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干部为何患上档案“整容病”？

文/李浩瑄

“经常有人在拟被提拔重用公示期间被举报档案造假，而没能进入后续任用程序。”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的谢华表示，“干部患上档案‘整容病’并非新鲜事，尤其在2014 年全国部署开展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工作之前，这样的现象更为泛滥。

有利可图是诱因

“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某县一个放羊的到了另一个县就变成了国家干部。”谢华表示，多年前，他认识的一名基层干部在跨县市调动中对档案进行替换，把自己的事业编制换成公务员身份，“还有人为了骗取干部身份，进入公务员队伍，先冒充已破产国企员工，通过找关系以国企员工身份调入事业单位，再等待时机通过借调、交流等方式进入政府机关解决公务员编制”。

2014 年，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落马”。经查证，他本是阳泉市杨家庄乡黑土岩村农民，真实学历不过初中。但他靠伪造年龄、身份、学历，20 多年里实现了招工、入党、提干。熟悉他的人说：“只有他的名字和性别是真的。”

冯朝辉这样的干部之所以档案造假，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提拔、晋升，或者不愿意按时退休。谢华介绍，几年前，他所在的市在换届期间，一名科级“一把手”想晋升处级，于是把档案提回家自己修改，“这个人对档案的认识很模糊，把档案改得面目全非，甚至用的不是同色笔”。

在早些年，不少县市的干部档案都是纸质的，并且管理人员非专职，只要将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疏通好，涂改年龄等信息并非难事，日常很少有人去调查核实。甚至有时候，这些管档案的人员，只要上头领导给他们打招呼，就敢涂改档案。只有被举报或者摊上大事，档案造假的问题才可能被牵出。

某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干部档案造假成本很低，不仅发现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造假被发现了，几乎也只是受到党纪处分，更轻的则可能仅仅是政治前途暂时遇阻。成本低、获利大，导致档案造假现象层出不穷。

存在权力任性干预

“干部人事档案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2014 年之前，个别地方和个别部门对干部档案的管理疏松、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管缺位、对干部档案信息的管理和审核手段还相对落后，为干部实施人事档案造假提供了条件。”某地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周林介绍。

黑龙江省双城区招商局原副局长孟德勇从双城镇调到双城区招商局工作后，其个人档案长期由本人私自保存，直到双城区委组织部调档时才交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存在极大管理漏洞。

实际上，干部人事档案的生成、审核、管理与利用是一系列的过程，档案造假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如辽宁省盘锦市大洼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野伪造入党材料一案，涉案多人；山西省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原秘书长王红英篡改档案一案，涉及质检、组织、人事等多个部门人员。

从这些案例中可发现，在一些档案“整容”背后，时常浮现“领导授意”“权力干预”的影子。在对共青团江西省鹰潭市委原书记徐楷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等问题的查处中，就发现其岳父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违规插手干预问题。

在现实造假骗官案中，或多或少都掺杂了上层权力干预的因素。在权力干预下，修改年龄也好，伪造证明材料也罢，自然畅通无阻。

“徐楷八年八岗横跨两省五地，‘曲线提拔’一路绿灯，这种仅在理论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背后没有权力撑腰，必然做不到。造假骗官之所以能得逞，不是造假的手段有多高明，主要是权力过度集中且不受制约所造成的用人腐败。”周林说。

拓宽干部考核渠道

“之所以会出现干部档案造假屡禁不止的现象，一方面是少数干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为了得到更快更好的提拔重用，肆意篡改人事档案信息;另一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干部考核评价的渠道还待拓宽。”谢华介绍，一些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在选任干部时，将干部的专业、学历以及经历作为考核评价、提拔审查的重要凭证、依据和参考。这种选人用人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对选准用对干部，把人岗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认定干部的方式在无形中缩小了干部考察面，也给一些投机取巧者提供了“捷径”。把年龄改小一点、把学历填高一点、把履历丰富一点，在增加升迁砝码的同时，撤换甚至抹去对自身不利的污点信息，从而影响组织人事部门在选人用人上的判断。“这还会损害其他干部的积极性。”谢华说。

“考察干部除了严查干部人事档案，更要注重平时考核，把干部日常行为表现、社区邻里反映、银行信用记录等内容纳入考察评价之中。”某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认为。

“越来越多的地方在适当放宽对干部年龄、学历等方面的硬性限制，提高对干部工作实绩、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考核要求，使优秀干部可以脱离年龄、学历等‘窠臼’，而不用靠‘三龄两历一身份’的造假来达到职级提升的目的，这或许能从根源上部分治好干部的档案‘整容病’。”谢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