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后发展地区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甘肃为例

高振轩 方 来 郭新杰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引言

我国的经济体系正稳步迈入高质量增长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民众的消费结构也从对物质产品的单一需求，转向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并行不悖的多元需求模式。随着文化消费被纳入居民消费体系，它已经演变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对市场的结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对于促进消费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要引导银行机构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门槛较高，且存在复杂的程序和较多的条件限制，导致“普”与“惠”难以兼顾。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加平等的金融服务和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能够凭借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信息处理、数据通信等互联网技术，有效地降低交易和金融服务的成本，减少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便捷、合理、安全的金融服务（赵卫军等，2018；侯震梅和潘晓宁，2023）。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居民文化消费和扩大内需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常态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甘肃省文化传承源远流长，从古至今积累了各民族文化精粹，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为发展文化、旅游等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甘肃省大力振兴文化和旅游业，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率，结合媒体宣传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旅游产品，提高文化产能和文化影响力。甘肃的文化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但是其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与数字化接轨程度不高，产品内容相对单一，缺少品牌影响力（李俊霞，2018）。此外，甘肃省的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相对较弱的阶段，缺少市场竞争力且未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能力还比较弱，导致甘肃省文化消费水平偏低。同时，甘肃省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较弱，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最终导致大量的文化消费外流（龚沁宜和成学真，2018）。基于此背景下，文化消费与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整合，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在文化消费领域的应用，将有效激发居民文化消费热情（任蓉等，2022）。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探究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的相互关系。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和文化消费之间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部分学者更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居民消费。例如，Zhang et al.（2022）基于2011—2018 年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指数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谢家智和吴静茹（2020）基于2013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进而激励家庭消费。Wang et al（.2022）通过机制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放松流动性约束正向影响家庭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抑制家庭过度负债。

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力度较大。例如，张海洋和韩晓（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封思贤和王伟（2014）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缩小，有助于改善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董玉峰等（2020）强调，借助金融科技的优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突破传统金融扶贫面临的现实难点。在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的基础上，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解决金融扶贫双重目标之间的矛盾，显著提升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钱水土和程洁，2022）。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王文姬和曹鲁娜（2023）通过研究发现，省级间的数字普惠金融与文化消费的水平差值在不断缩小，文化消费水平低的地区会以更快的速度追上文化消费水平高的地区。王文姬等（2021）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要强于城镇。刘心怡和易曼丽（2021）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指标“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则产生负向影响。韩东林和方璐瑶（2023）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对激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较少，意味着两者间仍有广阔的可探索空间。本文从西部后发展地区着手，研究省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影响，以期对西部后发展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形式，数字普惠金融将互联网资源与金融结合，创新金融服务，促使任何有正当、合理金融需求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效、便捷地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信贷约束、增加居民收入等渠道实现。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普惠目标更加精准

霍兵和张延良（2015）以长尾理论为基础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立足于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并以大数据为驱动力，推动市场分布的长尾部分不断延伸和加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也促进了各地区的信息化交流。数字技术的发展突破了空间的局限性，有助于缩小数字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改善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封思贤和王伟，2014）。Song &Dong（2020）认为，由于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从中获益，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落后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深度的提升作用较大，让不能满足传统金融服务“高门槛”的群体也能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

（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影响居民文化消费

Germana &Luisa（2017）认为，由于普惠金融可以给个人提供信贷支持，有利于个体做出长期投资和消费的决策。尹志超和张号栋（2018）研究发现，在传统金融无法覆盖的领域中，数字金融为弱势家庭提供信贷支持，减轻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进而增加家庭的信贷需求。

（三）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收入影响居民文化消费

范方志和彭田田（2023）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农村创业能力、增加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王刚贞和刘婷婷（2020）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收入约束、流动性约束和平滑移动支付来促进居民消费。

根据以上文献梳理，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化特征打破空间限制，扩大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与精准度，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而促进居民文化消费提升；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属性能够缓解信贷约束，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间接增加居民收入，以此提高居民文化消费。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居民文化消费的提升，具体传导路径如图1 所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

图1 传导机制图

H1：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具有正向影响。

由于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可跨地区流动，邻近地区往往呈现出相近特征，居民文化消费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是地理、社会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后，不但该地区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会增加而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来本地进行文化消费，从而不利于周边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周边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空间相关性”表现形式的差异，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L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本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以下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二进制邻接权重矩阵，当两区域相邻时赋值为1，其余为0，矩阵公式如下：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选用2011年至2021年《国家统计年鉴》和《甘肃发展年鉴》中甘肃省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取对数）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考虑到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较多，基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金融发展、基础设施等因素的考虑，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用甘肃省14 个地区人均GDP（取对数）来体现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居民收入水平，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会影响居民数字普惠金融和文化消费水平，用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来衡量居民收入水平；三是政府投入力度，政府的预算支出会影响当地居民文化消费和数字普惠金融基础，故用政府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取对数）来反映政府的投入力度；四是经济开放程度，考虑地区经济的开放水平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文化消费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故用进出口商品总值与GDP 的比值来反映经济开放程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甘肃省14个地区的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的面板数据，以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和《甘肃发展年鉴》。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根据甘肃省的行政区划分情况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结合2011—2021 年甘肃省14 个地区的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数据，测度甘肃居民文化消费的莫兰（Moran′s）指数。

从表2 可以看到在2011—2021 年间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除了2012 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年份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甘肃省14 个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在此期间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采用Moran′s I散点图局部相关性检验，发现甘肃省14个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以兰州和白银为分界线，呈现出空间聚集效应，西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于东部地区。

表2 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Moran′s I指数

（二）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1.拉格朗日乘数法（LM）检验。本文通过莫兰指数证实甘肃省各地居民的文化消费存在着空间相关性，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先验证据来确定空间滞后模型（SL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是否具有空间依赖性，因此需要构建判定准则，以此决定哪种空间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表3 的LM 检验结果发现，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空间滞后拉格朗日乘数值的P 值均为0.000，空间误差拉格朗日乘数值分别为0.222、0.229、0.752，其P值都大于0.05不满足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的置信条件。三个核心解释变量在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值中的P值均满足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的置信条件，说明模型稳定性较好。根据检验结果来看，本文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R）进行分析。

表3 LM检验结果

2.豪斯曼（Hausman）检验。根据表4 的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看到，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卡方检验值（chi2）分别为29.90、22.64、107.80，均为正数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拒绝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过腔”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曲圣魏良辅《南词引正》“过腔接字，乃关锁之地”，[1]528但魏良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是“关锁”，其留给今天的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以鄙之理解，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有二：一是说用“过腔”来连接前后字腔；二是说，“过腔”和“接字”都是昆曲曲牌唱调创作的关键。过腔在许多研究昆曲音乐的专著中有着不同的叫法，如明王骥德（1540～1623年）在《曲律·论过搭》中将过腔称为“过搭”，武俊达先生则谓之是“联络腔”[2]99，等等。

表4 Hausman检验结果

3.似然比（LR）检验。根据表5的LR检验结果发现，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地区固定效应的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的值为100.1395，时间固定效应Log -likelihood 的值为42.7889，地区和时间双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的值为106.6649。以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地区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的值为101.8989，时间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的值为44.1871，地区和时间双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的值为111.5435。以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地区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的值为86.4887，时间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 的值为41.1149，地区和时间双固定效应Loglikelihood的值为106.6385。综上，双固定效应的结果更佳。

4.回归结果。根据上文的结论，本文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在同时控制地区与时间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可以看出，空间自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没有促进周边地区居民消费，甚至可能起到阻碍作用。

表6 第（1）列是在控制地区与时间效应条件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系数为0.384，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当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提升1%，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会提高0.384%。

表6第（2）列是考察在控制地区与时间效应的前提下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系数为0.180，这说明尽管显著性水平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降低，但数字普惠金融仍然能够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当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提升1%，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会提高0.180%。

表6第（3）列是考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当覆盖广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系数为0.129，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起到推动作用，说明覆盖广度每增长1%，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会提高0.129%。

表6第（4）列是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当数字化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系数为-0.067，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起反向作用，说明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会降低0.067%。

5.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由于甘肃各地区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系数无法准确描述各变量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甘肃省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进行刻画，结果见表7。

表7 基于空间滞后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直接效应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影响系数分别为0.186和0.133，说明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均会促进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这主要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提升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能够为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提供更多的便利，覆盖广度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居民能够获取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直接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反而会减少本地区居民文化消费。这可能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是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会让该地区居民倾向于网上文化消费，对本地区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二是由于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使得一部分居民难以适应高度数字化的产品，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该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反而下降。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间接效应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未能促进周边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反而会吸引周边地区居民到该地区进行文化消费，削弱了周边地区的文化消费。这可能是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当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后，该地区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会增加，同时还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来本地区进行文化消费，从而不利于周边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增加。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2011—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14 个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甘肃省14 个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以兰州和白银为分界线呈现空间聚集效应，西部地区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于东部地区。根据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在2011 年至2021 年间，甘肃省14 个地区的文化消费水平的Moran′ I都呈现显著为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其数值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空间效应较为明显，各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以兰州和白银为分界线，甘肃省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水平高（或低）的地区倾向于聚集在一起。

2.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具有积极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系数不高。通过LM检验发现空间滞后模型比较适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通过Hausman检验和LR检验发现地区和时间双固定效应适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都可以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起到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起反向作用，这说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才是促进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的主要途径。

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周边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自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未能促进周边地区居民消费，甚至起到阻碍作用。

（二）建议

1.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甘肃省各区域的文化消费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为以兰州和白银为分界线的西部地区文化消费水平较高，而东部地区则相对较低。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东部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较弱，同时缺乏丰富的文化消费产品，导致该地区居民的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本文建议采取措施强化弱势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并提供适合当地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收入和缓解融资约束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技术满足弱势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

2.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提升弱势地区居民金融素养。根据前文研究结果，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会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产生积极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甘肃省居民文化消费起反向作用，这可能是受到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的制约，一些居民会对陌生和复杂的金融产品产生抵触心理。因此，本文建议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设计和操作流程，以便客户能够更方便、快捷地使用产品。此外，针对弱势地区居民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和教育，加强弱势地区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提高其理解和运用金融工具的能力。

3.促进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增强区域合作的协调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周边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一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后，不但该地区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会增加，而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来本地区进行文化消费，从而不利于周边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增加。一方面，弱势地区应积极借鉴发达地区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先进经验，加强与发达地区的技术交流，以提升自身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当致力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均衡发展，特别关注弱势地区，为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扶持。通过财政政策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当地文化产业项目，同时支持传统文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和文化消费新业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