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叙事中的“小人物”与“大情怀”
——从人物视角读长篇小说《家山》

夏惠慧 张建安

王跃文新作《家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 年12 月出版）被誉为“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这部长篇巨著浸润着作者对故乡大湘西地区的深厚眷恋以及对上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社会沧桑变革的入微观察和沉静思考。小说以中国南方村落“沙湾”为基点，以该地陈氏家族五代人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胜利以来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借由一村一隅、一人一事的现实悲欢和命运离合，生动描摹出近代中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族抗争史。

一部《家山》，数百位父老乡亲，数十幅典型肖像，印拓出半个世纪的历史车辙，我们不妨从这些“小人物”着眼，细细探看王跃文藏于心、担于肩、诉于笔的“大情怀”。

一、人物关系、亲缘谱系中的家族传承情怀

《家山》原定名《家谱》，原型是王跃文湖南怀化溆浦老家王氏族谱中记载的故事。小说别出心裁地在扉页之后专门附置一张“主要人物表”，从中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其中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可以快速判断出故事的核心人物应该是来自表中多次出现的“陈氏家族”；而除陈家以外，图中出现的朱家、刘家等，则以姻亲关系和陈家产生联系。在尚不知晓所有人物恩怨情仇的前提下，读者可以抢先了解这种“家族叙事”的大致轮廓，对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形成更立体的认识，而这种类似于家谱的具象表达，也恰恰印证了王跃文根植于乡土血脉的灵感来源——《家谱》源自“小家”，但《家山》包容“大家”。

（一）姓氏亲缘里的纠葛与冰释

1.陈家与朱家——沙湾内部的“较量”与“融合”

乡土中国是讲究“血缘”的，尤其是当血缘关系形成“宗族”势力之后，对乡间社会的人际格局、资源配置方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对沙湾而言，陈朱两姓的“血缘亲疏”无疑直接导致了村内宗族势力的“此消彼长”。

进入叙事进程后，作者将沙湾历史沿革娓娓道来，其中的人物关系和亲缘谱系愈发明晰：沙湾最早是朱家地盘，有个在沙湾做工的陈姓后生娶了朱家女儿后，陈家才慢慢在沙湾开枝散叶，后来陈家人丁兴旺，朱家代代单传，沙湾终于变成陈家天下，朱家则仅剩朱达望一家尴尬地留守在朱家弄子。陈朱两姓的历史渊源也为两个家族此后长期的“不睦”埋下种子。

故事开篇，朱达望酒后假冒陈家人惹是生非，嬉辱戏弄舒家幼童，为沙湾和舒家坪引来一场无谓的“血战”。朱达望在沙湾是“单门独户”，对陈家也素有怨怼，然而在面对邻村舒家坪的“外人”时，他又自称“陈家公公”——也许是陈家在沙湾一带名声响、势力大，他下意识地“狐假虎威”；也许是他在村里吃了亏受了气，只想惹点是非让陈家不得安生；又或许是两种心态兼而有之。这场陈朱两姓间的龃龉，意外加深了陈舒两族间的“世仇”，朱达望这个导火索不会料到，这场起于口舌、收于命案的乌龙官司，居然会使自己一家今后几十年在沙湾落人口实、受气遭欺。

陈朱两家的恩怨，既有陈扬高对朱达望的睚眦必报、步步紧逼，也有陈扬卿对朱家后代的悉心教导、大力扶持——特别是随着朱家“文武双全”四个儿子的成长，尤其是朱克文在村里、乡里、县里不断崭露头角，陈朱两家眼看要“风水轮流转，朱家兴了陈家败”。然而作者匠心独运，偏偏又一次让“陈姓后生”和“朱家女儿”喜结良缘，而且恰好是“老冤家”陈扬高的儿子和朱达望的女儿这桩啼笑皆非的联姻，使得陈朱两家虽未“尽弃前嫌”，但终能“相安无事”——沙湾陈朱两姓纠葛多年的恩怨，在历经数代之后，再一次通过“血脉相融”的形式，达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诗意和解。

2.沙湾与舒家坪——资源争夺中的“大义”与“小情”

盘踞在乡土中国的“血缘宗族”不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力量变迁，更是对土地、水源等有限的生产资源进行“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在“血缘关系”与“宗族利益”产生矛盾冲突时，“宗族”是凌驾于“血缘”之上的——同一宗族之内，必须紧密团结、一致对外；不同宗族之间，则以械斗等形式争夺资源、确立相对优势地位。

作为相邻的两个村，沙湾与舒家坪“积怨已久”——从明朝以来，两村为争青龙坝的水，纷争不断，动辄刀刃相向。小说开篇看似荒唐的“争闲气引命案”，实则是长期积怨的一次爆发。两村斗殴导致四跛子被迫砍杀亲外甥，血脉之情、乡亲之谊随之破碎殆尽。在两村、两姓的争斗中，青龙坝的水是“根子”，资源的稀缺性也让沙湾和舒家坪的争斗更像是一场难解的“死局”，而沙湾的四跛子和嫁入舒家坪的姐姐一家则成了其中可悲的牺牲者。

陈舒两姓械斗，看似两个家族之间捍卫“是非对错”的“大义”，实则是宗族势力之间，凌驾于血缘亲情之上的，源于资源争夺的“对抗”。这种“大义”让两个村子血气方刚的青壮年劳力义无反顾真刀真枪上阵搏杀，四跛子那来自舒家坪的外甥，刚给舅舅拜过年，就“使命召唤”般加入舒家坪“寻仇”大军——尽管他和陈舒两姓都是“血亲”，但因分属不同“宗族”，导致他口口声声“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几次三番对四跛子下死手，当舅舅的反复躲劝未果，只能痛下杀手，骨肉至亲的“小情”败给了两姓宿怨的“大义”，或者说，“宗族之争”战胜了“血缘亲情”。

四跛子防卫杀人，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沙湾和舒家坪的积怨却更深了。“舒家输了官司，族上在祠堂焚起香哭祖宗，发下毒誓，世世代代不得同沙湾陈家对亲：舒陈对亲，绝子没孙！”四跛子和姐姐一家饱受痛苦折磨，他们是宗族“大义”的受害者，却也是血缘“小情”的坚守者——打断骨头连着筋，四跛子杀了亲外甥，两口子索性将自己新生的儿子赔给姐姐一家。这种看似荒唐的“赔偿”，却是最朴素的亲情救赎——两家人重新变为一家人，“骨肉就是骨肉，哪里打得散”。

3.沙湾与竹园——强弱悬殊中的“施舍”与“帮扶”

都是邻村，如果说舒家坪是沙湾的“死对头”，那么竹园就是沙湾的“穷亲戚”——“沙湾铁炮一响，竹园叫花子开抢；沙湾死人打丧，竹园叫花子讨汤”。这种整体实力上的“天悬地殊”，反而使得沙湾和竹园可以凭借“姻亲”相安无事，而少有“宗族”之间的不休纷争。

不可否认，竹园地不肥，又多天水田，灌溉条件不好，导致收成不好、生活困难，加之“地方气”不及沙湾，好逸恶劳、坐享其成的人比比皆是。长期的勤惰有别，使得竹园人心安理得享受沙湾的“施舍”，这也让娘家在竹园的佑德公妻子福太婆心酸又心痛。

事实证明，仅靠“施舍”是帮不了竹园的，而且这种“无偿输血”还容易助长歪风邪气。福太婆娘家侄子死后，留下的孤儿寡母守不住偌大家业，饱受欺侮，只能跑到沙湾求救，幸得陈扬卿和陈有喜等人相助——扬卿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帮助竹园旱地变良田；有喜入赘刘家，打理家业团结邻里造福乡亲。从被动“施舍”到主动“帮扶”，沙湾助力“穷亲戚”竹园摆脱落后、迈步向前。而在暴雨洪涝席卷沙湾，全村农田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有喜等人代表竹园挺身而出，慷慨借粮“反哺”沙湾，当初善意的赠予终于得到了充满感恩的报偿。

（二）家族派字中的坚守与传承

1.世代相传的家风家训

“沙湾陈家自祖公老儿起，分作五房。……敬远公手上第三回修家谱，派字往上数五代，往下排到三十二代。叫作：福贵昌隆，家声远扬；修齐有本，锡庆延长；怀组崇善，世代辉煌；威振华汉，烜耀东方。”

对于年轻读者，特别是那些缺乏乡土生活经历的读者而言，《家山》中的陈氏“派字”无疑是一种家族传承的展示，特别是昭示在“派字”中世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既有先祖们穿越时空的热望与期盼，又有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这是沙湾陈家人的坚守，又何尝不是世代中国人的传承。

2.时移世易的深情回眸

长期生长在沙湾的陈家人，为子孙取名大多自觉沿用“派字”，而更多背井离乡、去往更大世界的陈家人，许是深感时移世易，很多人不再按“老规款”取名，但子孙后代的姓名始终承载了父辈、祖辈经历沧桑变迁后的回望与感怀——既有对故土家乡的眷恋，也有对幸福生活的祈望。

以乡贤代表佑德公一家为例，其远离沙湾、在外发展的孙辈和重孙辈的名字虽未沿用“派字”但仍含有勤俭持家、认祖归宗之意，例如“本朴“本俭”“念梓”“思宗”“念宗”等。而相比之下，长期在沙湾本地生长，始终与田土打交道的陈家人在给后代取名时，除继续沿用“派字”之外，更倾向于使用“吉”“康”“龙”“仙”等彰显质朴期盼的字眼。

二、人物塑造、典型形象里的爱国报国情怀

《家山》中主要活跃着陈家五代人：目前“班辈”最高的是“远”字辈陈远逸（逸公老儿）、陈远达（达公老儿）、陈远放（放公老儿）等人，其次是“扬字辈陈扬卿、陈扬高、陈扬甫、陈扬屹等人，再次是“修”字辈陈修福（佑德公）、陈修根（村长）、陈修权（四跛子）、陈修碧、陈修岳等人，从次是“齐”字辈陈齐美（劭夫）、陈齐峰、陈齐树（知根老爷）、陈齐岳（梆老倌）等人，最后是“有”字辈陈有喜、陈有仙（五疤子）等人，此外还有以陈贞一、刘桃香（乡约老爷）等为代表的沙湾女性，可谓群星闪耀、熠熠生辉。

（一）精神领袖佑德公的“仁义”：从“良民楷模”到“带头抗欠”

1.乡绅大户，德高望重

佑德公一家是沙湾的“高门大户”，有田有山有房有产，住在村里两座窨子屋中的一座，家里还有一口“娘井”和一口“儿井”，井水冬暖夏凉常年不断，佑德公和福太婆育有一子三女，还将孤儿有喜作为孙子抚育，家中人兴业旺，堪称县乡楷模。

不同于许多乡土文学中塑造的“地主恶霸”佑德公是沙湾的精神领袖，虽然按照“远扬修齐有”的辈分排序，他是陈家“中不溜”的修字辈，但几十年做人做事的好口碑，让他成为实打实“德高望重”的乡绅乡贤，整个沙湾乃至全乡、全县重要规制的制定、执行，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无一不请他出山坐镇。

特别是在“转移红属”事件中，他果敢决策，勇于担责，不怕牵连。在白色恐怖肆虐的环境中，信任地下党齐峰的消息和判断，为营救村里十一户、五十多口红军家属免遭国民党疯狂屠戮，他连夜筹划部署、调兵遣将、周密安排，将红属迅速转移到自家凉水界山庄避难。相比其他村庄被血洗，“全县到处都在杀红属，已杀了四个月……一共杀了红属两百七十五人”，如果不是地下党和佑德公等仁义之士及时出手，全县受害的父老乡亲只怕有一两万人。

2.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佑德公以“德”著称乡里，但他绝非“愚善”，反而最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为人办事既古道热肠、乐善好施，在需要精明算计的地方也非常“拎得清”，并不一味地“睁只眼闭只眼”。

在开篇的械斗血案之后，沙湾因过年舞龙灯要借道舒家坪，保长扬高冲动冒进、有勇无谋，力主舞龙灯的队伍人人带刀上阵，名为防身实则挑衅。佑德公眼看苦劝无果，只能自己私下拜访舒家坪的桂老儿，由他们两位老者暗中发力，防止两村青年再起冲突。一场风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佑德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不仅不居功自夸，反而“不想让人晓得他去舒家坪拜访过桂老儿”，就怕“扬高会觉得没面子”。

佑德公家中开有抱棚养鸭卖鸭，常年雇人卖鸭仔，也有不少人上门进货，完全可以大门不出轻松做买卖。但佑德公和有喜两人始终坚持隔三岔五亲自挑担，走街串巷赶集卖货，看似浪费人力效率低下，实则是为了密切掌握鸭仔行市，“你自己晓得行市，人家怎么交账你心上就有数了。”这样一来，哪些人可信可靠，佑德公了然于心，看似“不拘小节”，实则“明察秋毫”，难怪连女儿贞一都要感叹“我爹还是个老狐狸啊”。

3.尊古守正，破旧立新

“尊古”但不“泥古”，“怀旧”却也“立新”，这是佑德公最具魅力之处。他身体力行“耕读传家”，几十年始终坚持亲自“犁田、耙地、箍粪桶、打草鞋”，同时教子女读书明理，支持他们外出见世面、挣前程。虽然他曾经也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对劭夫投军吃粮耿耿于怀、忧心忡忡；担心社会动荡，不放心贞一离家求学。但在沙湾年纪较长的一群人里，佑德公算是难得的“新进”了，他始终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真的变了”，并且在社会动荡巨变的浪潮中能够自觉地与时俱进、破旧立新。

尊古守正的佑德公几乎是当了一辈子“顺民”“良民”，他带头遵守公序良俗，维护乡间朴素的公平正义，德行堪称沙湾楷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每年自动自觉“自封投柜”，从不拖欠税赋的榜样标杆，在洪灾毁田无收、衙门强征税赋时，痛斥苛政，敢于斗争，“带头抗欠”。

佑德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也是沙湾“仁义”的化身，他不是迂腐守旧的封建卫道士，也不是冥顽不灵的宗族大家长，他关心时事，同时也心系乡里，他愿意带头遵规守纪，也敢于率先对抗不义，面对种种复杂的政治局势，他没有过多纠结思虑、权衡利弊，始终秉持“仁义”二字，这无疑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中国乡土精神领袖。

反观沙湾其他年纪大、辈分高的陈家人，无论是前清举人，辞任知府，淡泊名利，仗义疏财的逸公老儿，还是守旧顽固、尖酸吝啬、精于计算、知恩不报的达公老儿，又或者是一身武艺、愤懑憋屈，怀古念旧、孤僻硬棒的放公老儿，这些亲历旧时代、习惯旧规款的人，还能像佑德公一般，不带成见看待新事物，放下身段拥抱新浪潮，坚毅勇敢承担新风险，实在难能可贵。

（二）实干兴乡陈扬卿的“侠义”：从“作壁上观”到“胼手胝足”

1.留学日本，“恃才傲物”

陈扬卿是以一种“异类”的姿态在沙湾舞台登场的。他家三兄弟都在东洋读过书，扬卿年纪轻轻从日本留学归来，在陈家班辈又高，村里许多人都是他的孙辈甚至重孙辈，但他“除了尽孝便是读书，别的万事不揽”。

这样一个“闲云野鹤”，在一开始却并不显得平易近人，甚至有些“恃才傲物”之嫌——他和同住一个窨子屋的叔伯兄弟“没讲过几句话”，光读书不成家，每天在村里背着手散步也不理人，一年到头鞋不离脚从不赤足，冷天穿皮鞋、热天穿和服木屐，和沙湾全村格格不入。

2.深恶民愚，难启民智

扬卿最初表现出对村中人事“冷漠疏离”，并非因为对故土乡亲没有感情，相反，正是因为他对沙湾、对乡民爱之深，面对无谓的争斗和蒙昧民风，才会更感“痛之切”。

在沙湾与舒家坪的械斗中，他不仅不愿参与出力，从头至尾“作壁上观”，在佑德公恳切相邀、请他发言时，他还痛斥沙湾人“自古讲诗书传家……哪个屋里没有几本老书？如今书都不读了，逢打架就把书绑在身上当甲胄！……为一句话就打架打出人命，我听着是个笑话。倘有外敌入侵，你们敢刀刀枪枪上阵杀敌，算你们有本事”。他常年坚持写日记“只记所见所闻，不记所思所感”，但在械斗血案发生后，他还是忍不住写下“乡民愚昧，可叹可悯”的感慨。

3.水利兴乡，无私办学

最早令扬卿重新审视沙湾、重燃奋斗热情的，是“马日事变”后新上任的县长李明达——“我们不能等到天下太平才做事，而要为着天下太平去做事……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此后，扬卿打背包、着草鞋、提长剑，不辞辛劳跑遍全县，克服万难在竹园修建红花溪水库。他充分利用自己水利高才生的优势特长，“把设计师、造价师、施工经理、质量监理都做了”。红花溪水库“既是饮水工程，也是泄洪工程”，为竹园乃至周边多个村庄破解了灌溉难的发展困局。

“沙湾挨近县城，算是稍为开化的地方，却仍是愚昧。”扬卿深感民众教育任重道远，李明达离任前与他交心，“沙湾还没有国民小学，你若有心，要动员乡亲办起来。”扬卿“久有此意”，于是又义不容辞承担了办新学、建村小的重任，他自认“我们都是极平凡的人，多为乡下这些孩子们发发光吧”。在办学育人的过程中，他不仅邂逅了自己相伴一生的贤妻史瑞萍，还为沙湾培养出了朱克文、陈修岳、陈修碧等新一辈能人义士。无论是兴水利还是办村学，扬卿始终坚持不拿政府薪资——“做好了，向政府交差；没做好，也问心无愧”。

如果说佑德公是“仁义”的，那么扬卿就是“侠义”的——侠之大者，不计得失、不问前程，为国为民、肝脑涂地。他是游侠，游历中外，遍览苍黄心系生民；他是豪侠，结交诤友，一诺千金九死不悔他是武侠，利剑傍身，不惧险阻开山劈石。

（三）革命女性陈贞一的“情义”：从“救自己到“救家国”

1.离乡求学，解放思想

佑德公之女陈贞一的“自救”之路，从她观察自家窨子屋里一只结网的蟢子（小蜘蛛）开始——“我就是那只蟢子，只能守在自己的网子里，到老到死”。最初的她并没有太多心忧天下、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她只是不愿一生困守在乡间方寸之地，只是想到长沙读书，去女校见世面，就连向父母绝食抗争的手段，都是在外打仗、见过世面的哥哥劭夫教给她的。

离乡求学是贞一命运中的重要转折，在长沙周南女校，她接受新思想、审视新世界，反观沙湾则深感乡民“知道家谱，不知道国家，不知道世界”。剪着学生头、自己挑担回家的她甚至引起了乡间旧有观念的变化——乡亲们从不理解、看笑话，到逐渐接纳她、欣赏她，甚至姑娘媳妇都开始效仿她。贞一走出了沙湾，又将一股时代新风带回了沙湾。

2.关爱弱小，力倡放足

四跛子陈修权之妻、人称“乡约老爷”的刘桃香，临危受命上县衙替沙湾打赢人命官司，但就是这样一位乡间“女豪杰”，居然始终以自己的一双大脚为耻，心心念念要给年幼的女儿月桂缠足贞一听闻，心疼月桂，她深知缠足对妇女身心的伤害，专门上门劝说，无奈收效甚微。

透过桃香对缠足的执念，贞一敏锐察觉到，封建社会的旧风陋习并未彻底消除，于是她果断向县长呈文，力倡剪除缠足恶习，并建议借鉴经验对缠足者惩处、对放足者奖赏。虽然草包县长朱显奇最终将“全县放足大会”办成了一场民怨沸腾的荒唐闹剧，但贞一在这件事情中的细微体察、深入思考、勇敢进言，仍旧令人肃然起敬。

3.学医救人，从戎报国

从沙湾到长沙，从湖湘到中华，贞一眼见山河破碎、家国危矣，毅然决然学医从戎，完成了从“女学生”到“女义士”的蜕变，走上了从“救自己”到“救乡民”再到“救家国”的革命之路。

以贞一为镜，映照出沙湾女性群像：地下党、音乐教师沈瑞萍默默奉献，忠诚精干潜伏助民；乡约老爷、女中豪杰刘桃香，开新局打赢了官司，守旧俗耽误了子女；善良朴实、夫唱妇随的祖婆、福太婆、容秀、云枝等人，则始终相夫教子、奉献家庭。贞一与她们都是沙湾有情有义的好女儿，而贞一的“情义”更在于——不拘闺阁情，拼死力争、离乡求学；有感人伦情，心系弱小、力倡放足；寄身家国情，学医救人、从戎报国。

三、人物命运、乡村变迁中的自省自警情怀

中国自古讲求“文以载道”，王跃文自己在文学创作中也追求“讲一个好故事”“塑造出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提供思想积累”这三层境界，且他自己尤其看重第三层。他认为“民族的心灵应该在文学中得以呈现，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应该在文学中得到真实的展望”。

一部《家山》五十余万字，在各色人物各种命运走向、一个沙湾几度沧桑变迁之中，王跃文留下许多值得当代人自省自警的问题。

（一）从几任县长的频繁更迭，叩问基层需要怎样的领导者

动荡年代，各路势力轮番登台，老百姓眼见县衙几易其主：从明辨是非、为沙湾伸张正义的县长刘子厚，到心系县政、壮志未酬的县长李明达，再到笑脸逢迎、闹剧扰民的县长朱显奇，更不要说鱼肉百姓的乐输委员、新任乡长向远丰，强征民脂民膏、屠杀红属邀功的县长吴放……短短几十年，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通过历任县长的履新、主政、离任，或可窥见一斑。每任县长主政期间，或因政治立场不同，施政主张各异，但从他们是否能够如佑德公所言“不害百姓”，就能考察其从政的初心。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沙湾有幸，得遇李明达、杨远衡两人。李明达深知国难当头、积重难返，但仍能为一方百姓谋划：“县政之要，三件大事，曰水利，曰交通，曰教育，”“我县改良农业，首在兴办水利。”不仅如此，他还效法刘备三顾茅庐，成功点燃扬卿的报国情爱国志，在他的关注支持下，扬卿奋勇担责，全县水利规划终于渐成雏形。李明达走后，县衙多年不遇明主，扬卿却始终记得李明达“能做事时且做事，能做多少做多少”的瞩望，又挑起了兴办村小的重任。直至李明达的君子之交杨远衡到任，全县乡民终于迎来一线曙光——杨远衡继续担起李明达未完成的重任，全力支持扬卿兴修红花溪水库，同时还体察民情，尽量不以重税伤民。

诚然，“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李明达等历任县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基层管理者的缩影，但可惜的是“朱显奇、吴放常有，而李明达、杨远衡不常有”。立足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需要我们透过李明达等人，深入思考中国基层、广大农村究竟需要怎样“以民为本”“实干兴乡”的领导者。

（二）从五疤子痛改前非参军报国，求索怎样教育纠正问题青少年

五疤子陈有仙是“沙湾之耻”，他不尊老、不爱幼，不跟着他爹知根老爷陈齐树学文断字，反而四体不勤、赌博偷窃，不仅在沙湾不成体统，还专门跑到江东赶场偷窃被痛打示众。抗战抽丁之际，他更是多次有偿顶替并中途逃役，后期甚至纠集流氓无赖强行掳人入伍，赚取黑心替丁钱。

就是这样一个“糊不上墙的烂泥巴”，父老乡亲的打骂、国军练兵的磨砺都不能使他改过。提起他，乡亲们不胜其扰，他爹妈更是捶胸顿足。偏偏是常年在外带兵抗日的劭夫返乡养伤以后，五疤子居然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听了劭夫鼓舞乡民团结抗日的演讲，特别是感受到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不惧牺牲的英勇大义、大后方一致抗日的乡民们不计得失的拥军大爱——这些故事不是专门为他而讲，这些人也不是专门为他而来，但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真事”和勇立潮头的“真人”，让他完完全全信了、服了，也悟了、改了。

如何纠正引导问题青少年，这是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面临的一大教育难题。王跃文借由五疤子的故事，向我们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既不要墨守传统的“棍棒教育”陈规，也不能一味放任大搞“自然主义”新法，要真正秉持“立德树人”初心，从思想上解决“为何读书”“为谁奋斗”的问题——唯有如此，方可治病救人。

（三）从贞一落叶归根之旅，反省文化自信的根在哪里

革命女性陈贞一在沙湾“见自己”、在战中“见众生”，为自救她离乡求学，为救国她慷慨从戎。她自沙湾出发，辗转多地抗战，最后随部队流落台湾，历经重重考验，最终远隔海峡安家繁衍。她身在宝岛，却始终心系沙湾——那里有她的根、她的来路、她的归处。

《家山》的结尾，是贞一的“寻根”之旅——两岸“三通”之后，她迫不及待地倦鸟归巢，虽然子孙后代已在宝岛定居立业，但她还是选择只身返回祖国，“终老家山，不复漂泊”。中国人的家山，便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海纳百川，万流归宗。

王跃文在谈到创作初衷时表示：“《家山》不遵循单一线性叙事逻辑，也不注重简单的外在冲突，深描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抛弃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先验定义，回到原生态、日常和真实的生活，呈现一部社会生活史、乡村民俗史、民众繁衍史和时代变迁史……正像佑德公家娘井的水会流到长江和东海，沙湾村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都连着波谲云诡的时代和灾难深重中浴火重生的中国。”

家山乡土既是中华民族的风雨来路，也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家山》看似只写一村五代数十人，实则关涉中华百年大变革，沙湾作为近代中国农村的缩影饱经阵痛，涅槃新生，作者笔下的沙湾人更是曾在神州大地奋力挣扎、野性生长的中国乡土的真正主人，那些在“小人物”身上熠熠生辉的“大情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依然能照耀中华历史长卷，依然能带给炎黄子孙永恒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