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旧体诗作的现实价值

［摘 要］本文以钱锺书全部旧体诗为研究对象，论述其思想与艺术，阐述钱锺书的独特思想、学者性格和艺术经验以及诗心所在，从而确定这些作品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价值。

［关键词］钱锺书；旧体诗；诗学；槐聚诗存

［作者简介］刘玉凯（1946-），男，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保定 017002）。

钱锺书一生写过的诗大约有400多首，全为旧体诗。这个数字包括了他的《槐聚诗存》和集外诗。他年轻时自费出版过诗集，已经成为难寻珍本，他自己没有编过诗的全集，现在坊间流行的是他的《槐聚诗存》，其余可惜大半散佚。近些年本人努力收集佚作，发现有些诗在书信里，有的诗藏在钱锺书的手稿里，我是在辑出并加以研究。笔者认为研究钱锺书的诗有几重意义：一是通过读诗全面理解钱锺书，以助深入研究他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二是通过学习钱先生的诗，研究他的诗歌艺术与经验；三是通过学习钱先生的诗了解他的中西会通的诗学思想；四是学习如何写旧体诗，中国旧体诗的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

一、钱锺书诗歌值得研究

钱锺书研究有人称为“钱学”，已经成为现代人文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课题。钱先生在世的时候极力反对，但是许多年过去了，钱锺书的研究却方兴未艾。研究“钱学”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真正地了解和认识钱锺书，懂得他的学问深度和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钱学的丰富性和经典性是无法回避的。诚然，我们的学问和能力都不能和钱锺书相比，我们可能难以用“超越”这个词来面对钱锺书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研究路径是不是对头。

一般地讲，真正了解钱锺书，只看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人兽鬼》、散文《写在人生边上》是不够的，再加上他的《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学术著作而不读他的诗，也还不能很好地认识他的精神风貌。现在应该加上一条，不读钱锺书手稿就不能了解钱锺书的思想与文化渊源。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世界书局，1921年，第428页。】这就是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人的作品，就得研究作者其人。是知人论世、论世知人的意见。鲁迅也依此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他们都强调了解作者是读懂作品的重要途径。但是著作家分两种人：一种人是写书的同时也在书中交代自己，他们留有自传、回忆录、创作谈、书自序、书自跋，为别人了解他们的人生和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只在努力创作、著述、研究问题，不大喜欢在书中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意图和人生体会。我们通过作家留下的文字，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作家个性方面的资料，考察学者的人生态度、思想哲学、宇宙观、方法论，从而发现那个隐避的、丰富的自我，当然要有透视法，用分析的功夫。

钱锺书不相信回忆录，幸好他也不写回忆录。细心的读者从钱锺书的《管锥编》中可以发现他的性情与思想观点，《管锥编》《谈艺录》中，其实就有自我的影子。比如《谈艺录·序》中先生自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钱锺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这话很重要。的确如此，这本书中有多处直接说到自己，即如第5页、121页、172页、183页、184页、333页、346页、347页，也对自己的诗学经历有所交代。故钱锺书先生的朋友郑朝宗努力发掘钱先生学术著作中的自我，颇有创造性。他说：“世间并无纯粹的学术著作。”他举出《管锥编》第584页论楚辞《离骚》：“弃置而复依恋，无可忍而又不忍，欲去还留，难留而不易去，即身离故都而去矣，一息尚存，此心安放？江湖魏阙，哀郢怀沙，‘骚’终未‘离’而愁将焉避！”“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7页。】

用“背国不如舍生”来概括屈原的离骚心境，实在是个极好的揭示。郑先生还说：“丁宁如此，难道只是为历史上的三闾大夫一人说法，实际是借此抒发当时包括作者在内的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事！”

【郑朝宗：《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海夫文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曾经很有兴趣地编过《钱锺书论学文选》的舒展先生写过一篇《钱锺书为何用文言著述》的文章，说到《管锥编》的写法和内容：“钱先生每拈出一处，必有画龙点睛的精彩发挥。当彭老总、贺老总被迫害致死时，《管锥编》引元曲《楚昭公》台词道：‘闲时故把忠臣慢，差时不听忠臣谏，危时却把忠臣干！’还引谚语：‘太平本是将军政，不使将军见太平！’”他认为钱锺书胸中褒贬，皮里阳秋，寓强烈的思想性【舒展：《钱锺书为何用文言著述》，《羊城晚报》1999年8月2日。】。这样说怕是即使钱锺书在世也不敢同意的。即使钱锺书真的有那样的用意，他也不会承担这种风险极大的判断。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从钱诗文中读出作者作为正直文人的凛然正气，是可以的。再如钱锺书书中提到，反动统治者对自己认为可恶的人，深文周纳，捏造罪名，无所不用其极。钱先生讽刺道：“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則西欹，或视文章为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索隐。”【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0页。】钱锺书又论《史记·李斯列传》说到了赵高对李斯的治罪，引酷吏来俊臣事，又引《水浒传》，转而用了古罗马修辞学书中语道：“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3页。】正是如此；十八世纪意大利名著《罪恶与刑罚论》云：“酷吏取能使作恶而身强者免咎，无辜而体弱者服罪。”蒙田说：“刑讯不足考察真实，只可测验堪忍。酷吏辈岂尽昧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536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可以说，钱锺书是借写笔记而论政治，但是，那究竟是读者自己读出来的，还是钱先生埋进书中的隐语，等待我们发掘出来呢，还是历史总有相似性呢？这笔账我们真是不好算清楚。钱锺书将某些好心而不讨好的解释称为“七日疏凿浑沌”而浑沌死。寓言中之中央之帝，本无耳目，别人为之凿开耳目，随即浑沌死亡。后用以比喻破坏了自然状态之物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语出《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世界书局，1921年，第51页。】我们怎么猜呢？其实研究钱锺书的旧体诗作是不同于“疏凿浑沌”的，只要实事求是，就可以言之有理。

这时我们就会想，如果作家写过诗就是最好的材料。诗总是可以看到人的心灵的。所以应该读钱诗。如此说来，了解钱锺书，最好的途径是读钱锺书的诗。他是学者，也是作家和诗人，了解他的人生轨迹、思想系统、情感流脉、个性风采最可靠的材料是他的诗。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说：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杨绛：《杨绛作品集》第2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通过别人的回忆，我们也可以了解钱锺书：

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召来什么？《钱锺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赏析。他偶然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七缀集》文字比较明白易曉，也同样不是普及性读物。他酷爱诗。除了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得真不少，诗的意境他是深有领会的。所以他评价自己的《诗存》只是恰如其分。【闵捷：《情牵携手到白头》，何晖、方天星编：《一寸千思：忆钱锺书先生》，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所谓恰如其分，是说钱锺书的诗与他的人生经历相一致。

依照杨绛所说的（其实是钱锺书自己说的，不过以夫人的名义说出来而已。），将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才算一个完整的钱锺书。所以我说：要想真实地了解钱锺书的思想精神、人格魅力、道德情操，不能不读懂钱诗；要想深入研究钱锺书丰富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诗学思想，以及精深的诗歌艺术，不能不读懂钱诗。钱诗是窥见钱锺书灵魂的窗口，是接近钱锺书真实人格无法回避的视角。诗的抒情本质注定了它不能将诗人的感情全部潜藏起来，或者说这正是诗人愿意用此方式表达的。

然而，学界对钱锺书的诗的研究成果不算多。考其原因，其一，认为这些旧体诗难懂。正如黄裳先生说：“《管锥编》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我说‘有趣’，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也许我还没有读通这书的必要功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比起我过去读《义门读书记》《潜研堂集》《二初斋读书记》《读书脞录》……来有趣得多了，而广博深厚当然又不是能期望于过去的学者的。《倘湖樵书》《辨讹类编》《癸巳类稿·存稿》都是可观的著作，但与《管锥编》都不是一类。更不必提不可能出现于过去的著作中的新方法与新材料。……”他却又说：“研究诗比研究《管锥编》还要困难得多，我不想更深入下去了。”【黄裳：《关于〈管锥编〉的作者》，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其二，是对钱锺书的诗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或者没有深入的认识。舒建华的文章《论钱锺书的文学创作》【舒建华：《论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大作洋洋洒洒，却只对钱锺书的诗说了两句话：“在完成其主要的现代作品以前，钱锺书已是一个出色的旧体诗人和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家。因而，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在情怀感通上，钱锺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亲缘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啥叫亲缘性，我不懂。但他在谈到钱锺书的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时，特别指出了“忧患意识”：“对于钱锺书来说，从旧体诗到现代小说，散文，不但是一种审美范式的突破，更是种精神境界的高扬。……他在创作现代作品的同时并不完全放弃旧体。他以旧诗来遣怀，并把身上积淀的传统忧患意识释放到传统范式中……鲁迅与钱锺书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旧体诗中所流露出的传统忧患意识要比小说散文中浓烈得多。钱锺书的小说散文的色调以幽冷著称。情感浓度有些不定，但他的旧体诗中也有‘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的婉致缠绵，有‘人犹喜乱疑天醉，予欲偕亡到日残’的悲哀呼号。在遣怀，警世的不同文体选择中，鲁迅和钱锺书为了让自己身上传承的忧患意识得到更恰当的形式规范，都倾向于旧体。”读了这样的文章，你会疑心论者根本就没有看懂钱诗，设定一个“忧患意识”，把两个作家死死地捆绑在一起，怎么说似乎都在理。“以旧诗来遣怀”并不是在称赞他们，至少是“旧习难改”的毛病。其实，在钱锺书和鲁迅那里，从来就认为传统诗并没有死亡，谈不上以旧诗来遣怀。至于说到对钱锺书诗句的理解，以“人犹喜乱疑天醉，予欲偕亡到日残”来说，明明是诅咒和愤世，怎么能说是“悲哀呼号”呢？难道这首《欧洲休战纪念十七周年赋》不是直接写现实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诗句用了清吴暻《题顾亭林遗集和汪安公编修》的“江山有恨忧天醉，草木无情长地肥”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那是引自夏时谣“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吗？难道这不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诅咒吗？另外，说钱锺书和鲁迅写旧体诗是“把身上积淀的传统忧患意识释放到传统范式中”，也是泛泛而谈不得要领之论。其实写诗只是他们身上功夫的自然挥洒，鲁迅和钱锺书并不认为写旧体诗是守旧，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旧体诗当成名世的创作，但也不是对旧体诗的贪恋。钱锺书为自己的旧体诗印过诗集，是文人间的相互玩味交流。若说他们的传统忧患意识非得以传统的诗形式才能表达，也不是那么回事。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到韩愈：“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王书良、李煜主编《中国文化精华全集》（12）《文学卷》（3），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417页。】如此而已。总而言之，研究钱锺书的诗，不必站在“五四”的极高点加以鄙视。

二、钱锺书诗风与人格、性情

（一）性情的研究

有人总想制造钱锺书的神秘感，或者挑剔他如何古怪，说明都是“看场人”的态度而不是研究家的认真。甚至连杨绛先生的回忆文章也有点制造神秘。

钱锺书的诗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情是执着学问、闭门读书和研究，不参与政治和人事争论。钱锺书笔记抄《栾城集》卷一的诗《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第一首：“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古语谓：“速效莫求，小利莫争。名高妒起，宠极谤生。物极必反，器满则倾。”【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06段。】这样的心境不免夸张自嘲，但是大略与钱锺书近似。钱锺书的书斋人生比鲁迅要平静得多，父亲是大学者钱基博，耳濡目染中，他有机会读很多中外经典著作，注定成为博学的学者。钱锺书也有孤独的一面，但也有平凡的一面，即使是平凡的那一面，我们也无法超越他。宋人黄庭坚《答宋殿直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黄庭坚：《答宋殿直书》，罗新璋编：《古文大略》（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他没说生活中也应该能够发现自己的卑鄙。读书可以涤污，应该加上一句：如果读的书不对头，越读越面目可憎。梁高祖说：“三日不读谢玄诗，便觉口臭。”【宋人吴聿所著：《观林诗话》最后一则引《谈薮》所载梁高祖之语。梁高祖很看重谢脁之诗。】有点道理，依我说：三日不读鲁迅，便生庸俗习气。那么不读钱锺书呢？就不明白人生之理，不明白治学之道，不明白文学门径。钱锺书和鲁迅都是有开拓精神的文化人，都是开宗立业的大师。比较来说，鲁迅是一个清醒的战士，而钱锺书是一个睿智的学者。但他们都可以被称为思想家、学者、作家，都是诗人。在钱锺书的诗里，我们可能会听到他心灵的声音，了解到他非常卓越的思想和坚韧的生活态度，以及崇高的人文精神。从而，我们能够了解在非常年代里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独立意识的风采。1936年的一首诗《此心》：“伤春伤别昔曾经，木石吴儿渐忏情。七孔塞茅且浑沌，三星钩月不分明。闻吹夜笛魂犹警，看动风幡意自平。漫说此中难测地，好凭心画验心声？”如此心境。但是人的一生性情，是难有概括的，一是人的性格有多面；二是人的性情随着年龄成长和社会影响、文化教养、各种经历是有变化的。下边就说这个。

（二）钱锺书诗风格和变化

钱锺书的早年诗作，喜欢风华绮丽之体，集中表现自己的才子气；后来此风发生了变化，过早变得深沉而老道，诗中有家国忧伤、民族意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钱锺书早年受到陈石遗先生的影响很大，陈石遗（1856-1937），名陈衍，是他的长辈，比他长54岁，陈石遗曾在《石遗室诗话》中说：“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吴稚晖一书（《青鹤》第一卷第十期，1933年4月1日），不亚于乐毅与燕惠王书。惟未见其为诗。哲嗣默存（锺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喜读余诗；尝寄以近作，遂得其报章云：‘新诗高妙绝跻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頗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句法，孤悬灯月订愚顽。’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钱与罗家伦书作‘少读书，多作诗’，当为笔误）。《中秋夕作》云：‘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仃形影神；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修道忏前尘。杯盘草草酬佳节，鹅鸭喧喧聒比邻；诗与排愁终失计，车轮肠断步千巡。’又《秋杪杂诗》十四绝句，多缘情凄惋之作，警句如：‘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又一年’；‘巫山岂似神山远，青鸟殷勤枉探看’；‘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拌将壮悔题全集，尽许文章老更成’；‘春带愁来秋带病，等闲白了少年头’。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青鹤》第2卷第11期，1934年4月16日）【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549页。】

这种情形让我们想起《钱锺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录钱澄之《陈官仪诗说》：“吾学诗五十年，前此十余年，皆以才情气调为时所称。自后四十年专志于此，见三唐近体诗设词造句，洵是良工心苦，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也。句工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无他奇，恰好而已。所谓一字者，现成在此，然非读书穷理，求此一字，终不可得。盖理不彻则语不能入情，学不富则词不能给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难也。吾矻矻经、史之学，非以为诗，而诗亦有资焉。”钱锺书认为“按其说甚精”。可与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四《文灯岩诗集序》（“诗本性情，非学问之事。然非博学深思、穷理达变者，不可以语诗。蓄积不厚，词不足以绘意；见解谓彻，语不能以入情。书无有不窥，理无有不研。然后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为言。故博学穷理之事，所以辅性情而裕诗之源者也。”）、《说诗示石生汉昭赵生文彬》（“文章之道至于诗，而才与学黜然焉。非谓才与学不足以为诗，谓诗非才与学之可以为也。而有其才焉，有其学焉。有才人之才，有诗人之才；有学人之学，有诗人之学。才人之才在声光，诗人之才在气韵；学人之学以淹雅，诗人之学以神悟。声光可见也，气韵不可见也；淹雅可习也，神悟不可习也。是故诗人者，不惟有别才，抑有别学。无地非诗，无时非学。”）【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钱锺书是不可多得的才人，也是学人。

吴忠匡先生讲到钱诗形成的风格时说：“我曾询问过他的学诗过程和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他沉思了一下，回答我说：‘余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晚清的宋诗派）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第143页。】这一段话大家都知道，总觉得像是一段文章，两朋友谈话，为什么会如此文气十足，逐字逐句如此清楚？但是钱锺书并没有出来批评或者声明并无此事，看来是符合实际的。大致说他早年是逞才的诗为多，都被他压在了手里，不让它们在《槐聚诗存》中露头。说明钱锺书早期的诗是有青春气的。他追求浪漫的兴趣并不亚于现代青年人。他痛加删除的作品大都属于这一类。如1929年《无事聊短述（4首）》、1932年《壬申年秋杪杂诗（10首）》。但是他就是舍不得删除那一组作于1991年的《代拟无题七首》，我以为那才是钱锺书真正逞才的情诗。爱不释手，所以有幸保留于诗集中。后来的诗作风格取各家之长，涉及到了孟郊、杜甫、柳宗元、李商隐、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元好问、黄景仁，他不说陆游，是对他的诗不大欣赏。说陆游“有二痴事二官腔”：“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盖生于韩侘胄、朱元悔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辅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舍临殁二十八字（即：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无多佳什，求如文集《书贾充传后》一篇之平实者少矣。”【钱锺书：《谈艺录》，第132页。】近一万首诗居然就一首好诗，这说得有点钱锺书式的“过头话”，其实批评别人誉儿的人，自己也是一样誉儿者。古人的习惯，一般不夸自己的孩子，陶渊明、杜甫都说自己的孩子太傻，那就是爱。钱锺书不说受陈石遗影响，是与他的距离太近。

（三）钱锺书诗的家国兴亡意识

据钱锺书自述，后来的诗有家国意识，应该是从游欧洲开始的，如《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哀望》《将归》《读报》《故国》《空警》《剥啄行》《赴鄂道中》《阅世》《老至》，都直接涉及了对中国时局的忧虑和关注，时时会发出抗争的强音。《谈艺录·序》：“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钱锺书：《谈艺录》，第1页。】（钱先生此段文章中“避地无之”疑为“避地无方”之误。）祖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之下，举目一片劫后荒凉，书生无奈于现实，只能希望未来能有个好形势。可见他不是一个对家事国事毫不关心的学者，甚至也有义愤填膺的时刻。

钱先生有的诗表现出的大义凛然之气，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不读《剥啄行》，就不了解钱锺书的这一面，他在原则面前是刚正果断，是有侠气的。汪伪的走狗想拉钱锺书先生下水，钱锺书面陈自己读书报国之志，志向已定，抱负在心，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他。钱锺书对其毫不客气地应对，“罕譬而喻”，怒斥来人，述说自己的人生志向、民族气节，斥退了来者。钱诗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他大义凛然、义正辞严，令人仰止，绝非一文弱书生的形象。许景渊先生说：“了解作者、知人论世确实对理解作品至关重要。钱先生《槐聚诗存》里有一首长诗——《剥啄行》，就表达了他抗拒敌伪胁迫的坚定意志。”【许景渊：《琐忆钱锺书先生》，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第5页。】世上的君子应该有所不为。能做到这样就不易了。

爱默生说过：“艺术家必须把常用的象征用到他的时代和国家上，对他的同胞传达他那些扩大了的含义。这样，艺术总是在推陈出新。‘当代的天才’在作品上盖上了他的不可磨灭的印章，赋予它一种想象无法表达的魅力。该时期的精神特征把艺术家征服到什么程度，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多大程度表现，它就会在多大程度上维持一种辉煌，它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向未来观众表现‘未知’‘必然’和‘神圣’。谁也不能从他的劳动中排除这‘必然’成分。谁也不能摆脱他的时代和国家，谁也不能制造一种跟他那个时代的教育、宗教、政治、习俗、艺术毫不沾边的模式。”【爱默生：《爱默生集》（上），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78页。】论者无论怎么回避，谁也不能将时代、国家与钱锺书的精神分开，这是最好的概括。

（四）人生信念

钱锺书在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一边教学，一边著作，在文字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写成了一本内容丰富、研究精微的诗话《谈艺录》，这不仅是他学业精深的表现，也是他一生追求学术贡献的信念证明。既然做了学术研究，就时刻想着有机会将自己的成果献给社会。这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尊重。

在钱锺书的诗里有一篇很特别的作品，是钱锺书劝说朋友常风放弃自杀的忠告。常风，别名常镂青、常荪波，又名常凤瑑，山西榆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是与钱锺书同龄的同学，有点怀才不遇。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经常写书评，但是一度心情不好。1933年冬天，常风先生自太原寄来一封长信，向老朋友钱锺书倾诉自己的满腹郁闷。感叹自己虽然有才能，但是颇不得志，愁苦无路，欲引刃自绝。钱立即复信劝告他：人生处于“有希望死不得、无希望又活不得”之间，最好的人生态度不是弃世，应该是苏轼说的，“且复忍须臾”。权且忍耐几时，保全自己身体，等待好时机到来。常风接受了朋友的意见。应该说是钱锺书一联诗感动了常风：“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钱锺书说：你真死了，连一块能埋葬你的干净土都找不到，你何必呢？不如且待风雷。全诗思想深永，情感真挚，耐人寻味。我想说的是，从诗中很容易看到钱锺书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也表现出一个顽强奋斗的学者坚强、健康的人生观。钱诗洋溢着饱满的生命活力和坚韧的生存意志【钱锺书：《得凤瑑太原书，才人失路，有引刃自裁之志。危心酸鼻，予尝云：“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东坡曰：“且复忍须臾。”敢断章取义，以复于君。》这是钱先生在1934年6月1日发表于《国风》第4卷第11期上的《北游纪事诗》中的一首。此詩未收入《槐聚诗存》。】。常风的苦闷是志士的伤痛之情，但是钱锺书思想的透彻明朗、高昂的人生态度，却明显超越了常风。

1974年钱锺书才64岁，就想到了老，写了《老至》：“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迷离睡醒犹余梦，料峭春回未减寒。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坐如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尽说自己的老态，但是有点夸张地调侃自己。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心绪苍茫。钱先生夫妇是1972年3月结束干校生活返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工作的。居所被人占了，只好在临时借住的办公室工作，从数个麻袋里取出笔记，潜心撰写、整理、校订《管锥编》学术笔记。多病之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相信科学是不会死亡的。钱锺书将《老至》诗寄送给辛笛，辛笛当即和诗三首回赠，其一云：“杜鹃声里怯余寒，为爱轻阴但倚栏。水绘一生呼负负，风鬓双照路漫漫。奋挥尽羡如椽笔，僭和偏拈险韵丸。莫笑吟诗淡生活（东坡句），沉酣无事不心宽。”【王辛笛：《辛笛集》第3卷，缪克构编：《听水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后又将此诗抄送给友人郑朝宗先生。据郑朝宗先生《续怀旧》述：“这是三中全会召开前作的，那时大局尚未稳定，浩劫初消，余寒犹在，诗中情意消沉，稍加思索，定能理解。就诗论诗，无论从字面或意境看，都力求含蓄妥帖，耐人寻味，确已达到老成的境地了。末后一联并非套话，他一生体羸多病，几十年前就曾陷入危境，可我从没见他露出惊恐的神态，可知对生死一关早已看透，这也是令我衷心钦佩的一点。”【郑朝宗：《海夫文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4页。】

1989年，钱锺书在80初度时写过一首《阅世》，诗中有一联：“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对中国社会政治作了发人深省的分析。可以说他预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李慎之先生针对这两句诗说：“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世》，何晖、方天星编：《一寸千思：忆钱锺书先生》，第192页。】

（五）游戏笔墨

理解钱锺书的有些作品，我们不能太做实，他写诗有时是出于“淘气”的游戏心理。游戏之笔也许并不是纯粹的为了好玩，大概出于对诗体的尝试或者对诗艺的形象再现。比如他的四言诗20句《赋一首》，是一种士人人生观的概括。1936年第八卷第五期《国风》半月刊发表时诗题很长：

《Edward Fitzgerald英译波斯鲁拜集（Rubàiyàt）颂酒之名篇也。第十二章云：“坐树阴下，得少面包，酒一器，诗一卷，有美一人如卿者（and thou）聊乐我员，虽旷野乎，可作乐土观（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为世传诵。近有波斯人A.G.E’Tessam-Zadeh译此集为法文，信而能雅，最号善本，参验稽决。初无英译尔许语。一章云：“倘得少酒，一清歌妙舞者，一女便娟，席芳草而临清流，便作极乐园主（Tu possedès l’ Eden），不须畏地狱诸苦恼耳。”又一章云：“有面包一方，羊一肩（Un gigot de mouton），酒一瓯，更得丽姝与俱，即在荒烟蔓草而南面王不与易也（Vaux mieux que d’un Empire être le Souverain）”。乃知英译剪裁二章为一，造境幽深，反胜原作。余周妻何肉，免俗未能，于酒则窃学东坡短处，愿以羊易之。因陶融英法二译而折之以吾国之古意云》

原诗文本为：“贾岛瘦句，林逋梅妻。病俗可医，避俗堪携。落叶数树，寒水一蹊。临流茵草，乐无与齐。箪食瓢饮，餐菊采薇。饭颗苦瘦，胡不肉糜？党家故事，折衷最宜。勿须酒美，愿得羊肥。拼梦踏菜，莫醉烂泥。不癯不俗，吾与坡兮。”

是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波斯醹醅雅颂酒名篇第十二章的情境得到的启发，进而想到了此名篇的法语版、英译版，进而又想到了拉丁诗人的诗也有此情境云云。这样的比较不大像在作诗，而是在搞诗的比较研究。就从他把诗人名字存心译成“醹醅雅”，也能看到游戏心理。他在下边写的诗也是提供一种比较的文本。

再如他的《肩痛》，大概那时真的有了肩周炎，但是全诗是从“酸痛感”生出了一大堆比喻，故意以博喻给自己开一个小玩笑，最后说“俳谐了此赋”。钱氏写这种诗大概有两个目的：一是以自嘲为人生之乐，正所谓小病小痛乃人生一小快事也。苏轼《病中游祖塔院》云：“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他对此诗的全部兴趣是那些曲喻、博喻，而“子京剧可慕”不过是个玩笑。1981年10月25日他写给老友郑朝宗先生的信中说：“天气骤寒，弟肩臂如浸陈醋，后山诗云：‘老形已具臂膝痛’，实得苦心。”【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写此诗另外的目的，是钱氏屡试不爽的谈艺癖：对诗艺的喜爱过于执迷，常常手下技痒难耐，想尝试一下曲喻这一种修辞艺术。这首诗纵横捭阖，颠倒陈说，的确极尽曲喻之能事。子京，即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宋史》卷二八四有传。魏泰《东轩笔录》：“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寢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页。】后来以此为题材之曲作有《半臂寒》。坎肩送得多了反而不知道用谁的好，说“可慕”，虽然是玩笑话也有依据。

至于那一组《代拟无题七首》也是诗艺的逞能，认真不得。《代拟无题七首》将自己置身于一种假设的情境中写诗，有点像今天的许多歌曲的代言写法。诗的代言化是对创作题材的一个大开拓。那七首代言诗，《槐聚诗存·序》中所谓：“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杨绛的设计：“情意初似‘山色有无中’，渐深渐固，相思缠绵，不能自解，以至忏情绝望犹有余恨，请为逐步委婉道出。”这些话是理解这七首诗的钥匙。杨绛所说的小说似乎也没有写。所以杨绛说：“余观其诗，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若复黏着填实，则杀尽风景。余所拟小说，大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钱锺书：《槐聚诗存》之《代拟无题七首》小序。】这样，钱锺书的诗就得到了解放，宣告独立了。代言诗，从诗歌创作上说是一个假定性情境，是诗人显示自己创作艺术风格的一种演习和逞能。

三、钱锺书诗里的诗学

钱锺书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理论界是比较早的，但是他不以比较文学称谓自己的研究，而是用“打通”。我觉得“打通”一词比“比较”更好些。在现代中国，中学、西学、南学、北学都应该打通、对话，文论的打通是一种必然趋势。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手稿笔记》等著述中对中国传统文学、文論作了深入独到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曾发明多种理论和定义。钱锺书先生的诗学见解多以札记和随笔的形式写成。他认为，“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钱锺书：《谈艺录》，第573页。】他通过广泛、深入研究发现中西理论家、批评家相契合的文学观念和见解，“盖弘纲细节，不约而同”。【钱锺书：《谈艺录》，第276页。】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多以札记和随笔的形式写成，他的兴趣在于“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钱锺书的文学理论、诗学主张，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他的重要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去详细了解和体会。但是，作为一位有谈艺癖的诗人和理论家的钱锺书，不但在论文中谈艺，而且在一切著作中谈艺，甚至我们读他的散文和诗时也时时发现他在利用一切机会谈艺论诗。细读他的《槐聚诗存》就有很多是谈诗艺的。1935年的《秣陵杂诗》、1937年《读杜诗》、1939年《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媵以长书，盍各异同，奉酬十绝》、1941年《戏燕谋》，1942年《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和1949年《寻诗》，这三首诗曾以《论诗七律三章》重新发表于1990年11月22日《文汇报》第三版，说明了三首间的联系，还有1977年《燕谋以余罕作诗，寄什督诱，如数奉报》等，此外未收入《槐聚诗存》的《论师友诗绝句》八首也是。《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媵以长书，盍各异同，奉酬十绝》第一首是：“心如水镜笔风霜，掌故拈来妙抑扬。月旦人多谭艺少，覃溪曾此说渔洋。”就是认为叔子的来诗，用典自如，笔下有气势，才气很高。但是叔子诗多评论诗人，较少谈艺。而只评论而不谈艺是个缺点。钱锺书一向雅爱谈艺，他曾说自己一向的兴趣是对具体作品的鉴赏。他对朱晓农说过：“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钱锺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05页。】

第一种，是直接论诗，像唐杜甫的《六绝句》，像金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他不一定固守绝句形式，而也用七律体论诗。他有几首涉及诗的创作，如1942年《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七情万象强牢笼，妍秘安容刻划穷。声欲宣心词体物，筛教盛水网罗风。微茫未许言诠落，活泼终看捉搦空。才竭只堪耽好句，绣鞶错彩赌精工。”“出门一笑对长江，心事惊涛尔许狂。滂沛挥刀流不断，奔腾就范隘而妨。敛思入句谐钟律，凝水成冰截璐方。参取逐波随浪句，观河吟鬓赚来苍。”这两首诗写于1942年，这是从读杜诗而来的心得。杜甫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全唐诗》卷二二六）杜诗讲的是自己作诗的故事。他讲了两方面，钱锺书从杜诗得到了一些启发，写成了诗。第一首从负面说，是“不应该那么写”的一种批评阐释。将七情六欲强迫地纳入诗里，试图努力刻划出七情物象，用心虽然好，但是过于用力，造文做作了，反失了自然。写诗如果全靠摹拟自然，是会失败的。尽管你写得形似，也还是不能神似。最后的结果也就只好锤炼一些好句子，以逞作诗的功夫精到了事。第二首则从正面的意义上说，现在不是像陈无己那样闭门做诗，因贪好句而让自己的感情受到束缚。要走出家门，对长江大河，高山大海激发自己的豪情。诗不是硬想出来的。参禅悟道，随波逐浪，“随物应机，不主故常”，这样就有了好诗。钱锺书主张诗应该炼意，而不是炼句子。打个比方，用筛子盛水，以鱼网揽风，什么也得不到，将生动的自然按到了自己的诗范中，气象一定会变得狭小；而纵意地激发自己的感情，再稍有节制地将那一段感情写出来，就会是好诗。钱锺书的阐释对于诗创作和评论都有启发意义。

1949年《寻诗》是一首最好的诗歌创作论：“寻诗争似诗寻我，伫兴追逋事不同。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我”寻诗，意味着为做诗而做；诗寻“我”，却是诗情来袭，不得不作。好诗正出自心中有诗不得不作的“偶然得之”。钱先生是强调只有后一种情况才谈得上是作诗的最好契机，也是能产生好诗的关键。这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讲的，诗要产生自性情之真，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门面。诗人有思想修养，有艺术素养，忽然灵感来袭，自然就能作好诗，如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即苏轼《论文》之“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皆可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者，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论文》（一作自评文），《苏轼全集》（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380页。】“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这是以传统诗歌中的常用背景来说明诗待境而生。所谓“待境而生”是说诗情的产生要有顿悟，不靠硬作。感兴忽至，诗来袭我，如天之雨花，如秋之叶落，诗如性灵而寻人，不容人工趋动，无须穿凿雕琢。待境而生。这是重要的诗歌理论。

第二种，钱锺书有的诗实际上涉及了诗论中的重要见解。1940年，他写的《愁》，就是为了他的理论发现：“愁挟诗来为护持，生知愁是赋诗资。有愁宁可无诗好，我愿无愁不作诗。”与孔子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理论有互文关系。说的是诗与愁的关系。钱锺书把“诗可以怨”的现象概括为“蚌病生珠”。如果说生活中有了愁才会做出好诗，那也是人生的一个不幸。如果为了作诗必须受苦，非得挟愁，还不如“有愁無诗”，更不如“无愁无诗”。古人大概是将诗创作看得过高了，作诗不如好好地生活更重要。钱锺书用自己的机智故意轻轻地反对了古代的诗歌理论。后来他的一个长篇诗报告《诗可以怨》中更清晰地阐释了这一个观点：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并不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才会说“穷苦之言”；“妙诀”尽管说来容易，“销魂与断肠”的滋味并不好受，而且机会也其实难得【钱锺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

将他的诗与他的论文相对照来读会理解得更好些。

第三种，除去这些有意论诗谈艺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作品是他尝试诗艺的作品。从尝试中了解体味诗的艺术。这也不能小看。我们看到他的诗集中有几篇以《古意》为题的作品，那可以叫作他的“拟境诗”。如写于1949年的三首《古意（袷衣）》《古意（珰札）》《古意（自君）》和《四言》、1937年《赋一首》、1941年作《当子夜歌》。学习作诗有一个途径，不必回避，就是拟古。唐前的诗大多是拟古而作，没完没了的《东门行》《西门行》《梁甫吟》，唐人即事命题，才开出路子。但是作为学诗的方法，拟古不可废。许多高人拟而不宣，大概是怕别人说他没出息。

《当子夜歌》三首写于1941年。题为“当子夜歌”，申明全诗情境、设喻，显然都从南朝《子夜歌》中得到启发而仿作。男子只为暂时求欢，其情薄；女子执着于求爱，感情常常表现出深厚持重。这一组比喻实际上是对男女爱情质量的一个评估：男子情薄，而女子情厚。情绪基础是自己思念爱人。虽然是仿作，也有创造。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选了一位生死不详的许棐的《乐府》：“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明。/郎心如纸鸢，断线随风去；愿得上林枝，为妾萦留住。”【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90页。】等三首诗，可见他认为此类诗不可忘记，可知，他也是欣赏乐府诗和民歌的。

据杨绛所述：“君曾与友辈竞拟《古意》”（《本书〈代拟无题七首·缘起〉》）。那三首《古意》诗显然是借《古意》的伪装来表达钱锺书的爱情生活。诗写得相当有功力，颇有义山之风。关于《古意》这一类诗题，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曾做过分析：“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不休。当然碰到紧要关头，这种烟幕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者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迭死人’或‘牵绊死尸’”。【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0页。】《当子夜歌》也是借那种古代民间情境，借境造诗，以检验旧体诗的语言弹性度。钱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