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风格”编校说略

【摘要】语言风格是文稿编校的一个重要视角，常为人所提及，但在编校实务方面尚未被深入探究。平时所言语言风格多指个人语言风格，其实语言风格还包括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这些风格寓于个人风格，并通过个人风格表现出来。语言风格的编校包含文本的语言风格、作者的语言风格、文本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三个向度，编校人员可通过“三看”予以实务操作：一看风格要素运用是否正确；二看风格外在形式是否恰当；三看个人语言风格是否显现。前者对应规范性原则，中者对应协调性原则，后者对应偏好性原则。

【关键词】语言风格 编校向度 实务策略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5-102-05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5.015

“字如其人，文如其人”，[1]所谈即是个人风格。“语言从众从贵”，[2]反映的就是个人言语选择往往会受周围语言风格的影响。其实，每个人都身处风格之中，时时受风格影响，可能也会形成自己的风格。正因如此，在众多的编校知识网络中，时常能够得到的金玉之言是“保持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的统一”，[3]“尽量尊重、保持作者的语言风格”，[4]“语言风格不能改”。[5]但何为语言风格，语言风格究竟能不能改，语言风格当如何编校等问题在出版界却少有人论及，而若此类实质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回应，“语言风格”编校说将会流于空谈或失之主观，“做书有道亦有器”，[6]从编校的视角剖析语言风格之端委，实有必要而且有益。

一、何为语言风格

语言风格，又称言语风格，两者常常混用，但前者应用范围更广。所谓语言风格指语言要素与辅助性手段及其运用的差异性特征的重复性表现。语言风格的形成手段以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手段为主，同时还包括修辞、结构、格式、图表、数字、标点等超语言手段。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语言风格一般指语言的个人风格，其实语言风格还包括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7]

不同的民族、地域、时代、流派在语言运用上有着不同的特色，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不同的交际功能有着不同的表达范式，从而形成不同的语体风格；不同的语言运用手法有着不同的表达效果，从而形成不同的表现风格；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认知经验，养成不同的表达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个人风格。众多风格并非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交错并存的，个人风格与其他风格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即其他风格寓于个人风格，个人风格体现其他风格。

语言风格具有稳定性。偶发性的言语行为难以产生语言风格，某种语言运用特点只有重复性出现并展露一定的主体黏附性，才有可能形成该主体的语言风格或成为该主体语言风格的构成部分。语言风格一旦形成，在短期内就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如“玉”是中华文化的代表符号，中华儿女向来以玉为美、以玉为贵、以玉为德，因此类似玉树临风、乃玉乃金、冰清玉洁、温润如玉之言在汉语中俯拾皆是，而英语的jade（玉）并无汉语“玉”的文化意涵，甚至可以用来指称“轻佻的姑娘”，[8]所以杨宪益将《红楼梦》中的“玉人”译为fair，而不是jade，[9]这大概就是语言的民族风格的写照。又如，提起鲁迅其文，脑海中无不浮现冷峻、犀利、辛辣、严肃、深刻之类的字眼以及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可见鲁迅的语言风格已经深入人心。也正因为语言风格有着稳定性的特点，所以人们常常据此考据辨析作品相关信息。如杨琳根据行文风格的差异发现《金瓶梅词话》存在三种不同的“语言指纹”，进而指出该书是艺人个体作品，并非文人集体累积创作。[10]再如，马创新、陈小荷运用高频词等级相关度的测量方法对《红楼梦》所有章节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该书前八十回的语言风格相似度高，后四十回的语言风格相似度也高，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语言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进而推断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11]

语言风格具有发展性。在语言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有的渐渐变得成熟、稳健，有的则突然发生转向。前者习见，后者亦是不少，时代风格的变迁，如唐宋古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历史长河中汉语风格突变一瞥。当然，突变者往往也蕴含着渐变的一面，若以个人风格为例，作家邓友梅可谓一个典型。邓友梅成名作是《在悬崖上》（1956年），讲述的是恋爱故事，而吊诡的是，奠定他这个山东籍作家文学地位的却是充满京味的市井小说，其甚至因此被称为该领域小说的代表人物，这不能不说是语言风格突变成功的典范。突现、巩固、稳定是语言风格的发展过程，邓友梅小说京味语言风格亦是如此。邓友梅首部京味小说是《话说陶然亭》（1979年），彼时虽引起反响，但亦存不足，而且京味也还不能说是其语言风格，经过《双猫图》（1980年）、《寻访“画儿韩”》（1981年）等作品的锤炼，邓友梅的京味创作手法日趋纯熟，《那五》（1982年）和《烟壶》（1984年）成为一时之望。

语言风格具有多维性。前述几种风格类型以及个人风格的突变其实都是语言风格多维性的表现，不过，前者是基于语言风格的不同特点，后者是基于语言风格的发展变化。从表达主体的角度看，为了在不同语境下得体地表达，表达主体也会选择不同的风格类型，从而使语言风格表现出多维性。如面对英语背景的接受主体，表达主体或会更倾向于凸显英语属性的民族风格；面对幼儿这类接受主体，表达主体更倾向于凸显口头语体风格以及亲切、通俗的表现风格等。從文本的角度看，需要关注的风格也是多维的，即除了文本本身的语言风格以外，作者的语言风格、文本中人物的语言风格、文本中文本的语言风格等也需加以关注。此多维性正是编校人员需要注意的一面。

二、语言风格的编校向度

影响文本编校的因素有很多，正确认识它们是有效编校的基础，语言风格就是其中之一，但立足编校看语言风格与立足概念看语言风格是存在差别的，前者以解决实务问题为目的，后者以理论探索为旨趣，两者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难以直接对应，需要融合互释。

首先，编校是基于文本的工作，在分工细致的出版单位中，文本甚至是编校工作的全部，因此文本的语言风格是语言风格编校的第一向度。其次，文本是由作者创造的，作者的语言风格已经内化到文本之中，按理不需费神，但出于各种原因，文本在编校过程中基本都存有改动现象，而改动并非只要不错怎么改都行，还要考虑作者的语言风格，所以作者的语言风格是语言风格编校的第二向度。最后，对于文本来说，真实世界是外在世界，其自身还有着内在世界，在有些文本的内在世界中存在着言语行为，或口头的，或书面的，或两者兼有，这就涉及文本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于是文本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就成为语言风格编校的第三向度。这三个向度是语言风格有效编校的实现路径，可以帮助编校人员在语言风格的编校方面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1. 文本的语言风格

单一文本所表现出的语言风格大体有民族风格、语体风格、表现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前三种风格一般为文本所必备，后两种风格则不定，而个人风格和流派风格如无横向参照则难以浮现。

单就文本来说，民族风格是首先要考虑的，如语言文字运用是否符合对应民族的特点，包含语种混杂、语种转换现象的文本尤需注意。其次需要考虑的是语体风格，即看文本是公文体、传播体、科技体还是文艺体，然后依据所属语体风格的特征来规范文本的格式及行文等。再次需要考虑的是表现风格，即看文本行文是典雅还是俗常，是谨严还是疏放，是繁丰还是简约，是豪放还是柔婉，是幽默还是深沉，是朴实还是华丽，是含蓄还是明快，然后依据表现风格予以编校。最后需要考虑的是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有些文本所蕴含的时代风格或地域风格比较浓郁，在编校过程中，哪里可以改，哪里不可改，怎样改才能保持其时代风格或地域风格，编校人员须特别注意。

文本有时并非由一人创造，而是杂出众手，此时编校人员应依据文本内部的独立程度来确定语言风格统一的范围及程度。如期刊、集刊、论文集中的各篇文章之间，图书中的他人序跋与正文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除了体例、格式、规范统一要求外，语言的其他风格在它们内部达成一致即可，要求它们在语言风格上完全一致并不合理，也无必要。但若多人创作的文本在结构体系上自成一体，保持前后语言风格的一致应是基本要求。

2. 作者的语言风格

作者的语言风格属于语言的个人风格，其他风格类型的区别性特征是个人风格形成的基础，哪些风格类型会成为个人风格的构成要素，是由个人的认知经验决定的。如赵树理在语言风格上追求俗众化，为使作品能让普罗大众看得懂、听得明，赵树理在遣词造句上力图口语化，想方设法选用口语词和口语句，在作为连词和介词的“和”“跟”二字之间，《小二黑结婚》用更为口语化的“跟”字高达40次，用相对更为正式的“和”字只有4次，[12]这就是此语言风格的典型体现。

由于每个人的认知经验不太一样，所形成的语言上的个人风格也存在差异。如同负盛名的言情文学作家琼瑶和亦舒，在语言风格上就有着明显差异：琼瑶小说繁丰细腻、庄重典雅、藻丽华美、柔婉缠绵、韵味审美，而亦舒小说简洁明快、幽默泼辣、机智干练、平实自然。[13]

但语言的个人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风格突变或一人具有多种风格，均不少见；语言的个人风格也难说是毫无例外的，风格之所以为风格，显著性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显著性往往是相对的、多數时候的，或者说只是主调，一个人写出显露不出自身风格的作品并不为奇。正因如此，文本的语言风格超越作者的语言风格，成为语言风格编校的首要向度。

3. 文本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

所谓文本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指文本内表达主体言语行为的风格，既有可能是口头的（如对话），也有可能是书面的（如书信）。为了塑造或凸显文本内某一表达主体的形象特征，作者往往给其设计一定的语言风格，或选用凸显一定风格的语言片段。如钱锺书的《围城》中有个洋买办叫张吉民，他说话时喜欢夹杂着英语，这一语言风格使他的身份、地位、性格跃然纸上，让读者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就能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再如，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在写到丽迪雅与韦翰私奔这一情节时，呈现了安慰丽迪雅父亲班纳特的两封信，写信人分别是班纳特内弟嘉丁纳和远房内侄柯林斯牧师，前者敦厚，后者市侩，奥斯丁在两封信中使用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将二人的性格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14]

文本内在世界的言语行为既有可能是真实世界中言语行为的迁移，也有可能是虚拟世界中人物的互动，二者虽然都涉及个人风格，但对于编校人员来说，编校逻辑不尽相同：若前者言语行为是为了体现其表达主体的形象特征，那么二者的编校逻辑基本一致，即立足形象特征编校语言风格；若前者言语行为是为了凸显其他人物的形象特征，那么编校人员须同时考虑表达主体的语言风格以及其他人物形象塑造的需求。

需注意的是，文本内在世界既可能涉及多重世界，如所塑造人物讲了一个故事，甚至故事中的人物继续讲了一个故事，也可能不涉及言语行为，这也正是文本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被置于语言风格编校第三向度的原因。

三、语言风格的编校原则

明确了编校向度也就从宏观上找准了切入点，那么，切入之后编校人员应着力何处？着力点及其处理方法有无共性？这些微观问题最为编校实务所关注。就语言风格编校来说，编校人员可通过“三看”进行操作：一看风格要素，如语言材料、民族知识、地域风情等，运用是否正确；二看风格外在形式，如语体选择、篇章组织等，是否恰当；三看个人语言风格，如语言运用习惯、手法选择倾向等是否显现。前者可归纳为规范性原则，中者可归纳为协调性原则，后者可归纳为偏好性原则。

1. 看风格要素运用是否正确——规范性原则

通俗地说，语言风格就是语言个性。常言所道的“文如其人”说的就是行文风格与人的个性相关。人之个性指人的精神风貌特性，有是非之辨、优劣之别，如谦卑有仪与粗俗无礼、慈眉善目与凶怒暴戾等。语言个性也不例外，亦存对错之分、好坏之判，好的语言风格是创造性的言语活动，而坏的语言风格则是一种流弊。因此，语言风格并不预设语用正确，也不预设存在即合理。

比如，在曾经沸沸扬扬的韩寒代笔事件中，不少“倒韩者”抓住韩寒博客中的文字硬伤，认为其博客跟其作品所反映的文字水平迥异，进而指出韩寒的某些作品系代笔，《咬文嚼字》对韩寒博客进行抽样分析，发现文字差错率达10.29/10000，[15]其中颇被诟病的一个行文差错是“的”“地”“得”不分，韩寒也曾承认自己无法分清“的”“地”“得”，[16]可以说，“的”“地”“得”通用是韩寒自然文字的一种风格，而这一风格却助推其走上风口浪尖。

再如，曹文轩的《草房子》是一部儿童文学名著，风评极佳，广为传播，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正因如此，有学者秉着对其的热爱指出该书仍可完善之处，如“桑乔的毛笔字，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中间写得最好的一个”应为“桑乔的毛笔字，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中间写得最好的”，桑桑不能用“去你的”这样的粗野之词回答老师的问题。[17]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所指出的问题肯定是瑕不掩瑜，但鉴于儿童文学作品语言风格所具有的示范引导效应，不管是对于作者还是编校人员，精益求精总归不是坏事。

又如，语言低俗化已是当前常见的文本现象，仿佛文本中没有这些话语就无法表现出人物形象与深刻思想，这给编校人员带来挑战。消解这一现象，光靠编校人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各方呼吁或要求作者自律外，出版单位的把关功能在策划源头上亦应得到体现，诚如有人质问：“‘毒药小说’何以出版？”[18]

2. 看风格外在形式是否恰当——协调性原则

风格外现的形式多种多样，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流派的、语体的、手法的、个人的，都可能会出现，哪种风格凸显，编校人员就须注意修改文字在那种风格上的协调性。其中，语体风格的协调最为常见，大而言之就是编校须注意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小而言之就是编校须注意细分语体形式之间的差异。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称赞师娘优美”以及学术论文径以“康德的伦理学其实很烂”为题之所以会形成舆情，在于语体风格的明显错位，毕竟学术论文属于科技语体，语言要求客观、严谨，风格注重平实、朴素。

除了科技语体、公文语体以外，语体风格在译文中表现得也十分典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既有表演之功用，又有文学之功用，两者兼备的中译文方是上品，但有的译文既不可用来表演，也难称具备文学之用，如“不光他一个人将遭受机灵所想得出来的最重要的和报复所施的最苦的刑罚”，“不过年轻的罗密欧在你找到他的时候比起你开始寻找他的时候要老一些”等，[19]（XII）背离了原著之精神。又如在莎作译者中，朱生豪和吴兴华可谓佼佼者，对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朱生豪译为散文体，吴兴华译为诗文体，前者平直，后者尚韵，在“Die all， die merrily”一句上，朱生豪译为“在家快快乐乐地同归于尽吧”，吴兴华则译为“要死就死得威风”，而吴兴华曾受邀对朱译进行校改，却并未改动这一译文，保持了朱译语言与文体风格的一致性。[19]（307）

3. 看个人语言风格是否显现——偏好性原则

个人语言风格最直接的表征就是语言运用习惯及手法选择倾向。有的个人语言风格较为显豁，会令人有扑面而来之感；有的个人语言风格较为隐秘，难以被人一下子感受到。前者往往有一定的標记，后者则有一定的意味。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言个人语言风格是以语用正确为前提的，现实中不乏有人养成了由己不知错的语用讹误所形成的语言风格，甚至将之用来为讹误本身辩白，这种情况是风格要素的运用问题，属于前已述及的“第一看”范畴。那么，既然此处所谈个人语言风格语用正确，又为何将其视作“第三看”的内容呢？因为这涉及编校的一般原则问题。

文稿修改并非由人任意妄为，资深编辑家孙琇曾将改稿的规律总结为三条：不能不改，尽量不改；改对不改好；保持原意，保留原味。[20]这一总结可谓力学笃行之经验，其可适性还可从语言风格编校角度予以补证。

在出版过程中，除作者外，接触文稿内容的角色很多，包括审稿人、编辑、校对、排版人员、质检人员等，其语用眼光都有可能对文本产生影响。一种情况是从业人员用自己的语用偏好替换作者的语用偏好，如将“跟”改为“和”，将“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改为“换言之”，删除“可以说”等。绝大多数时候这些改动都无必要：一方面，这与“改对不改好”的改稿规律相悖，何况“是否改动就好”是见仁见智之事；另一方面，如果被改的语词是作者个人语言风格的标记，那么这一改动就改变了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另一种情况是从业人员用规范性的眼光看待表达技巧，如王蒙小说中的“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被改为“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21]王蒙坦陈他只是省略了“天上落下的”的中心语，因为他喜欢这样的造句。由此可知，对此句的改动不仅改变了王蒙的个人语言风格，也改变了原作中的那种味道，所以改稿之“保留原味”很有可能就保留了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毕竟有的个人语言风格没有明显的语言标记，只是弥漫一定的意味，孙琇所举鲁迅“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以及朱自清“你聪明的，告诉我……”即是如此。[20]因此，编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应慎改，坚持不错不改，保留作者语用偏好，否则可能会改变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

结语

“编什么”和“怎么编”是出版实务两大重要问题，都有宏观和微观两个相对的层面，对于编校人员来说，可操作性以及如何操作是中心议题，这也是语言风格编校探究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在语言风格编校中，文本（及其内在世界）的语言风格处于中心地位，作者个人语言风格为参照坐标，而实务操作时，规范性是首位追求，协调性为本位追求，偏好性系注意事项。

但也必须认识到，出版是个系统性工程，各个环节的运行状态及相互之间的协调程度都会对文本产生影响，所以编校不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还涉及机制保障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编校人员的自觉与自发，尤其是在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因此，任何编校策略的优化都需与平台运行机制的优化同步，如此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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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tyle：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Strategies

ZHANG Long（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style is often mentioned a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manuscript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but has not been deeply explored in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practices. Language style usually refers to personal language style. In fact， language style also includes national style， regional style， era style， genre style， functional style and performance style. These styles are embodied in personal style and expressed through personal style. The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language style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the language style of the text， the language style of the author， and the language style of the inner world of the text.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can conduct practical operations through "three looks"： first， whether the use of style elements is correct；second， whether the external form of style is appropriate; third， whether personal language style appears. The first one corresponds to the normative principle， the second corresponds to the coordination principle， and the last one corresponds to the preference principle.

Key words： language style; dimension of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practical strategy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重点课题（20JDZD025）

作者信息：张龙（1984— ），男，安徽阜阳人，博士，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温州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出版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