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向着新的方向

李桂华 朱腾飞

孙中山签发给鲍罗廷的委任状

中共中央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

国共合作方针的正式确立，对党在三大后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愈发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1923 年9 月，中共中央局从广州迁回上海后，开始改进党的宣传工作。由于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被派往湖南指导革命工作，于是，秘书一职由另一位中央局委员罗章龙兼代。相应地，党的宣传工作也暂时交由罗章龙主持。

1923 年10 月15 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的通知》，宣布了党中央和团中央共同组织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决定，这标志着教育宣传委员会成立工作的正式开启。附寄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对教育宣传委员会的政治性质、工作职责、下属部门及分管刊物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是中国共产党比较早的一份专门关于宣传工作、带有党内法规性质的规范性文件。

1923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系统阐述党在政治、劳动、农民、文化等方面的宣传方针。在宣传方针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强对反帝反封建、中苏友好及国民党改组等内容的报道，向工人和农民作浅近通俗的理论推广，并提倡“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在教育方法上，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理论学习，围绕《前锋》《向导》等党报党刊中的论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展开政治讨论。

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订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1923 年5 月1 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建议其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为国民党开展军事行动和建立新政府打好基础。7 月20 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可以向中国派遣一名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帮助国民党推进反帝宣传。

1923年8月，在斯大林的建议下，鲍罗廷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根据规定，鲍罗廷在工作中不仅要“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也要接受苏联特命全权代表的直接领导，并定期向莫斯科报告。当月，39 岁、蓄着斯大林式威严胡子的鲍罗廷带着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命令，紧随着越飞的继任者加拉罕来到中国。

鲍罗廷到中国后，在北京约见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于9月下旬绕道上海，与陈独秀进行秘密会晤。10 月6 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在广东省议会大楼对面的大东路31 号处给鲍罗廷置办了一处两层洋房，供其工作、生活之用，人称鲍公馆。由于鲍罗廷的工作范围很广，鲍公馆实际上成为联系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的枢纽。

此时的广州城正处于陈炯明部的又一轮袭扰中。于是，鲍罗廷一面向莫斯科争取给予孙中山援助，一面积极向孙中山宣传改组主张。1923 年10月18日，鲍罗廷被孙中山正式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开始主持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挽救广州危局，鲍罗廷一边竭力争取广州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一边将广东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组织起来，派遣他们分赴广州各地招募志愿者，以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卫。一个月后，陈炯明部被击退，广州危机解除。经此一役，孙中山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鲍罗廷的领导下，国民党改组的序幕终于拉开了。

《中国青年》创刊

1923 年8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根本工作之一是教育工作，并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重大的责任即“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体”。

在团的二大上，恽代英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由于团中央执行委员施存统因病辞职，恽代英递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

1923 年9 月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团中央各委员的职务及分工。会议指定恽代英全面负责团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及各地出版物的管理等工作。

早前，因主编施存统突然离职，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被迫停刊。恽代英接手团中央局的编辑工作后，创办新刊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考虑到新刊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刊物的目标读者集中于中国的青年群体，他将新刊命名为《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第一期

1923 年10 月20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担任《中国青年》主编期间，为带领青年深入中国现实、引导青年树立改造社会的志向，恽代英倾注了大量心血。除积极为杂志撰文外，他还以文会友，坚持以写信的形式同青年们加强联系，解答他们在求学、事业和爱情等方面的困惑。最多时，他每天收到的来信达上百封。他不仅带领着编辑部同仁给读者回信，还将典型文章刊载在《中国青年》上，这进一步提升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力。郭沫若曾评价道：“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在恽代英等人的努力下，《中国青年》的发行取得了巨大成功。至五卅运动时，杂志发行量已由最初的3000份增加至30000余份。刊物不仅拉近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广大青年之间的距离，也向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进行了革命理论教育。在《中国青年》的熏陶和影响下，一代革命青年迅速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