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总体性”思想的当代运用
——论列斐伏尔的“都市空间”理论

闫 婧

当下，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已遭到普遍质疑，全球化不再被理解为均质的资本空间转移过程，而是一个多重权力关系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因而，从理论上把握这一进程的实质及其作用机制，尤其是民族国家在其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0 世纪初期，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从政治角度揭示了金融资本积累进程中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性，不过，从今天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成为列宁意义上的“食利国”，而是借助于金融资本进一步发展了其工业的优势地位。而在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图景的想象中，政治强力下的资本主义对其“外部空间”的占据与吸纳，使得资本积累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世界性的空间及社会的不平等趋势，“资本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一直被驱使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进行扩张……这是殖民主义政治，‘开发’政治和资本输出”。①罗莎·卢森堡、尼·布哈林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 页。但卢森堡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世界化的过程中，“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可以重复发生，这也是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内部民粹情绪高涨的原因所 在。

列宁与卢森堡的这两种理论路径都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世界化，把握为民族国家介入下的空间差异化及其社会不平衡发展进程，如今看来各有局限性。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未全面展开之际，已经预知到这一进程的不平衡性，以及国家以都市空间为机制推进这一进程的实质。为了阐明这一进程，列斐伏尔借助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后文简称《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构思，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都市化进程视为这一“总体性”构思的具体化，并拓展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列斐伏尔对全球化进程的实质及其空间机制的分析，对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的都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 源。

一、《大纲》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构思

《大纲》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文本。近年来，随着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大纲》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独特的理论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大纲》是研究《资本论》的“唯一的全方位的指南”②马塞罗·默斯托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 页。；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则发掘出《大纲》中“异化”思想的社会理论维度，其将资产阶级经济进程理解为一个“长期的创造‘社会本身’的过程”③同上书，第95 页。；列斐伏尔则特别强调《大纲》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构思，并借此把握了20 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危机中转型的必然性及其实 质。

“总体性”概念经由卢卡奇提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发展。在列斐伏尔看来，卢卡奇将对总体性的理解封闭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因此，列斐伏尔对“总体性”的理解“更接近于布洛赫而非卢卡奇，即总体性总是向未来敞开的”④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295.。“总体性”之开放的可能性则被深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之中，列斐伏尔问道：“今天马克思的总体性在什么地方被证明了？也许它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包含着差异和冲突的，以至于这一总体总是能够“立即重新获得并隐藏着活跃的矛盾”①亨利·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谢永康、毛林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 页。。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吸纳矛盾并获得新的发展，是列斐伏尔的总体性思想的要旨。在列斐伏尔看来，在《大纲》中，马克思基于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诸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及其关系的考察，以及对自然与社会、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等差异的考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所面对的矛盾关系的思考，因此，与《资本论》着力于对资本逻辑本身的论述不同，《大纲》发展了“一个差异化的项目，一个更富有成果的计划”②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49 页。。

在《大纲》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胎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事实。为了驳斥凯里和巴师夏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文第4 页。马克思阐明了雇佣劳动的历史前提：“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④同上书，第15 页。在资本主义萌发的过程中，资本促进了一些依附于土地的宗法关系的衰亡，使得农奴、贫民、无地农民、租地佃农等成为了“自由劳动力”，雇佣劳动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断言，土地所有制是孕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母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土地所有者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⑤同上书，第208 页。。

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期，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更为本质性的说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⑥《资本论》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6 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一个一经诞生就能够脱离“母体”独立运行的系统，从封建制解体到雇佣劳动形成的过程也不能被视为“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发生的最后一个完成步骤”⑦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李萍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 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与土地所有制这一历史前提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这种关系的辩证性表现为，“在作为整体发展时，把土地所有权既设定为自己的条件又设定为自己的对立面”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37 页。，换言之，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构成了资本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不断地获取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断言，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转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一个各种生产方式共存的有机系统，“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37 页。。在列斐伏尔那里，“都市空间”就是被资本主义的有机系统创造出来的新的器官或机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的构思，成为列斐伏尔理解20 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转型的理论基础。在列斐伏尔看来，法国68 运动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剧烈动荡，是一次普遍的都市危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都市化趋于完成的必然结果。快速的都市化的进程同时也意味着城乡差异的消失②都市化进程并非不可逆，一方面20 世纪70年代以后的郊区化以及近些年来的再中心化，体现的正是列斐伏尔所谓的都市发展通过自否定的形式，不断扩展的进程，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全球化导致的去都市化，例如底特律，这种现象实是全球资本主义中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前提几乎耗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结构严重失衡。列斐伏尔认为，列宁对马克思有关地租理论的阐释尽管鲜为人知，却对危机形成提供了独到的解释。列宁指出，俄国的地主与上层资产阶级联合而成的政府，对土地形成了双重垄断，除了对土地的资本主义开发进行垄断外，还“以财产权的方式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垄断”③Henri Lefebvre， On the Rural: Economy， Sociology， Geograph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2， p. 124.。通过土地改革使得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土地国有制转变，这一过程“彻底根除农奴制，摧毁土地占有的垄断，消灭绝对地租”④《列宁全集》第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 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土地所有制的障碍，使俄国资本主义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起来。列宁对俄国土地问题的考察，法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等发达国家都有体现，可以说，“20 世纪上半叶，农业改革和农民革命重塑了地球表面”⑤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p. 55.。列斐伏尔的实证观察证实了列宁的判断，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的生产中，这一举措既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到 来。

危机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了，“这种危机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世了”⑥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 页。。这里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并非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社会文化机构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对再生产的介入，而是列斐伏尔对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本质性把握。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不同民族间的展开与重构，“生产关系在‘世界性’的框架中并没有消失，正如其在一个总体性的‘生产方式’框架中依然存在一样”①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201.。列斐伏尔意指，如果全面都市化，也就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化，意味着发达国家内部资产主义所依赖的雇佣劳动的历史前提已经濒临极限，那么，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与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的不平衡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民族内部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化，重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及其“总体性”结 构。

鉴于国家在新的生产方式中的主导性作用，列斐伏尔称之为“国家生产方式”。在国家生产方式中，政治的确如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退出了经济与社会领域，但其转入了空间规划这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领域，因为，“空间规划处理的是‘流动性’问题”②Ibid.，政治通过对资本及其各类要素的“流动性”的操控，全面负担起发展经济的责任。因此，国家生产方式不仅不排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反它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创造条件，“都市空间”成为政治发挥作用的工具。借助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列斐伏尔发展了其空间拜物教批判，揭示出“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作为资本全球化的空间基础的意 义。

二、“都市空间”生产下的资本全球化

20 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尚未全面展开，列斐伏尔已经敏锐地把握到这一进程的不平衡性及其空间特征。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从空间中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实是转向了全球性的“都市空间”的生产，并开启了一个由政治所介入的普遍都市化进 程。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对变化中的社会关系进行把握，空间无疑是最佳方式。家庭关系、交换关系、政治关系等都在不同的空间中展开，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又为其变化提供了基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催生出“都市空间”，“都市”意味着“集中与集中化”③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149 页。，财富、信息、决策、生产等在空间中聚集形成“都市中心”，小径、公路、铁路又将都市中心连接起来，形成了“连续不断、层层叠叠地纠缠在一起的网络”④同上书，第593 页。。20 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空间转移与世界性的都市化进程呈现出显著一体化关系，随着生产以及交换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一个涵盖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多层次全球性都市网络浮现出来，列斐伏尔形象地称之为“千层糕一般的结构”①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129 页。。作为一种形式的都市“是三重空间（物质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性的、符号及情感的）生产过程的结果”②Stefan Kipfer， Kanishka Goonewardena， “Colon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On the Meaning of Urbicide Today”， Theory & Event， Vol. 10， Iss. 2， 2007， p. 1.。与古典城市更为内聚的特征不同，都市空间天然具有对国家甚至世界性的操控力。都市网络的操控力源自其历史延承，都市空间不仅没有与传统城市隔断，而且还整合了既有的交换中心的结果，如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交易市场等，因此，既有的社会交往秩序也被植入这个新的都市形态中，成为其影响资本流动、政治权力的空间基础。都市空间的操控性根源于其空间拜物教性质，逐渐成熟的都市空间网络日益决定着生产、消费等活动的等级及价值，其赋予“特殊位置相关的角色和价值”③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460 页。，或者，用哈维的话来说，都市中区位更有利的生产者，“可以赚取超额利润”。④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 页。

都市空间是“一体化”的，并成为资本主义向世界拓展的有力机制。资本对空间的碎片化与零售是空间生产的根本动力，都市空间被不同的功能所分割，产业的、居住的、消费的空间等等，这些空间内部再细化出层级，如居住空间中的别墅、中产住宅、普通住宅、公共住房等。空间越细化，社会关系就越隔绝，商品交换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社会关系也随之个体化，更容易被资本所操纵；“碎片化”的空间又是均质的，其导致的空间混乱使得国家介入都市空间成为必要，借助于对空间的整体性规划，“国家掌控了空间的碎片化趋势”⑤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212.。国家是空间生产规则的制定者，准确地说，一种“均质性”的都市空间是国家权力与空间规划知识合谋的产物，其体现了抽象空间理念对经验性空间的主宰，也是“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在空间规划及其实践中的体现。“均质性”使得都市空间易于被复制与再现，由此，都市空间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在外形、功能与使用规则上都存在一种高度相似性；均质性的都市空间的内在又是等级化的，“等级性”强化了都市空间的一体化，都市网络蕴含着从国家层面到地方的多重统摄关系，国家的意志逐层传递，“它从强大的首都和世界城市向最贫穷和所谓的‘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延伸”⑥Ibid.， p. 215.，贯彻并转化着地方性。从表面上看，都市空间兼具了“均质性、碎片性和等级性”⑦Ibid.， p. 212.等矛盾的特点，正是这些矛盾的特性使得都市空间充满可复制性与延伸 性。

列斐伏尔断定，当都市空间在民族层面发展为一个从中心到地方的系统性空间时，这个总体性的社会空间已经具有国家空间的性质，因为，“社会各领域的循环系统构成的金字塔式的总循环系统就是国家”①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225.，在这个黑格尔主义的国家中，都市空间成为了市民社会内部的政治国家部分，与作为政治国家中的市民社会的官僚机构形成了统一性。国家通过对都市空间进行管理与生产，来促进经济的世界性流动，“国家官僚主义的行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对空间所进行的管理，也就是按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要求来对空间所进行的管理”②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5 页。。因此，如果说民族国家主权的根基在于其领土，那么，当经济溢出其民族的边界时，这种具有操控性又可复制的都市空间“对于国家的意义要甚于领土对民族的意义”③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p. 213—214.。

国家基于对都市空间生产条件的三重垄断，介入世界性的都市化进程：“国家对能源的垄断占据首位，国家监督能源的流通与分配”④Ibid.， p. 130.，当下，能源垄断对地缘政治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电力供应及通讯设施的铺设对世界性的都市化格局具有基础性意义，与电力相比，都市对汽车的依赖使得石油更具战略性意义，列斐伏尔在20世纪中期就“由对地租的研究，最终引向了对石油问题的关注”⑤Stuart Elden， Adam David Morton， “Thinking Past Henri Lefebvre： Introducing‘The Theory of Ground Rent and Rural Sociology’”， Antipode， Vol. 48， No. 1， 2016， p. 59.，其已经预测到石油垄断对国家竞争及其都市化进程不平衡性的意义；全球化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尽管技术革命本身有其客观规律，但国家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及其全球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外，国家“还有针对性地与特定的企业进行沟通”⑥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132.扶持高科技企业快速发展并向全球扩张，IBM 是这方面的典型。国家并由此掌控了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数据，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跨国公司掌控世界范围内地流动性数据，介入国际经济与政治事务，当下，跨国公司与其国家的关系已经不言自明，脸书（Facebook）即是典型；再次，“国家对国内与国外贸易市场的关联进行控制”⑦Ibid.， p. 133.，发达国家形成国际联盟对国际流动的规则进行掌控，但国际性大都市的诸多社会文化机构也往往具有限定国际流通的权力，其作为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决策者与规则制定者，即产业链的高端部分，履行着国家机构的职 能。

通过对能源资源、通信技术和流通规则的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对世界性都市空间生产进行全面控制。世界性的多重都市空间生产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国家秩序中展开的，这就是列斐伏尔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的含义。“空间本身的生产”并不仅仅指不动产的商品化带来的巨额利润，更指不平衡的“都市空间”的世界延伸。因此，对都市空间本身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物生产并不矛盾，正是由于国家世界性的都市网络空间体系的生产，空间中的物的生产才得以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动都市空间网络的世界化延伸，在城乡之间、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区域中心与国家中心、国家中心与国际大都市等不同等级的空间形态之间，建构出一个内部互联的有机系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重建，并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列斐伏尔也发现了这一进程的辩证性与历史性。

三、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意义与反思

列斐伏尔对全球化进程的空间批判，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构思的当代运用，也推进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与暂时性的论述。空间理论有益于形成对都市化进程的意识形态批判，但缺乏对东方国家都市化进程的辩证性认 识。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旨在于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新展开对“历史性”问题的思考。正如苏贾所言，列斐伏尔所开创的空间视角，并不排除理解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视角，恰恰相反，“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①爱德华·W.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 页。列斐伏尔的理论努力展现了其对“历史性”问题的重视。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及其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源自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者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误解，并由此导致的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割裂的倾向。在早年的《辩证唯物主义》 （1939年）一书中，列斐伏尔通过将异化的人的活动置于导致其异化的社会机制中②Stefan Kipfer， Dialectical Materialsi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xxiv.，从而试图将哲学人类学的异化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联起来。空间理论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大纲》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 性”。

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启发了列斐伏尔。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的崩溃论在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但是，列斐伏尔却从中发现了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卢森堡断定，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存在，这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的依赖关系，而政治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卢森堡得出结论，扩大再生产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①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 页。，在列斐伏尔看来，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最深刻的洞见在于，“卢森堡的思想表明了一种辩证的双重的关系或一种双重的运动”，一方面资本主义所根植于其中的“中心”，需要外围地区作为其外部市场和资料来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通过扶持当地的资产阶级而将之“纳入资本主义的范围”②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 页。。列斐伏尔在卢森堡的理论中，发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辩证性的理 解。

卢森堡的洞见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得到了整合与发展，一方面，列斐伏尔在《大纲》中发掘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构思，并通过空间批判将这一构思运用到对全球化进程的解释，这样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就不再仅仅从属于一种结构性的解读，即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总体，从未被系统化，也从未完成”③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p. 7.，而是通过开发出新的都市空间的工具，在世界范围内重构出一种“总体性”。同时，列斐伏尔也指明了卢森堡理论的症结所在。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同时也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的崩溃。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也就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都市化进程，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为人类社会的解放准备了前提条 件。

在列斐伏尔看来，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从马克思“政治异化”的思想去理解。一般地看，同劳动异化体现了人的活动对人的否定一样，政治异化体现了政治和国家作为人“创造的东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并奴役着他”④亨利·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第4 页。的现实，政治作为人让渡自身的权利的结果，反过来统治了人。简言之，就是奥尔曼所说的工人对政治的冷漠感，“在国家中人们并不承认政治活动的具体产品是他们自己得到的”⑤伯特尔·奥尔曼：《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289 页。。但是，列斐伏尔认为，与劳动异化不同在于，“政治异化”是人类社会最高也是最后的异化形式，这同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论述有关。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 页。。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段表述中马克思强调了人类解放的前提即是社会以国家的形式实现对自身的组织，尔后国家向社会复归，即“国家根据市民的需要管理着社会、管理着社会带有普遍性的事务，这些需要是共同的、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②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第167 页。。而政治异化体现了异化的总体性，国家生产方式达到了一种异化总体性，即在于国家通过掌控了经济而掌控了社会关系，并推进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异化，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都市化进程本身，也意味着社会以国家的形式对自身的组织。在全球性的都市空间网络中，个体已经具备了从地域性局限的个体向马克思意义上的“具备世界视野个体”的转变的可能性，因此，一种普遍的都市化也将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实现与完成及其人类解放进程的开启。列斐伏尔借助于空间理论激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分析，推进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判 断。

以“空间”作为理解“历史”的概念工具，根本上跟列斐伏尔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度相关。列斐伏尔同法共有着深刻的关联，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列斐伏尔对政治最初的敏感很可能来自其早期从事乡村社会学的经历，因为，在都市中已经被物的交换所遮蔽的政治机制，在乡村中则以显著的方式存在着，这一点，列斐伏尔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强调，而都市空间则是把握政治权力的独特方式。如果说每一种社会关系都有其所依附的空间载体，政治关系就体现在“都市空间”中，都市中心通过交互网络形成的一体化空间，正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穿 透。

列斐伏尔有关都市空间的理论，本身就蕴含了对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批判。都市意识形态批判不仅指包括各种娱乐、休闲、消费、文化在内的都市生活方式，而是最终指向都市化本身，因为，“普遍性的都市化是殖民主义延伸的一个形式”③Henri Lefebvre，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 148.。首先，“都市空间”并非一个客观而中立的空间形式，而是以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化空间的生产为动力的，都市空间的抽象性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都市空间实践中的展开，东方国家的都市化进程需要一种符合自身利益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都市化理论和道路；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东方国家的都市化固然是其自身工业化及其信息化进程的结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形态》中已经阐明，但是，东方国家的都市化并不外在于、独立于整个世界的都市化进程，其同时也是发达国家成熟的都市空间普遍延伸与整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垄断都市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及其社会条件，将其他国家的都市化进程，纳入既有的国际关系秩序中，以全球化对地方化的转化介入到其他国家的城乡关系中，使得城乡关系具有了世界意义，而全球性都市空间网络的形成又巩固了既定的不平衡的国际秩序。因此，东方国家的具有“主体性”的都市化进程本身即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 判。

不过，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未能为东方国家的都市化进程进行定向。我们应当意识到，列斐伏尔思想中不乏“自治”倾向。列斐伏尔从《大纲》中马克思有关“差异化”的论述出发，其不是将差异性视为方法论，而是赋予了本体的含义，这同法国哲学反还原论的倾向是一致的。但是同时，列斐伏尔将国家视为一种“同一性”趋势，主张以基于差异性的社会自治来抵抗这一趋势，并认为就马克思对“国家消亡”的主张看，“马克思的目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并不是相反的”①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139.。与此不同，东方国家的都市化进程尽管承接西方资本空间转移而起，但其日渐成熟的都市空间越来越承载着东方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发展民族经济，推动民族复兴的重任，这些理论诉求是一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都市空间理论所难以支撑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