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李世涛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学术的任务也迫在眉睫。朱光潜顺应时代变化，积极追求思想进步，及时调整学术研究的计划、方向、对象。这样，他的美学研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或曰新的转向。大体而言，朱光潜的转向主要体现在西方美学资料的翻译与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研究、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四个方面。他的学术转变有时代、个人的因素，也有成功、遗憾。目前，尽管学界对朱光潜的学术变化已有不少研究，但对其变化的具体表现及评价仍有未尽之处。有鉴于此，本文以朱光潜介绍翻译西方美学论著情况的“译后记”为线索，将其翻译置于整体的研究格局之中，比较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学研究的变化，全面、客观地还原以上四个转向，进而从学术史的角度发掘、评价其转向的得失。本文认为科学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再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这样，既有助于整体地把握其学术思想的演变，也有益于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美学、学术的发展历史。

一、西方美学的翻译与研究

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西方美学资料的翻译，或者说，他的学术呈现了翻译与研究并重的转变。他以翻译促进研究，以研究带动翻译，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相得益彰，也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学术研究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激烈对抗的形势下，中国学术界强调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封闭的状态。西方的文化、学术(特别是人文社科)思想也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专利遭到批判。当时，翻译作为一种便捷可行的沟通手段，成为了解西方世界、学术的有限的渠道，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而此时的朱光潜主要从事学术翻译工作，他的翻译不但成为了解西方美学、文艺理论的重要窗口，而且为当时的美学大讨论、新时期的美学热和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奠定了资料的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正如佛克马所言：“重要的是朱光潜在该文(指《文艺报》1956年6月所刊《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中真正给出了一些《文艺报》读者一般看不到的信息。”(1)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页。正是在此意义上，朱光潜的翻译对当时和以后的美学讨论、西方美学研究都具有独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光潜主要从事学术翻译工作。之后，他在参加美学大讨论的过程中，一边关注马克思主义、苏联美学的研究成果，一边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资料。1962年，他在接受了写作高校文科教材《西方美学史》的任务后，首先花费大量精力做基础性的资料翻译工作。这些资料构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辑的《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的主体，也为编写《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光潜设定的编译资料的目的是：“作为《西方美学史》的附编，这个选本主要是按照《西方美学史》的分章，选译各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论著，用意一方面是替《西方美学史》的论点提出根据，一方面是让读者接触到一些第一手资料，以便进行独立研究和思考。”(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资料翻译〉编写凡例》，《西方美学史资料翻译(残稿)》，《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从其编译资料的初衷足以看出他立意之高远、用心之良苦，不但要为读者提供支撑论点的材料，还期望由此培养他们独立的思考、研究能力。朱光潜编选、翻译了大量的基本文献，他坦言，编译资料的工作量远远超过《西方美学史》的撰写：“编者在工作过程中，在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夫比起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用意是要史有实据，不要凭空杜撰或摭拾道听途说。”(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再版序论》，《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这些编译成果发表于当时的报刊，极大地促进了美学研究，以此为基础，他还出版了代表当时中国最高研究水准的《西方美学史》。1964年，朱光潜接受商务印书馆之邀选编、翻译《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一书。(4)该书1971年11月出版。参见陈兆福：《朱光潜和商务印书馆》，《朱光潜纪念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1页。他在编译资料时还撰写了综述文章，并在会议上发过言，后来以题为《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发表。这篇文章以否定为基调，政治大批判的火药味很浓，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文章也有客观的介绍、实事求是的分析，推动了新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和知识普及。此后，尽管一度被剥夺了学术研究、著述、发表的权利，但朱光潜的译事并未完全中断，劳动改造期间他在翻译联合国文件资料之余，仍偷偷翻译了黑格尔的《美学》二、三卷。新时期以来，他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译文和译著，不但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上乘。

除了上述单篇译文的成果外，朱光潜的翻译成就还集中体现在其六部(九本)译著。1951年，他翻译出版了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1954年5月，编译出版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1958年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他冒险继续翻译，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齐了全书三卷(四本)；1959年7月，他在《世界文学》发表了《歌德谈话录》重要章节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全译本；1960年，他选译、发表了莱辛的《拉奥孔》的重要章节，1965年译完全书，1979年出版；1986年，他翻译出版了维柯的《新科学》。这九本译著是朱光潜美学翻译的主要部分，不仅提供了研究这些美学家的基本文献，还有助于我们理清这些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思想的继承、扬弃、发展。

纵观中国当代美学家，蔡仪、王朝闻、马奇基本没有翻译国外美学论著，宗白华、马采、蒋孔阳、李泽厚有一些翻译作品，但比较有限，数量上无法与朱光潜相比。以翻译较多的宗白华为例进行比较，就足以反映朱光潜的突出贡献。他们均留过学，都在北大哲学系从事美学的研究、教学工作。宗白华自1956年翻译出版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册后就没有整本的译著了，只翻译了《温克尔曼美学论文选译》、莱辛的《拉奥孔》(节译)、歌德的《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以及《席勒和歌德的三封通信》《悲剧世界之变迁》《“知识学”导论》《歌德论》《黑格尔的美学和普遍人性》《马克思美学思想里的两个重要问题》等数量有限的译文。(5)宗白华：《西方美学名著译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他的美学译文汇编《西方美学名著译稿》的字数不足24万，还包括他的论文《康德美学思想述评》和教案式的《西方美学史》；而《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的字数不足29万，除了《温克尔曼美学论文选译》等四篇重复的译文外，还包括增补的译文《席勒与民族》《海涅的生活和创作》《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6)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从数量上讲，很难与翻译数百万字的朱光潜相比，当然，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宗白华主要研究中国美学不无关系。

朱光潜翻译了西方美学(尤其是古代和近代部分)的大部分重要文献，这些资料是学习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西方美学的基本文献，他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项繁难艰巨的翻译工程，功绩卓著，而他的这一选择实有其必然性。朱光潜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学术自觉和良好的翻译训练与习惯，面对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研究基础薄弱、资料匮乏、水平低的状况，他深感必须有所作为，翻译美学资料，以奠定西方美学研究的基础。而且，他也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当然，他的选择也有历史的机遇。美学大讨论即将结束时，北大哲学系准备开设美学专业课，朱光潜在1961年培训青年教师时就着手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编写讲义。1962年，他在编撰高校通用教材《西方美学史》的同时，还要为另一部国家教材《美学原理》(即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搜集、选编、翻译西方美学的研究资料。这样，翻译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还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的翻译事业基本没有中断过，他在《世界文学》《译文》《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发表了很多西方美学、文论的基本文献，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从主客观两方面看，他都具备成功完成使命的条件、能力。

在中国当代美学家中，应当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修养最深厚，他所做的大量的译介和基础性的研究，奠定了中国西方美学研究的基础。而且，通过翻译他不仅夯实了美学研究的学理基础，保障了其研究的学术性、规范性，也促使其研究达到了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严谨的境界。他也由此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视学术规范、不可替代的美学理论家。洪毅然客观评价了朱光潜对美学大讨论的引领、带动作用：“何况五十——六十年代原本起自对其(指朱光潜)过去美学思想之‘批判’的那场全国性美学大讨论，终于因其‘笔战群儒’，结果反而恰恰成为、实际正是他在客观上，起着带动大家不断前进之作用，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7)洪毅然：《悼朱老》，《朱光潜纪念集》，第68页。朱光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苏联美学、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等问题的研究；二是他翻译的西方美学资料，尤其是美学讨论期间翻译的考德威尔等关于美的论述，开阔了读者眼界，启发、引导了讨论。新时期以来，朱光潜在翻译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出版了重要的译著，推动了“美学热”；他借鉴结构主义、维柯《新科学》等西方学术前沿成果，参与形象思维、文艺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性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深化了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提升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朱光潜的翻译首先为他研究西方美学、美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极为贫乏，既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也没有一部系统的美学史著作，甚至连教材都没有。但朱光潜大量翻译基础性文献，并在翻译的基础上发表介绍文章、研究论文，还出版了具有开拓、奠基意义的《西方美学史》，为普及知识、提高研究水平、培养研究人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次，翻译还为他的美学研究提供了思路、方法、观点，如他通过译介哈拉普的著作，开始重视以社会分析的方法研究西方美学和美学史。哈拉普关注艺术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朱光潜经由哈拉普的中介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柏拉图。他立足古希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分析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及其来源、美与现实的关系，关注其阶级性，注重分析其唯心主义性质和唯物主义因素，判定其政治立场、文艺思想的“进步方面”和“反动方面”。(8)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72-177页。此后，他经常使用这种分析方法，对莱辛、黑格尔、席勒、歌德、维柯等美学家的研究就是如此。如他揭示莱辛在《拉奥孔》中区分诗、画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以德国民间文学、英国市民文学、古希腊文艺为资源的统一的民族文学，以实现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基督教会及启蒙的政治任务。他分析莱辛美学思想的得失、矛盾：一方面，摆脱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走向唯物主义、现实主义，也比较辩证；另一方面，仍然不彻底，拖着旧唯物主义尾巴，即自然观属于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却陷于唯心主义。(9)朱光潜：《莱辛〈拉奥孔〉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第223-240页。他分析黑格尔的《美学》的基本矛盾、局限时，强调应该从其历史背景、时代精神、社会现实中寻找原因。(10)朱光潜：《黑格尔〈美学〉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第266-268页。由此，他还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基本的研究模式，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注重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出发辩证地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而这也成为其美学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他的《西方美学史》就是典型的代表。

不仅如此，翻译也是把握朱光潜美学思想的重要线索。黑格尔说美学“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哲学’”。(11)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页。朱光潜通过翻译继承、发展了这种看法，他把“美”视为艺术的特性，并提出了美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在马列主义哲学认识论、实践论的基础上研究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的特殊性；探求各种形式的艺术掌握的一般规律。(12)朱光潜：《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新建设》1960年第3期。他还在黑格尔的影响下，贬低、排斥自然美：“任何自然状态的东西，包括未经认识与体会的艺术品在内，都还没有美学意义上的美。”(13)朱光潜：《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通过翻译，他吸收了歌德的人的有机整体性、黑格尔的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整体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得出了把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的身体与精神有机统一的全面发展的看法。(14)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新建设》1960年第4期。他高度肯定了歌德的理论和主张，包括其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综合法”辩证处理文艺与自然的关系，即文艺要立足、超越自然，升华为灌注生气的“第二自然”；文艺应该借助“特征”从个别、特殊出发反映一般、普遍，走现实主义的道路。(15)朱光潜：《〈歌德谈话录〉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第210-219页。在对话录的翻译中，歌德的这些真知灼见深刻影响了朱光潜的文艺观，并成为他研判文艺的重要标准。

朱光潜重视西方美学资料的译介，长期以来，他的翻译与研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呈现创新、开放、进取之势，他的研究没有保守僵化、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这得益于他善于学习、借鉴新的理论和知识，更与翻译带给他的宽阔视野密不可分。

二、哲学美学研究

朱光潜积极适应政治形势和美学研究的转变，以美学大讨论为契机，放弃经验型的心理美学的研究，基本转向了理论型的哲学美学的研究。1956年，他在克罗齐《美学原理》的“修正版译者序”中介绍了西方美学界对立的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形而上的哲学美学，即把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或下属学科，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美学，重视概念、命题、观念的分析和演绎，反对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美学，康德、克罗齐的美学就是哲学美学的典型形态；一种是形而下的经验美学，主要借鉴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重视审美经验、实证。并据此反思了自己的研究：“我在‘文艺心理学’里，一方面依据了克罗齐纯粹从哲学出发所建立的理论，一方面又掺杂了一些心理学派的学说。”(16)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尽管他自述两种方法兼取，但实际上他的基本方法更倾向后一种，主要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学。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深入、系统地研究过现代心理学，出版了研究专著《变态心理学派别》和《变态心理学》。此后，他继续以心理学介入美学研究，认为应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当作心理学的”。(17)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作者自白》，《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他的美学名著《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谈美》《诗论》《谈文学》等著作也都从审美创造、欣赏的经验总结美学理论，再以审美的心理、经验论证其美学理论。他的这些研究基本是走经验、归纳、实证的道路，主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属于经验型的心理美学或文艺心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明显地转向了哲学美学(或理论美学)的研究，美学大讨论直接催生了他的这种转变。首先，美学讨论的直接目的是批判、清理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及其影响，他需要自我批判，尤其需要从哲学基础上检讨其美学观的错误、缺陷并寻找根源，即批判作为其美学基础的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错误，论证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反驳对手强加于他的唯心主义的“指控”。而只有求助于哲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既有学术上的必要，又是政治上的要求。其次，美学讨论的目标是在美学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整个文化和学术领域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样，政治、学术的形势都客观要求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主观上也有这样的愿望、动机和能力。实际上，他正是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其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撑下形成了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基本观点。再次，他的主要论战对手蔡仪、李泽厚的美学都是哲学美学(前者属于认识论美学，后者从认识论美学过渡到实践论美学)，并且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背景，只是蔡氏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李氏更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就促使他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求论辩的工具、武器。显然，再依靠他原来所倚重的心理学就很难与对手进行有效的论辩、对话。而且，从整体上看，美学大讨论主要关注美学理论，尤其是美的本质、美感的性质等哲学美学的议题，处于同一学术场域中的朱光潜很难置身事外。最后，他在转向哲学美学的过程中，只有找到适当的哲学基础，才能建立起与之适应的美学范畴、理论和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适逢其时地提供了契机，成为其建构美学理论的主要资源和思想根基。综上所述，在个人选择与时代变迁、主观与客观、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朱光潜的美学研究才转向了哲学美学。其中，时代、客观因素的作用更大些，他的转型也有其必然性。

转型后的朱光潜吸收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审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方面，审美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经济基础，反映也比较滞后；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自主的，能影响社会生活、经济基础，审美与其他意识形态也相互影响。后来，他还吸收了列宁的反映论，研究了审美反映及其特殊性：美感的反映分为感觉、意识形态反映客观现实的两个阶段；科学反映与审美反映的感觉阶段相同，都是客观、被动的，不同之处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的分野；审美反映的特殊性在于反映在两个阶段的表现、性质不同，反映在第一个阶段表现为感觉，具有被动性、客观性，反映在第二个阶段表现为美感，意识形态、形象思维介入反映使其获得了能动性、主观性，其结果“物的形象”也极大地改变了被反映的对象。至此，他放弃“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的旧说，初步形成了对于美的本质的看法：“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18)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与此相联系，他把美感视为主体发现美的形象的快感。

1958年，朱光潜发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考德威尔的《论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的译文和类似于“译后记”的《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出版了含有黑格尔实践思想的《美学》第一卷的中译本，实践思想再度开启了他的理论探索。结合美学大讨论，他从多方面肯定了考德威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辩证法运用于美学研究的成绩。第一，实践是主体的人对客体的环境(包括现实和自然)的改造，即人以意愿、认识的客观规律作用于世界，也改变了世界和人自身。第二，要辩证看待实践。一方面，实践涉及人、环境，两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人与环境并非彼此绝缘，而是相互关联，环境有人的因素，人也蕴含环境的因素。第三，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的困境缘于没能辩证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视人、否定环境导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美的快感说”，反之，就会导致绝对唯心主义的“美的理念说”。第四，审美是社会性的实践，也是生产活动，它包含认识、情感，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第五，美存在于认识与情感、科学与艺术、真与美诸因素中，应当由此探求美。(19)朱光潜：《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译文》1958年第5期。同时，他认为，黑格尔受维柯的“认识真理凭构造或创造”的影响明确提出并深化了实践的研究，人对自然的改造也是认识和实践对客体(对象)、主体(自我)的改变，这导致了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使人能够在对象中复现、观照自己。(20)朱光潜：《黑格尔〈美学〉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第255-258页。朱光潜还充分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论著的实践论的价值，称赞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只从“抽象的心灵的劳动”看待实践的局限，把实践定位于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活动，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观。这样，朱光潜受考德威尔、黑格尔的启发，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把此前运用艺术生产、实践研究美学的构想落到实处，形成了认识论、实践论相结合的美学基本理论，即审美是特殊的生产劳动，这种自由、自觉的实践以“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人的身体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的对立辩证地统一起来，美由此产生，审美主体在对象(“自然的人化”)中感受、认识、欣赏人的本质力量，形成美感。因此，美、美感就成为包含了认识和实践的动态活动的产物。(21)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新建设》1960年第4期。由此，他成为中国实践论美学的重要理论家。

综上所述，朱光潜从检讨、反思旧的美学观开始，就认真学习、吸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建立了基于认识论的美学观。之后，经由考德威尔、黑格尔的中介，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形成了全面、科学、更有说服力的美学理论，与李泽厚、蔡仪的理论三足鼎立，奠定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基本格局。当然，朱光潜运用实践论较晚，致使其理论遗留了从认识论向实践论过渡的痕迹。

朱光潜有丰富的文艺鉴赏经验和心理学知识，他重视审美经验，注重事实、实证，善于把审美经验归纳、总结、提升为美学理论，再运用理论解释复杂的审美现象。他长期从事心理美学研究，气质、志趣、知识结构很适合研究经验型美学，有深厚的学术的积累和根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相比，哲学美学倒是他的弱项。但时代变迁引发了其学术研究的巨大变化。他的转向落下了“后遗症”，诸如理论因拼凑缺乏贯通性，表现出过渡性、不彻底性，削弱了其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自洽性、完备性。与蔡仪的美学相比，这种局限相当明显。如果继续研究心理美学，他对中国当代经验美学的贡献会更大，这是我们至今仍然引以为憾的。但我们不能以假设替代已经发生的历史，“随着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朱光潜先生已无法集中精力发展他此前的心理美学成果，而只能在哲学美学、认识论美学的框架下通过坚持美感活动中主体一方，用他的话来说，即主体的意识形态一方的能动作用，以坚持美的意识形态性质来保证美感在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而无力去发展一门真正的心理美学了。这是朱光潜先生对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特殊贡献，也是他难言的无奈”。(22)薛富兴：《分化与突围：中国美学1949—2000》，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朱光潜转向哲学美学，是政治、社会、学术、个人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不无遗憾，但我们还是应该秉持“同情之理解”的宽容，特别是他的哲学美学研究也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就个人而言，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研究的对象、范围，从理论上支持了心理美学研究，深化了其经验美学的研究，同时，也克服了此前研究的一些局限。就当代美学而言，他深入研究了美的本质、美感、美学的学科属性等问题，成为美学讨论中的重要一派，也为中国当代美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心理美学、哲学美学作为美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没有绝对的优劣、高低之分。朱光潜为发展心理美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转向哲学美学研究后又努力弥补短板、超越自我、钻研理论，也为发展哲学美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者相互印证、彼此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割裂他前后期的研究，而应该从变化中寻找其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同样，也要辩证地看待其前后期的研究，不能故意制造“两个朱光潜”，夸大其前后期的对立——或以他的心理美学研究否定哲学美学研究，或以其哲学美学成果否定心理美学成果，两者都不可取。

三、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

朱光潜在北平刚解放时就开始阅读诸如《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论著，此后一直主动坚持学习。他发挥精通英文、法文、德文的语言优势，还以自学、参加“速成班”的方式学习俄语，以便能准确地学习原典。他依托中文版本，通过比较德文、英文、俄文版本学习马列主义论著，在此过程中还记录下中译本的错误、需要纠正的部分，并把修改的意见、建议汇报给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论著的同时，他还阅读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文论资料的选本和研究成果，并通过翻译积极吸收这些成果。

1951年，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翻译的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这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早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就已着手翻译了，他也由此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体会到其巨大的阐释力。1958年《论美》译文的发表，不仅促进了朱光潜的美学研究，更引起了美学大讨论。新时期，他翻译、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典型的五封信》，重译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的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两个部分，并就重译部分做了大量的注释，还重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并撰写了文章《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23)朱光潜：《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典型的五封信》，《外国研究》1978年第2期；朱光潜：《〈经济学——哲学手稿〉新译片断》，《美学拾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03-126页；朱光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他还针对国内外编选、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艺类书籍的问题，辨析了国外流行选本的优劣，特别批评了俄文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的舍本逐末、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缺乏系统性、选文比例失调、误导读者等编选问题，指出了该书中文译本的错误，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24)朱光潜：《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编译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朱光潜通过译介哈拉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在如下方面深受哈拉普的影响。第一，着眼于西方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艺术类型，研究社会物质条件如何决定艺术的内容、形式，尤其是对特定阶级审美趣味的满足。第二，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商业摧残了艺术的纯洁性，政治利用艺术为自己服务，鼓励艺术家脱离现实、追求独立的幻象，削弱了艺术改良道德、社会的作用。第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艺术问题，重视艺术与经济的不平衡关系、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等观点。(25)朱光潜：《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第123-125页。朱光潜借鉴哈拉普的研究思路、方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分析、评价柏拉图以及莱辛、黑格尔、歌德等的美学思想，并由此形成了其基本的分析模式、写作模式。而且，朱光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分析文艺、文化现象，如运用马克思关于精神、物质生产不平衡的理论分析了德国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文艺的繁荣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政治分裂、经济贫困、资产阶级软弱的不平衡，及其表现在作品中的矛盾；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与德国密切相联的欧洲的经济基础、民族文化遗产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歌德何以成长为伟大的诗人，特别是其性格中庸俗与超越、从众与叛逆的斗争。(26)朱光潜：《〈歌德谈话录〉译后记》，《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第202-209页。

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全面、具体且深入，不仅涉及西方的哲学、美学、文论、文艺、文化等多领域，并且大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热点和前沿问题，诸如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研究美的本质的借鉴意义，列宁的反映论以及中国学者的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包括艺术生产、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等问题)及其对美学研究的革命性意义，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而形成的“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唯物史观对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的批判、继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手足倒置”的辩证法的扬弃，黑格尔的“一般世界的情况”及“情境”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影响，维柯的历史发展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实践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等等。他以开阔的视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文论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美学理论的建构。1957年，在美学大讨论中，他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四个基本原则：“一、感觉反映客观现实，二、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三、艺术是一种生产，四、客观与主观的对立和统一。”(27)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次年，他翻译了《论美》，并高度肯定了考德威尔研究“美的基本出发点是人在劳动实践中认识现实、改变现实，从而也改变自己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28)朱光潜：《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译文》1958年第5期。考氏关于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分析，深刻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解。在综合吸收马列主义的反映论、意识形态理论、实践论、艺术生产论的基础上，他辩证地处理审美各因素的关系，提出了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的命题，并以此建立了他的美学理论体系。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研究后，朱光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美学学科的巨大意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成为美学研究的纲领、方法，还能够以实践论直接促进美学的研究与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偏执于主体或客体的静态式研究的局限，促进重新认识西方近现代美学研究的困境和对美学学科的准确定位。(29)朱光潜：《美学》，《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

新时期伊始，朱光潜就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论述出发，勇闯“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的禁区，他论证并强烈呼吁：文艺要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本质力量，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正视、表现“共同美”，描绘“人情味”。(30)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这样，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也使理论有效介入现实，纠正现实与文化中不尊重人、漠视人性(尤其是自然属性)的弊病。这些论述直指关键问题，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四、中西方文化、文明研究及其比较

朱光潜是一位视野开阔、知识渊博、不断进取的专家型学者，他不仅对西方美学、哲学、心理学、文论、文艺有广泛的涉猎、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美学、哲学、诗论、文艺也同样有所研究，晚年他更着意于中西文化、文明的比较研究。

朱光潜的文化研究，新时期之前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文明的影响可谓深刻而复杂，在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方面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地把握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哲学、文学、艺术、文化、文明的关系，客观地研究基督教成为必要的学术课题。朱光潜迎难而上，系统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历史，包括基督教的起源、发展过程、罗马教会的成立、宗教改革、新教的产生，以及新教的特点及其与旧教的区别，发表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文《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深入分析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尝试从政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三个方面重新估价基督教的影响。文章从统治阶级信奉和被统治阶级崇奉的角度分类、评价基督教，区别对待基督教最初的观念、后世的演变，辩证地看待基督教的作用，认为基督教在反抗罗马暴政、推翻封建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后的演变却背离了初衷，沦为罗马政权同化外来民族的工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力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资产阶级对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思想的吸收，实际也是选择了与其阶级利益相符合的成分。文中还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基督教影响文化的看法，辨析了西方学者片面夸大基督教积极影响、否定其消极影响的错误，并以诗歌、戏剧的起源为例驳斥了基督教有利于文艺发展的看法，指出了基督教对浪漫主义文艺的消极影响。同时，文章也客观地肯定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思想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以及基督教反对战争、信仰和平的思想对于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影响。当然，在当时的语境下，文中也难免有保守、过激、片面、简单化的倾向，如在谈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影响时，他认为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是坏处多于好处”的看法有待商榷。(31)朱光潜：《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不过，朱光潜在描述基督教演变的过程中揭示了其思想内涵，分析有理有据，把现象描述、客观介绍、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普及基督教知识、科学认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人性、人道主义是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和衡量标准，人道主义与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研究西方文学艺术的重要视角。1964年，朱光潜接受了选编、翻译《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的任务，并撰写了综述文章在会议上宣读，这篇会议宣读稿十多年后作为论文发表。文中描述了西方人道主义的演变，重点分析了文学艺术领域中人道主义和人性思想在文艺复兴(14—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17—18世纪)、垄断资本主义(19世纪)三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和发挥的作用，涉及重要的文艺思想、思想家、流派、思潮、作品，以及有密切关联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既有丰富的资料，又非简单的汇编，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论从史出，其结论基本正确，有的论述很独到，如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道主义表现的概括：“人道主义一方面转化为博爱主义，作为阶级调和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以及它的直接后果，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遗憾的是，受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政治形势的影响，否定过多，像“人道主义到此就演变成为它的对立面：反人道主义，因此也就变成极端反动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就更变本加厉”这样的结论有明显的偏差。(32)朱光潜：《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不过，这篇文章的影响主要在于普及了人性、人道主义思想及其与文艺关系的知识，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文献。它与他后来发表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等论文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及其与文艺关系的讨论，促进了文艺创作，也是他对西方社会思想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新时期的朱光潜在思想解放潮流的鼓舞下，重新调整计划，延展研究方向，扩大研究的对象、领域，从专业性的美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维柯的文化思想的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文化、文明及其关系的探索。

朱光潜留学时就注意到维柯，1962年他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论文《维柯的美学思想》，他的《西方美学史》也有专章介绍维柯。新时期以来，他更全身心投入对《新科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发表了《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等系列论文，撰写维柯的多个词条，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出版了专著《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这当中包括他对维柯的文化思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维柯文化观念的研究。他肯定维柯开创、提倡的人学研究，及其“共同人性衍生了法律”的观点；认同维柯的历史变化观，即世界的演化经历了神、英雄、人的时代，阶级斗争推动世界进入人的时代——“最高的民主政体的人道主义阶段”，指出维柯的这种历史观是其民主倾向、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肯定维柯的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即人类创造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第二，发掘《新科学》的方法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学术思想，史、论结合。第三，探究马克思主义与维柯思想的关系。解析维柯的历史变化观、实践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肯定维柯的阶级斗争学说、历史主义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指出《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科学》的历史发展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一致。这些研究普及了维柯思想，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由此，他研究的对象更加丰富，研究的问题更为宏大，探索的目光投向人类文化、文明的纵深处，自觉地运用比较的、跨学科的方法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朱光潜在赴港讲授《新科学》的时候已深受震动、启发，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古老和伟大”，同时他还深切体会到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文化比较能够加深对中外的认识、理解。维柯的研究成果深刻地影响了朱光潜，他不仅高度肯定了《新科学》之新在于“从历史发展看问题”，强调了其基本问题——“人类怎样从野蛮发展成为文明人，从无法到有法”的重要性，还特别肯定了维柯关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深刻的洞见，即自然科学产生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33)朱光潜：《〈新科学〉新在哪里？》，《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4集，第328-329页。在这部巨著的影响下，朱光潜开始超越其美学、文论的专业性研究，直抵文明起源、文化比较等前沿领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仍然奋力制定了庞大的研究计划，涉及政治、宗教、科技、法律、思维、文字、思想史等问题，其论题的广深度、前瞻性、学术价值都令人惊叹。遗憾的是，高龄已不允许他开展如此庞大的研究，但从他的遗稿中我们能够看到他思考的问题，并由此窥见其学术旨趣的变化。

根据他计划研究的内容，其议题包括：(一)中西文化、文明的比较，例如“从中西历史文物的差异，研究哪一种文化较先进或者较落后”？(二)中西文化的发展阶段问题。例如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中西方文化发展的阶段是否相同？“中国文化是否也经过神、英雄和人的三个时期？中国何时才进入了‘人的时期’”？(三)中西方在看待文化遗产上的差异。例如中国人对待文化遗产的心理、态度问题，以及“维柯把中国长城列入‘世界七大奇迹’，长城在中国文化上哪些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何以维柯以后的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在‘世界七大奇迹’项下竟抛开过去久已列入的中国长城”？(四)中西宗教的差异。《新科学》涉及大量的宗教研究，有必要关注这个问题。应该“从宗教的起源和传播的情况研究中西在这方面的异同”，尤其要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独特现象，例如“中国儒家特标‘子不语怪力乱神’，原因何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好还是坏”？(五)中西法律的差异。《新科学》首先是一部法律著作，也应该比较中西法律的异同。例如“中国法制沿革和罗马法制沿革有什么异同？原因何在”？(六)“阶级斗争”在中西的差异。维柯的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理论及其领导的阶级斗争实践。应该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例如“中国是否自古就有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各民族分布的沿革能否证实维柯关于民族斗争、吞并和迁徙的理论”？(七)从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研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异同。维柯深入研究了形象思维的特点，中国的情况有无特殊性？应该“试从中国文艺、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看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和关系”。(八)中国文字的特点。对比《新科学》的文字学研究成果，中国文字的独特性何在？“中国文字是今日世界各民族中仅存的象形文字，中国古代文物哪些可以算象形文字？您看它对古史和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便利？在这方面还有哪些研究可做”？(九)《新科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创新意义。《新科学》的影响如此巨大，就应该追问“《新科学》在哪些方面是对西方思想的重大革新”。(十)中国现代工业技术的创新问题。应该“结合《资本论》第三章马克思在脚注里提到维柯关于近代技术的见解来认识我国现代工业技术的革新，写篇短文来谈您自己的看法”。(34)朱光潜：《维柯〈新科学〉引发的一些研究思考题》，《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14卷，第330-331页。

上述十个方面的议题，充分反映出朱光潜晚年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为活跃，思考更为深刻。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积极开辟学术新路，努力打破学科的藩篱，以比较的、跨学科的方法，超越专业研究的局限，进入到深层的文化、文明比较的领域，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艺、文化、文明。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些已展示其清晰轮廓的研究工作开启不久，便因为先生作古而停止，如果假以时日，他的研究定会再为中国当代美学增添华章。

综上，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转向。这些重大而明显的转变，反映了朱光潜后期美学研究的轨迹、特点，也由此反映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本文力图全面梳理、客观还原、详细描述、合理评价这四个转向及其效果，深入研究并具体分析时代与个人、社会与学术、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及其复杂性，以期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价他的学术转变、学术贡献以及他在中国美学研究学术史上的地位、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