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30年 书写永恒人生

文/中国原子能

王承书打小就与民国名媛的兴趣截然不同，当同龄人都在吟诗作画的时候，她却沉浸在数学、物理的领域中不能自拔。连家中雇佣的工人都常常打趣道：二小姐算账，又快又准！

王承书

1964 年，新疆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背后，有这样一位奇女子：为建设新中国，她舍弃半生积蓄，毅然回归祖国；为发展中国核事业，她放下一生荣与名，隐姓埋名三十多年。她一生贡献无数，却鲜为人知。

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就是王承书，我国杰出的女科学家，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为中国核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鸿鹄之志显于行

1912 年6 月26 日，王承书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早年是进士出身，曾被送往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高等学校教授和警司司长；母亲出身扬州名门——被誉为“晚清第一名园”的寄啸山庄。

但王承书打小就与民国名媛的兴趣截然不同，当同龄人都在吟诗作画的时候，她却沉浸在数学、物理的领域中不能自拔。连家中雇佣的工人都常常打趣道：“二小姐算账，又快又准！”

王承书从小就生活在异样的目光中，那时数学、物理是男人的专长，而女人更多还是被框定在相夫教子、琴棋书画等领域。

同龄人的排斥，加上自身体弱多病，成了她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但这些都无法阻碍她学习的热情，凭着自身一股不服输和努力上进的精神，上学期间她的数学始终是第一。即便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曾因病休学两年，她也倔强地坚持与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升学考试，且均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

青少年时期，她追求妇女解放，想要摆脱封建束缚，探索科学真理，并一直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的榜样。

1930 年，王承书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她选择了少有女子就读的物理系（她是上、下两个年级中唯一的女生）。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获得学校最高荣誉“金钥匙”——“斐托斐”名誉学位，并先后于1934 年和1936 年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打破了世人对女子的刻板印象。

在燕京大学，她还遇到了此生挚爱——张文裕。张文裕是燕大教授，也是她的导师，他们彼此吸引，相知相爱。1939 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他们结为夫妻。

成婚后，王承书与丈夫一同前往昆明西南联大。当丈夫在西南联大物理系教书时，王承书也没有放弃自身所学，也在积极地寻找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此时，她得知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一笔奖学金，专门提供给亚洲有志留学的女青年，但规定不给已婚妇女。

“为什么已婚不行？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是靠已婚与未婚来裁定的。”

她立即给奖学金委员会写了信，坦陈了自己的情况，也表明了决心，最后成功申请，被密歇根大学破格录取，并于1941 年8 月孤身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报国热血蕴于心

彼时，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的国耻，在她心头挥之不去。当时她只有一股信念：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远在美国的王承书，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那庄严的神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阵，热泪盈眶的她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在美国的科研，回归祖国。

彼时的王承书，与张文裕有了孩子，住着花园小洋楼、出门开着小轿车，更是受人尊敬的女科学家，她拥有无数女人向往的生活。但她还是决定直接放弃儿子的美国国籍，回到祖国。朋友无法理解为何王承书非要回贫穷落后的中国？

王承书的解释只有一句：“正因祖国贫穷，才需要自己，我是中国人！”

她迫切想要回国效力，却遭到了重重阻拦。当时朝鲜半岛局势恶化，中美关系急剧降温。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而学术能力有目共睹的王承书和她的丈夫张文裕，都在被禁之列。

他们只好继续留在这里做研究，等待回国的机会。

这一等，就是七年。

1951 年，她和乌伦贝克教授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学术界。

接下来，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这个成果再次引起国际学术界巨大轰动。乌伦贝克教授更对她有着高度评价：“她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她却从未放弃归国的机会。1954 年，王承书无意间在拉布拉多州一个邮局门口见到了一则不显眼的通知，这则通知上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努力，中美两国就中国科学家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凡是愿意回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去。

得知此事后，王承书和丈夫把宝贵的书刊和资料陆续分批寄往北京，足足有三百多个包裹。同时，他们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继续递交，如此反复，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1956 年11 月，王承书夫妇踏上离别了17 年的土地，简陋的房屋，拥挤的公交车，却让她感到无比舒心。

三次“我愿意”奠定永恒人生

回国的王承书，与张文裕一头扎进祖国的教育事业，一边为祖国培养人才，一边参与核聚变研究。

1958 年，我国筹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也称人造太阳。但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的陌生领域，对46 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1959 年，王承书被送往苏联学习培训，在回国的火车上，她用七天七夜把美国最新出版的关于热核聚变的书籍《雪任德方案一美国在受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翻译了出来，为中国热核聚变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其后不久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填补了中国热核聚变领域的空白，这两本书也成为培养热核聚变方面人才的基础教材之一。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和设备，并讽刺地说：“就靠你们自己，这个厂子能搞起来？”

面对如此形势，1961 年的一个早上，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筹措再三，还是拨通了王承书的电话，请她到办公室议事。苏联撤走专家，中国高浓缩铀的研发陷入困境，高浓缩铀是原子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放眼当时的中国这方面唯有王承书最合适。但这是一项高度机密任务，接受以后必须对所有人保密，包括家人。而且要淡出众人的视线，不能出席任何会议，放弃科学界所有的荣誉，远离家人。钱三强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他找王承书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当钱三强说出任务以后，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声音不高，却十分坚定。同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2 年，她告别了家人，来到中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五〇四厂进行科研工作。

在五〇四厂的日子，她以拼命般的势头忘我工作，和众多科学家们先后解决了数百个理论问题、技术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她运算的资料数据堆满了三个大抽屉，所有数据她都要亲自过目，没日没夜地计算、推导，还不过50 岁的她，已过早添上了满头银发。

当时时间紧迫，工作计划是按原子弹爆炸的倒数时间表来安排。王承书和科研人员为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坚持用手边的手摇计算机作必要的验证。同时，她带领科研人员多次下工厂，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比较理论计算与实际运行的参数，对建议的启动方案反复论证，并付诸实施。

1962 年，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来到五〇四厂进行调研。他问到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把目光投向了王承书。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

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

王承书回答：“我们在原子能研究所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保证按时出合格产品。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经过三年的艰苦岁月，1964 年1 月14 日，五〇四厂终于成功研发出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

同年10 月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这一年，王承书52 岁。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钱三强再次找到她，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并问她：

“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

“也没有。”

“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工作吗？”

“我愿意。”

这一句“我愿意”的注脚，是王承书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干得出勋绩，满头青丝化作白发。她奉献自己的一切，却没有半点怨言。

竭尽所能馈于民

她的一生奉献了太多太多，生活却简朴到让人难以置信。家中的陈设，除了三个旧书柜、一套旧沙发，就是一张睡了一生的硬板床。

长年不倦的工作，使夫妇二人都积劳成疾，但他们却很少去医院治疗，因为他们既怕影响工作，也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她晚年患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 针进口药，当她听说每支药600 元人民币，便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双眼睛还值6000 元吗？”

她对自己“抠门”得厉害，可对国家和社会却无比慷慨。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她就从280 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 元交党费，剩下的80 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她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这么多钱。”

王承书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与眼疾作斗争的王承书，把每篇论文的英文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经她“掌眼”的论文都经过多次修改方才“过关”。“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1992 年11 月5 日，积劳成疾的张文裕去世后，她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丈夫的名义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她曾说：“一个国家教育上不去，人才培养不出来，这个民族就肯定没有希望。”

如今，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还能看到一座以张文裕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同年底，同样积劳成疾的她，收到了病危通知后，留下了如今一纸遗书：

王承书的一纸遗书：

虚度80 春秋，回国已36 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走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 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她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她的低调简朴，也为她的一生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她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伟绩更被深深地“藏”了起来，成为中国核武事业上最神秘的存在。

1994 年6 月18 日，默默无闻奉献了一辈子、清贫了一辈子的她，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人世间行走80 余年，王承书心系祖国、心系物理，不求名不求利，生活清贫却精神富有。三次“我愿意”，两次“没有”，一纸“遗书”是对王承书一生拥有崇高精神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