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路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2023-10-30 03:10高怡

今古文创 2023年41期

【摘要】20世纪40年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路翎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沿着“五四”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前进，坚定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文学传统。本文主要以路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例分析路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从重申“五四”文学启蒙与批判的主题、塑造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新人”以及坚持欧化语言风格这三个方面来探析。研究路翎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五四”文学传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让我们对于路翎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意义有了重新的审视。

【关键词】路翎；启蒙与批判；原始生命强力；欧化语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1-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1.013

为了达到对国民的教育，重申“五四”文学启蒙与批判的主题，路翎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来揭露和批判国民“精神奴役的创伤”。他始终在“五四”精神的烛照下，积极地探寻民族新生的道路，在“主观战斗精神”的指引下，试图寻唤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新人”。他坚持采用欧化的语言风格来抵抗“语言奴役的创伤”，这也与“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

一、重申“五四”文学的主题：启蒙与批判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革命和救亡的呼声日渐高涨，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压倒了“五四”时期启蒙的呼声。到20世纪40年代全民抗日救国的高潮时，需要“启蒙”的普通民众已经成为进步阶层，承担起历史重任，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这样急剧变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路翎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激情澎湃的救亡图存运动中。然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五四文学”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主题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传统是否还应该坚持下去，这成为路翎这一代作家需要思索的问题。此时，路翎的友人和导师胡风，依然坚持着“五四文学”的传统，他在文学“大众化”的潮流中依然坚守着以启蒙促救亡的五四阵地。在他的带领和组织下团结了一批以“七月派”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方面积极响应抗日救亡的口号，另一方面以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以独树一帜的风格表达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

作为“七月派”主将之一的路翎在胡风的影响和帮助下，怀着高涨的激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路翎的文学作品中激荡着强烈的启蒙和批判的意识，在面对“五四”文学传统是否还应该坚持的问题时，路翎认为“五四”文学传统依然彰显着巨大的生命力。现在的中国依然是落后的、腐朽的，被封建思想压迫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依然背负着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因此，“五四”文学启蒙和批判的传统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可以看出，在新的形势下路翎依然坚持发扬“五四”传统和精神。

路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首先体现在他重申了“五四”文学的主旨：启蒙性和批判性。路翎坚持并深化了鲁迅在“五四”期间所开创的，致力于揭示中国人千百年来“心灵奴役创伤”的民族性批判的主题。所谓“心灵奴役的创伤”，是胡风认为“在封建主义里面生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意识里面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那精神上的积压是沉重的可怕的” ①而提出的命题。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刻画出了秀姑糊涂的恐惧、无知的顺从的病态心理以及黄述泰畸变的心理，挖掘出了他们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逆来顺受的秀姑在面对丈夫的家暴时毫无反抗的意识，认为受到丈夫的捶打是理所应当的，她麻木地忍耐着一切不幸和不公，她在遭到丈夫残酷的毒打的时候，“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挨打，但觉得一切都不会错”，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但希望丈夫饶恕她” ②，挨打之后甚至感到“异常的满足”。而秀姑的丈夫遭人陷害被拉去当壮丁的黄述泰，在听信村里人关于秀姑不贞的谣言后，以“英雄”的姿态怀着对黑暗社会的强烈的憎恨回到故乡，试图报复曾经侮辱、损害他的故乡，但是他选择复仇的方式却是当着故乡人的面来惩治和审判无辜的秀姑，这无疑是讽刺的、滑稽的。黄述泰在实施这一报复行动时，他的心灵处在极度纠结中，他在心里想爱他的妻子，但是又把对故乡的仇恨附着在秀姑身上，这种畸变的心理一方面体现了他的暴戾，另一方面又展现了黑暗社会对他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事实上，黄述泰对故乡表露出的过度的憎恨，恰恰显示出曾经社会对他是怎样的打击，他用社会曾经对他使用的兵器来反击社会，在他的意识里潜藏着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这个充满堕落和罪恶的社会对自己进行残酷的打击，那么自己对社会的复仇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这种非理性的、过度的憎恨最终带给他的是一场无事发生的悲剧、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他并没有如愿成为故乡的英雄，而是在和秀姑对簿公堂时，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败下阵来。这种极端的、扭曲的心灵纠葛、强烈的爱憎的表达，都表现了黄述泰在遭受社会打击后受到的精神创伤之深。

王桂英、金素痕、蒋尉祖等人在《财主的儿女》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心灵上的创伤。王桂英本是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新女性，她拒绝包办婚姻，逃离家乡去上海投奔蒋少祖。在上海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展现了她追求独立自由的个人主义的激情。后来她受到现实的打击而返回家乡南京。之后在南京再次见到蒋少祖，在和蒋少祖的一次私会后有了身孕，她选择生下这个孩子，立志要把孩子养大，可她身上依然存在着小资女人的懦弱和虚荣，也想着过奢侈浮华的日子。此时她的私生女对她来说无疑是累赘，她没有勇气承担抚养小生命的责任，于是她在逃离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骇人的举动：她亲手勒死了她无辜的女儿。从此她便滑入了堕落的深渊，在上海成了有名的交际花。她把自己爱情的痛苦和不幸宣泄到了可怜的女儿身上，她在非理性的追求和挣扎中迷失了自我，最终只能抓住虚荣的桅杆在欲海中沉浮。

金素痕和蒋尉祖的爱恨纠葛体现了人性的扭曲。金素痕被父亲安排嫁入苏州蒋氏，无爱的婚姻紧紧束缚着她追求自由的个性，而强烈的控制蒋家钱财的欲望也成为她在蒋家生活的唯一动力。蒋尉祖对她的极度依赖又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因此对蒋家财产的争夺已经成为她生活的最大目标。她频繁来往于南京和苏州就是在聚敛蒋家的财产，而蒋尉祖就是她在蒋家对抗蒋捷三的最大的砝码。她在南京时出去和情人幽会，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蒋尉祖自欺欺人地不愿相信金素痕对他的背叛，一味地妥协，只求金素痕能给他一些爱抚。他们之间这种畸形的婚姻模式最终在蒋家子女争夺遗产的时刻彻底崩塌了。金素痕以为得到了她想要的自由，实际上她却感到了巨大的空虚和孤独。她之前的人生仿佛是为了斗争和仇恨而活，现在如愿得到蒋家财产后却对蒋尉祖有了愧疚的恻隐之心，她的内心既有报复的快意，也有精神上的痛苦折磨。金素痕在无爱的婚姻中，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紧紧抓住金钱不放，她对无爱的婚姻进行了反抗，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自甘堕落。如果说几千年封建思想沉甸甸的包袱积压的结果是秀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王桂英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非理性的欲望使她迷失了自我，而金素痕则是在传统与现代中苦苦挣扎，在她身上既有反叛精神的自由追求和个性解放，也有腐化行为的拜金主义和灵魂的自甘堕落。

二、塑造“新人”：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人

路翎一开始在文学创作中所呼唤的“新人”，是具有“主观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而他认为内心深处不断与自己的弱点抗争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的“先锋”，其思维逻辑与“五四”时期鲁迅的“立人而后凡事举”的启蒙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战，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分以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做残酷的搏战。” ③因此，路翎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刨开了国民性病灶，把矛头直指封建传统思想的根基，而且在文学所能塑造出的“新人”，对旧体制内的破坏力量上，路翎也做出了努力探索。然而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设想的同时，发现“具有主观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他理想中的“新人”，因为路翎意识到知识分子本身具有软弱性，他们克服自身“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经过一番痛苦地探索后，路翎最终在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人民身上看到了塑造“新人”的希望。“原始生命的强力”相对于“主观战斗精神”来说更凸显其原始性、自发性，它来自人最本能的求生欲。路翎企图用“原始生命的强力”来对抗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路翎用原始强力这个词来形容他笔下的郭素娥这个形象，他在郭素娥身上发掘出了弱者的顽强的反抗意志和人的尊严。《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在逃难途中因为饥饿而绝望晕倒，之后被父亲抛弃，被大他24岁的烟鬼刘寿春捡回当妻子。但是刘寿春只是无情地压榨着郭素娥青春生命的价值，郭素娥在偏远的矿区过着食不果腹的非人的生活，常年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因此她强烈地渴望逃离刘寿春的牢笼，去城市做工，追求独立自由的全新的生活。当她怀着炙热的欲望遇到强健的机器工人张振山时，她把对新生活的强烈的渴望寄托在张振山身上。她一方面享受着和张振山偷情带来的巨大欢愉，另一方面在提出一起去过新生活后，面对张振山不断的犹疑，她又陷入极度痛苦、焦灼的心灵纠葛中。后来在郭素娥的爱慕者魏海清的告密下，刘寿春和保长带着地痞流氓黄毛残忍、暴戾地把郭素娥捆走，企图把她卖给一个乡绅。黄毛等人在张飞庙里对郭素娥实施了残酷的暴行，用烧红的烙铁烫郭素娥大腿内侧的肌肤，后来黄毛还奸污了濒临死亡的郭素娥。即便在这样残忍的折磨下，郭素娥也从不屈服于被卖给乡绅的命运，她始终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抗争着不公的命运。

在郭素娥身上强烈的求生欲和炙热的求爱欲体现了她正常的“人”的欲求，这是路翎所塑造的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人具有的特异性，而在此后郭素娥面对残忍的酷刑时绝不屈服的顽强的反抗意志则凸显了郭素娥原始生命强力的爆发。虽然这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原始生命强力注定了反抗的悲剧结局，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最后在原始生命强力的感染下促成了本性软弱的魏海清以死复仇的壮举。如果说郭素娥在之前和张振山的偷情中对极度情欲和自由的追求还只是体现在“人”的非理性挣扎的层面，那么之后她面对酷刑时表现出顽强的反抗意志，这一点则说明郭素娥的反抗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斗争。

而魏海清在郭素娥精神力量的影响下的復仇更能显示郭素娥精神力量的强大，这种影响使得秉性软弱的魏海清爆发出复仇的力量，使他在复仇的壮举中以鲜血证明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完成了生命的蜕变。在郭素娥和魏海清身上能体现出路翎所呼唤的人民“原始生命强力”的巨大能量，它可以带来阶级的觉醒，促进个性的积极解放，消弭封建思想对人的奴化，使人重新为“人”，这就是路翎所呼唤的“新人”。

三、坚持欧化语言风格：对“语言奴役创伤”的反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左翼文学的兴起，大众话语和通俗化倾向日益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文艺大众化运动致力于发挥文学对大众的教育、普及和提高的作用，呼吁文艺创作者快速走向大众。而此时路翎却坚持以欧化语言风格进行文学创作，他对欧化风格的固执坚持暗含了他对“五四”时期新文学形式的肯定态度。语言的“欧化”早在“五四”时期就在文艺界形成了一种潮流，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大力倡导用白话文写作，企图摆脱传统封建思想在语言文字上对人思想的束缚。鲁迅主张语言的欧化，认为通过翻译外国文学所获得“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④即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瞿秋白抨击“五四”欧化文是“贵族化”的“骡子文”时，鲁迅仍然肯定了欧化语言的必要性，他认为有些新字眼有“非用不可”的时候。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直接促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大力倡导下的现代汉语欧化现象的发生。

吮吸着“五四”文学的营养长大的路翎，在20世纪40年代文艺流行的潮流中，也阅读了大量的外文翻译作品，在欧化的语言风格上，依然执拗地坚守着。事实上，他对文学艺术大众化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大众化的关键在于内容的大众化，即“内容的斗争性和人民性”，而欧化的语言形式恰恰是对“语言奴役创伤”的反抗，他认为工农的内心其实潜藏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只不过内心的羞怯阻碍了他们的表达，他曾偶然听到一对矿工夫妇的谈话，其中涉及“心灵”“苦闷”等这些“知识语言”，于是他认为劳苦大众也有用“心灵”“苦闷”等知识语言来表现自己的，而他们因“羞怯”而表现出来的语言创伤，则体现了他们心灵上的创伤，因此，劳苦大众也可以用“心灵”“苦闷”这样的知识语言来实现对自我的表达。

路翎欧化语言主要表现在复杂长句的铺排、繁复的形容词的堆叠、陌生化的生僻词的运用上，小说中运用的语言更加的迷离、繁复，给人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因此他的小说读起来会感觉十分的拗口、生涩，但同时也表达出更加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路翎采用欧化语言来反对语言奴役的创伤，这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一条不同的路径，他强调的是内容上的大众化，而不是语言形式上的。因此路翎坚持采用欧化语言来把大众的感觉、情绪外化，虽然有些词汇和语句难免夸张，但从精神层面上却更加接近人的真实内心世界。

路翎继承了“五四”批判国民性的传统，揭露国民“心灵奴役的创伤”，坚持以启蒙推动救亡，寻唤具有“原始生命强力”的“新人”。路翎对“五四”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扬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五四”文学的深远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路翎深化了极富个人色彩的“五四”文学。他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中承担着时代救亡的使命，这使他的小说在文学长河中彰显出鲜明的个性。

注释：

①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③晓风主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④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参考文献：

[1]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路翎.财主底儿女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晓风主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4]冯梅英.路翎小说与五四文学[D].河北大学，2008.

[5]许诺.路翎对“五四”文学的坚持与深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9）.

[6]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J].文学评论，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