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解说者》：为“沉默”属下发声的替代医学知识分子

杨心怡

【摘要】《疾病解说者》是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出版于1999年的短篇小说集，荣获普利策小说奖。本文聚焦于其中同名短篇小说《疾病解说者》中不可言说自身的属下边缘群体以及具有为属下发声能力的疾病解说者卡帕西这一形象。卡帕西作为替代医学知识分子以其与代表精英的西方医学截然相反的方式，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以译解的方式传递出他们的声音，达到为属下发声的目的。

【关键词】替代医学；属下；属下发声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1-005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1.017

裘帕·拉希莉在《疾病解说者》中塑造了如卡帕西本人、达斯夫人、诊所病人等压抑着内心苦楚、无处诉说的群体形象，他们是斯皮瓦克所指的属下群体。如斯皮瓦克所言，属下群体的声音淹没在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中，因此无法发声，而需要知识分子来代表他们，替他们言说。在文中的诊所这一场所中，在医生与卡帕西间存在着精英的西方医学与大众的替代医学的对立，卡帕西在为土著病人释译疾病的过程可视为一种治疗他们内心痛苦的过程，此时卡帕西被赋予医生的形象，而译者身份又使其可充当属下与权力阶层的中介，为土著病人诉说他们的痛苦，代表属下群体发声。

一、“沉默”的属下阶层

属下（subaltern）一词的提出最早出自意大利作家葛蘭西的作品《狱中札记》，指意大利南部的底层农民，他们顺从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局限性，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简而言之即受霸权团体或阶级统治的人。斯皮瓦克延伸了属下阶层的内涵，将关注点放在后殖民背景下那些失去自身主体性、不能开口言说自己的群体。属下一词被用来包括那些被主流的政治话语排除在外、可能处于不同阶层但却同样被遗忘的群体 （都岚岚：79）。小说中卡帕西作为印度平民，虽怀有学识，但迫于生活压力，身兼数职，做着医生翻译，导游，教师的工作，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游客，诊所医生，甚至是自己的妻子都没有倾听他的声音；诊所的病人带着一身病痛来到诊所寻求帮助，最应该倾听他们声音的医生却不懂他们的语言；达斯太太作为印度二代移民，既接触到西方自由思想又受印度传统思想所禁锢，整日待在家中无法融入西方社会，而丈夫也从来不与她交流深埋内心的痛苦。他们皆为属下群体，在后殖民时代，殖民者虽然结束了物质掠夺，但对前殖民地属下阶层造成的生理上以及心理上的疼痛是巨大的。

殖民现代化加速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工业发展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给土著居民带来了一系列的疾病造成了他们身体上的疼痛，小说中借卡帕西之口对病人症状的描述“无数肿痛的骨头、痉挛的肠胃还有掌上改变颜色、尺寸和形状的痣……”“一位是抱怨脊椎有雨打感觉的年轻女子，另一位是胎记上长出长毛的绅士”都是属下群体生理疼痛的展现。

后殖民地的属下群体所承受的还有心理创伤。贫富差距在殖民现代化中进一步扩大，种姓制度等级森严，阶级固化严重。卡帕西“年轻时他曾醉心于外国语文……他梦想成为外交使节和宗教要人的翻译……调停那些唯有他才能明白双方意见的纷争。”拥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无法成为精英分子，却只能做着与他梦想差异巨大的工作，而且妻子对他的职业全无好感，“她嫉恨着他以微不足道的力量帮着救治的病人……她总说是‘医生助理’”。得不到妻子认可的他把这个工作视为人生失败的标志。达斯先生一家是印度移民群体的代表，达斯太太一方面无法融入西方社会，另一方面受印度传统思想禁锢，“在大学里她每时每刻都跟拉兹在一起，所以没有交到多少贴心的朋友……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她也找不到人分担。”与拉兹结婚后，她终日待在家中，成为家庭主妇，生活围绕着孩子与家务，心情开始变得焦躁，身材也开始走样，但找不到人倾诉。作为移民群体，她是西方白人的属下，作为女性，她是父权制下男性的属下，被双重边缘化的她内心压抑着巨大的痛苦。生活在印度本土的卡帕西和移居美国的达斯太太都承受着殖民思想所导致的心理疼痛，在旅行途中，他们都试图向彼此诉说内心的痛苦，得到治疗。

社会语言学家布迪厄认为，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语言象征着权力关系，权力、阶层、话语交织在语言中。语言本身是权力关系的媒介，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隐含着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在印度，英语即为底层人民与上层社会联系的媒介。卡帕西学习英语，梦想借用这个殖民者的语言跻身上层社会，成为外交使节。作为导游的他用殖民者的语言为来自西方的游客们解说着印度的历史与文化，在旅途中，他是西方游客的权力下层，为西方游客服务；在诊所中，他用英语将土著病人的病情翻译给医生，是医生的权力下层。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在土著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病人无法使用自己的语言直接向医生诉说疼痛，他们的病情需要被翻译成殖民者的语言—英语，暗示了属下阶层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发声。

在《属下能说话吗？》中，斯皮瓦克得到了属下不能说话这一论断（Spivak，1985）。斯皮瓦克认为，说话不仅仅是一个说者的独白，还应该涉及听者的听取，而在说者与听者之间，还存在一种交流机制和话语机制，一种信息的编码方式（Spivak，1996：292）。因此，说话应该是由听者和说者构成的一个完整的言说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斯皮瓦克断言属下不能说话，并不是说属下没有表达自己的意愿、欲望，而是属下的言说并没有被听到，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言说行为。属下之所以沉默，并不是他们没有试图发声，而是他们的声音淹没在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中。诊所中前来看病的土著病人诉说身体的疾病，而代表着西方殖民者的诊所医生却无法听懂他们的语言，需要卡帕西将土著语翻译成殖民者的语言—英语来交流疾病，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属下的土著病人的声音无法直接被听到；达斯太太，作为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有色人种女性，她的声音既无法被第一世界的人听到，也无法被丈夫理解。她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直到遇到了译解疾病的卡帕西，只有卡帕西倾听了她的声音。

二、西方医学与替代医学：精英与大众的对立

在殖民地，医学内部存在着等级体系。西方生物医学被认为是现代的、理性的，凌驾于被认为是宗教的，迷信的民间医学等替代医学之上。然而西方生物医学在殖民地的“水土不服”以及各种民间疗法对本土人民的作用被忽视。

（一）中央集权的西方医学

这种选择某些历史上重要的元素，而忽略其余的，这是拉纳吉特·古哈所描述的“国家主义”倾向的核心。在《庶民研究》中题为《历史的小声音》的文章中，他将“国家主义”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授权国家的主导价值来决定历史的标准”《庶民研究》试图挑战这种集权化和中央集权化的历史（Hardiman，2012：12）。生物医学被赋予中央集权权力，殖民者一直在试图通过生物医学控制公民的身体和精神，创造一群温顺的公民。在将西方医学在殖民地推广的时候，受到了殖民地人民的抵制，而这时候殖民者需要一个民众与西方医学的中介，即一个本土西医，将西方医学介绍给殖民地人民，小说中的诊所医生便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为殖民者服务，将作为殖民医学的西方医学传入殖民地，以维护殖民者的统治。西方殖民者宣称他们将理性的生物医学带入殖民地，如公共卫生政策、疫苗等，将人民从落后的，传统的，无知的民间医学中拯救出来。然而，生物医学在殖民地出现了明显的失败，而这一点一直被忽视。首先，生物医学总体上仍然是零零散散和资金不足的（Hardiman，2012：14），完整的医疗保健系统并未完全建立起来，且对于广大庶民阶层来说费用昂贵，庶民患病后，为他们提供治疗的是易接触到，费用可承担的各种民间疗法，即替代医学。卡帕西的儿子患上伤寒，他们在西医诊所寻求治疗，医疗费用昂贵，最终孩子却还是未能被治愈而去世，这也质疑了西方医学所宣称的有效性。其次，生物医学在殖民地推广的过程中，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把患者只当作需要治愈的疾病，而不是需要被治疗的人，他们的疾病经验和疼痛的表达被忽略，得不到理解。

（二）庶民的替代医学

在殖民地中，存在着一个面向患者的医疗市场 （Hesselink，2011：3），其中既有中央集权的西方医学，也有更大众化的替代医学。由于西方医学的中央集权地位，多样化的、异质的替代医学疗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逐渐边缘化。然而，现代化导致的日益固化的医学的阶级划分，同时也为替代医学提供了壮大的机会。由于高昂的医疗费用以及集中化，精英化的生物医学无法为广大庶民阶层提供切实的治疗，而替代医学以其流动性的特点填补了医疗市场上被西方医学有意忽视的空白（Hardiman，2012：28）。行使替代医学的人职业不固定，不限于医生职业，卡帕西便是一个在诊所中治疗土著病人的医者形象。达斯太太向卡帕西倾诉，便是看中了他作为替代医学医生，能够为他人治疗疾病的“才能”。达斯太太认为他比医生还要重要，“你完全可以告诉一声那是烧灼似的痛，不是草管的刺痛。病人不知道你向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也不会知道你在瞎说，所以说责任重大嘛。”达斯太太对他的欣赏让他意识到，“这份工作乃是对智慧和知识的挑战”。卡帕西并不是在此之前并无这样的想法，他曾想成为外交使节，调停纷争，事实上是一个民族医生的形象，他内心对于自己这份疾病解说者的工作是具有责任感与自豪感的。他对那些土著病人充满了同情，“他们目光呆滞神情绝望……他们连把病痛说出来都做不到”，同时虽然对达斯太太出轨的行为有所不耻，他还是觉得帮助达斯太太是他的责任。可以看到，卡帕西深知自己替代医学医者的身份，他把为无法自主发声的属下阶层诉说痛苦视为自己的责任。

三、替代医学知识分子形象

斯皮瓦克提出，属下群体之所以成为属下群体，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具有自我决定的阶级意识， 而处于被动的被决定的位置，是需要被再现和被代表的群体。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知识分子在属下言说的过程中作用巨大。西方激进知识分子，西方精英知识分子，印度属下研究小组都曾为属下发声，但是斯皮瓦克指出他们的局限性。以福柯，德勒兹为代表的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反抗权力话语，他们指出底层人民在发声、表达，但是他们拒绝为底层代言，天真地认为底层人民的声音能发出，能被听到，忽视了即使这一自由主体可以进行自我表达，这种自我表达本身也会被纳入一个意识形态程序之中；而属下阶层在西方精英分子那里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他者，是用来构建西方霸权体系的。西方精英分子的话语带有殖民色彩，他们代表着西方殖民者的利益，属下阶层的利益和需求被忽视，他们打着拯救的旗号，显得“仁慈”，西方霸权主义在西方精英分子的殖民话语中被合理化，中立化了。西方知识分子与西方殖民利益一致，他们为西方霸权话语服务，属下自身的声音在他们的叙事中被擦除了。属下研究小组虽然代表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但是研究小组的成员都受过不同程度的西方教育，因此，他们的话语会受到西方的影响。重点是，研究小组将属下同质化，置于一种与统治阶层的二元对立中，属下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其内部异质性被忽视了。可以看到，不管是西方激进知识分子、西方精英知识分子还是底层研究群体，在理解属下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抹杀了属下的异质性，属下的声音在其中被以特定方式擦除了。

西方知识分子和印度属下研究小组为属下的发声都容易落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圈套中，知识分子必然是和特定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其话语也必定是跟特定阶级的利益有内在的一致性。替代医学，在西方殖民话语下，是西方生物医学的属下，被贴上迷信的，落后的，无效的标签。与底层人民共同处于属下阶层，与属下群体具有共同的利益，且站在西方医学的对立面，可以避免落入西方霸权叙事话语的圈套中。因此，行使替代医学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属下群体发声提供一个出口。西方医学中，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注重疾病的治愈缺乏对病人的关注，而替代医学展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关注患者本身而非疾病，关注患者心理健康与精神状况，给予患者心理疗愈等特点。卡帕西先生作为诊所医生的译解者，将古加拉提病人对自己病状的描述准确、恰当地翻译成英语解说给医生以治疗病人。在这一过程中，医生只需开出相应的药方，与病人间无直接的交流，而卡帕西先生倾听患者对病症的叙述，缓和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获得救治，在为土著病人发声这一过程上，卡帕西是成功的。在面对达斯太太的诉说时，卡帕西也将帮助她视为自己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他仍是一个为属下发声的替代医学医者的形象，但是，卡帕西同时作为男性，他无法理解女性的痛苦，做出了她内心的痛苦来自内疚这一判断，使得两人不欢而散。如果把他们的谈话看作一次治疗的话，卡帕西由于男性的身份对于病因诊断错误，然而从“治疗结果”来看，他却是成功的。达斯太太在整个旅途中，对家人表现得不管不问，呈冷漠的态度，然而在故事结尾，在与卡帕西的不愉快的交流后，开始展现出对家人的关心。事实上，卡帕西倾听了达斯太太的诉说，在这一过程中，达斯太太完成了她的发声，也因此治疗了达斯太太。

四、结语

在医疗市场上，护理消费者和护理提供者之间也需要一个中介来“翻译”患者和医生之间“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因素。无疑，卡帕西便是这样一个中介者的形象，与诊所医生通过殖民医学帮助维护殖民者的统治，进一步沉默属下阶层的声音所不同的是，卡帕西代表着西方殖民者与殖民地属下阶层的中介，为属下阶层成功发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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