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的“根性”

黄灯

汨罗话中有个词“根性”，用来叙述一個人性格中最为本质的层面。韩少功2000年定居汨罗后，我作为文学爱好者，沾了就近的光，和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一样，开始了和他的漫长交往过程。不知不觉，韩少功早已成为我的故乡湖南汨罗八景村的一个巨大磁场，这个磁场如此神奇，既能链接他过去的岁月，又能召唤出不一样的当下时光。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意识到，韩少功来到汨罗一个村庄住下来，一住就是二十年，像树一样笃定和安静，这个事实，本身就呈现了某种“根性”的东西。我尽管说不清独属于韩少功性格中的这种“根性”的气质是什么，但从他人的叙述中，我又分明能够感受到从少年时代直到今天，韩少功身上一些从未改变的东西。

2000年10月4日，经在八景中学任教的二姐指引，我步行十几里路，来到了韩少功的新居梓园。梓园位于八景中学的旁边，周围就是浩渺的水库，在此以前，从外面大坝进入中学，都需要划船才能到达，韩少功定居汨罗以后，经过他的努力，一条弯弯曲曲的盘旋山路才得以开通。没有合适的班车，加上交通工具远不及今天丰富，我怀着朝圣者的心，踩着路上无数的石子，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竟然见到了韩少功一家。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称呼他为韩老师，尽管我们汨罗人叫他韩爹，他也喜欢别人叫他韩爹，但我认为再也没有比“韩老师”三个字，更能表达我对韩少功的真切印象和感念之情。二十年来，每到暑假，我几乎都要去八景看看，我的家人、我爸爸的同事、我村里的邻居也都随我去见过韩老师。韩老师也去过我们家很多次，我们在三江中学的宿舍、短暂居住的长乐大姐家、汨罗城关的旧房子，甚至老家的新居，韩老师像走亲戚一样，每个地方都去过。他和我爸爸很熟，两人一起吞云吐雾，总是聊得哈哈大笑，我的二姐、外甥、我儿子力行也和韩老师有不少交往，“去看韩爹”几乎成为家里孩子们最为向往的事情。这种自然的人情交往，让我借助原住民的便利，获得了不少观照韩少功日常生活的机会，我甚至能见到他少年时代下放汨罗时，见证他知青岁月的一些当事人，由此也得以知道在文学史、毕业论文、学术论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鲜活的作家形象。

我第一个听说老早就认识韩少功的人，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他几十年的老同事陈珍如。他们在七十年代汨罗文化馆的业余作者培训班和改稿会上见面，算得上当时乡村散落各地的文化精英，“韩少功是一个怪器人，也是一个长情的人。”这是韩少功脱离知青身份回到城市以后，陈珍如对他的评价。怪器指的是韩少功足够聪颖、富有才华，长情则指韩少功本色未改。几十年来，面对少年时代就认识的汨罗乡民，多年以后相遇，依然没有半点时空冲刷下的生分和隔膜，谦和、亲近和热情，几乎是汨罗人对他从未改变的印象。

我爸爸的另一位好朋友蒋仕国，在韩少功知青时代，也经常听说他的名字，他去天井茶场找过韩少功，种种原因，两人并没有见过面。大约十五年前，蒋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带他去看看韩少功，弥补年青时候的遗憾。我从这种诚恳中，深深体会到了那一代人的质朴和深情，跨越三十多年的时空，蒋老师激动得如一个青年。他说起自己少年时代出于对韩少功好名声的敬畏，私自去茶场找他，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无论见与不见，韩老师与汨罗这块土地的关联，归根结底来自他和这里的人。

从文友的角度看，与他同龄的，韩老师交往较多的朋友，算得上胡锡龙、甘征文和廖宗亮。胡锡龙老师2012年去世，我一直遗憾没有当面向他请教一些事情。在韩少功关于创作的回忆中，胡锡龙算得上他少年时代遇到的良师。在他创作的起步阶段，胡锡龙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热情耿直的态度，给初入文坛的韩少功不少滋养。我后来甚至认为，韩少功之所以对我们这帮后来的文学爱好者如此热心，总是不遗余力地修改、推荐发表、写序甚至参与研讨，也许和胡锡龙当年对他的提携有关。一种隐秘的善意总是在无形中传承和流淌，在这种正向的流动中，隐秘的善意又辐射出了更大的精神能量，悄然滋养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并且在事实上促成了汨罗古风尚存的文化氛围和县乡难得一见的清朗气息。

甘征文老师一直住在汨罗，我和他见面的机会稍微多一点。一有空，我就会问他当年和韩少功交往的一些细节。甘老师认为最了解他的人是韩少功。他记得韩少功1968年到汨罗来时，首先就在天井茶场，1969年，甘老师自己也到了天井，“两个人在天井住在一间土房子里，两个人一起吃食堂，都是用一个钵子端个饭，端个菜，吃了以后聊会天，他问我要不要去坐一下人家？我说要得。”到1974年，韩少功被汨罗文化馆看中后，很快调往了县城，随后一年，甘征文也来到了文化馆，“我们都住在楼上，文化馆中间一个礼堂，一个会议室，他住西边，我住东边，就我们两个人住在那儿。”在甘征文看来，他和韩少功算得上同乡，韩少功祖籍醴陵，甘征文老家是津市，“我们两个同乡，又同事，又同吃，又同劳动。文化馆喂了一楼猪，我们两个搭档一起做事。每次出去弄糠饼、碎米子，要不就是我拖板车，要不就是他拖板车，最后两人一起煮潲喂猪。”因为和韩少功关系密切，甘征文多次去过韩少功长沙的家，“他在长沙住德雅村，我经常去他家玩，他家人我见得最多，韩少功出生书香门第，娘老子很有文化。我每次去，他娘老子就说，小甘来啦，那我去买豆腐。她煎的豆腐最好吃，他们住的那间房，一个铺，一个灶，少功有一个小床，有时候我们两个就在那里睡。”

对廖宗亮而言，他对韩少功的记忆，更多停留在一种基于互相理解的少年情谊上。在青葱的少年时代，韩少功尚未从文坛显影出他巨大的身躯，廖宗亮作为同龄好友，恰好见证了韩少功那段密实的蓄力时光，“我们心里有什么话，能够互相倾吐。”廖宗亮记得韩少功1974年调到文化馆后，1975年，他也被推荐到汨罗江边京街大队的京街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两个人相隔的距离近，来往也多了起来。在甘征文和廖宗亮的共同印象中，韩少功在文化馆工作时，特别珍惜时间，他不喜欢聊家长里短，为躲避闲聊扯谈的人，他想了个办法，写了张字条“闲聊不过三分钟”贴在门上。更多时候，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写作，他会来到廖宗亮位于汨罗江边的学校，“我们学校安排了一个房子给我，他就在我那里住下来。他兴趣很广泛，喜欢拉小提琴，喜欢打篮球，喜欢游泳。”廖宗亮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很刻苦，但少功比我更刻苦。他精力旺盛，早上四点多就起来了，他那个头发，都是朝下面梳的，他将头发弄湿，就站在学校的台子上拉小提琴。”两人最美好的记忆，是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就去汨罗江边玩一下水，玩累了，就坐在长长的河堤下，扯一会谈，随后沿着河堤散步走回来，早早睡觉，“到第二天，他写他的小说，我就上课去了。饭就在食堂吃，我们学校的男老师女老师都喜欢他，因为他长沙伢子见多识广，谈一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听说过。”

在更年轻的文友中，韩少功也有一帮来往密切的人，诸如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等人。所谓“汨罗作家群”，我人在南方，有时也被他们算在里面。这些人近几年创作颇丰，在文坛上获得了一些关注，说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韩少功的鼓励和提携。每年的节假日，大家都会相约前行，或者组织一些活动，聚集在韩少功周围，尽享文学带来的快乐、滋养与尊严。

当然，我知道，沉淀在韩少功内心深处最为庞大的群体，是他文学作品中的那群人物原型。我因为很早就离开故乡，对这些人物没有更近的观察，但2017年10月15日，在韩少功先生创作40周年汨罗老乡见面会上，因受命担任主持，我亲眼目睹韩少功笔下的人物，在村庄的大树下欢聚一堂。《马桥词典》中的“铁香”来了，她人到晚年，依然散发出蓬勃的生命力，“铁香”在现场妙语连珠，一种久违的时代气息悄然重现。“复查”也来了，他讲起通过韩少功的作品，自己感受到了因被表达、被看见所带来的尊严。老队长也来了，他讲起韩少功当年住在他家堂屋的场景，讲起两人在田里劳作的一幕。往日的少年大都白发苍苍，一些足不出户的老人甚至坐着轮椅来到现场。感动、泪水、久违的信任和激动，汨罗人对韩少功长久的牵念和珍惜，在一种最为质朴的氛围中喷涌而出，洗涤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当时突然理解，韩少功为什么对这片仅仅停留过六年的土地念念不忘，说到底，还是来自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显然也来自双方“根性”中的某种契合。我也突然理解，为什么在1985年1月，韩少功刚刚三十出头的年龄，就平地一声雷般地写出了《文学的根》，我并不将此单纯归结为韩少功理论触发下的一次偶然表达，而认为是他性格中某种“根性”的东西，在一个理论资源勃发的时代，对韩少功的一次点燃和激活。我甚至隐隐觉得，韩少功创作中的“大方向”和“出发点”，在他少年时代就早已显露出了清晰的面目。

那么，汨罗话中的“根性”二字，对韩少功而言，到底指什么呢？是汨罗人嘴中对他评价最多的“长情、念旧”吗？

也许是吧。

2023年12月16日

（本文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1校级课题“韩少功‘汨罗世界’的田野溯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6021310013S。）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