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内容、挑战与应对
——基于对《云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现状的调查

王沐阳,王艳玲

(1.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2.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200062)

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开展师德建设不仅是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回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对于师德新要求的关键举措。[1]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师德建设工作,[2]并擘画了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发展蓝图。“大先生”“四有好老师”等概念的提出不仅对新时代教师提出了明确要求和衡量尺度,这也标志着新时代师德建设标准的进阶与提升。[3]与此同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主的管理部门也高度重视师德建设,出台了一系列专项师德建设文件,指向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在此背景下,明晰新时代师德建设的主要内容,理清新时代师德建设的现状,提出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应对策略是本研究着重要探讨的问题。

一、新时代师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云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以下简称《计划》)实施现状的调查,探究新时代师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即明晰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内涵、要求与维度,为新时代师德建设选择适宜的前进方向。

(一)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基本内涵

首先,从教师的专业化进程来看,师德的内涵经历了从“教师道德”到“教师职业道德”再到“教师专业道德”的演变与发展过程,这一变迁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教师职业认识的不断深化。具体而言,“师德”即“教师道德”,从道德的定义来推演师德的定义,[4]认为师德是指教师应具备的各种道德品质的总和。[5]“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从教师逐渐独立分化为一种专门的社会职业出发,认为师德是社会道德在教师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不仅包含教师应该具备的个人品德,而且涵盖教师应当遵循的职业行为准则等方面。[6]“师德”即“教师专业道德”,基于教师是专业人员的前提性认识,[7]认为师德是指教师在专业工作中的道德理解与实践,如师生关系、教学活动等。[8]

其次,从师德规范的层次性来看,师德可分为崇高师德、规范师德和底线师德。[9]崇高师德是师德的理想层次,体现着教师所应达到的崇高境界,是教师不懈追求的道德理想,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自愿性。规范师德是指导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是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反映了教师在职业行为、职业品性等方面的规范性表现,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和专业性。底线师德作为师德的最低要求,规定着教师职业行为表现的底线,其目的在于防范师德失范,[10]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基础性。[11]

再次,从教师的工作学段来看,师德包括幼儿园教师师德、中小学教师师德、高校教师师德等。不同学段之间的师德规范、实践在目标、内容和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12]乡村学校作为师德规范政策落实的微观层次,不仅需要注重乡村学校的特点,着眼于师德规范的校本化;而且需要关注乡村幼儿园、乡村小学与乡村中学的学段特性,进一步突出政策执行的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具体性。

综上所述,师德是一个兼具发展特性、规范特性和实践特性的概念。新时代师德建设是教师愿意为整个教育事业以及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做出奉献的根本动力。其中,教师的专业化进程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实施背景,落实新时代师德建设需要明确教师道德、教师职业道德、教师专业道德的基本内涵;师德规范的制定与实施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前提条件,能帮助更好地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教师的工作学段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立足点,能有针对性调整师德建设内容,进而实现新时代乡村教师师德素养的整体提升。

(二)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核心要求

我国师德建设兴起于20世纪末期(1990～2000年)、发展于2000～2013年、强化于2013年至今,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依赖于相关政策文本出台的时间节点。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有关新时代师德建设基本要求的论述逐渐明晰。

第一,着力全面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师德建设的发展脉络中,历来都将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作为教师队伍建设、师德师风建设的首要任务。例如,《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也同样指出,“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由此可见,新时代国家政策文本中有关师德建设的具体论述,以及师德建设专项政策文本均强调师德的首要位置,并将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视为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第二,满足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师德提出的新要求。[13]新时代师德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来的,具有浓厚的时代烙印。这便要求新时代师德建设不仅要遵循以往党和国家在政策文本中提出的相关要求,更要满足社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师德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国家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大局出发,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在高质量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师德建设的新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标准和要求在以下的政策文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中提出用“四个服务”“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等要求统领教师发展;《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的意见》中提出要激励广大教师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

(三)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关键维度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教育的治理主体,也是新时代师德建设落实的中观层面,具体包括省、市、县三个层级。地方政府发布的教育政策文本是分析新时代师德建设关键维度的主要文本数据。这种教育政策文本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在不同阶段相妥协的产物,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在教育这一领域综合影响的结果,并包括了政策主体、客体、目标、措施等具体要素。[14]其中,云南省各州市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隶属《计划》这一政策文本的再生产过程,是《计划》作用于云南省乡村教师具体执行的基本依据与方向。截至2017年12月,云南省16个州/市均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将加强师德建设摆在首位,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强。

本研究以2015年《计划》的颁布为时间节点,通过检索云南省各州/市人民政府官网,共搜索到12份州/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方案。文本分析发现,各州/市发布的计划实施办法中关于新时代师德建设的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计划》中的表述保持一致,并督促下属县域制定更为细致的计划实施办法;另一类则是在《计划》的基础上,更为具体地表示如何加强乡村教师师德建设。

通过进一步对《计划》以及云南省各州/市、县/区发布的计划实施办法分析发现,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关键维度包含五个部分。其中,师德教育以师德学习为主要依托,要求“中小学校应每周安排两课时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学习活动”;师德考核、师德监督以师德表现为依托,“对师德表现不合格的乡村教师,在各项教师发展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师德宣传坚持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对师德表现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事迹的宣讲和传播力度,鼓励大家争做四有好老师”;师德责任实行主体负责制,“落实师德建设的责任主体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乡村学校的主要领导,将师德建设落实情况纳入乡村学校工作、发展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综上所述,通过对省市县中观层面出台的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无论是《计划》本身,还是各州/市、县/区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以及有关新时代师德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均将师德教育、师德监督、师德考核、师德宣传、师德责任确定为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关键维度。

二、新时代师德建设的现实挑战——基于对《云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现状的调查

2015年12月31日,《计划》发布,其中将“加强乡村教师师德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以顺应加强师德建设、强化师德为先的时代要求,并为新时代乡村学校的师德建设提供新的发展契机。[15]为了解师德建设现状,本研究对《计划》背景下的师德建设现状开展调研。共收集到包含云南省内13个州市,48个县域(含县级市、区,下同),90所乡村学校的师德建设情况调查表。对云南省2县域6个乡镇共计34所乡村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对200余名乡村学校校长和乡村教师进行群体访谈。数据统计发现,新时代师德建设在乡村学校层面的落实情况整体良好,但是仍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

(一)师德教育的实效性有待加强

师德教育作为助推新时代师德建设开创新局面的源头活水,[16]是指在师资培养过程中按照一套现成的行为训练模式,[17]对教师进行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18](P162)

首先,师德教育的目标过于笼统。师德教育的目标是指开展师德教育后,期望前来参与师德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能实现的成果。[19]实际调研发现,新时代乡村学校师德教育的目标设定较为笼统,即无论教师工作学段、教师发展阶段,其师德教育的目标基本相似。具体而言,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初任教师、新手教师、成熟教师和不同学段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师德教育的目标并未做出较为明显的区分,而是笼统地采用统一的目标表述形式,目标的针对性相对较弱。例如,大部分师德教育目标的表述均为“严格要求守好师德底线,努力做四有好教师”等。此类师德教育目标表述本身没有问题,符合新时代师德建设对教师群体提出的要求,但这种目标表述并非某一次师德教育所能实现的目标成效,目标的针对性相对较弱。

其次,师德教育的内容缺乏吸引力。师德教育的内容是师德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但研究发现,师德教育的相关内容不够充实和适切,缺乏针对性与吸引力。即现有师德教育内容缺乏针对乡村教师这一特定群体制定的特定内容,较少立足乡村教育实际场域;同时,更缺乏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师德教育案例。例如,师德培训内容作为师德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是由教学名师或名师工作室的相关人员讲解文件精神与政策文本、讲解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者的职业属性等,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与吸引力,容易促使培训沦为形式主义或教师对培训产生抵触情绪,师德教育取得的实效性相对较差。

再者,师德教育的方法较为单一。师德教育的具体方法以师德学习、培训为依托,包括“在例会中进行师德学习”“在职前、职后培训中进行师德教育”“定期开展线上学习,如学习强国、法宣在线”等方面。研究发现,师德教育的方法相对单一,主要通过师德培训或师德学习的方式进行。并且师德教育方法的随意性较大,缺乏较为连贯的师德教育活动。即每一次师德培训或学习都是独立的、短期的填鸭式、灌输式集中教育,与之前或之后的师德教育活动的联系不够紧密。同时,师德培训主要是通过请教学名师或名师工作室的相关人员开展培训,师德学习主要是由学校主要领导人独立发言讲话。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师群体作为师德建设的主体,其主体参与性和置身其中所获得的实践性体验相对缺乏。[20]

(二)师德宣传的力度相对不足

师德宣传有利于激发乡村教师自觉、自愿地遵守师德规范,其核心在于通过教师荣誉制度激励教师队伍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师德宣传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通过考核、评价等方式发现乡村教师身边的先进典型,发掘一批师德表现优异的教师楷模,形成供其他教师学习的师德榜样队伍;二是宣传师德榜样队伍的优秀事迹,开展向优秀乡村教师楷模学习的活动,充分发挥本土优秀教师的榜样价值。研究发现,新时代师德建设在师德宣传层面,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高层次的师德专项奖项十分缺乏,以及对师德榜样的宣传力度相对不足。

一方面,高层次的师德专项奖项十分缺乏。乡村各级中小学校获得教师荣誉的名额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各乡镇中心学校,乡镇中心学校再根据教师数量确定各中小学应得到的县级和乡级的评奖评优名额。随后,各中小学内部组织评选工作,并把评选结果上报给乡镇中心学校。研究发现,乡村教师荣誉涵盖国家、省、州/市、县/区、乡/镇、校六个层级,县级及以下荣誉获得者占比大,省级及以上层次的荣誉获得相对困难。同时,乡村教师荣誉称号主要包括“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优秀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其中获得“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教师数量占比相对较大,获得“师德标兵”荣誉称号的教师数量最少。由此可见,高层次的师德专项奖项十分缺乏,发现先进典型、发掘教师楷模、形成师德榜样队伍作为师德宣传的第一步,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

另一方面,对师德榜样的宣传力度相对不足。对师德榜样队伍进行宣传作为荣誉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通过宣传教师自身的价值,从而扩大师德榜样在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具体而言,在师德榜样事例的宣传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的荣誉感、责任感、职业认同感等,在全社会或乡村教育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以帮助乡村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实现最大化的自我价值。研究发现,乡村教师荣誉的后续管理主要集中在对已获得不同层级荣誉的教师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采用传统媒介(如校公示栏)和现代媒介(如微信公众号、电视等)相结合的方式,以传统媒介为主。例如,在学校公告栏中张贴获得教师荣誉称号的教师群体信息;开设学校微信公众号,并在微信公众号中对教师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但是,宣传的力度相对不足,且较少开展向师德榜样队伍学习的活动。即多数学校只是简单地将获奖教师名单粘贴至学校公告栏处,并未组织正式的向先进教师学习的活动。

(三)师德考核的规范性有待完善

师德考核是新时代师德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引导乡村教师更好地内化职业道德规范、外化职业道德行为的有效途径。[21]研究发现,新时代师德建设在师德考核层面,将师德考核纳入教师年终绩效工作考核分配方案之中,违反各条师德底线的扣分标准均在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方案中予以体现。通过一系列师德惩戒措施,师德考核有效地缓解了新时代乡村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产生,但这种成效多停留于表层。即师德考核更多是采用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进行,所提升的师德素养并没有很好地内化于教师个体。

一方面,师德考核内容的操作性有待加强。研究发现,师德考核方案既可以隶属于教师综合考核方案之下,也可以根据本乡镇实际情况进行专项师德考核方案制定。落实到各级学校则包含两种形式:一是“一镇一册”,即本乡镇地区的所有中小学统一按照中心校制定的考核方案实施;二是“一校一册”,即本乡镇地区的所有中小学按照中心校考核方案制定本校考核方案。其中,乡村学校教职工综合考核内容由“德、能、勤、绩”四部分组成,“德”为首位,占比在10%～20%之间;乡村学校专项师德考核方案涉及依法执教、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等多个方面,共计一百分。进一步分析发现,师德考核在内容上以国家政策法规中的具体条款为考核标准,可操作性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师德考核方式形式化现象严重。现阶段,师德考核主要依据考核方案和量化表,通过自评、他评等方式对教师进行考核,有较好师德行为表现的教师记满分,出现不当行为的依据考核具体要求扣除相应分数。考核结果依据具体分值划定为从“优秀”到“不合格”的四或五个等级,并将考核结果用于乡村教师参与评优、评先、评奖的首要依据,即“师德优先”。但是与“能、勤、绩”相比,“德”是相对偏向道德性和伦理性的指标,教师“德”的优劣较难量化。[20]因此,现有以分值为唯一依据的师德考核方式难以对每一位教师的“德”作出科学的评价,进而导致师德考核方式的形式化现象较为严重。同时,《云南省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师德考核方法由乡村学校组建专项考核小组,以此负责乡村教师师德考核的具体实施;考核板块由教师、同事、学生、家长四板块组成。[22]数据显示,只有84.4%的乡村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师德考核领导小组;且大部分学校的考核板块只有教师自评,学生、家长他评板块十分缺乏。

(四)师德监督、责任的落实相对较弱

师德监督与师德责任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主要发挥约束作用和保障作用。与师德教育、师德考核、师德宣传相比,在新时代师德建设过程中,师德监督和师德责任的落实程度相对较低,落实比例分别为82.93%和82.8%。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师德监督所带来的效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针对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疏导受到忽视。

首先,师德监督引起的效用相对有限。研究发现,新时代师德监督主要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对乡村学校师德建设的监督和乡村中小学学校对乡村教师师德建设的监督两部分,分为自我监督、相互监督、社会监督三种形式。建立健全教师自我监督、同事间相互监督、学生-家长-社会监督协同参与的师德监督约束机制,拓宽师德监督方式、保持师德监督渠道畅通,有利于促使乡村教师师德表现、行为等处于可以约束和调控的状态,进而规范乡村教师的职业行为。但是在乡村教育实际场域中,师德监督所带来的效用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师德监督主要以体制内或学校内监督为主,即师德监督一般都是采取同事之间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的方式进行,学生、家长、社会的参与度相对较低。

其次,乡村教师心理疏导受到忽视。师德责任是指实行主体负责制,明确新时代师德建设的责任主体为各地区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如县教育局)和乡村学校的主要领导(如校长、主抓师德建设工作的副校长),将学校师德建设落实情况纳入考核乡村学校的重要指标之一。除此之外,需要进一步发挥乡村学校党组织和党员教师的带头作用,采用多种方式丰富乡村教师生活,重视老、中、青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研究发现,师德责任得到基本落实。一方面,乡村学校师德建设工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乡村学校校长是师德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成立专门的师德建设工作小组,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但是,针对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疏导受到忽视,并未将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在职教育的重要内容,较少对乡村教师开展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新时代推进师德建设的路径

加强新时代师德建设不仅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选择,同样也是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更是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信念根基。[23]这便要求新时代必须将师德建设落实在第一位、强化师德为先,引导乡村教师在新时代师德建设过程中以自身的“德”立身、立学、施教、育人。[24]

(一)创新师德教育,发挥师德学习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第一,明确师德教育目标。针对不同学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教师,师德教育必须对师德教育目标作出区分,根据师德教育的受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实际情况,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清晰的、符合受教育对象特征的教育目标。[19]例如,村完小和教学点作为乡村小学的主力军,师德教育目标需要关注师德的“向善性、示范性和发展性”,帮助乡村教师更好地践行教书育人的使命;[25]乡镇中学师德教育目标应更关注文化张力,帮助教师提升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能力。[26]第二,创新师德教育方式。以师德现象或师德问题为导向,拓宽师德教育活动的渠道、丰富师德教育活动的层次性。例如加大同一省份不同州/市、同一州/市的不同县域,以及同一县域的不同学校类型之间的经验交流,构建“省-州/市-县-乡/镇”四级联动的新时代师德建设共同体。第三,改善师德教育内容。兼顾崇高师德、规范师德与底线师德,增强师德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吸引教师自觉自愿开展教书育人的行为。[27]

(二)加强师德宣传,优化荣誉制度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激励作用

教师荣誉感作为一种职业荣誉感,形成于特定情境之下,外在表现为欣慰、自豪等。受荣誉评选名额、荣誉评选范围、荣誉表彰形式等影响,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相对不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宣传,优化荣誉制度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激励作用,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有序推进。第一,提升师德专项荣誉的获得比例。一方面,增加师德模范、师德标兵、职业道德标兵等专项师德荣誉称号的获得比例及获奖层次。另一方面,坚持乡村教师荣誉奖励的物质性激励与精神性激励并举,提升乡村教师荣誉称号的含金量。第二,发挥师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在乡村学校评选出师德楷模、树立学习榜样、塑造师德形象,通过宣传先进教师的光辉事迹、开展特定的向榜样教师学习的活动,进一步发挥师德表现优异教师的示范作用。

(三)完善师德考核,强化考核评价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推进作用

科学的、规范的、合理的师德考核制度不仅能够推动新时代师德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能够为新时代师德建设落实的实效性提供有力保障。但是,片面地以分值为唯一评价依据、不公正的考评方式所形成的师德考评制度却会适得其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师德考核制度,强化考核评价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推进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完善师德考核内容。师德考核内容需要立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其他政策性文件要求,从教师思想政治素养、个人道德品质、职业道德水平等角度出发,细化考核的具体指标、规范考核的具体流程、建立规范的个人师德档案。第二,改善师德考核方式。一方面,督促乡村学校成立专门的师德考核领导小组,增强师德考核的规范性;另一方面,采用教师、同事、学生与家长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考核评价方式,增强师德考核的有效性。[28]

(四)强化师德监督,凸显监督机制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约束作用

师德监督的核心在于预防教师失范行为的发生,通过提升教师自律意识、强化作风管理、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等方式,切实推进教师履行师德要求,不断提升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师德监督,凸显监督机制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约束作用。首先,设立师德专项督查组。在县域层面,建立县-乡-校三级师德专项督查组,对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等进行有效监督。其次,形成师德问题报告制度。要求各学校如果发现师德表现出现偏差的教师,必须立即向教育主管部门据实报告,不得迟报、漏报、瞒报、谎报等。再者,设立师德监督平台。利用互联网等网络资源,要求教师必须在个人职业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广泛接受教师、家长、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整合监督力量、拓宽监督范围、提供监督实效。

(五)落实师德责任,加强组织活动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保障作用

师德责任是保障新时代师德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核心要素,师德责任的落实需要兼顾落实的可行性和责任的分化性,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第一,发挥组织建设在新时代师德建设中的作用。实行校长负责制,并设置专职人员或专业小组负责学校师德建设。第二,加大重视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乡村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乡村教师的质量,如何疏导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乡村教师实施心理健康疏导是其中的关键。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和乡村学校要积极引导乡村教师学会自我调适,并尝试建立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检测与预警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心理疏导等方式不断提升乡村教师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能力,为自身和学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29]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了解乡村教师在心理上有哪些负担,其次在培训和日常工作中,增加对乡村教师的心理关注,最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乡村教师解决工作与生活上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