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发展中的作用
——以武昌利群书社为例

丁 毅

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至中国后，并非即刻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而是经过其自身的实践和思考后，才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重要作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着非凡的社会活动经验。为探索国家出路，他们经历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洗礼。通过开展创办杂志、组织青年团体，发展互助社、工学团等实践活动，他们投入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以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最终走上了在中国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目前学术界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较多，但大多集中于探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刊物、进步社团等实践活动的研究上。创办书店也是其中重要的社会实践，但关于书店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变历程中所起作用的探讨，当前学界鲜有涉及。本文以武昌利群书社为例，探讨书店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发展中的作用。

一、利群书社创办的缘由及其发展

利群书社是由“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恽代英于1920年创办的。早在1917年，恽代英就有了建立团体组织的想法。1917年1月14日，他和中华大学同班好友冼震讨论创办“Our Club”组织，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一、别致（不俗），哲学的。二、简约（不奢），经济的。三，合理（不乖），科学的”。［1］然而，该团体虽曾组织几次活动，但成效不大。1917年8月，恽代英被邀请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在江西庐山组织的夏令会。在庐山期间，除了游览名胜、增加阅识之外，恽代英以“结识异方友人”“考察基督教之真意义”［2］为宗旨，积极和青年会人士交往。而传教士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以及每日自省的习惯给恽代英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让他“身心均受夏令会之益”［3］，遂发出“吾等每有立志，故不知三省，则久之而此志若存若亡矣”，并决定“仿曾子三省吾身之法”［4］的感慨。是年9月，恽代英回到学校之后，和余家菊、冼震等人商议，要在中华大学效仿青年会，建一学生组织“好学生社”。然而，由于相关人员意见并不统一，该会没能如愿创办。但恽代英并未灰心，同年10月，他和黄负生、梁少文、冼震等好友议定创办“互助社”。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在自助方面，要求社员“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5］互助社社员以自身为根本，影响和带动周边好友和同学，先后又组织起“辅仁社”“日新社”“新声社”“健学会”“仁社”等多个团体和组织。其中，林育南、黄负生、余家菊、刘仁静等都是其会员。而这些会员，大多成为参与和组织利群书社的骨干力量。

1918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应校长陈时的邀请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由于此前恽代英经常在《新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上发表文章，并和杂志主编陈独秀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华大学创办的启智图书室的基础之上创办了书报代售部，以让更多的学生知道世界最新政潮及思想，这一举措受到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此时的恽代英积极关注国内思想动态，对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互助主义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他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6］

1919年末，王光祈发起成立工读互助组织，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众位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大力支持。北京率先建立工读互助团，其后天津、上海等地也群起响应。而在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前夕，王光祈即写信给余家菊以及恽代英，“盼望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7］工读互助团的做法和恽代英设想的互助社都是试图通过对个人的改造来达到整体社会改良的目的。因而当恽代英接到信之后，就开始积极筹备创办工读互助团组织。他决定在武昌做两件事情：“一、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二、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以及西书、国货的商店。”［8］

1920年1月，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教职，专注从事这份新事业。恽代英从伯父处获得捐助20元，加之启智图书室获利的35串钱，组成了利群书社的早期启动资金。在租得武昌横街头18号（今民主路）作为利群书社的社址之后，恽代英和互助社同仁一块清理、装修房子。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帮助，如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就专门送去桌椅以及营业书架。1920年2月1日，利群书社正式开始营业，主要成员有恽代英、廖焕兴、林育南等。

利群书社的创办是恽代英对工读互助主义理念的一次尝试，希冀能够凭借局部的改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转变。可是，工读互助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乌托邦”色彩使得这一切不过是恽代英的一个“未来的梦”而已。1921年6月，湖北军阀王占元发动兵变，几颗炮弹便将恽代英辛苦创建的利群书社夷为平地。工读互助的梦因而就此破碎。在武昌利群书社毁于兵难之后，以恽代英为首的社员于1921年7月16日到22日间，在浚心小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组织改组为共存社。是年，得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恽代英即号召共存社社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团队完成了从乌托邦色彩的工读互助团体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变的过渡。

二、利群书社的社会实践活动

利群书社的社会实践活动多样，经同仁商定，书店参与经营多种营业项目，如食堂、洗衣、印刷、贩卖书报等，并制定了周密的经营计划，以营业收入维持新生活。同仁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学习、工作，并且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凡在社内居住者，必须遵守公共安宁及幸福，必须遵守规定时间作课及服务。每天讲课的时间为上午8—12时，下午1—5时，晚上7—9时，在此期间，无论何人不得喧扰”。另外，每个成员都要奉献，轮流烧火做饭以及到市面服务。他们白天经营书店，出售报刊，为读者服务，晚上集中在楼上半小时开店务会，半小时开修养会。［9］总之，利群书社的社会实践活动多样，他们主要开展以下三种社会实践活动：

（一）售卖先进杂志，促进新文化思想在武汉地区的传播

从成立之日起，利群书社便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介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经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格斯（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共产党》等。利群书社创办后成为武汉地区进步青年交流和阅读新思想的桥梁，如肖楚女和施洋因为有了在利群书社的学习，才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董必武以及陈潭秋等人也都是利群书社的常客，如刘仁静等人即言“利群书社开始和董必武、陈潭秋没关系，通过送报接触了”［10］。这些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传播及影响范围。

（二）创办杂志，编发稿件，共同探讨如何改造中国

利群书社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互助》《我们的》等杂志，利群书社同仁将自己的思想、行踪等在这些杂志上发表，除加强同仁间的了解外，也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的传播。如互助社成员刘仁静到北京大学求学后经与李大钊等人接触后，逐步改变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转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就此问题亦曾与恽代英辩论一个月，甚至提出要在暑期和恽代英等利群书社同仁开展“社会主义的辩论大会”。［11］林育南到北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后，也逐渐改变了对互助社、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看法，并表达出“共同生活不能实现，亦觉实现无必要”［12］的观点，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在一封给恽代英的信中，林育南对其文章《未来的梦》中的不妥之处也提出了批评：“‘一方用实力压制资本家，一方用互助生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这种理想是很好的，但照我们所取方法去做，是不可能的。”［12］

（三）积极与外界联络，成为武汉地区进步青年的对外联络点

利群书社通过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的业务往来，和北京、上海、湖南等地方的进步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恽代英等人本身就是《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作者，后来开始代销杂志，与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联系即逐渐密切起来。而利群书社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的联系也极为频繁，除了业务合作之外，利群书社更是文化书社向外埠订购书刊时的信用介绍单位。此外，利群书社主要成员余家菊、陈启天等亦受邀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担任教师。另外，利群书社还通过编辑《互助》《我们的》等杂志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进步社团的交流活动。

显然，利群书社不仅对新思想、新文化在武汉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武汉地区的文化事业特别是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当恽代英得知美国杜威博士到中国访学的消息之后，就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赴沪迎接杜威北归时，过武昌到中学来“作一天盘桓”［13］。当1920年11月上旬，杜威、蔡元培一行来到武汉讲学的时候，利群书社在《汉口新闻报》发表文章《劝大家欢迎杜威》，提出“当代实验主义的巨子德谟克拉西的明星，湖北人不愿亲聆他的言论，不愿承受这种精神么？”［14］的主张，希望武汉地区的青年、湖北人民热情欢迎杜威的到来。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杜威曾应利群书社的邀请，作过一次讲话，并与社员交谈，由恽代英担任翻译。［15］另外，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健将来武汉讲学时，大都和利群书社有所接触，这也说明了利群书社承担了作为中国进步青年思想交流的联络点的重要使命。

三、利群书店对恽代英等人思想发展的作用

从1917年创办工读主义的互助社到1921年成立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在短短的几年多时间里，恽代英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一段时间内，利群书社开展的了丰富的文化宣传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恽代英思想的发展与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大略来看，在思想转变方面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利群书社经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和互助理论的不足。利群书社作为践行工读主义的组织，希望通过小组织的改良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改良，因此他们采取共同生活的方式，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但是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也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首先便是经济上的，“经济状况始终不景气，平均每日七八串钱，出入勉强敷衍”。［16］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共同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利群书社同仁只得另寻出路，或升学或到其他地方任教。其次，利群书社要扩大影响，要走出去，必然不能实现“共同生活”：“再个人因有特别职业的关系，或往外宣传主义及联络同志，决不能把我们的人都聚扎一乡村或一城市。所以从前所议的共同生活是不能实现的事。”［12］最后，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越来越多，利群书社同仁已经逐渐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不足，如蔡和森曾给毛泽东写信说道：“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虽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到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17］且李大钊等人开始动员发动工人阶层的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与无政府主义的改良论、个人中心是相抵牾的，因而产生了一系列论战。恽代英带有明显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未来的梦》一文，不仅受到刘仁静、林育南等同仁的批评，也遭到陈独秀的批评：“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18］这些也都对恽代英产生触动。

第二，在利群书社的经营过程中，加深了同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认识。如前所述，利群书社是武汉地区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期刊的重要阵地，也是团结和接收马克思主义思想进步青年的场所和重要联络点。在利群书社的经营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利群书社同仁内部得以传播。加之刘仁静、林育南等在北京积极接触和参与马克思主义学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也在利群书社成员内部开展。此外，恽代英还翻译了《阶级斗争》一书，作为《新青年》杂志社组织的“新青年丛书”中的一种正式出版。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恽代英与利群书社其他成员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深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认识。

在实践方面，为呼应《星期评论》杂志，利群书社成员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杂志，将其所学习和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武器分析解剖社会问题，并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的观点等；通过开办利群毛巾厂，以真实的经济活动来加深对社会疾苦的了解，加深对社会阶层对立的认识，深入到工人阶层，与工人阶级建立广泛的联系。

在利群书社的组织运营过程中，恽代英以“一息尚存，永矢勿谖”的精神自励，作文宣传进步思想，组织社团团结进步青年，在武汉乃至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群书社成立之初只是恽代英试验工读主义的场所，然而它却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湖北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一个社团，而且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一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是武汉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19］，这与利群书社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对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等进步青年创办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进步人士中的接受历程，让更多有识之士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是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