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探讨

井青青

摘要：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但当前我国相当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级集体经济“空壳化”，发展举步维艰。近年来，陕西省各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探索出了多种发展模式，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形式，组织农民抱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迅速实现了脱贫致富。这些案例说明，基层党组织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基层党建 农村集体经济

* 基金项目：本文是2023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陕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引领农民组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新要求，结合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农村基层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需要坚定“以村为中心”的自发型发展思路，突破“乡镇统筹力量薄弱”“村、户为界”的分割式发展的体制格局，在县域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和统筹，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实现集体产业转型升级。对此，陕西省委先后颁发了《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若干措施》《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全方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与地方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基层经验，总体上推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兜底式促进”向“提质增效、加快转型发展”的目标转变。但客观上看，2011—2020年期间，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旧显著，西部地区发展落后且增長幅度较小的现状依然没有明显改变。陕西省农村集体经济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省内不同地区和类型的村庄差异明显，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耦合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还有待提升，典型示范经验也需要进一步凝练和推广。

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已有研究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围绕上述问题，国内研究者进行了充分的实践调研和学理阐释，形成了一定的统一认识。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很多的实际难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市场经济法人主体资格。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包产到户，农民已经习惯了分散经营，农民的再组织化也非常不容易。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各类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缺失。在这种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村庄，必然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成功之道。目前比较成功的集体经济村庄通常都离不开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而好的带头人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许多人因此质疑这些成功经验的可复制性。正如徐俊忠教授所指出的，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是主心骨和领路人，基层党组织就是广大农民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贺雪峰提出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王晓毅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治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治理进入强国阶段，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激活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将国家能力转为基层治理能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治理主体凝聚力低，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沟通和法律知识体系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总的来说，创新乡村治理体制需要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政党因素作用于国家、社会领域的作用机制是嵌入式的，当前乡村社会的自治在发展中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这一嵌入机制的构建需要理念嵌入、法治化的机制嵌入、基层组织嵌入等环节的相互配合，当前农村党群关系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系统性地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工作思路。

二、比较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陕西省陕北地区的榆林市佳县、陕南地区柞水县、关中地区的杨凌示范区、渭南市合阳县、蒲城县等地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进行比较研究，从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组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切入，观察基层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耦合性作用。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本研究根据地区经济文化基础、发展模式和现状，参考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空间规划布局以及人口流动等多元影响因素，将上述地区的代表性村庄做适当分类，即近城化、城镇化、新村化和空心化的四种类型。

近城化的乡村主要是城市外围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的村庄。这类型村庄传统村落物理形态变化明显，但行政村建制又未被撤销，乡村人口大部分呈现短距离就近务工、钟摆式务工的形式，劳动力的流入也使得部分乡村的社会治理面临新压力。随着城市新功能区的改造、扩建和土地价格的不断提升，近城化的乡村部分农业用地已经实现流转，使得集体经济规模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村庄。经过产权制度改革，近城化的乡村集体经济开始转型，向城镇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陕西省咸阳市杨凌示范区五泉镇王上村是近城化乡村的典型代表。王上村位于杨陵城区西北8千米处，是第六批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试点村。全村现有3个村民小组258户，1131人，耕地面积1281亩。猕猴桃为该村主导产业，种植面积769亩，约占耕地面积60%，另有设施农业大棚142亩。近几年，王上村坚持走三产融合之路，多渠道发展集体经济，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中心，形成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户”做强一产、“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农户”做大二产、“国有企业+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做优三产的发展模式。

城镇化的乡村主要是在乡镇规划范围内的村庄或不在乡镇规划范围内，但独立走向城镇化的乡村。此类村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集体产业园区，农村居住形态由之前的一户一宅的形式向“集中上楼”转变。城镇化的乡村集体经济不再以农业一产为主，已经通过规模性的农业科技园区或者多功能特色小镇综合体的形式转向发展壮大第二、三产业，为集体经济注入新活力。

该类型村庄以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和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白村为代表。袁家村现有村民62户，共286人，村庄集体土地630亩。从2007年开始，袁家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业为核心，集体经济先后经历了乡村旅游、乡村度假和“进城出省”的三次转型，通过高效的组织引领形成了特色运营、合作共建的发展模式，使集體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白村紧抓陕西省土地指标增减挂钩机遇，实施土地资源规模经营聚集。通过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其中690亩土地由村股份经济联合社招商入股，剩余500亩土地融资规划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型社区。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建涵盖产业、乡村游及家庭农场等功能的特色现代农业园区，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打造农旅融合产业，构建功能完备的新型示范社区，农村居民就地实现城镇化。

新村化的乡村作为纯农业地区，村落形态和结构相对保留的比较完整。经过村庄改造和产业发展，乡村外围拥有规模性的农业园区与农业生产基地和一定的二、三产业布局。结合旧村配套提升和改造，将传统农民居住形态进行升级改造，提升农民居住幸福感和舒适度的同时，能够集约出成片建设用地指标，支撑闲置宅基地向集体产业用地的规划调整，培育各类新兴产业业态。杨凌示范区揉谷镇田西村是新村化乡村的典型代表。杨陵区揉谷镇田西村位于揉谷镇政府东南部，全村共辖5个村民小组，531户，2036人。近年来，田西村坚持“区校融合”发展理念，以设施农业、食用菌育种、乡村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及红薯育苗五大产业为依托，确立“一寨两园三基地”产业发展新思路，搭平台、引人才、促发展，走出了一条“集体主导、企业赋能、政府推动”的三产融合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之路。

空心化的乡村通常位于距离县城或中心城市较远的偏远地区。村庄居民点的生产与生活功能趋于萎缩，由于受地理环境、人口外流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村庄失去产业支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和造血能力弱化，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外流，形成空心化的乡村。但随着人口外流造成的土地闲置，也为村集体重新统筹土地资源、整合村集体经济提供了便利。在调研中，榆林市佳县方塌镇谢家沟村尝试改变村民分散居住的现状，重新统筹村内土地资源，通过移民集中安置、平整土地和闲置土地再利用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山地农业的机械化发展。佳县通镇向阳湾村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2015年，村“两委”依托集体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成立村民经济股份合作社，创办了精品枣园、食用菌种植基地、肉驴养殖基地和光伏电站，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三位一体”。该村还通过打造自主的农产品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有效解决了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三、陕西省基层党建引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

提升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必须加强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深度融合。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可以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更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因此，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加快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梳理了陕西省部分集体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村庄，并总结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壮大集体经济的有效经验，其成功路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引导，明确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基层组织发挥政治功能，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必然之举，也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经济积累薄弱，因而破解问题的路径也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了破解各镇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难题，陕西省以及各市区高度重视，各地市、县纷纷围绕自身发展特点，先后制定了符合自发发展实际的配套政策和保障机制，确保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健持续发展。例如，安康市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能力不强、带贫益贫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先后制定印发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行“支部引领、村社合一”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各县、村按照“村集体统一经营、农户自愿入股、社会各方扶持、收益合理分红”的办法，进行村户合股和收益合理分红。宝鸡市专门开展了“十有”集体经济组织创建工作，颁布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专项提升行政方案》，咸阳市出台了《关于支持贫困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指导意见》、商洛市制定《关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韩城市制定了《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规定》等。镇安县推行 “县长+局长+社长”的工作推动机制，镇坪县制定《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暂行）》和《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实施细则（暂行）》等规范性文件，对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项目资金管理、资金资产的收益分配管理等作出规定，有效促进了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有序运行。诸多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体现了各市区的高度重视，也为全省村级集体济发展带来了政策红利，直接拉动集体经济组织快速发展。

为更好的统筹全省乡村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2年，陕西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若干措施》，文件指出：“力争到2023年底，全省农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基本清除，到2025年，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占比降至30%以下”。政策文件的落实为各地市、县进一步有针对地制定、颁布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相关办法提供了依据，将更有力地破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障碍，全力提升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质量。

（二）支部引领，建强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和村内能人的带动。党的十九大之后，陕西省各地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心放在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上来，通过配强班子和能人带头等方式，推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1.配强班子，打牢村级集体经济的人才基础。党的十九大之后，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在陕西省政府和各地市政府的要求下，各县委组织部挑选有能力的党员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全面落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工作，推进村党支部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同时村“两委”注重对村内敢创业、懂经济、善管理和有经验的能人的吸纳，使村“两委”不断壮大人才储备力量。

旬阳市城關镇鲁家台社区，在村党支部班子的坚强带领下，集体总资产超过1.25亿元，年收益280万元，分红股金200万元，成为全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佼佼者”。杨陵区田西村与王上村等村庄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村级班子成员经营管理和经济发展知识的培训，加强对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的认识。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合作社发展、经营经验的学习考察，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发展意识。礼泉县袁家村、白村与合阳县北顺村、南沟村等注重吸纳思想政治素质好、致富能力强的青年农民作为村干部后备队伍和农村实用人才，在日常村务管理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工作中加以培养。赵湾镇王庄村发挥党支部在合作社、农户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由村“两委”领办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鼓励辖区内龙头企业、党员致富带头人、营销大户、种养大户和外出务工等能人领办、创办合作社。

2.能人带头，做好“领头雁”与“排头兵”。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关键是选拔一个有经济头脑和有经营能力的“领头雁”。从各地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多形式、多渠道选配村干部，创新选人、用人机制，配好村党支部书记，选好村委主任，坚持把懂科技、有头脑、年富力强、有经营管理能力和号召力的高素质人才选配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来，才能建立起一支富有朝气活力、开拓进取的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班子。同时，在此基础上，时刻加强村干部职业培训，不断提升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让村班子成员成为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领头雁”“排头兵”。其中，旬阳市吕河镇秦家塔村原第一书记薛亚利因发展村集体经济工作成绩突出，荣获2018年度汉江创客英雄汇“创客英雄奖”和“最受欢迎的创客故事奖”，《养鱼书记薛亚利》入选全省优秀第一书记系列专题电教片。

（三）因势利导，夯实集体经济的产业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产业振兴为主导，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加快一二三产业高效融合，用产业带动群众积极性。陕西省各地的基层党组织结合当地特点，借助乡村振兴的宏观政策导向，因势利导努力破除乡村产业隔阂，推进乡村产业融合，通过产业振兴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佳县始终把发展产业作为壮大和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本之策，全县以发展家庭农场为主抓手，切实解决产业项目小散弱等问题。佳县政府为整合村集体合作社资源和产业扶贫资金，按照“东枣西果北蔬菜、旅游畜牧杂粮中药材”进行产业布局，计划每个乡镇至少建设1个扶贫农场，把贫困户嵌入产业链，依托“3+X”产业，推广“村集体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根据县域内各村已有特征，因地制宜地发展种、养殖产业，结合乡村旅游、光伏电站等多种模式，满足贫困群众进场务工、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和参与经营等方式挣薪金、分股金、拿租金，推动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培育一批创业致富带头人，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2022年，佳县已经在谢家沟、赵大林、向阳湾、峪口、赤牛坬、王宁山、王家砭光伏电站等建成7个扶贫农场和东方红扶贫工厂，带动2.2万多户6.1万余人增收。2023年，正在新建桃园则沟酸枣园等13个扶贫农场和陈家泥沟饲草料加工厂等4个扶贫工厂，预计建成后带动18万群众稳定增收，324个村集体年均收益可达10万元以上。

（四）因地制宜，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由于各村基础条件不同、差异较大，因此要避免发展模式的一刀切，必须从自身发展特征和特色中着手，本着因村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整合优质资源，探索不同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和市场运营方式，“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对于集镇和城乡结合部、临县交界、靠近公路沿线的村，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参与城镇建设和发展商贸业；对土地、林地、水资源较好的村，合理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根据自身特色建设林果、渔业、中药材、茶叶、苗木花卉、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基地，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对一些劳务输出的大村，可借助劳务扶贫公司，实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和转移就业，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佳县王宁山村立足红枣资源优势，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三变”改革，盘活资源资产，推行“3+X"产业发展模式，创建“公司+合作社+农户+人才”运营机制，建立扶贫车间，将“红枣原生态循环产业链”贯穿在各个扶贫车间中，形成扶贫农场，不断增加红枣附加值，激发农民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红枣产业带动脱贫致富的新路子。石泉县、旬阳县采取“资本互动、服务互享、社会互利、效益优先、项目优育、民生优质”的发展思路，把探索村集体经济融入村民互助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石泉县饶峰镇胜利村探索了“合作社+银行+协会+企业+农户”发展模式 ， 依托子午道旅游专业合作社吸纳政府扶持资金，通过担保贷款，为村集体盘活了资本流通渠道，撬动民间资本投入村旅游项目开发，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形成 “线上线下”统一交易平台和“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网络，拓宽了村民的收入来源，实现了村民增收，从一个典型贫困村一跃发展为致富村。旬阳县鲁家台社区是典型近城化乡村，村集体经济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与县、镇、村产业发展方向以及群众实际需求相结合，采取“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入股，自办了旅游开发、商贸流通、餐饮住宿等企业。在辖区内培育出一条集自然观光、休闲健身、地产开发、饮食住宿为一体的太极城经济发展产业带。

榆林市古塔镇赵家宛村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在全市率先试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分红机制，发展“设施农业及时令水果采摘区”加“现代生态养殖小区”的种养加一体现代农业，打造“文化+休闲+农业”的一系列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土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已势在必行，尤其在关中地区，大量的平整土地缺乏机械化支撑。面临农业机械化的突出问题，宝鸡市陈仓区石峡镇五七村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制定了土地代管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整合组织村里的411户农户组建成立了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实施机械化农业生产。

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坚持走集体发展道路，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和国家4A级景区等荣誉称号。其发展的典型经验就是始终如一抓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条主线不放松。从20世纪70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到90年代大力发展工业，实现了从“农业稳村”向“工业富村”的转变。2000年后，袁家村按照“乡村旅游+三产整合”的思路推动产业升级，成立了豆腐、酸奶、辣子、醋等各类股份制公司，形成了“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了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新时代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探索了“户社合作”“户企合作”“村企合作”和“村社合作”等多种合作形式。

对偏远的空心化乡村来说，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尚处于探索推进阶段，还缺少成熟的机制和方法。因此，在工作推进中，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资源，选准产业。不能操之过急、大水漫灌，必须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好、具有典型带动作用的村，选准路径、先行先试，加大政策扶持和工作指导，不断总结完善经验做法，在形成多个成熟的工作方式后广泛推开、以点带面，避免资源浪费，确保不走弯路。

四、总结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当年的包产到户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体小农户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經营导致土地的“碎片化”和农民的“原子化”，严重制约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发展集体经济。

当前，陕西省乡村集体经济走上了一条发展的快车道，各地依照自身传统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关系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因此，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产业发展之外，乡村振兴还包括社会的治理、文化的繁荣、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这意味着不能仅从农民增收这一层次来理解集体经济，而应该从乡村社会治理、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理解集体经济的多种功能，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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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