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毋静帆　胡梦心

关键词：博物馆；社会教育；探索实践

黔西南州博物馆于1993年成立，现有馆藏文物4000多件（套），大部分为黔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和传世的历史艺术类藏品，出土的历史文物有东汉铜车马、摇钱树和连枝灯等，传世的历史艺术类藏品。

1993年～2016年，这期间黔西南州博物馆受限于建设资金、展览场地、设施设备等多方面的不足，主要的工作和职能大多数是围绕馆藏文物的保管保护与收藏研究进行的，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职能未能充分履行。

2017年8月，黔西南州博物馆新馆向外开放，收藏在库房中的馆藏文物得以面向世人展出。依托于代表当地区域文化的馆藏珍贵文物，黔西南州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并不断寻求发展。

2015年3月20日起正式施行的《博物馆条例》中，将博物馆从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为“教育、研究和欣赏”。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1年开始，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相关规划和指导意见中，社会教育质量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博物馆的核心指标之一。这些直接影响博物馆事业未来走向的顶层设计中，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性凸显。

在当今时代新形势下，黔西南州博物馆依托本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采用“馆校结合”“博物馆进校园”“文化沙龙”“沉浸式参观”等方式，与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公司企业等社会团体和组织联合举行各种活动，且不间断发挥党员、专家学者、儿童讲解员的作用，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需求的观众提供服务。在节假日期间举行各类社会活动，积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文物的文化价值。

黔西南州博物馆2017开始对公众进行开放，社会教育工作主要立足于本馆馆藏文物，旨在传承和弘扬区域文化，活动类型尽可能多样化。在宣讲教育方面，以语言讲解为主，并有一批较高素质的讲解人员。在公共文化方面，出版了具有一定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图册与文化创意类产品。随着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博物馆每年的接待人次逐年上升，参观群体也呈现多样化。

从2019年～2020年，参观人数逐年有所增长，但整体数量偏少，社会教育活动和对外交流工作开展次数较少，規模较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新馆建立不久，实力较为薄弱，缺乏社会知名度和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基本陈列的扩容提升和数次调整，间断性的闭馆影响了群众参观博物馆的积极性。

2021年开始，博物馆的接待总人次开始有较大突破，社会教育活动的总体次数与规模较以往都有了很大提升。例如五一、国庆期间与金州国学读书会、富兴琴馆联合举办“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活动中增加古琴演奏、诗词朗诵等即兴表演的互动形式来吸引观众。与各研学机构共同开发研学课程，并逐步走向常态化。与各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不间断地举办历史文物类讲座、实践教学活动及相关课程的制作。

近5年来，黔西南州博物馆在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未成体系，多数活动是围绕着基本陈列进行参观，尽管也增加了一些沉浸式体验项目和文化沙龙之类的配套活动，但并没有形成一系列教育延伸活动，例如名师专题讲座、相关系列专题课程和趣味游戏的开发等，这就使得观众除了对部分珍贵藏品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解外，自身无法形成展陈所呈现的整体的历史脉络，无法对展出文物的价值和文化内涵深入理解和挖掘。

其次，馆校合作形式化，活动内容与形式较为单一。在与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开展教育活动时，没有与各个学校形成长期紧密的合作，也未能设置常规化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合作关系，除了对基本展陈的参观活动，缺少专业性、研究性的课程开发。活动安排与讲解内容也不够全面和灵活。活动的开展也过分依赖线下活动的举办，对自媒体、公众号、网络直播平台等线上手段利用不够充分。

第三，观众研究工作不足，反馈信息收集不够充分。黔西南州博物馆针对观众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通过意见簿、调查问卷以及活动过程中讲解员与观众的简短交流这三种方式。针对具体的某项教育活动调查研究较少，也没有制定相应的观众调研报告，无法准确定位不同观众群体的参观需求。在面向大众提供服务时，博物馆需要重视观众对管理和服务体验的信息反馈，比如通过微博话题讨论、微信公众号留言、线上调查问卷等线上形式，或设置观众意见簿、留言墙等线下形式，加强与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了解不同参观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从教育含义的层面来看，“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广义来看，凡是影响人们思想品德和增进知识技能的活动，都属于教育，通常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种教育中，博物馆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教育。根据《博物馆学概论》中对博物馆教育的定义“博物馆教育是一种交往行为，它是以博物馆‘物’为根本媒介而进行知识、情感、态度、观念的交流和对话，以形成相互‘理解’与非强迫性‘共识’的行为”。

由此可知，博物馆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通过互动交流、观察思考，让学习者主动探索学习积累知识。比如黔西南州博物馆多数将藏品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陈列展出，利用文字说明牌进行知识传递，也会运用图片、音频、视频、投影仪等声光电设备和多媒体互动设备，刺激、强化观众的学习和探索需求。为了更好的让观众进行主动思考和学习，教育活动还要注重参与性。比如“博物馆奇妙夜”活动中，在代表性藏品“抚琴俑”旁，增设古琴表演和少儿吟唱，增加观众的沉浸式体验和代入感。

在新时代背景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仅做到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就曾强调“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这就要求博物馆不仅要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展，也要思考如何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实现惠及全民的理念，积极寻求打造和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大范围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特别是近些年博物馆研学活动的兴起，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求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当适时进行变革和创新，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正确地引导价值取向，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直以来在博物馆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一些力量较弱的地方博物馆，基本陈列常居于核心位置。如黔西南州博物的多项主要工作是围绕着基本陈列《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进行的，展陈的内容主要以文字、图片等静态的呈现方式为主，有少量的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作为动态的呈现形式，展陈方式较为单一，藏品与观众之间始终有着距离与隔阂，且由于黔西南州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主要以本地居民为主，传统的展陈方式会让观众逐渐失去兴趣和参观意愿，影响博物馆社会教育质量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而运用科技手段丰富展陈呈现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一是文物展示方面的数字信息技术。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大唐西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民昌，中国强”汉代铜镜，利用全息式展柜对文物进行展示，观众点击不同区域可查看铜镜上的纹饰、铭文等细节和相关文字介绍，另一侧玻璃上的圆环是手势互动区域，观众可以通过这一区域观看文物的立体影像，支持截屏保存文物整体或局部图案，下载至手机或现场打印带走。

二是虚拟技术的运用，打造虚拟展览，打破参观空间的限制，其次是虚拟技术的运用，基于数字化设备和技术的应用，搭建数字化虚拟博物馆，打造虚拟展览平台，打破观众参观空间的限制，方便受众群体自由进入虚拟空间参观文物藏品，搜索和提取有用信息。

此外，博物馆还可以联合技术类企业，开发具有一定智能性辅助功能的小程序或APP，观众可以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下载，进入博物馆参观过程中，观众能够利用手机上的参观路线和智能讲解服务，获取自身感兴趣的内容，实现自主式博物馆参观体验。

简言之，黔西南州博物館的社会教育工作，在一代又一代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了博物馆社会教育事业的蓬勃生机与活力。着眼当下，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为博物馆的教育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发展机遇。博物馆理应顺应群众的实际需要，适时进行变革与创新，在对馆藏文物充分保护和研究之际，充分发挥自身馆藏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博物馆社会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价值，使博物馆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器”。

（作者单位：贵州省黔西南州民族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