独到的研究角度,都体现了该阶段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发展。

2.2 研究前沿分析

关键词的突发性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潜在的研究热点和突现的新兴领域,本研究进行大运河文化研究关键词突发性分析,如表1所示。2010年突现最强的关键词是“文化线路”,文化线路概念所体现的线性、互动性、时空延续性等内涵为大运河遗产保护理念的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申遗”是突现时间持续最长的关键词,申遗工作对大运河文化建设影响深远。2017年之前出现的“文化线路”“申遗”“运河”三个关键词均与大运河申遗相关,可见大运河文化研究在初步探索阶段,也符合上文分析的热点演进趋势。2017—2019年间出现的关键词“永定河”“北京市”和“常州”均是地域名词:永定河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是北京城物质与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托;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是古代中国连接南方经济、现代北京连接城中心与副中心的纽带;常州段运河水系则是江南运河中唯一“连江通河”的区段,是历史悠久、并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体系之一。这些地域因具备独特的地标价值成为这一阶段研究成果呈现最多的热点话题。仅2020年一年突现的关键词就占了2010—2021年间突现词总量的一半,可见2020年是大运河文化研究发展的全盛时期,且“文旅融合”“保护传承”“传播”“协同发展”“旅游”“活化利用”均与大运河文化建设主题挂钩,反映出大运河文化建设方向从单一分散转向协同发展、建设重心从原生态保护转向活化利用。整体上学科认知越来越清晰,文旅融合、文化传播与协同发展或将成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前沿。

表1 大运河文化研究关键词突发性分析

3 研究体系构建

3.1 基础信息统计

同时对样本文献的研究方向、研究空间与研究方法进行统计,以探究大运河文化研究中跨学科、跨区域、方法多元化的研究现象。

3.1.1研究方向

由各阶段研究方向的文献分布(表2)可知,大运河文化研究主要有17个研究方向,涉及经济、哲学、历史、艺术等领域。其中文献分布最多的5个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建筑与城市规划、文化哲学、旅游、档案与博物馆。“文化遗产”在各研究阶段都以绝对优势领先,可见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而“建筑与城市规划”稳居第二,说明大运河离不开有目的、有规划的人为建设,与城市建设、区域发展密切相关。仅在第三阶段突现的“档案与博物馆”是新兴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研究前景。另外,民俗、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宗教文化等研究方向也是从第三阶段才开始出现,多学科交织趋势明显,符合2017年以来大运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特征。

表2 各阶段研究方向的文献数量分布

3.1.2研究对象

由各阶段研究对象的文献分布(表3)可知,相较于隋大运河与浙东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而2014年的成功申遗促使围绕中国大运河的整体研究激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13],掀起了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热潮。同时,学者们常常以大运河某一区段作为案例研究,其中江苏段与北京段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遗产资源备受关注。综合而言,大运河研究空间分布呈现出“点-线-面-体”的三角结构,如图2所示。自下而上的顺序不仅体现文献分布数量由多至少,更体现研究层次由浅至深。值得思考的是,长江、黄河是独一无二的,但世界上共有500多条运河,遍布50多个国家3000多座城市,虽然每条运河的开凿年代、地理条件、功能定位、工程技术、流域文化等各不相同,但都是各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更好地改善自然条件,用人类智慧和意志建设起来的水运系统,都展现出人类文明和成就,所以,“运河”是一种连接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文化符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交往的文化经营,以及中国文明走向全球的文化名片。然而,当前关注中国与世界运河间联系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各国的运河仿佛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虽然年龄不同,但命运相似,都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17],保护、传承好运河文化是世界所有运河城市共同的责任与担当。

表3 各阶段研究对象的文献数量分布

图2 大运河研究空间分布结构

3.1.3研究方法

由统计各阶段研究方法的文献分布(表4)可知,大运河文化研究多采用理论分析、史料分析、实证分析、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其中,理论分析应用最为广泛,学者们倾向于运用新颖的理论分析大运河文化内涵、遗产属性、学科规律、建设路径等。史料分析、文献分析与文本分析方法体现了学者对于大运河文化相关史籍、档案、文献等记载资料的充分重视与利用,其中文本分析法仅在第三阶段出现,可见随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文本成为重要支撑材料,腾亚秋[18]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庞杂的文本数据可视化以揭示规律,同时仍有学者呼吁对丰厚的学术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系统梳理。实证分析以问卷调查与二手数据为主,用以测算文旅融合水平、文化旅游感知、游憩价值评估等变量,而案例分析与实地调研多用于探索性的策略研究,比如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城市设计规划、产业提升路径等[19]。空间分析主要指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不仅便于运河遗址勘察、水系分布、工程设计、环境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大运河研究的科技内涵[20]。综合而言,多方法结合的文献随阶段发展不断增加,大运河文化研究呈现方法多元化趋势,数理分析法成为该领域热门研究方法。

表4 各阶段研究方法的文献数量分布

3.2 研究主题编码

3.2.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进行分解、分析和概念化的过程,主要包括文献语句提取、初始概念化和范畴化3个步骤:一是文献语句提取。对精选的176篇文献进行深入研读,提取包含大运河文化建设的语句或高频词。通过反复研读比对,最终共提取了185条原始语句或句段。二是初步概念化。对185条原始语句进行逐句逐行的分解、抽象、定义标签,记作ax,再通过筛选与整理初始标签,提炼初始概念,记作aax,最终归纳出185个标签和110个初始概念。三是初始范畴化。通过进一步梳理、整合110条初始概念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得到45个副范畴,记作AX。语句标签定义、概念化、范畴化编码简单列举,如表5所示。

表5 开放式编码结果

3.2.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旨在建立开放式编码中各范畴间的联系。将因果、情景、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副范畴合并为一个主范畴(用AAX表示),最终将45个范畴归纳为12个主范畴,主范畴编码结果见表6。

表6 主轴式编码结果

3.2.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系统整合主范畴的基础上,挖掘出核心范畴,并梳理概念、主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大运河文化阐释传播研究、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大运河区域协同治理研究、大运河生态环境修护研究、运河学理论与技术应用6个核心范畴。结合《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发现前5个核心范畴可与《规划纲要》中的指导思想及6大重点内容相对应,而第六个核心范畴是围绕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因此概括为运河学理论与技术应用,如表7所示。《规划纲要》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过程中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

表7 选择式编码结果

3.2.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进一步观察构建的理论或模型,若没有缺失的样本数据和可进一步提炼的核心范畴,则可以判断目前构建的理论框架是趋于饱和的,否则仍需要补充新样本编码以完善理论框架。为了保证研究信度,在剔除的文献中选取被引频次前50名的文献再次归纳总结,未发现新的核心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归纳的理论框架可以最终定型。

3.3 研究框架提炼

根据扎根理论,大运河文化研究可归纳出6个主题,其关系如图3所示。其中,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是前提,只有保护好运河文化载体,才能为后续传承、利用提供文化资源;大运河生态环境修护研究是基础,大运河作为具有景观性质的水路遗产体系,优质的生态环境是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基础;大运河文化阐释传播研究是导向,通过阐释与传播突出大运河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将有助于统领大运河文化建设工作;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研究是抓手,人们通过旅游体验深化大运河文化中集体记忆与情感归属,从而强化文化认同;大运河区域协同治理研究是保障,区域协作在整合开发大运河文化资源、深化区域间旅游合作和规避区域文旅产业同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运河学理论与技术应用,是由经验交叉学科和现代技术新场景应用形成的独特知识体系,理论与方法相互借鉴、逐渐深化,是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内核,既受大运河文化建设实践的驱动,也为相关实践提供理论与方法依据。中国大运河文化不仅具有物质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交错的复杂结构,还具有物理空间的地理区域、自然空间的生态区域、人文空间的文化区域和人本主体的生活区域四区合一的根本属性,这决定了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需要跨学科的整体研究意识,同时需要通过学科的资源分配和体制化运作,来支撑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知识生产过程。

图3 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核心主题的逻辑关系

3.4 研究主题分析

基于文献计量与扎根理论,按照研究框架梳理了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六大核心主题。

a.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大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是较早出现的,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研究: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本体研究与保护传承措施研究。在本体研究方面,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界定与阐释最早来源于文化线路与遗产廊道这两个文化遗产学概念,前者更重视对文化层面的价值挖掘,后者更强调物质层面的景观和游憩功能[21],后来两者联结衍生成“线性文化遗产”,突出了大运河文化遗产地域连续性、跨度大、类型多等特点。在保护传承方面,保护措施整体上呈现体系化、数字化、动态化和生活功能化的趋势,有学者针对目前对大运河遗产范围界定、遗产赋存状况认知不清等现象,导致遗产保护零散、发展程度不均等问题,提出设计系统的文化遗产数据库、建立统筹规划、协同管理机制等方法;另外学者们开始强调文化遗产与人、自然、社会的密切相关性,基于生活功能化的大运河活态遗产保护讨论层出不穷,如沿线城镇交通设施类遗产[22]、饮食文化遗产[23]、音乐舞蹈文化遗产[24]等。

b.大运河文化阐释传播研究。大运河文化经历了从“京杭大运河文化”到“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变迁,更强调大运河承载、衍生和凝练的思想意识、生产方式、风俗民情等方面的广角度、深层次的网带状区域文化集合[25]。由于对大运河文化定义尚未统一,大运河文化分类方式也多样,既有从表现形态分类: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思想领域,也有从影响层面分类: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等。大多数学者开始从历史意义、时代价值阐释传播大运河文化,一方面以大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具体河段为载体挖掘历史意义,比如大运河聚落遗产的形成(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江苏段的演变等;另一方面以整体的视角宣传大运河文化中体现国家意义与民族精神的文化价值,与前者相反,此类研究将思考角度放到更大的时空层面,类似黄河、长城等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26],从而显现隐形的“国家文化”,这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的重点所在。

c.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研究。该主题主要探讨文旅融合视角下的大运河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文旅品牌塑造和旅游活化路径,常用理论有旅游体验、文化符号等。全长3200km的大运河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可划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类,但由于其分布点多面散、管理各自为政,运河旅游存在文化含量不高、市场融合不深等问题。文旅融合是解决上述问题、促进运河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提炼运河文化符号、打造运河文创产品、丰富运河旅游体验、深化旅游品牌传播提供了机遇。大运河文旅融合的具体做法也是学者们的讨论热点,如构建运河文化基因谱系,有助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根冠相连、有依可循;恢复大运河航运的原始功能,打造文化遗产廊道、活态博物馆等;统筹运河沿线乡村资源,重塑乡村产业格局,形成运河乡村田园综合体等新业态;精心设计运河文化旅游,打造运河遗产研学游、运河沿线古镇游、运河特色专题游等精品线路。

d.大运河区域协同治理研究。大运河区域协同治理研究主题源于大运河文化特征的区域集中性,基于区域文化产业理论、协同理论展开,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研究。一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带”本就体现了区域建设的串联性,而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更是离不开多元参与、协同治理,多数研究表明引入社会资本、提高公众参与、加强城市协同[27],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大运河文化带共建共享的优势。二是某一重点区域的整体建设。例如,江苏省创新性实施“1+3”功能区战略,使得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在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构想、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区域战略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纵横交错的“井”状结构有效聚集区域文化资源、经济要素、生态资源,同时强化以城带乡的带动作用,推进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

e.大运河生态环境修护研究。大运河生态环境是大运河保护的重中之重,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在水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水污染防治是重点,研究表明水质受到土地利用的影响[28],因此需要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类型、强化跨界水质管控,同时针对敏感脆弱河段,制定监测、控污、治理的应急措施。在运河整体保护与综合治理方面,强调河道两岸的系统性保护,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人为建成环境与湖泊、森林等自然生态景观结合,循规而行,依规而建,增强湖泊、湿地的自然净化功能。该主题研究重点逐渐从单一环境治理向景观走廊打造转变,其中不乏学者提供的生态景观打造新思路:徐欢等[29]通过不同类型景观的视觉影响评价以及视觉敏感区域划分,为遗产周边景观保护提供新的数据支撑;肖华斌等[30]从生态智慧理论出发,通过识别生态与遗产要素,构建满足生态安全和遗产保护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f.运河学理论与技术应用。随着各界对中国大运河调查深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且呈现多领域交融和学科交叉的趋势,理论与方法相辅相成。运河的理论体系包括运河的历史、功能、政治影响、社会意义等知识,其最终目的是为文化建设实践服务,目前已有交叉学科理论得到初步应用:历史唯物论用以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冲突,协同学理论用以指导运河治理中的信息协同、组织协同等措施实施[31]。至于运河学所涉及的技术方法随着不同研究领域和问题不断调整。目前应用最广的是数字化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前者应用于遗产资源的收集、整合与开发,后者则解决大运河空间要素表达不准确的问题。运河学学科体系本质上是理论互鉴与方法交叉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问题拉动,目前决策需求和科研供给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未来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明确大运河文化建设决策需求,建立起学者和决策者间的互动机制。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从研究演进历程来看,大运河文化研究经历了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目前仍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大运河文化研究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可划分为3个阶段:申遗探索阶段(2010—2013年)、后申遗探索阶段(2014—2016年)、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从关注国际申遗视角下大运河原始的航运价值、生态价值,发展到重视开发大运河蕴藏的中国特色的历史、美学等价值,研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另外,“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活化利用”等关键词突现,反映出大运河文化建设方向从单一分散转向协同发展、建设重心从原生态保护转向活化利用,文旅融合、文化传播与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前沿。

从研究体系构成来看,大运河文化研究覆盖面广,呈现跨学科、跨区域、方法多元化趋势,理论与方法相辅相成,内容递进和学科交织推动了大运河文化研究体系的形成。研究方向上,文化遗产、建筑与城市规划、文化哲学、旅游、档案与博物馆较多;研究空间上,呈现出“点-线-面-体”的三角结构,世界运河“命运共同体”位于三角结构的顶部,既为反映目前研究的薄弱性,也为强调世界运河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方法上,早期大运河文化研究多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实地调研法等,当下数理分析法成为该领域热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大运河文化研究体系主要由遗产保护利用、文化阐释传播、文旅融合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生态环境修护、运河学理论与技术应用6个核心主题构成,其与《规划纲要》中的指导思想及六大重点内容相对应,可见研究主题具有实际指导价值,象征着该领域研究的广泛性、细致性、深入性。未来研究仍需坚持问题导向,有效衔接大运河文化建设需求和科研供给。

4.2 未来展望

结合当前研究主题与热点前沿,基于中国大运河文化保护现状,未来国内大运河文化研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从身份认同视角挖掘大运河文化基因,加强国家认同,推动大运河文化“走进中国”。现有研究常将中国大运河局限于京杭大运河,忽视大运河文化的国家层面,缺乏从国家认同的视角诠释大运河文化重要性、挖掘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研究。未来研究应利用中国大运河时空上的双重凝聚结构,走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注重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联系,挖掘大运河文化中凝聚集体记忆的文化基因与文化符号,将大运河的歌谣诗赋、美食风俗等文化遗产上升到全民共享的文化空间,唤醒旅游者的共同记忆,由此构建基于中国大运河文化的命运共同体。

b.从文化传播视角注重价值阐释的差异性和传播体系的有效性,促进大运河文化“走向世界”。“文化传播”作为新兴研究,之前并未形成研究主题,可见相关文献积累较少。大运河文化研究不应只侧重于彰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而应该关注如何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与众不同的中国思维与价值观,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共鸣”。要实现多元性的跨文化沟通,未来研究可从以下3个角度入手。一是表征形式上,构建本土话语体系,遗产本质上是话语的建构,大运河文化的意义既可以渗透在史料中,也可以重构于潮流的融媒体平台,如何引经据典、以古为新,或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是未来学者应不断探索的研究课题。二是研究内容上,一方面立足世界范围的大运河,通过对比研究讨论中国运河的独特性,探索与国外相关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从国际视野出发,考虑大运河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节点的交通价值与国际战略意义[3],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提供理论支持。三是传播体系上,未来学者可以针对不同文化背景、认知水平与接收方式的受众,研究如何设计具有选择性、自主性的传播体系,同时关注大运河文化国际论坛,积极对话国际专家学者,深化大运河文化国际交流。

c.拓展学科视角,注重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交叉性,推进大运河文化“走向未来”。文旅融合的热潮体现了文化与旅游领域交叉的特点,未来大运河文化研究会进一步扩大辐射面,需要学者不断探索和思考综合性领域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随着未来研究成果涌现,新兴起的文献计量方法可以定期为大运河文化研究提供紧跟时效、清晰明确的演进脉络与知识结构分析,为运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可以推广经验研究方法,通过问卷和访谈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演进的具体细节、形成机制等,增强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另一方面,开展跨学科多视角交叉研究。目前大运河文化研究成果主要来源于高校的旅游类和传媒类二级学院,涉及领域单一。考虑到大运河文化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未来还需要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介入,跨学科交叉解决复杂问题,才可以充分解释大运河文化在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的作用,挖掘未来难以估量的研究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