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数字异化枷锁
——基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数字异化研究

梁 骁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在数字技术迅猛助推下日益发展,网络通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之间的沟通效率,使得个体基于地理位置的身份认同感也在不断下降[1][2][3]。但是,“无处性”的建构和时空的消解却产生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数字异化。作为劳动异化在信息时代的表现形式,数字异化在当代全球社会中进一步再现并隐藏了阶级冲突,以操纵更隐蔽、剥削更极致、惩罚更彻底等特点给现代人类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从本质上看,数字异化并未脱离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体系。一方面,马克思在工业时代提出“工人被看作是机器的延伸,而不是机器是工人的延伸”的观点对21世纪信息社会分析异化现象仍然有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劳动分工和剩余价值方面贡献巨大[4][5],表明信息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后工业社会。显然,当前关于数字异化的本质、整体性、实践性、呈现权利结构等重要概念,以及基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数字演变研究十分必要,这不仅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自觉,也是指导当前如何应对数字异化挑战,探索冲破数字异化枷锁的实践回归。

一、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与数字异化

(一)数字网络行为是个体遵循人类本质的在场表征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力本身成为了商品,这一制度的发展壮大进一步扭曲了这一过程,并创造了一种矛盾的、冲突的和普遍的异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本主义下的所有关系都是异化关系。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一节中始终秉持劳动是人类的本质属性这一观点,认为人们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及周遭的社会环境,并且基于自身周遭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才能收获个人劳动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创新驱动力才会出现,这个社会环境才会因此变得更有创造力和活力。

对于数字时代而言,个体基于网络平台进行创作或交换信息的过程就是个体数字劳动的过程,其创作和交换过程就是个体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个体遵循其本质的在场表征。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生产的数据和信息变成了商品,此时这些数据不再隶属于个体,成为了异己的力量存在(异己数据和异己信息),使得个体基于数字平台的一切劳动行为都失去了创造的原始动力,失去遵循其本质的原始内在。显然,不受资本主义制度束缚和压迫的个人数字网络行为作为一种数字劳动,依然遵循人类的本质。

(二)网络个体整体性是理解个体矛盾的必要条件

网络个体的整体性对于数字异化至关重要,只有聚焦网络个体整体性,将其视为整体的某个部分,才能正确理解网络个体之间的具体矛盾,并最终拥有网络个体整体性的人类活动观。在劳动异化理论中,马克思尤其强调人的整体性,也就是人类的集体劳动,因为这是我们获取生活基本必需品乃至实现社会全面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6]221。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这种劳动作为总体不是单个工人的事情[6]463。

数字异化也是如此,无数个体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网络平台上共同从事劳动,尽管彼此的劳动行为各有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网络社会,个体必须通过与他人联系的整体才能理解个体本身。“如果个体无法识别他自身与一个具体的且包含无数复杂中介的系统之间的多种相互联系,就无法理解‘具体’。”[7]也就是说个体在网络创作中输出、交换的数据和信息成为了商品,与个体本身相对立,意味着他与其他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相对立。表面上看,这一事实充满了矛盾——构成网络社会的个体为了劳动这一总体共同努力着,但是彼此之间又成为异己的力量存在,显然,劳动个体之间是“被迫地”组合,而不是“自愿地”结合。

(三)实际网络生活经验是数字异化的最终表达

马克思认为异化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实践形式。“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8]99对于网络社会而言,让个体彼此产生信息壁垒的媒介(数字网络传播)本身就是实际的、现实的,通过它才能让网络社会中的个体与他人的具体实践关系得以展现,由此导致自我的异化。在数字时代,个体为了生存必须从事实际的、物质的数字活动,比如通过网络创作展现自我,或者与他人交流、分享信息等,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对自己的数字劳动进行反思,从而能在他们创作的具体数字产品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类存在(数字自我)特征。个体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创造数字产品、发展数字关系、反思自我,但是当发现无法掌控并支配自己生产的数字产品时,这些产品将逐渐疏离他们,甚至对个体自身展现出权力,此时个体已经与自己的类存在相对立了,与自己的人性和所居住的世界也疏离了。因此,数字异化不仅仅是意识和情感问题,而是实际的网络生活经验,它是数字异化的最终表达。

(四)数字时代呈现的权利结构超越资产阶级社会二元结构

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在工业化时代就已展现了它对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结构的洞察。到了数字时代,洞察需要进一步拓展到互联网形式的异化,并且这一阶段所呈现的权利结构相较于过去的资产阶级社会二元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结构早已超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且表现得更为复杂。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是基于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并且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为前提,而数字时代的阶级概念则基于任务分配而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并不完全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来进行简单划分。比如,一些高薪劳动者,如金融从业者或大型跨国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尽管他们可能并不拥有生产资料或土地,但一定程度上拥有与资产阶级相当的财富地位,以及那些拥有土地和生产设备,但辛苦劳作仍然入不敷出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阶级属性应该如何被归类和划分也成为阶级定义研究的新问题。

显然,数字时代的阶级概念不能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矛盾的定义进行简单划分,因为此时的权利结构呈现了更为复杂的关系。在数字时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逐渐演变为更加靠近资本的精英阶层和远离资本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平民阶层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根据距离资本中心的远近,将呈现多种等级。这种关系尽管在工业时代已经存在,但其发展在数字时代实现了质的飞跃[9]。

(五)超越工作环境的社会网络交往是数字异化的实践阵地

尽管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的研究对象放在劳动工人身上,对当今数字时代的异化情况并未涉及,但是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被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6]107的观点,以及对那些占有劳动生产资料的人对“工人、劳动及其对象的关系”的考察——“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8]103,可以看出他通过异化理论定义揭示了我们复杂且广泛的社会关系,认为异化会对人类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认为异化还包含了超越直接工作环境的人类关系的整体,这为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理论的发展和转向奠定了基础。他认为虽然异化历史地根植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店、办公室和工厂中的体验,但它不仅局限于此,而是超越了工作场所的范围,成为触及所有活动领域的一种内在条件。马克思认识到异化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前确实部分存在,但是也由此确定了资本主义在某种形式的异化和劳动分工的“加持”下使自身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充分,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经济形式,而且也从异化助推经济形式过渡和转变的事实中,看到实现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巨大可能。

二、数字异化劳动批判的四个维度

(一)个体与自身数字产品的异化

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与自身生产的商品之间变得越来越疏离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具有商品决定权,因为关于商品生产的一切决定都是由雇主或市场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个体自己来决定。在此过程中,“个体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基于这个前提,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8]91。

类似地,在网络社会中,个体与自身创造的数字内容(数字产品)之间逐渐疏离是因为个体对自我创作的数字内容不再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此时,个体在网络输出的数字内容越多(比如点赞、分享、留言、发布信息等),属于他个人的数字内容实际上越少。也就是说,数字产品一旦被个体创作出来就不再是属于他本身的东西。此时,个体在网络社会中进行自我叙事所产生的数据就构成了与他自身相对立的异己数据。

(二)个体与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之间的异化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另一个关键维度在于“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8]93。他认为,如果劳动工人同自己生产活动的产品相异化,那么工人也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己异化,因为“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8]93。由此可推断,劳动力和商品一样,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如果劳动工人无法掌控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也意味着他们同样无法掌控市场的运作方式,也就是他们无法掌控生产活动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是不属于他的基本存在[8]93-94。因为,劳动工人在劳动中如果感到痛苦,就会失去精力思考自我的全面发展。一旦可以逃避劳动,工人就会立刻停止工作,这样的劳动就是存在于人的外部劳动,也就是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让个体感到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的劳动。信息时代的数字异化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进行自我叙事(输出数字内容)的过程就是数字生产活动的过程,这个生产活动过程也与个体相异化。具体而言,个体在网络进行的自我叙事作为其与自身以及与他人互动的资源,通过不断地训练和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使得个体呈现的多重自我叙事变得越来越熟练,这样的训练过程以及与数字技术结合的过程都与个体希望呈现个性化自我的本质相对立。同时,资本家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强迫个体进行创作或者吸引消费群体的最大化参与。个体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约束下不得不在网络平台上疯狂地进行数字内容输出,消费群体也由于大数据公司的各种营销手段而深陷其中,使得这些数字劳动本身成为对象,也就成为了他们自身的外部存在。这意味着个体在网络平台上的活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其自身而在其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个体相对立的独立力量,个体自身需要与其投入生命所创造出来的异己数字内容相对抗。最终,个体在网络平台上生产的“数字自我”被大数据公司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并通过高曝光率的营销模式实现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个体对于这样与自身相对立的过程“嗤之以鼻”,如一些将自己标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群体,在网络上竭尽全力抵制市场将生活商品与自己的表演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他们自我叙事的对话特性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得到加强,让他们表达自我的主观意愿得到满足,比如回复数量更多(收到更多点赞、分享和留言)、曝光量增加、传播速度更快、互动效率更高等。最终,他们深陷其中,与数字生产过程相对立而又别无选择,使得他们亲手创造异己力量的过程也不再属于他们自身。

(三)个体与个体自由自觉网络活动本身的异化

从个体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他认为异化对人类本身(包括人自己的身体、人的精神本质,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8]97。原因在于,人类具有意识,可以对劳动的生产活动和生命活动进行区别,这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异。因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类由于具有意识,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8]96。此时,人类的生产生活,即产生生命的生活,是类生活。换句话说,人类的类生活就是指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

数字时代下,个体在虚拟网络中的行为作为生命活动,成为了个体自由自觉生产活动(类生活)的异己存在。比如,个体(博主)为了吸引粉丝关注需要在网络空间塑造网络人设(“数字自我”),以此增加其网络曝光量,才能得到广告商的赞助,实现利润、营收。由此,他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输出数字内容)之前,进行的一系列思考和行为(包括产品展示、图片排版、色调调整以及匹配文字等)构成其网络生命活动。表面上看,这些行为好像充满了各种创新和创造,但是究其根本,这些网络生命活动的目的是维持其生产活动,也就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基本生活需求(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具体而言,就是博主塑造“数字自我”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其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需求,但此时两种活动之间相互对立。由此,个体的网络生命活动同其自身的生产活动(类生活)相异化,使得前者成为维持后者的手段。

(四)网络空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异化

基于劳动整体性、个体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结论,马克思认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存在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8]97-98。当个体与自身相对立时,他也与其他人相对立。这不仅适用于个体与自己的劳动、个体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也适用于人与他人,以及人与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因为劳动产品如果不归产品创造者所有,它就一定归他人所有,这些人拥有异化劳动的成果[8]99。在网络社会中,个体在平台进行数字劳动,由此生产了数字产品,这些产品本身并不属于个体自己,而被大数据公司据为己有卖给广告公司进行营销分析,以此获得营收。此时,个体在生产这些数字产品的过程中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与折磨,那他的劳动必然会给其他人带来快乐和享受,因为数字劳动必然是为了一些人而服务,数字产品也必然是为这些人的享受而创造,此时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网络个体生产的数字产品属于数字时代的大数据资本家们,网络个体被强迫进行数字生产的劳动也不是他自发的活动,其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导致他自身的丧失,甚至是“人格的解体,时间的流逝,和活力的耗尽”[10],最终网络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异化成为现实。

此外,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整体性出发可知,贯穿该理论主线的是异化理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中的实际表现。这个综合的理论框架由环环相扣的元素组成。显然,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成为了构成异化理论的元素。个体在网络社会中从事的数字劳动和生产的数字产品的普遍交换成为了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以及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个体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个体在网络中的社会关系转化为数字自我的社会关系,个体的能力转化为生产数字产品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个体之间在网络中的社会交往与个体本身也相异化了。

三、数字异化带来的挑战

表面上看,数字技术为个体自我叙事带来诸多好处,比如提高个体曝光率、加速传播、增加回应数量、提高互动效率、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多重自我叙事、促进多重自我叙事的产生等[11],由此满足了个体个性化表达的夙愿。但与此同时,由于数字技术对个体之间话语实践的掩盖,进一步加强了个体多重自我成为数字商品的逻辑,导致个体深陷数字技术,在网络空间被迫呈现“数字自我”,最终演变为信息时代的数字异化。不仅如此,信息时代的数字异化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数字异化导致新型文化霸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空间,人会由于受到大数据平台的数字化表现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现真实自我,此时人与自身创作相异化,不仅是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印证与延伸,展示出对这种由数字技术生产的数字文化的批判,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数字文化霸权现象。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大多数人自发地认可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群体强加给社会生活的总方向,这种认可在历史上是由统治阶级因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享有的威望所造成的”[12]。这种文化霸权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的不对等权力关系。正是基于此,大数据公司(资产阶级)牢牢把握住这种控制权,通过设计各种数字产品来吸引用户,不断提高用户参与度,最终个体的自主创作能力会逐渐被忽视进而退化。此外,由于人的总体性与自我意识相异化,此时个体的数字化“自我”成为商品。即使个体深知现实,顽强抵抗,但终究会由于其与“屏幕”之间的关系而不断遭到破坏。具体而言就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其生产的存档、浏览、交流等一系列行为数据内容被作为数字商品卖给广告商的就越多,大型科技数据公司们也就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如何分散个体注意力及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文化和劳动条件。个体被世界“引诱”消费,在数字平台上展示“数字自我”。在这里,个体只是一块“屏幕”,而被数字时代创造出的欲望、需求和想象世界都投射在这个屏幕上,那些无法在自身找到身份的人,被他们意识之外的东西模糊地统治着[13]。

(二)数字异化加剧剥削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取代无产阶级劳动工人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数字时代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例证,由于人工智能对其劳动产品缺乏自主权这一本质与之前同样失去对自身劳动控制的无产阶级劳动工人一样,它的取代近乎完美地达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大剥削,使得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贴近现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一旦开发出新技术,他们就有足够动力使其尽快投产。也就是说,每一次技术进步与更新就意味着一些无产阶级劳动工人会被进一步剥削或淘汰。因为“机器本身缩短了劳动时间,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了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了劳动,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了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14]。显然,数字时代的资产阶级一方面用人工智能技术取代了无产阶级劳动工人,使他们成为“无用的”阶级,以此达到剥削最大化。另一方面,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迭代更新,失业的劳动工人无法负担制造出来的商品,势必造成更多的生产过剩,进一步缩短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由此可见,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无法解放人类,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这种剥削相比过去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因为人工智能的替代并不遵循人类工种技能的高低规律,而是从资本家的角度出发。具体来说就是,资本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首要替代成本较高的工种而无关工种技能的高低,一旦某一工种成本过高,它将首先被替代,这一替代逻辑全面打破“高、低技能工种可以安枕无忧,中间技能工种需要警惕被替代”[15]的认知。最终,全行业都将受到影响。

(三)数字异化加快恶性循环步伐

无论是现代企业还是现代个人生活,数字化工具的运用都旨在帮助企业提高工作效率,为个人生活提高便利性,但是这样的初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走上无法回头的单向轨道,使得数字异化陷入恶性循环。

对于企业而言,过去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通过现代科学管理在工业生产领域创建了减少工人工作重复度和复杂度的流水生产线。然而进入信息时代,生产效率在数字化工具帮助下得到空前提升,比如企业通过管理软件及算法对员工工作行为进行有效监控和分析,使得上级可以对员工的电脑桌面进行监控和录屏,同时还能记录员工在电脑上操作每项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并对其工作效率进行分析和打分,这一应用使得企业在远程办公期间对办公系统监控软件的咨询量激增。显然,这些我们认为能帮助劳动工人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的数据化工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成为能随时找到、监控和分析我们的“主人”,尝到“甜头”的企业只会让数字化工具应用最大化,甚至不惜侵犯员工隐私,使得数字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让事情的发展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

对于个人而言,现代人对数字世界的日渐沉迷是导致数字异化的根本原因,然而也随着人类生活逐渐数字化,这一高精度和高效率的标准化数字生活使得现代人的容错率和耐心一降再降,进一步加深了数字异化的程度。2020年Netflix的高分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就揭示了这个可怕现象,社交媒体的泛滥造成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直线上升。社交媒体给现代人类带来巨大社交便利,即时新闻推送传递快捷信息资讯,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即时满足人类的欢愉和精神享受。但与此同时,这些数字工具也剥夺了我们建立深度社交、进行深度思考和学习、延迟满足精神需要的能力。当下,人们被美好的滤镜、刻意的剪辑、充满套路的修辞、蒙太奇的表现、情绪化的表演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鲜创意所包围,每日大脑都需要吸收高频刺激,久而久之日渐成瘾,数字异化愈加严重。

(四)数字异化助力资产阶级隐身

21世纪的数字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产生并维持新的跨国物质关系形式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数字技术增加了关系的不透明度,使资产阶级相比过去更加隐蔽,更易于麻痹大众,让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剥削,甚至无法清晰地表达自我。比如,像Meta(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大数据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他们通过给员工制造一种轻松自由的环境氛围让他们放松警惕,由此实施完美操纵。比如,推出不再要求员工到公司坐班,而可以选择远程网络居家办公,或者可以在上班时间免费使用公司健身房,以及工作到晚上十点以后就可以免费享用公司宵夜等“公司福利”。表面上看,公司赋予员工较高自由度,似乎资产阶级已经“远离”无产阶级,但是这些科技巨头通过数据算法和数据跟踪等科技手段对员工进行实时远程监控。这种基于ICT的“远程工作”改变了“家庭政治经济”,不仅严重侵犯了个体隐私权和自主权,还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与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代,工人们聚集在大型工厂或办公室,被一些自封为生产过程“大脑”的经理们密切监视着的场景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进一步将剥削之手延伸至家庭场所。此外,更为严重的是,劳动个体却在这种“自由氛围”中对这种“自由”充满了无尽幻想和期待,久而久之,个体将逐渐丧失清晰表达自我的能力。显然,这些科技公司对消费大众的了解远比消费者对自身的了解还多,因为他们具备了一切操纵大众的数据和能力,足够让个体“意淫”在自由的幻觉中进行“自我阉割”,同时还能让自身在这种操纵关系中更加隐蔽。

(五)数字异化加重惩罚 “未数字化”

数字异化除了会让个体沉迷网络以及个人数据遭遇泄露风险外,也会让那些未在数字世界的群体受到“惩罚”或“歧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提高翻台率,扫码点餐已经成为当前很多餐厅的标配,顾客只能通过扫描餐桌上的二维码才能进入电子菜单完成点餐,全程不用与服务员沟通菜品,这使一方面不会使用手机点单的客户会被“抛弃”,另一方面接受这种点餐方式的客户的个人隐私数据也存在较高的泄露风险。

此外,老年群体受到数字惩罚的影响尤为明显。一些地区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数字化程度过快,导致老年群体在享受公共服务时由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出示相应身份信息而被拒之门外,如,出行时无法搭乘公共交通,以及看病不会网络预约或者电子挂号而被医院“劝退”。尽管这些将老年人拒之门外的现象很快得到了整改,但是这些现象也揭示了数字世界的冷酷现实——如果个体无法实现数字化嵌入,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被“数字化”抛弃,甚至遭到惩罚。

另外,时下大热的网络直播中,头部主播为了在其直播间提高品牌曝光度,会销售具有品牌独家折扣的商品给其直播间的消费者,这意味着其他不观看直播的消费者则无法在该品牌线下专柜享受该折扣。显然,这一方面体现了一种价格歧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数字化”对“未数字化”的歧视。此时,“数字化嵌入”与否已经成为个体在数字时代的标配,而“数字化嵌入”失败的个体将会被远远地抛弃在数字世界之外。

四、冲破数字异化枷锁

尽管19世纪的马克思并未预见如今数字技术发展的相关问题,但是他在《资本论》中阐述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资本会对技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异化就是资本主义系统化的结果。对此,马尔库塞也持相同批判态度,认为技术的进步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奴役的扩展。换句话说,就是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人成为技术、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奴隶。技术异化让人丧失了否定性和批判性的维度,成为只有肯定、认同维度的“单向度的人”[16]。这一观点也和当前人们唯“技术至上论”和“数据决定论”的事实相符。人们被数字技术带来的高效、便捷等优点所蒙蔽,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完全忽视了个体被数字异化压榨的事实,从而失去了客观审视和评判数字技术的公正性。

马克思洞悉了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对其严厉批判,但是他并非消极地对待技术,因为技术进步的确对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17]可见,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也充分肯定了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一点上,也意味着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看到了技术进步具有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强大威力和关键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他赞成要积极运用科学技术。由此,在面对当前数字异化诸多挑战时,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着手应对。

(一)外部变革:尊重个体意识,赋予话语权力,回归多向维度

数字时代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个体提供了更广阔的信息获取和传播的平台,也为个体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相比过去,网络媒体展示出更强的开放性和共享性,让个体实现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对“单向度”的认知。单向度是指个体在接收信息时,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而无法对信息进行选择、判断和反馈,从而导致个体的思维受到媒介的制约和影响。而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单向度的局面,让个体能够主动地参与到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实现自我表达和交流。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今媒体应该坚持投放多元信息,减少个体信息壁垒,赋予公众更多自我提升、自我解放的空间和机会。具体而言,应投放包含不同观点、立场、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信息,以此丰富个体的知识结构,拓宽个体的视野和思维,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批判力。此外,通过不断消除或降低个体在获取信息时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如经济、技术、教育、政治等方面的限制,让个体能够更便捷、更公平地接触到多元信息。同时,尊重和保护个体的话语权力,鼓励和支持个体在网络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求,促进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基于此,当今媒体能够有效地促进个体树立批判性思维,培养个体独立分析、评价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通过接收多元信息,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个体能够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判断力。同时,通过信息的接收和反馈,个体能进一步学习强化自我肯定与否定,从而消解媒介造成的单向度,真正达到自我解放和获得多向度思维的目的,从不同角度、层面和维度去理解和处理问题,最终个体才能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总之,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个体自由发展带来了外部变革的机遇和挑战,当今媒体应该尊重个体意识,赋予话语权力,回归多向维度,以此促进个体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提升。这样,个体才能够在数字时代中实现自我成长和社会进步。

(二)内部促进:发挥主观能动,回归主体意识,实现自我突破

个体要想摆脱数字技术和媒体的束缚与奴役,需要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因为主体意识是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条件。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个体,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心和意志,冲破束缚,实现自己的“多向度”,才能最终获得自由。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数字技术和媒体打交道。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字技术和媒体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并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们。数字技术和媒体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丰富和多样的信息、交流和娱乐方式,但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数字技术和媒体可能削弱我们的社会交往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可能让我们沉迷于虚拟的世界而忽略了真实的生活,可能让我们受到过多的信息冲击而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可能让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和主动权。因此,在使用数字技术和媒体时,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接受、消化和利用信息,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平衡。

在实现自我突围的过程中,个体需要树立批判性思维。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我们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来分辨信息的真伪、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数字技术和媒体对我们的操控和奴役。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层面和维度来看待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信息背后的逻辑、论据和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区分事实与观点、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通过批判性思维,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力、决策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可以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创新思维和批判精神。

此外,个体还需要提高对数字技术的认知。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数字技术背后的原理、机制和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使用它们,并避免被它们所奴役。提高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可以让我们更合理地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学习能力,让我们更自信地掌握数字技术,而不是被数字技术奴役。

总之,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树立批判性思维、提高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并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多向度的生活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摆脱数字技术和媒体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与奴役,最终实现自我解放。

(三)全面重构:正视数据现实,加速技术超越,探索全新路径

21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数字技术和媒体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我们不仅是使用数字技术和媒体的消费者,更是被数字技术和媒体所塑造的生产者;不仅是通过数字技术和媒体来获取和传递信息的观察者,更是被数字技术和媒体所定义和评价的参与者;不仅是在数字技术和媒体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个性和价值的主体,更是被数字技术和媒体所操纵和奴役的对象。对此,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历史发展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逆,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早期现代血缘关系下的家庭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下的经济人——当前智能网络环境和数据算法治理下的数据人”的历史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变化,更是社会层面的变化。它意味着人类社会从一个以血缘、地域、宗教等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市场、契约、利益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再转变为一个以网络、数据、算法等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这一转变不仅是外在形式的变化,更是内在本质的变化。它意味着人类个体从一个以家庭、道德、情感等为核心的家庭人,转变为一个以财富、效率、理性等为核心的经济人,再转变为一个以信息、连接、数字等为核心的数据人。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中,我们不能期待历史倒退回没有数字技术的“浪漫主义田园诗般”的乌托邦生活。这样的期待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怀旧和忧愁,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会与当前数字化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也不是一种对数字化的有效批判。相反,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数字时代的到来,摆脱对前数字时代理性人假设的迷恋。这一假设虽然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在智能网络环境和数据算法治理下,却显得过于简单和局限。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个体不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而是被网络连接和数据分析所影响和制约的存在;个体不再是理性选择的存在,而是被算法推荐和操纵所诱导和引导的存在;个体不再是利己追求的存在,而是被资本利用和剥削所消费和牺牲的存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我们的存在方式,以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和挑战。

在这样的一个重新审视和定义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简单逃避或痛斥数字技术和媒体,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实行数字技术加速战略。具体而言,就是先资本家一步掌握技术,在网络社会中拥有更强的数据算法,打破旧有数字网络格局,掌握新的数字主导权,实现新的数字平衡,进一步促进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这一战略的目的不是为了加速资本主义数字化的发展,而是为了加速资本主义数字化的超越。通过这一战略,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和媒体来扩大我们的知识、能力和影响力,利用数字技术和媒体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和媒体来创造我们的价值、意义和目标。最终,我们才能抵抗资本主义数字化对我们的操控和奴役,挑战资本主义数字化对我们的定义和评价,超越资本主义数字化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在这样的加速战略实施中,我们需要全面重构我们的数字存在方式,实现从传统的经济理性向新时代的数字理性转变。因为在当前的智能网络环境和数据算法治理环境下,财富不再是个体的目标,而是资本的手段;效率不再是个体的标准,而是算法的规则;理性不再是个体的特征,而是数据的属性。因此,我们需要转变为以信息、连接、数字等为核心的数字理性存在方式。这一存在方式在智能网络环境和数据算法治理下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信息不仅是个体获取和传递的内容,更是个体生成和创造的源泉;连接不仅是个体交流和合作的方式,更是个体影响和改变的途径;数字不仅是个体度量和计算的工具,更是个体表达和实现的载体。

通过全面重构我们的数字存在方式,我们才能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存在方式中探索出新的路径。新的路径不仅是对旧有路径的修正或替代,更是对旧有路径的超越和突破。新的路径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体或社会现有或未来的需求或愿望,更是为了开拓个体或社会未知。新的路径不仅是为了实现个体或社会现有以及未来的价值和目标,更是为了创造个体或社会未达到的价值和目标。通过新的路径,我们最终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