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 、 依附与退却

【摘要】扎迪·史密斯是英国年轻一代的代表性女作家。《论美》描绘了一个种族混杂、文化多元的社会和来自各地、背景各异的非裔美国人、海地人、加勒比人等共同组成的后殖民时代的移民社会。本文主要研究《论美》中由于阶级差异以及不同的教育背景，非白族裔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歧视与压迫的影响下，出现了焦虑的心理状态。史密斯展现了多元文化下非白族裔在美国社会生存的心理状态，生动地描绘了主要人物的内心冲突，因此本文能够广泛而深入地批判种族歧视对族裔心理的摧残。

【关键词】扎迪·史密斯；《论美》；焦虑；非白族裔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7-002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7.008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一般项目“多元文化下非白族裔大学生的焦虑心理研究——以扎迪 · 史密斯《论美》为例”（项目编号：kjcx2022-089mdjnu）。

扎迪·史密斯是英国年轻一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她的《论美》以文学艺术手法将多元文化社会下移民生活和非白族裔的焦虑心理交织缠绕。小说《论美》主要围绕两个关系紧张的家庭之间的故事，两个家庭中不同的种族和国家身份，以及他们必须不断调整和适应的变化，包括死亡、背叛、爱、欲望和恐惧，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也揭示了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对非白族裔心理的影响。

本文运用霍妮的焦虑理论，她从社会文化环境的角度分析了焦虑的成因并详细阐述了三种人际关系策略：对抗人、亲近人和远离人。人们会调整自己的策略，与外界环境协调，从而抵抗焦虑的心理状态。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论美》中不同角色受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首先，深受美国文化与非洲文化双重影响下的非裔美国学生群体通过联合对抗的防御机制来抵抗焦虑，而受到主流文化侵蚀的精英主义非白族裔以亲近白人文化的方式抵抗焦虑。最后在性别身份与种族身份共同影响下的底层黑人和女性以远离压迫和伤害的方式抵抗焦虑。

一、对抗——联合抗议

霍妮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角斗场”[2]64，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法则。《论美》这部小说以20世纪晚期的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为背景，当时各民族裔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各个族裔要求权利的呼声越来越大。而小说中惠灵顿大学正处于是否坚持平权运动的关键时期。因而以佐拉为代表的大学生们采用联合抗议这一方法来抵抗焦虑，争取权益。

隨着20世纪美国非白族裔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黑人为取消种族隔离、争取平等权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平权运动也逐渐兴起，它强调在录取学生、政府招收工作人员时，给少数种族以优待，从而使得他们获得平等的机会。在惠灵顿大学里，以霍华德和蒙蒂为代表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争论的核心就在于是否应该考虑种族、出身、教育基础等等因素为受到不公教育的黑人学生提供特殊关照。双方之间的争辩因为一位天赋异禀的黑人说唱歌手的入学变得更加激烈。

佐拉·贝尔西是父亲霍华德教授的热切崇拜者，也是“平权运动”的强烈支持者。她混杂的身份背景并没有阻碍她对学术的探索。正相反，她为自己和他人发声正是由于她能够利用甚至强化自己的身份。当被克莱尔拒绝参加诗歌课程时，佐拉敢于追求公正，拿着自己的学术成果找到弗伦奇校长理论，并提出她是受到克莱尔的“私人排斥”而被不公正地阻止选修这门课。佐拉敢于发声并对学校内不公正的待遇进行反抗，从而成功地进入到诗歌课中。课程在“巴士站”举行，也是在这里，卡尔被邀请加入诗歌班级。因享受到平权运动的优待，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平权”风暴的中心。为了能够留下这位“带背包的济慈”[10]227，佐拉向惠灵顿大学的教职员工发表关于卡尔有权在没有学院注册的情况下上课的演讲。佐拉拥有非常强大且有影响力的声音并且愿意为了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她成功地使得“自由裁量权学生的决定延期到下一次会议”[10]324。佐拉的对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使得以卡尔为代表的天才“非裔黑人”没有因为肤色、教育背景等而被歧视和否定。

对抗型策略使得人坚持自觉或不自觉地战斗，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不受侵犯。他们敢于表达最真实的情感，并以任何方式进行反抗。目睹了白人霸权文化下黑人遭遇的种种不公，佐拉对平等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她开始锲而不舍地编辑请愿书，发布通牒以及电子邮件。她在校园内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请愿活动，收到了很多学生的签名，并以此为依据希望能够推翻学校的招生制度，从而迫使学校同意自由裁量权的实行。虽然没有达到目标，她的抗议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卡尔得到了在惠灵顿大学任职的机会：在黑人文化研究院中担任档案管理员。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份令他意想不到的工作。卡尔获得的工作机会意味着在斗争中取得了质的胜利。佐拉在焦虑状态下的抗争中寻求平等，通过抵抗缓解自我焦虑来解除种族话语建构出的肤色的象征秩序。

黑人拒绝臣服于象征的秩序，拒绝接受被赋予的身份。他们抵抗符号化，抵抗刻板印象，争取自己的权力与尊重。以佐拉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黑人以联合反抗的方式拒绝臣服，他们想要建构一个平等存在的世界，为自己和他人争取优待和保护。

二、依附——亲近主流文化

对焦虑的心理症患者来说，追求内心人格的统一是他们迫切的希望，于是他们选择舍弃自我文化身份而屈服于主流文化，从而舍弃自我变成顺从主流文化的一分子。对霍妮来说，亲近和依附型策略是他们为了满足安全感需求的表现[2]51。小说中移民者在多元文化中感受到的错位和自我身份的迷失使得他们迫切融入主流文化。他们想要寻找自我身份的安全感，从而对下层阶级的黑人产生厌恶与否定的感觉，成为白人主流文化的代表。

蒙蒂·基普斯作为一个特立尼达裔的美国黑人，接受了白人文化的精英教育之后，开始扩大自己与族群的差异，否定和唾弃下层阶级的黑人。在种族主义阴霾笼罩下的美国，白人是凝视的主体，居于精英和优越的地位，而黑人处于弱势地位，是被凝视和主导的群体，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受到教育的黑人往往将自己进行自我涂层，为了参照白人的凝视期待，他“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完善、仿真的幻像”[3]37，成了虚假的白人。面对校园内关于“平权运动”日益激烈的争论，蒙蒂明确地反对，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魔鬼行为”[10]121。他否认黑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并拒绝为他们夺取权力。蒙蒂对黑人身份的放弃颠覆了他存在的本质，他声称：“少數族群太过频繁地要求他们尚没有赢得的平等权利”[10]43，反对弱势群体得到优待。他在《惠灵顿先驱报》上发文批判以霍华德为首的平权措施委员会，并且质疑它存在的权力。他的自我涂抹意味着披上了白人的外衣，切断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联系。主流的白人文化对他来说是美好的，他以黑人的身份来贬低和诋毁黑人，与正义的话语相背离。

蒙蒂的教育背景也使得他在黑人群体中拥有优越感。他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学院教授，他认为“艺术是上帝的恩赐，只眷顾少数的大师们”[10]43。蒙蒂的艺术概念与这种精英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因为这与他在大学里的教育原则相呼应。优越性是他渴望强调的一件事。他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授予艺术鉴赏特权的人。他对真正无知的下层黑人充满厌恶甚至歧视。蒙蒂颠覆了自己的身份，通过在白人的凝视下生活来重构自己的存在从而表现自己的优越感。他是社会主流文化所创造的虚假的白人，和自己原生身份割裂。蒙蒂的依附行为也代表了一种黑人的自我憎恨。作为保守党的一员，他反抗平权行动的兴起，公开贬低右翼在校园里的压制行为。他憎恨自由派为非白族裔提出的进步。他试图通过憎恨和贬低黑人来取悦白人，然而作为黑人的一分子，蒙蒂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有着深刻的自我憎恨。正如佐拉对蒙蒂的评论：“一想到那个人一定是被自我仇恨撕碎，就让我感到焦虑不安。”[10]195蒙蒂发现，他越是接受白人文化的价值观，就越是想逃避自己的黑人身份。他越是接受白人至上主义中黑人是罪孽和仇恨的象征，就越是仇恨黑人。依附现象通过强烈排斥自我的弱势文化而吸收强势精英文化使得主体不再受到焦虑的影响，这种对自我身份的憎恨无法消除精神的不安，蒙蒂的焦虑防御机制也是被美国社会精英主义文化侵蚀的其他有色人种的折射。

由于接受白人精英教育，蒙蒂自觉地将自己的情感和身份转换为白人的意识形态之中。然而，蒙蒂对主流文化的攀附模仿并不能改变他焦虑的心理，反而使得他越来越无法分辨自己的身份，无法从焦虑的心理中走出来。

三、退却——远离压迫

史密斯一面呈现出种族话语之下作为被同质化的精英阶级黑人，一面将叙述视角转向中下层阶级黑人的层面讲述他们缓解焦虑的过程。缓解焦虑的第三个策略就是对疏离的需要，也就是远离人和压迫。从融入中上层阶级到被欺骗和歧视，卡尔和琪琪的退却反映出非白族裔想要寻找自我价值的渴望。退却和远离意味着个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环境，使其得以生存并保持内心的完整。

在卡尔作为图书管理员在黑人文化研究院工作期间，他对代表主流文化的精英们了解变多，他的自我价值观念和退却的想法也在逐渐发展。从表面上看，卡尔慢慢融入中上层阶级的主流文化。在追寻上层身份的过程中，卡尔选择放弃为自己的种族发声，他像蒙蒂一样厌恶黑人的维权行为。当在办公室听到街上黑人抗议的呼声，他抱怨道：“怎样做才能听不见那些不满的抗议。”[10]369作为得到优待的黑人，他对那些还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黑人嗤之以鼻。他放弃了热爱的说唱，不再去巴士站演唱，不再也没法再为黑人发声。虽然惠灵顿的生活逐渐吞噬了他的种族意识，在他与维多利亚交往的过程中，他还是发现了精英阶级不可告人的秘密。随着佐拉对他个人生活的干涉，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才是那个被精英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利用的傻子，这也最终促使他选择远离压迫。在小说的最后，当佐拉发现卡尔和维多利亚的关系时，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对卡尔的感情，她对卡尔大喊大叫，更是在之后不断贬低和羞辱他。在佐拉的狂轰滥炸下，卡尔意识到他对惠灵顿的所有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终于正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他被那些虚伪的骗子利用，被佐拉虚假的利他主义利用。在意识到真相后，卡尔说道：“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的玩物……我只不过是你们做来玩儿的一个实验。你们这些人甚至都不再是黑皮肤了。”[10]408他只是一个特例，代表了学院愿意给不同种族和阶级的人以优待的表象。卡尔不再犹豫，他下定了决心。“我需要跟我的人在一起，伙计——我不能再做这个了。”[10]408然后他离开了惠灵顿，从虚伪的环境中退却出来。他的逐渐清醒和回归之路就是对压抑真我的虚伪文化环境的否定，对还原真实自我缓解焦虑的摸索探寻。

在小说中，琪琪是一位有着独特黑人之美的女性，她真诚、美好、独立、充满了新时代女性特征。结婚前的琪琪能够表达自己独特的观点，她拥有某种神奇的魅力，能触动人内心的情感。然而，在她和霍华德的婚姻中，她变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她因为霍华德而变得多疑和暴躁，因为霍华德而失去了表达和拥有艺术的权力。在嫁给霍华德之后，她就生活在谎言和欺骗里。霍华德多次出轨他的好朋友克莱尔，还试图欺骗琪琪以获取她的原谅。霍华德从来没有注意过琪琪的处境，作为一个黑人女性，她独自一人“淹没在……这白色的海洋里”[10]204，把自己的一切赌在与霍华德的婚姻上，却无法赢得丈夫的尊重与爱护。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琪琪毅然选择了退却。原来霍华德一直在背着琪琪与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是蒙蒂的女儿维多利亚有私情。这一连串的背叛和欺骗让她的家庭支离破碎。多年的婚姻让琪琪丢失了真正的自己，她所为之奋斗的家人们也都疏远了她。面对这精神的危机，她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庭，在惠灵顿社区外租下了一个单间，过着经济独立的生活。琪琪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这是她在婚姻和亲密关系危机中生存的唯一途径。就像霍尼所说：“追求安宁并不包含放弃奋斗与努力，而是要将这些奋斗与努力导向更高的目标。”[3]260琪琪无法找到她需要被认可和实现的真正的自我，她把退却看作是一种找寻真正自我的方法。在退出了与霍华德的情感纠葛后，琪琪才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找回作为独立女性应有的尊重。

卡尔与琪琪二者皆从远离的态度认清了自己内心的焦虑与外在环境的虚伪，因此，他们选择不与任何虚伪的环境发生关联。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放弃内心的追求，退却成了他们内心最积极的驱力，使得他们不仅得到了尊重与认可，也获得了内心的平和。

四、结语

作为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20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也促使各非白族裔对改变文化压迫，减少甚至消除种族主义的偏见等思想逐渐加深。随着平权运动的兴起，它逐渐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非白族裔焦虑的心理状态。而史密斯正是将目光放到他们身上，通过对角色心理焦虑的分析，将个人与肤色、种族、性别联系到一起，书写了内心冲突、种族焦虑、身份多元化的现实心理状态。在虚构的惠灵顿大学为背景的语境下，小说以佐拉、蒙蒂、卡尔和琪琪为代表的非白族裔以對抗、亲近和退却三种方式缓解焦虑。本文通过对焦虑心理影响下人物缓解焦虑的方式进行分析，探讨了主体在焦虑状态下如何应对文化压迫和种族主义。同时，史密斯也以结局证明了在多元发展趋势下而产生的种族碰撞与不公对非白族裔心理的影响，呼吁关怀少数族裔，构建平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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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璐，女，汉族，河南三门峡人，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