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

◎乐 冰

一

我的父亲生于1924年11月15日。兄弟姐妹一共9人。父亲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天下大乱，军阀、政党、帮派等各种势力如过江之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父亲似乎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到世上。来到这个世界，就意味着不幸。因为由此又要增添一张吃饭的嘴巴，给本来就贫寒的家庭，增加新的压力。这也是谚语中说的“宁可多一斗，也不多一口”。这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也是父亲当时的家庭状况。

父亲八岁那年，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患了疟疾，俗称打摆子。从此，一家人的生计，就落在了三寸金莲的奶奶和两个兄长身上。

奶奶姓邢，名祝英，是当地一位秀才的女儿，不识字，但会背诵《女儿经》《增广贤文》等古文，为人贤惠、勤劳。

我小时候，每当夏天，屋里闷热，父亲会把竹子做的凉床搬到屋外纳凉。夏天的夜晚，银盘似的月亮挂在天空。皓月千里，月光如水，万物宛如披上了一袭薄纱。远远望去，萤火点点，明明灭灭，如梦似幻。在满天繁星的点缀下，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大多进入了沉沉的梦乡。而对于我而言，最幸福的时刻来临了，因为临睡前的这段时光，父亲会给我讲故事。父亲读的书多，人生经历丰富，肚子里的故事也不少。父亲挥舞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一边给我打扇，一边用带有浓重故乡口音的普通话讲着……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大年三十，天寒地冻，跟着你奶奶外出要饭，你奶奶背上还背着你四叔。那个时候穷人多，要饭的也多，人家只用筷子从吃饭的碗里夹一点饭，这家一点，那家一点，讨一天饭才能勉强吃饱肚子。”父亲说，“现在讨饭的都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多了，都是一碗一碗地给，有的人不是讨饭，而是讨钱。”

从父亲的口气里可以听得出来，幸福是比较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为什么每次讨饭的来到我家门口，父亲总是盛满满一大碗饭菜给他们，可能是感同身受吧。

父亲摸摸我的头继续说：“稍大一点，我就给地主放牛。”

父亲卷起裤管，露出膝盖上的伤疤对我说：“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半夜三更看不见路，不小心从牛背上掉下来摔的伤疤。”

伤疤好大一片，看了心里很难受。

我们那里有冬天每晚用热水泡脚的习惯，目睹着父亲的脚，我就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酸。父亲的脚底像老树皮那样粗糙、坚硬，因他曾经长期打赤脚、走山路，加上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经常一天走一百多里路，几个脚趾已经严重变形了。

1949年早春，25岁的父亲响应政府号召，被编入公安部队，参加地方剿匪工作，成为一名公安干部。

看过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人都知道，解放初期，土匪猖獗，各地都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父亲当时的任务就是抓特务、剿匪，镇压反革命，用青春、热血和生命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那时候，国民党残余和土匪在我们皖南山区搞破坏活动，我被编入县里的公安部队，参与剿匪，抓特务，镇压反革命。”

一听父亲还抓过特务，我一下子来的兴趣，问：“你打过枪吗？”

“当然打过了，一开始上级给我配的是驳壳枪，后来配了一把左轮手枪。”

我几乎羡慕地流下口水，感觉父亲很了不起。

编入公安部队以后，父亲最早被安排到剿匪小分队。

“剿匪小分队是干啥的？”我问过父亲。

“剿匪小分队是公安队伍的尖兵。那个时候，这是最危险的工作。台湾国民党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经常用飞机空投特务到我们这一带的深山里，武装当地土匪和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残余从事破坏活动。我们公安在明处，土匪在暗处打冷枪。”父亲说，有一次深夜，在乡下办案，一个人走在河堤上，突然，一颗子弹“嗖”地从耳边飞过，父亲马上就势滚下河堤，拔出手枪。四周一片漆黑，看不见敌人身藏何处，一直熬到天亮也没有任何动静，“可能土匪认为已经将‘乐公安’打死，回去领赏去了。”父亲调侃道。

父亲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公安工作不仅危险大，而且每个月没有工资，只发实物，比如：米、面、肥皂等生活用品。尽管没有工资，又危险，还是有好多热血青年想进来，可进公安队伍并不容易，需要经过严格选拔。要年轻，出身好，还要有文化、身体好、机灵、性子稳、有耐性，特别是能吃苦、不怕死，否则绝对当不了公安，尤其是参与剿匪工作。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初中毕业生，身高一米七，头脑灵活，身手敏捷，办事利索，特别是能写一手正楷毛笔字，能入选公安部队的剿匪小分队，说明父亲在那个年代是很优秀的。

父亲说，剿匪抓特务要大胆心细，经常穿着便装，有时还要装扮成各种角色，装叫花子要像叫花子，装公子哥要像公子哥。每人必备的装备有：一把匕首、一把小手枪，还有一个罗盘。工作地点有时在人迹罕至、无路可寻的深山里；有时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厅、酒吧。至于工作时间就不好说了，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战斗状态。风吹雨淋、爬冰卧雪、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所以，胃病、关节炎等后遗症接踵而来。当年父亲用过的一个牛皮做的驳壳枪枪套，后来不用了，给我做了玩具，背在身上，在小伙伴里是最拉风的。可惜，后来因为搬家，那个枪套早已不知去向。

有一次上级命令他到一个深山老林里，近距离接触土匪，画出土匪窝的地形图。那是个夏天，森林里蚊虫多得一抓一大把，咬得人脸上脖子上都是疙瘩。山上野猪多、狼多。我问父亲，你身上不是带枪了吗？父亲说，有枪，但哪能随便开枪，而且只配发了三颗子弹，不到最危险时刻是不能开枪的。那次，父亲装扮成一个打柴人，接近到土匪窝，一边砍柴留下记号，一边用罗盘定好方位，画出了地形图，为部队剿匪铺平了道路。

父亲在剿匪小分队工作期间学会了跳交际舞、照相、骑自行车、骑摩托车，还会徒手爬上三楼并能从楼上跳下，毫发无损，另外，父亲还会一些简单的擒拿格斗术。

父亲除了剿匪、抓特务，还在公安局做过预审、看守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时期，案件特别多，特别繁忙。审问犯罪嫌疑人最考验人的胆量、智力、耐力和心理，跟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有时候案情紧急，不能给对方有喘息的机会，需要挑灯夜战，连续提审，没有好的身体也是干不了。

“审问犯罪嫌疑人，不管他以前做过多大的官，一开始就要用气势压倒对方，嗓门一定要大，要连续作战，从体力上、意志力上、心理上击垮对方，让他完全放松警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由于父亲机警、富有胆识，在预审股工作几年后，作为公安特派员被派到湾沚镇（当时属宣城管辖），在一个叫许村的地方，认识了终身伴侣——我的母亲。

父亲的级别虽然不高，但威望很高。那一年，十九岁的母亲，嫁给了三十二岁的父亲。按说，两个人的年龄相差较大，不是很般配，但他们相依为命五十三年，直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

二

小时候，父亲常对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男子汉不要挑食，什么都要能吃个饱。”

也许是父亲小时候跟奶奶要过饭的原因，他对吃从不讲究，什么都能狼吞虎咽吃个饱，而且速度很快。我们家的剩饭剩菜父亲从来都舍不得倒掉，只要是不变质，他都能大口吃掉。如果家里有谁不小心把饭粒落在桌上地上，父亲就会捡起来吃了。

为了多了解农民的疾苦,不忘本，每年暑假，父亲都会把我送到他的出生地——一个偏僻的乡下干农活，去体会“烈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那里遇到灾情，粮食收成不好，供应大米要搭配一定的山芋干。吃惯了大米饭的我，自然不愿意吃山芋干。父亲说：“我从小就是吃山芋长大的，你是我儿子，我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父亲还说，“能吃到山芋干已经不错的了，这比1934年吃观音土好多了，那年大旱，什么都没得吃，饿昏了，只好到山上挖观音土吃，几天大便都拉不出来，肚子胀得特别难受……”

我听了很是惭愧，渐渐地山芋干也能够吃了。

父亲告诉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一些人吃不饱饭，连淘米的泔水都舍不得倒掉，因为粮食有限,淘米泔水自然也有限，人们把淘米泔水烧开当粥喝，以增加营养。父亲还说，他每天早上上班前，往热水瓶里放一小把米，下班回家，热水瓶里的米就成了热乎乎的稀饭，虽然很稀，但比淘米泔水要好一些。

那个时候，腌菜算是我们家的当家菜，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餐桌上几乎天天都有一碗腌菜。

每年冬天，制作腌菜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父亲是制作腌菜的一把好手。那是在下霜前后，家里要购买几百斤大白菜，晒上大约一个星期的太阳，等大白菜晒出水份，先把里面的菜芯摘下来腌制香菜，然后把大白菜一棵一棵地清洗干净，沥干水，再放在大缸里腌制。腌制大白菜很有讲究。首先是把洗净的大白菜铺放一层在腌制缸里，撒上粗盐，用洗干净的双脚不停地在大白菜上用力踩，一直踩到出了许多水份，再铺上一层大白菜，再撒盐，继续踩。就这样一层一层地踩下去，几百斤的大白菜要踩三、四个小时，最后用几块青石板压住。大约一个星期过后，就可以从腌菜缸里取出黄橙橙、脆嘣嘣的咸菜了。

冬天，我们家烧不起木炭，为了取暖，就把煤球炉拎回屋里，一家人围坐在煤炉边吃饭。吃得最多的是烂腌菜炖豆腐，就是在腐烂的腌菜里放上几块豆腐慢慢炖，等到豆腐炖得鼓胀鼓胀的了，再揭开锅，放上一勺白白的猪油和一勺子红辣椒酱，那滋味真让人忍不住流口水。虽然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很香，特别下饭。想一想当时的场景，窗外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房间里热气腾腾，全家人围坐在煤球炉边吃着烂腌菜炖豆腐，吃得满头大汗，红光满面，看起来虽然艰苦，但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幸福……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场景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有时候，父亲还让母亲在烂腌菜里放几片腌猪头肉，给我们增加营养。父亲总是把肉挟给我和妹妹吃，两个姐姐很自觉，不同我们争抢。

计划经济的年代，买什么都要凭票，买猪肉要肉票，买豆腐要豆腐票。我们家吃得相对多一点的是猪头肉、猪下水，因为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猪头肉或者猪下水，猪头肉、猪下水比五花肉要便宜很多。父亲常常把猪耳朵、猪脸肉做成腊肉，吃的时候，把肉切得一片一片，放在饭锅里蒸一蒸，揭开锅的那一刻，整个锅里的饭都弥漫着腊肉的香味。

三

1966年，父亲保留党员、干部身份，下放到孙埠公社一个生产大队挂职担任大队书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国家还没有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说白了是吃大锅饭，农民叫公社社员，挣工分，每天集体上工、集体放工，个人不能单干。

有一年腊月，兴修水利，挑方土，“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年饭再动手”，声势大得很。

一日三餐，人们在工地上埋锅做饭。

父亲尽管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也像年轻的社员一样，手握铁锹奋力将泥土铲进箩筐，然后将泥土挑到大坝上。

父亲是老党员，又是大队书记，再苦再累都要带头，从不叫一声苦。

有一次，由于过度劳累，眼一黑，从河堤上摔了下去。

那天，我放学回到家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我愣住了。

母亲轻声对我说:“你爸爸昨天晕倒了，是别人送他回家的。”

父亲把我叫到床边，说：“我现在大便是黑色的，我听人说大便黑色的，是内脏出血，估计我要死了。”父亲停了一下说，“你不用怕，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最后也会死。我死之后，你要听你妈妈话，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要给我们乐家丢脸。你……你听到了吗？”

我连连点头。

下午，父亲认认真真洗了个澡，穿上那套干干净净的衣服，脚穿一双平时舍不得穿的黑色皮鞋。

父亲说：“现在你陪我去理个头发，刮刮胡子。死也要死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父亲腰板挺直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感觉父亲就像一条视死如归的硬汉。

理完头发，刮完胡子，父亲就住进了医院。最后检查出是胃部大出血，需要马上转移到县医院。经过抢救，父亲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担任了公社上山下乡知青领导小组组长。这个职位要是放在今天就是一个肥差。分管知识青年的升学、参军、招工、招干，想巴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可权力大，陷阱就多，栽跟头的人自然就不会少。

父亲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我记得他在办公室大门后面贴着一张法院的布告，上面都是各地被枪毙的知青干部。他们要么贪污收贿、要么奸污女知青。

“下放知青是高压线，一碰就触电。”父亲说。

那布告上用红色毛笔勾掉的名字，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约束自己、警醒自己。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父亲从不敢收受别人的礼物。为了杜绝送上门的烟酒糖衣炮弹，父亲狠心把烟酒全部戒了。

“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空子给别人钻，看他们拿我有什么办法。”父亲说，“人要有毅力，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不良嗜好都可以戒掉。”

一次，我到同学家去玩，同学的哥哥是插队知青，他妈妈对我很客气，问：“你是公社乐干部的儿子吧？”

我点点头。

同学妈妈又问：“你爸爸是管知青的干部，怎么不让你姐姐回城，给她安排工作？”

我赶紧说：“我爸爸不像别人家的爸爸那样为子女费心，他反对搞特权。”

“是这样啊，明白了，看来干部和干部还真不一样。”

临走的时候，同学妈妈还送给我一包大白兔奶糖。

我摇摇头：“谢谢阿姨，我不要。”

“你第一次到我家来，阿姨给你的礼物就收下吧。”

同学妈妈的话让我受宠若惊，只好说：“谢谢阿姨。”

回到家后，父亲大为恼火。

“你怎么能随便接受人家的礼物？”

“我没有！是同学妈妈硬塞到我口袋的！”

“哪个同学？”

“就是……”

我说出了同学的名字。

父亲想起了这个同学妈妈的儿子是下放知青。

“你干嘛接受人家的礼物？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父亲从墙角拿起一根扫帚条。

我无比委屈地说：“人家是真心真意给我的，不是我跟人家要的......”

“你还敢狡辩！”

“你要是生气，我现在就还给人家。”

父亲想了一下，转身打开墙角放鸡蛋的坛子，取出20个鸡蛋放进篮子里，说：“礼尚往来，咱们哪能白收人家的东西，你把这20个鸡蛋送给人家，马上就回来。你记住，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

我不情愿地拎着篮子转过身，往门外走。

父亲大声喝住我：“快去快回！”

父亲性格坚强，但脸皮很薄，从来不向单位提出要求。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工资52元，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工资没涨一分钱，但他从不抱怨,也不向单位开口。

我们家六口人一直住在十几个平方的屋子里，母亲多次哀求父亲向单位说说，希望分到稍大一点的房子，毕竟孩子们都大了，实在不方便。父亲哪里能张得了口？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初，我们家才搬出那个住了多年的小屋，分到稍大一点的房子。

四

1963年的秋天，一天深夜，父亲被母亲的咳嗽声惊醒。

父亲问：“要不要上医院看看？”

母亲止住咳，用手捂住胸口，脸色十分苍白，说：“可能是最近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父亲见母亲的痰中带血，顿时吓了一跳，问：“你怎么吐血啦？”

母亲平静地摇摇头，安慰父亲：“没什么！咳一点血出来，胸口就好多了，不然闷得太难受。”

“不行，明天一定要带你到医院去检查。”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去医院。”母亲坚持道。

“不，明天你一定要跟我去医院！”

母亲只好点头同意。

第二天，下着小雨，父亲和母亲匆匆赶到芜湖市弋矶山医院。

父亲帮母亲挂了个胸外科专家门诊。医生详细地询问了母亲的病情，又拿听诊器为母亲认真听了一遍，最后建议先去拍张胸部X光片。

趁着母亲拍X光片的间隙，医生轻声对父亲说：“你爱人看来病得不轻啊！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

半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

当大夫拿着X光片报告单向父亲走来时，突然一道闪电从窗外射进来，接着是一声沉闷的雷声，父亲下意识地感到这不是个好征兆。但父亲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对什么样的困难甚至灾难都面无惧色，坦然面对。

化验结果出来了，母亲得的是胸膜炎、胸积水，胸腔已经化脓了!

趁着母亲不在的时候，父亲双手紧握住医生的手，恳求道：“医生，我爱人才26岁，请你无论如何也要治好她，我们一家人不能没有她啊!”

医生表示无能为力，说：“这种病没得救了，即使要救，也要动大手术，要花很大一笔钱，就算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治好。”

父亲说：“医生，求求你们，一定要救她。钱，我会想办法。”

医生摇摇头，说：“这不是一点钱，要好几千块钱啊。”

爸爸一听，急得拍着胸脯表示：“请相信我，我一定筹到钱。”

奶奶在一旁插话说：“人命关天，救人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父亲冲奶奶点点头，又对医生说：“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他妈。医生，请你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钱，我们这就回去想办法。”

医生又说:“万一下不来手术台……怎么办？”

父亲说:“你们尽力抢救，即使出现意外，我没有怨言。”

父亲的话给了医生抢救母亲的信心。医生用手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竖起大拇指：“你放心，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职，我们会尽力的。”

父亲筹集医疗费的事情本来是瞒着母亲的，不知怎么，母亲还是知道了。一天，母亲悄悄地从医院溜出来，来到河边，准备投河了结生命，以此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就在母亲要投河的时候，父亲飞奔而来，一把拉住母亲，母亲呜咽着：“让我死吧，让我死吧，我的命不值那么多钱……”

那一晚，全家人都在呜呜地哭，只有父亲没掉一滴眼泪，他咬咬牙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听着，无论遇到多大灾难，都不要放弃生命，你们的生命不仅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自杀是自绝于人民，是犯罪！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古人常说，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闯过去就好了！”

为了筹集医疗费，父亲除了向单位借钱、向同事借钱，还凭着他的忠厚、善良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父亲在本子上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某某，10元；李某某，20元；王某某，30元……时间不长，父亲一下子瘦脱了形，头上增添了不少白发，好似老了10岁。

终于，医疗费筹集齐了，母亲也被推进了手术室。

父亲不安地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里，父亲没吃没喝，由于心急，满嘴起了水泡！

“吱呀”一声，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高兴地说手术很成功。医生的话让父亲很宽慰。

母亲活了下来，然而胸部少了两根肋骨。母亲在住院期间，父亲一直陪护在母亲身边，给她熬药，给她喂饭，给她擦洗身子，等着她慢慢好起来。

父亲跑前跑后地照顾母亲，让与母亲同病房的病友大发感慨：“多好的丈夫啊！嫁人就要嫁这样的男人！”

母亲这次手术花了3000多，那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啊！那个时候，我们那里供应的大米七分钱一市斤，鸡蛋三分钱一枚，一斤上好的纯农家猪肉，也不过七毛三分钱。在城里盖三间青砖大瓦房只要两千块钱，可想而知，3000多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是什么概念。

3000多块钱，仿佛一座大山压在父亲的肩上，为了救母亲，父亲豁出去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卖掉了。父亲用了整整20多年的时间才全部还完。要知道，这20多年里，父亲从来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他省吃俭用就是为了早一点还清债务。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还债的故事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从父亲那慈爱的目光里，我读懂了一种博大的亲情，一种升华的爱！父亲让我懂得，一个男子汉内心能有多么强大，他把一个丈夫对爱的理解和责任推到了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