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中的瓷器
——15 世纪的明代宫廷用瓷

郭学雷

15 世纪的明代宫廷用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地位显赫。其在工艺、科技与艺术方面，不断创新与突破，新品迭出，成为后世追摹典范。作为专为供奉帝王及满足宫廷各类需求而生产的瓷器门类，其与宫廷庄重繁缛、等级森严的各类政治与生活礼仪更是密不可分。明朝立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重振华夏传统，袭前代之制，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建树最多，对有明一代影响至深[1]。大凡明廷政治及帝王与家眷日常生活所涉及的所谓吉、凶、军、宾、嘉五礼，大都离不开瓷器。尤其是吉礼中的祀典、嘉礼中的朝会，宾礼中的朝贡、遣使等，瓷器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宫廷礼仪的视角下，对15 世纪的宫廷瓷器做一初步考察，以期将宫廷瓷器背后最核心的历史文化内涵逐步挖掘呈现出来。

一、吉礼用瓷

吉礼即祭祀之礼，古人以祭祀求吉祥，故称吉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吉礼在国家管理及宫廷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吉礼作为五礼之冠，主要包括祀天、祭地及祭祀宗庙、社稷、日月、先农、太岁风雷雨电师、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城隍、旗纛（dào)、祭厉、神祇、三皇、孔子等内容。据明初典籍中有关祭器的记载可知[2]，明朝复杂的祭祀体系，祭器皆用瓷，这早已被学界所熟知。

从相关文献来看，历朝国家祭祀器用的数量都非常庞大。以宋朝为例，仅“祀天”一项，就需各类祭器多达九千二百五十件[3]。明朝虽无确切统计，但可以推知其祭器数量也一定颇为可观。正是在宫廷祭祀礼器庞大需求的刺激下，明朝宫廷瓷器的生产拉开了序幕。

1.洪武朝祭器

明代宫廷用瓷的创烧，与明初应天府（南京）及明中都的建设，特别是与建国初始宫廷祭祀礼仪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应天府始建于明正式立国前的至正二十六年，洪武二十五年基本完工。建有太庙、社稷坛、奉先殿等祭祀建筑。明中都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其始建于洪武二年，洪武八年罢作。洪武四年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诸坛和太庙。洪武六年，立功臣庙、历代帝王庙及中都城隍庙。洪武十一年，改建皇陵及修建十王四妃坟[4]。

以上祭祀建筑及皇陵的修建，迫切需要大量的祭祀用瓷，以备各类祭祀礼仪之需。从文献证据来看，明廷拟定“祭器皆用磁”的时间，是在明朝两座皇城建设初始的洪武二年，这恰恰反映出明朝立国伊始，因皇城祭祀建筑大规模建设而引发的对祭祀用瓷的迫切需求。由此还可知，尽管有关洪武二年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之说，学界尚存较大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该年，明廷已在景德镇组织生产宫廷用瓷是毋庸置疑的。

目前能够确认的洪武祭祀用瓷，主要是各类颜色釉瓷的盘、碗一类，即文献所载祭祀用瓷的“盘盂之属”。这类瓷器的装饰主要是模印兼刻划的云龙纹、也有少量凤纹。釉色有白釉、红釉、天蓝釉、黑釉、黄釉、外黄内白、外黑褐内蓝、外蓝内红、外白内黑褐等品种。凤纹瓷器，仅见白釉品种。

查检相关考古与调查资料，见有1979 年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出土洪武红釉高足杯残片（图1）、1988 年景德镇中华路西侧出土红釉印划云龙纹碗残器（图2）[5]；1997 年景德镇御窑厂附近基建工地采集的外黄内白釉印划云龙纹盘残器（图3）、内外黄釉盘残片，还发现未施低温釉的素坯，有的内外均无釉，有的内施白釉，外涩胎[6]；2008 年景德镇采集的黑褐釉盘残片（图4）[7]；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外黑内绿釉印划云龙纹碗残片[8]、外黑褐内蓝釉模印云龙纹碗残片（图5）[9]；北京也发现了纯黄釉碗残片（图6）[10]。

图1 左：洪武红釉高足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右：洪武红釉高足杯残片 1979 年景德镇珠山御厂遗址出土

图2 洪武红釉印划云龙纹碗1988 年景德镇中华路出土

图3 洪武外黄内白釉印划云龙纹盘1997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附近基建工地采集

图4 洪武褐釉盘残片2008 年景德镇采集

图5 左：洪武外黑内绿釉印划云龙纹碗残片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右：洪武外褐内蓝釉模印云龙纹碗残片 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

图6 洪武黄釉印划云龙纹碗残片北京采集

馆藏品方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红釉印划云龙纹盘，白釉印划云龙纹碗（图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红釉印划云龙纹碗（图8）：首都博物馆藏红釉印划云龙纹盘[11]；上海博物馆藏白釉印划云龙纹盘（图9）；大英博物馆藏有外黑褐内蓝釉印划云龙纹高足杯、盘（图10、11），红釉印划云龙纹盘（图12）、碗，白釉印划凤纹盘、碗（图13、14）[12]；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外白内黑褐釉印划云龙碗（图15）[13]；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白釉印划凤纹盘、红釉印划云龙纹盘、外蓝内红印划云龙纹碗（图16）[14]；日本安宅美术馆藏红釉印划云龙纹碗[15]；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外褐内蓝釉印划云龙纹高足杯[16]；此外，深圳小雅斋藏一件内外均施蓝釉的印划云龙纹碗（图17）。

图7 洪武白釉印划云龙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8 洪武红釉印划云龙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 洪武白釉印划云龙纹盘上海博物馆藏

图10 洪武外褐内蓝釉印划云龙纹高足杯大英博物馆藏

图11 洪武外褐内蓝釉印划云龙纹盘大英博物馆藏

图12 洪武红釉印划云龙纹盘大英博物馆藏

图13 洪武白釉印划凤纹盘大英博物馆藏

图14 洪武白釉印划凤纹碗大英博物馆藏

图15 洪武外白内黑釉印划云龙纹碗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图16 洪武外蓝内红釉印划云龙纹碗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17 洪武天蓝釉印划云龙纹碗深圳小雅斋藏

图18 洪武白釉“天”字碗 明中都皇陵出土

关于洪武朝的这类祭祀用瓷，陆明华认为，大量祭祀用品可能是单色釉产品，白釉瓷应是祭器主流，还有青釉瓷器[17]。路杰主要聚焦印划云龙纹的颜色釉瓷，认为这类瓷器开辟了明清官窑祭祀色釉装饰用瓷的先河。而里外两色釉组合不同的器物，是适应不同祭祀主体的需要[18]。笔者大致认同二位的观点，下面着重探讨这类祭器的具体祭祀对象问题。

据笔者掌握的证据来看，上述洪武朝的色釉瓷主要与祀天、祭地、祭社稷有关。

先来看祀天。《明集礼》卷一•吉礼•第一“币”条：祀天用“币”，“国朝正配位用苍，大明以红，夜明、星辰太岁皆用白。”[19]

接下来看祭地。《明集礼》卷三•吉礼•第三“帛”条：“国朝方丘正位币仍以黄，从祀币各从方色，配位帛用白。”[20]

再来看社稷。《明集礼》卷八•吉礼八“币”条：“周官牧人阴祀用黝牲，毛之黝黑也，祭社稷币同牲色也。……唐社稷币以玄色，用黑缯四，各长一丈八尺。宋元及国朝皆同唐制。”[21]

以上是祀天、祭地、祭社稷的用“币”（即祭祀用帛）配色情况。参酌《大明会典》载：“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的内容[22]，可知嘉靖新定四郊各陵祭器的颜色，与洪武朝祀天、祭地、祭社稷的币帛用色完全一致。而从现存洪武色釉瓷来看，早在洪武朝就已有针对特定祭祀对象的瓷器用色意识了。

综上分析推知，洪武年间祭祀用瓷釉色，大致与祭祀对象的币帛用色一致。祀天正配位“币”用苍色，对应瓷器就是天蓝色。深圳小雅斋藏一件海内外仅存的内外皆施蓝釉的云龙纹碗，其蓝釉浅淡，有学者称之为霁青，恰似雨后天青之色，正是用来祀天的最佳釉色（图17）。而祀天之币“大明以红”，对应则是红釉瓷。景德镇出土的红釉高足杯残片、印划云龙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红釉盘、碗，就是祀天“大明”（太阳）位的最佳匹配祭器（图1、2、8、12）。“夜明、星辰太岁”之币“皆用白”，对应的显然是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藏白釉碗、盘一类（图7、9、13、14）。

祭地的“方丘正位币仍以黄”，对应的当然是纯黄釉瓷器。景德镇、北京等地发现的内外施黄釉盘、碗，即是祭地的最佳器具（图6）。“配位帛用白”，因明代祭地配位是仁祖淳皇帝，也就是太祖朱元璋的父亲，所以其祭器用白，也与明代宗庙、奉先殿祭祖用白瓷的规定一致。

前揭祭社稷“唐社稷币以玄色 ……国朝皆同唐制”。这里的币用“玄色”，是指什么颜色呢？参酌《古今韵会举要》载：“凡玄色緅缁之间，是黑而有赤色也”的说法[23]，可知玄色即黑中带红之色，其对应当是黑褐色釉瓷器。2008 年景德镇采集的一片黑褐色釉残片，原以为是没烧成功的次品，现在才恍然大悟，其黑中带褐的色泽，原来是在追摹緅缁之间的玄色（图4）。此外，大英博物馆藏外黑褐色云龙纹盘、高足杯，其外璧的黑褐色，黑中带赤，也是所谓的“玄色”（图10、11）。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一件外白内褐釉的云龙纹碗，其内壁也呈典型的玄色（图15）。由此看来，以上“玄色”瓷器，均或可能与祭社稷有关。

至于洪武色釉瓷器中流行的内外两种颜色不一的情况，路杰认为与祭祀中的主神与其他神明作为陪祀有关。这一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不过，这群两色釉瓷器，其祭器的属性应是毋庸置疑的。

以目前的证据来看，确如陆明华所言，洪武朝的祭器，白釉瓷是主流。据笔者的观察，其主要用于宗庙、太岁风云雷雨师、释奠先圣先师、三皇以及祀天的夜明、星辰、太岁的祭祀。

白瓷用以宗庙祭祀的证据，从《明史》载：“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的内容[24]，可以得以证实。另据《明集礼》卷四•吉礼•第四载：“唐郊祀録礼神之制币，告宗庙用白色，宋元至国朝皆因古制。”[25]也可证实告宗庙用币之白色，与宗庙祭器色泽一致。

另参酌《明集礼》卷十三•吉礼•十三载：“国朝太岁风云雷雨师，各用一太牢，其币则唐宋元及国朝皆以白 ”、《明集礼》卷十六•吉礼•十六载 ：“周制释奠先圣先师行事必以币，唐宋元以及国朝币皆用白色”、《明集礼》卷十六•吉礼•十六载，祭祀三皇“元及国朝皆用白币”的记载推知，太岁风云雷雨师、释奠先圣先师、三皇的祭祀，其祭器也对应白色。

至于皇陵的祭祀，从明中都皇陵出土的“天”子款白瓷碗可知，其与宗庙祭器相同，皆用白瓷。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朝皇室祭祀祖先的瓷器中，已有性别的区分。存世量较多云龙纹瓷器是用以祭奉男性祖先。而大英博物馆藏模印凤纹碗、盘一组（图13、14），应是专为祭祀太后、皇后等烧造。

景德镇之外，处州龙泉窑也是明初宫廷瓷器的重要产地。《明集礼》卷十二·吉礼十二载，祭先农“自唐宋以来皆用青币”[26]。因洪武朝景德镇尚无发现青釉产品，而至迟洪武二十六年，宫廷已在处州龙泉定烧瓷器[27]，故知祭祀先农的瓷器，以龙泉青瓷为首选。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洪武龙泉窑青釉刻花龙纹碗，与景德镇的洪武色釉瓷釉诸多共通之处，可归入祭先农青瓷一类（图19）。

图19 洪武龙泉窑青釉刻花龙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明中都、南京明故宫发现的建筑用瓷构件，与宫廷的礼仪建筑密切相关。明中都采集有釉里褐龙纹瓦当（图20）、白釉龙纹瓦当、黄地白龙瓦当、黄地白凤纹滴水（图21 左）、酱地黄凤纹滴水、白釉开片瓷桶瓦、白釉瓷桶瓦、卷草纹白釉瓷构件（图22）、黑地白草云纹构建等，数量可观，有的还有“浮梁”、“鄱阳县”的题记[28]。南京明故宫也出土与明中都风格相同的釉里红凤纹滴水、龙纹瓦当（图24）。景德镇出土的卷云纹白釉瓷构件（图23）、涩胎白凤纹滴水（图21 右），可证实上述明中都出土瓷制构件，确实来自景德镇。明中都建于洪武二年，洪武八年即停工，可知这批礼仪建筑用瓷为洪武早期景德镇所产无疑。

图20 洪武釉里褐龙纹瓦当安徽凤阳明中都采集

图21 左：洪武黄地白凤纹滴水 安徽凤阳明中都采集右：洪武涩胎白凤纹滴水 景德镇出土

图22 洪武卷草纹白釉瓷构件 安徽凤阳明中都采集

图23 洪武卷草纹白釉瓷构件 景德镇落马桥出土

图24 洪武釉里红凤纹水滴、龙纹瓦当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

除了以上色釉瓷器之外，洪武还有一些其他品类的瓷器可归入祭祀用瓷。如故宫博物院藏一件被定为洪武朝的釉里褐花卉纹宝座，参酌《大明会典》所绘祭祀陈设图中神座特点，可知故宫藏这件釉里褐花卉纹宝座应是难得的祭祀用的神座（图25）。

图25 左：釉里褐花卉纹神座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右：圜丘西二坛云师、雷师、风伯、雷师神座 引自《大明会典》卷八十二，四十四页

另外，与故宫藏釉里褐花卉纹宝座风格相同的一批被学界普遍认定是洪武朝的釉里红、青花大碗、大盘，以及龙泉窑青瓷大盘、大碗，参酌《大明会典》中各类祭祀陈设图中瓷器造型的特点（图26）[29]，推测其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明洪武末年至永乐初流行的祭器。

图26 圜丘第一成陈设图 引自《大明会典》卷八十二，三十五页

图27-1：永乐青花岳镇瀆海纹三足炉1994 年御厂珠山东门头出土

图27-2：“大明永乐年施”铜三足炉青海瞿昙寺旧藏

2.礼神之炉瓶

祭山川之炉 1994 年御厂遗址珠山东门头出土一件永乐青花香炉（图27 左），高达60 公分，造型雄伟。炉身以青花为饰，山岳耸立、波浪翻腾，洄洑激荡，气势非凡，是永乐青花中的一件重器。从明洪武二十五年敕建的青海瞿昙寺旧藏一件“大明永乐年施”铜鎏金此式炉（图27 右），可知这件永乐青花炉是当时宫廷流行的“官样”。同类青花香炉，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也有收藏（图28、29 左）。南京博物院所藏，整体绘画略显粗放，青花发色、画法与2014年景德镇御窑出土一批空白期青花的风格更为接近，应属于空白期模仿永乐青花的制品。2014 年御窑还出土一件特殊的空白期青花博山炉薰盖（图29 右），从元大都出土的三彩琉璃镂空龙凤纹熏炉[30]及明定陵石五供中博山炉的形制特点，可知上述青花香炉原都应配有博山式的熏炉盖。

图28 永乐青花岳镇瀆海纹三足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9 左：空白期青花岳镇瀆海纹三足炉右：空白期青花博山炉盖 2014 年景德镇御厂出土

江建新先生对上述青花香炉做过专题考证，认为其是为特殊祭祀之用，很有可能是为奉先殿定烧[31]。笔者认同江建新所提为特殊祭祀之用的观点，但具体用途，笔者提出另一种可能，就是此类香炉或是专为祭祀山川而精心设计烧造。理据如下：

首先，“夫国必依山川”，“天子祭天地宗庙六宗五岳,得其宜,则五谷丰,雷雨时至,四夷贡物”，祭祀山川是一种定国安邦的重大措施，在国家层面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此类青花炉的炉身前后，各绘五座山峰于波涛之中（27 左、28、29 左），参酌明代宫廷仪仗中的五岳、四渎旗的特征（图30、31）[32]，可知此类炉腹前后描绘的分别应是五岳、四渎与五镇、四海。而五岳、四渎、五镇、四海，正是山川祭祀的核心所在。

图30 五岳旗 引自《明宫冠服仪仗图》

图31 四瀆旗 引自《明宫冠服仪仗图》

第三，北京先农坛现存地祇坛中的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石刻神龛外均满刻山形、水浪，也与上述青花海水炉纹样设计如出一辙（图32、33、34）。

图32.北京先农坛现存地祇坛中的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石刻神龛

图33 北京先农坛现存地祇坛中的五岳（下）、四渎（上）石刻神龛

图34 北京先农坛现存地祇坛示意图

图35 永乐年间的山川坛总图与山川坛祭祀图 引自《大明会典》卷八十二，十九、二十页。（正德六年序刊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珍藏本）

第四，永乐青花香炉的烧制，应与永乐十八年北京新的山川坛落成有关[33]。

综上所考，以上绘有岳镇瀆海的永乐青花香炉，应是永乐皇帝配合永乐十八年新山川坛的落成而精心设计烧造，是明永乐年间非常重要的山川祭祀之国家重器。

祭礼与供养之瓶 检视目前发表资料，明代宫廷用瓷的供瓶，始于永乐朝。供瓶作为花器中的一个大类，其具体使用大致可分三种情形。一类用于宫廷祭礼，一类用于宗教供养，还有一类用于墓葬祭奠礼仪。

对于宫廷祭礼所用花瓶，明嘉靖《南廱志》卷十二•礼仪考中有载[34]：

我圣祖因时立制，洪武四年，更定孔子释奠祭品礼物，各置高案笾、豆、簠、簋、登、硎，悉用磁器。故今庙库惟有白磁象尊、牺尊各一，酒尊连盖一十四个，和羹碗四十九个，毛血盘三十八个，白磁盘二百八十个在第一号柜。又六百一十个在第二柜。白磁爵三百六十七个，损其十五。铜酒爵一百二十一个，翠磁香炉大小一十二个，大铜香炉二个连架，在第一柜。又五个在第士柜。小铜香炉二十四个及红方盘二个在第一柜。又四个在第五柜。小锡香炉一十三个。大白磁花瓶八个，大绿磁花瓶二个，中磁花瓶三个，小磁花瓶三个。

从上文所揭“大白磁花瓶八个，大绿磁花瓶二个，中磁花瓶三箇，小磁花瓶三个”可知，宫廷祭奠礼仪确有瓷花瓶的使用。

实物方面，1983 年明御厂出土的白釉铺首衔环长颈瓶（图36 左），即是上揭文献“大白瓷花瓶”一类[35]，属宫廷祭礼或宗教供养之瓶。该瓶造型完全仿自景德镇宋元时期米黄釉长颈瓶。据黄清华相告，北京故宫旧藏一件景德镇宋元米黄釉“云麓”款铺首衔环长颈瓶，高70 厘米，体量硕大（图36 右）。有趣的是，此类瓶曾被乾隆帝品鉴过，绘录于北京故宫藏《乾隆皇帝鉴古图》中（图37）。江西宜春一处旧名“神窝里”的元代寺庙窖藏[36]，也曾出土一件此类米黄釉大瓶，可知这类瓶也用于宗教的供养。

图36 左：白釉铺首衔环长颈瓶 1983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右：米黄釉“云麓”款铺首衔环长颈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37 《乾隆皇帝鉴古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台北故宫藏一对永乐甜白双耳瓶（图38）[37]，也是前揭《南廱志》所载“白磁花瓶”一类，属宫廷祭礼或宗教供养之瓶。值得一提的是，该对瓶贴有“世宗宪皇帝”标签，表明入清后其还曾作为雍正帝的祭器继续使用。

图38 甜白釉双耳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87 年御厂曾出土两块釉里红盘口瓶残片[38]，一口沿书“永乐元……供养”，另一书“永乐四年……公庙供养”（图39），显然是为宗教供养定制。据考，其中“永乐四年……公庙供养”残片，极可能与洪武初年诏封“平浪侯”的“晏公”有关。《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晏公爷爷”条云[39]：

图39 釉里红“永乐四年”及“永乐元年”铭瓶残片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涛，商贾叩投即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诏封显应平浪侯。

据此可进一步推断，上述“永乐四年……公庙供养”瓶残片，极有可能与永乐朝郑和下西洋有关，是专为祈求晏公保佑出海航行安妥稳载而定制供养。

类似“永乐元……供养”、“永乐四年……公庙供养”残片的完整器物也有传世，上海博物馆[40]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41]分别藏一件釉里红龙纹双耳瓶，似应是早年失群的一对花瓶（图40 左、右）。而国家博物馆藏青花龙凤纹香炉（图40 中）[42]，从其龙纹及口沿缠枝灵芝特点来看，则可推测上海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这对釉里红龙纹双耳瓶，原是与类似香炉组成一炉两瓶的三供组合。这对花瓶与香炉，龙均为三爪，据下文的研究，显然属赏赐一类。

图40 左：釉里红龙纹双耳瓶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中：青花（或釉里红）龙凤纹香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右：釉里红龙纹双耳瓶 上海博物馆藏

2014 年出土黑褐色釉八卦觚瓶（图41）[43]，觚瓶上下两段纵向分饰模印突起的八卦纹，从其黑中透红的釉色来看，推断是礼祭社稷的花瓶。从元明杂剧本《四马投唐》中李靖所云：“八卦阴阳扶社稷，六爻搜尽鬼神机”，可知该瓶的八卦纹确实可能与社稷有关。

图41 黑釉八卦纹觚瓶 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1982 年御厂出土的永乐青釉大吉瓶（图42）[44]，是宋元以来流行瓶式。元朝出土大吉瓶大多为成对供瓶组合[45]。由此可知，永乐青釉大吉瓶，也应为成对花供之瓶。

图42 青釉大吉瓶 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至于墓葬祭奠供瓶的使用细节，可参照永乐二十二年（1424）楚昭王墓出土铜五供（图43）[46]。该墓墓门后石供台上，前后陈列祭奠墓主的一套铜五供（图44）。该对供瓶双耳衔环，是典型的宫廷式样。墓葬祭奠瓷供瓶可举之例，有永乐五年西宁侯宋晟墓出土一对白釉双耳衔环瓶（图45），可惜该墓破坏严重，其使用细节已不得而知[47]。

图43 铜五供 永乐二十二年楚昭王墓出土

图44 永乐二十二年楚昭王墓供台及铜五供

图45 白釉双耳衔环瓶 永乐五年西宁侯宋晟墓出土

宣德时期的花瓶，首推大英博物馆藏青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纹大瓶，口部残损，体量硕大，是宣德朝唯一传世大型青花瓶（图46）。从北京故宫藏一件青花宣德松竹梅岁寒三友纹大炉（图47），推测大英博物馆藏岁寒三友纹大瓶，原应是炉瓶三供中的一件。

图46 青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纹大瓶大英博物馆藏

图47 青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纹大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宣德有一类“大明宣德年制”倭角双耳瓶（图48），中国国家博物馆及北京、台北两地故宫均有藏，晚明及雍正朝多有仿制。这类瓶均装饰牵牛花，明显有波斯文化影响。从其双耳的特征来看，仍可归入供瓶一类。

图48 青花牵牛花四方倭角双耳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宣德还流行一类被称为石榴尊的花瓶（图49）。有景德镇青花及龙泉窑青瓷两类。台北、北京两地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均有藏。该瓶的设计明显有藏式宝瓶的影响。参酌明正德二年山西稷山稷益庙壁画中描绘的同类器物（图50），可知石榴尊或是宗教场合，用以供养珊瑚、灵芝等珍宝之瓶。

图49 青花灵芝纹石榴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0 明正德二年山西稷山稷益庙壁画局部

2014 年御厂出土一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花瓶，以祭祀类供瓶为主。多数花瓶附有双耳（图51），有青花双象耳瓶（图52）、双兽耳瓶、双鸟首瓶等。明人张德谦《瓶花谱》“品瓶”条载：

图51 空白期各式青花供瓶 2104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图52 空白期青花团花象耳瓶2014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凡插贮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因乎时也。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也。[48]

由此可知，这类带耳瓶的用途，主要是成对的供瓶，与香炉组成三供或五供组合，用以佛道神前、供奉先祖或各种祭礼。如1964 年北京通州明墓曾出土一对“大明嘉靖年制”青花双象耳瓶，造型装饰完全模仿“空白期”制品，其成对出土，应是用于墓室祭供亡灵。2014 年发现的青花缠枝花卉纹大吉瓶（图51中），也是宋元以来流行供瓶式样，与前文提到的御厂出土明永乐官窑青釉大吉瓶（图42），同属供瓶一类。2014 年发现的青花缠枝莲铺首长颈瓶（图51 右），较为特殊，从腹部模印的铺首特征来看，亦属供瓶。

3.其他祭器

爵杯 洪武朝祭器中，虽已有“瓷爵”使用，但考古发现及传世品数量有限。如1995 年南京明故宫社稷坛遗址古井出土白瓷爵，明显具明初特征（图53左）。永乐朝的爵杯发现较多，景德镇御厂曾出土一批永乐早期的白釉爵（图53 右）[49]。1999 年景德镇御厂还出土了永乐晚期青花龙纹爵，附有承盘。因爵盘中心突起山形，内留三孔插入爵足，故有学者称其为“歇爵山盘”、也有称“爵山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成套的永乐青花爵盘传世（图54）。《乾隆内务府纪事》中，对乾隆朝制作的类似爵盘称之为“江山一统爵盘”[50]，准确表达出这类爵盘“天下一统，江山永固”的意涵。另据《大明集礼》卷七载：“坫用以致爵，亦以承尊。”可知爵盘有其正式的名称为“坫”（dian)。不过早期的“坫”似乎不仅用以向人敬爵，而且也用于承放酒尊之用。永乐首创的“爵山盘”，使得爵杯首次有了专用的承盘，也是永乐朝在礼器方面的一次创新。正统六年梁庄王墓曾出土一套金银爵杯，所附托盘中也有山形突起（图55）。由此可知，永乐附托盘的青花爵杯设计，应是按照宫廷金、银爵杯的式样设计烧造。

图53 左：洪武白釉瓷爵 1995 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西侧黄埔广场工地水井出土右：永乐白釉爵杯 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图54 永乐青花龙纹爵杯（附托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5 金银爵杯一组（附银托盘）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

瓷爵为明代各类祭坛中所必备，通常列于祭坛祭器最前端的中心位置，至少为三件（图26）。举行大祀时，有执爵官进爵，皇帝要“受爵、涤爵、拭爵，以爵授执爵官”。有的祭祀用爵数量更多。

如《明史》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载：

太庙时享，洪武元年定，每庙登一、鉶三、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共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于殿东西向。二十一年更定每庙登二、鉶二。弘治时九庙通设酒尊九、祫祭加一。金爵十七、祫祭加二，瓷爵三十四。[51]

不过爵杯在嘉礼朝会的筵宴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明宴礼规定大宴要进酒九爵、中宴七爵、长宴三爵或五爵而止[52]。不过这类场合，瓷爵的使用并不占主导，更多是根据身份场合不同，选用金、银、玉器等材质的爵。

大羹之器 景德镇御厂曾出土一件永乐白瓷豆（图56），据《大明集礼》卷之七“宗庙祭器”条及附图[53]，可知其在明代祭器中准确的名称是“登”，是祭器中的盛大羹[54]之器（图26）。也是祭坛最中心位置的一件祭器。由该登可知，明永乐朝的祭器，已不再局限于洪武时期的盘、碗类“时器”，也偶有定制仿古类的祭器了。

图56 永乐白釉登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白釉镈钟 1999 年明御厂遗址出土，仿青铜镈形制，高19.5 厘米（图57）。据《大明集礼》卷四十九的内容，可知该镈钟应该是明代祭礼乐器中的“编钟”，又称“歌钟”，一组十二件，悬于钟架之上（图58）。

二、嘉礼用器

明代宫廷嘉礼大致包括朝会[55]、册拜、冠礼、婚礼。其中每类都包含着复杂的冠服制度、仪仗、朝班位次、用乐、陈设、礼物、宴会等复杂内容。瓷器在各类嘉礼活动中扮演不同角色，其在不同场合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身份区隔。

1.酒罇之设

酒罇之设是宫廷筵宴中最重要的环节。以朝会中的正旦、冬至的坤宁宫宴筵为例。《明集礼》卷十八•嘉礼二“宴会命妇仪注”(正旦冬至/寿诞并同)条载：

坤宁宫受朝贺毕,内使监官仍于殿上陈设御座,……设御酒罇于殿之南楹正中,设皇妃酒罇于御酒尊之西,皇太子妃王、王妃、公主酒罇于御酒罇之东,设外命妇酒罇于殿门左右及东西两庑。[55]

再如蕃王朝贡，皇帝、太子均需赐宴款待。《明集礼》卷三十•宾礼一“宴会仪注”条：

光禄寺设御酒罇于殿中之南，设皇太子诸王蕃王文武一品二品官酒罇于殿左右门之东西。[57]

《明集礼》卷三十•宾礼一“东宫赐宴仪注”条：

皇帝赐蕃王宴毕，东宫择日宴蕃王，是日……光禄寺官设皇太子酒罇于殿中之南，设诸王蕃王三师等官酒罇于殿门之左右。[58]

由上揭文献可知，嘉礼中的正旦、冬至、寿诞的坤宁宫宴筵有“御酒罇”、“皇妃酒罇”、“皇太子妃王、王妃、公主酒罇”及“外命妇酒罇”之别。皇帝赐藩王朝贡宴筵，则分别有“御酒罇”与“皇太子诸王蕃王文武一品二品官酒罇”，以及“皇太子酒罇”与“诸王蕃王三师等官酒罇”之别。显然，宫廷宴请的酒罇设置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的嘉礼场合，酒樽设置随宴请主角的不同，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制。

以上是文献反映的情况，实物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证。

御酒罇 2014 年明御厂遗址出土了一件宣德青花铺首龙纹大罐及相同装饰的梅瓶（图59）。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一对宣德青花铺首五爪龙纹梅瓶，亦属此类（图60）。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宪宗行乐图》[59]及台湾周海圣先生藏成化《四季赏玩图》中的宪宗的酒桌之设，酒桌上一个大罐配两个梅瓶，可组成标准的一套“御酒罇”之设（图61），大型酒桌酒罇两侧还有一对瓶花之设。御厂出土的这组酒大罐及梅瓶肩部均绘有铺首，腹部所饰五爪龙纹，威猛矫健，双爪高举，彰显皇权的意图明显，是难得一见的宣德朝“御酒尊”。与青花铺首龙纹大罐类似的“御酒尊”，还见于大英博物馆藏“大明宣德年制”款铜胎掐丝珐琅龙纹罐，其上还署“御用监造”款（图62），以彰显其御用器至高无上的地位。

图59 左：明成化《四季赏玩图》卷“秋赏牡丹”（酒桌）局部 台湾周海圣先生藏中、右：宣德青花铺首龙纹大罐及梅瓶 2014 年御厂遗址出土

图60 宣德青花铺首龙纹梅瓶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图61 明《宪宗行乐图》卷“膳亭”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62 “大明宣德年制 御用监造”款铜胎掐丝珐琅龙纹罐大英博物馆藏

后妃酒罇 1999年景德镇御厂曾出土一件青花凤纹梅瓶，从装饰看，即知是典型的后妃一类酒罇（图63）。1999 年御厂还出土两件青花梅瓶，一件青花留白刻划龙纹，为 “御酒罇”，另外一只则为留白刻花龙纹、凤纹。从明代的冠服制度的特点来看，这件同时装饰龙、凤纹的瓷器，亦可归入后妃酒罇一类。

图63 永乐青花凤穿莲花纹梅瓶1999 年明御厂遗址出土

赐藩酒罇 大都会博物馆、出光美术馆分别收藏一件类似前文提及的御厂出土青花铺首五爪龙纹大罐。但这两件大罐所绘龙纹，均为三爪行龙（图64 左）。参酌《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刊印“五礼图”中的“嘉礼尊爵图”（图64 右），可知这类青花铺首三爪龙纹罐，曾是宣德皇帝赏赐给明朝藩属国李氏朝鲜世宗皇帝的礼物[60]，为赐藩酒罇无疑。

图64 左：宣德青花铺首五爪龙纹大罐 出光美术馆藏右：《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刊印“五礼图”中的“嘉礼尊爵图”

亲王酒罇 1984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一件青花螭龙纹大罐及相同装饰梅瓶，所绘龙纹为四爪螭龙（图65）。日本出版的《中国名陶展》（中国陶瓷2000 年的精华）收录一件同类装饰梅瓶，形体略小[61]。另大英博物馆藏一件缠枝花卉荷叶形盖罐，盖顶塑蟠螭纽（图66）。据考证，以上蟠螭装饰的瓷器，均是典型的亲王酒罇。证据如下：

图66 宣德青花缠枝莲纹蟠螭纽荷叶盖罐大英博物馆藏

据《皇明典礼志》卷六“册亲王仪”载：

洪武三年夏四月，礼部造诸王册寳，册寳皆用金，寳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寳，寳匣寳座雕螭。[62]

另据《大明会典》卷六十•礼部十八载：

金龟钮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文曰某王之宝，池匣妆饰与皇太子宝同，但太子宝盝匣雕蟠龙，王则雕蟠螭。[63]

又据《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一•工部一“亲王府制”条 ：

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拱，攅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后改蟠螭为龙。[64]

显然，明朝礼仪中，蟠螭是亲王的重要标志。故知上述四爪螭龙纹大罐及梅瓶、蟠螭纽荷叶盖罐，可认定为亲王酒罇。

2.寿诞之器

明朝皇帝生日为圣寿节，皇后、太子寿辰则为千秋节。凡遇皇帝圣寿节、皇帝圣节、皇后及东宫千秋节，俱设宴。这种祝寿的宴会，其器用装饰自然也要起到烘托气氛的功用。

“春寿”酒罇 上海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65]及英国格拉斯哥布雷尔收藏馆各收藏一件洪武青花“春寿”铭云龙纹梅瓶（图67）。河南博物院仅藏一件此类梅瓶盖子。这类“春寿”梅瓶，是洪武青花中难得的重器。器身绘五爪龙纹，其肩部颇见功力的篆书“春寿”二字，到底蕴含者什么秘密呢？明《万氏家传养生四要》中“春寿酒方”给出了答案：

图67 洪武青花“春寿”铭云龙纹梅瓶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常服益阴精而能延寿，强阳道而得多男，黑须发而不老，安神志以常清。益取“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义而立名也。[66]

显然，“春寿”酒是一种特制的延年益寿的酒，而该瓶绘五爪龙纹，显示出其独有的皇家特质，而以能延寿、多男、黑发、安神之“春寿”作铭，则极有可能是专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圣寿节大宴而定制。

寿诞果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各藏一件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大盘（图68）。 这类盘庞然巨制，盘体较深、绘工殊绝，盘的一周绘寿桃、枇杷、石榴等瑞果，盘心画面定格在一绶带鸟回首啄枇杷果的瞬间，生趣盎然。如此精美的大盘，为何要以绶带鸟、枇杷以及各类瑞果作装饰？用途又如何呢？据笔者观察，这类盘应是帝王的圣寿节、后妃、太子的千秋节的承用器物。理据如下：

图68 永乐青花枇杷绶带鸟纹大盘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首先，来看绶带鸟。《事物异名録》卷三十五·禽鸟部上“练鹊”条云：“寿带鸟，禽经练鹊，俗名寿带鸟，似鹊而小头上披一带拖白练。”[67]，由此可知，“绶带鸟”实名“寿带鸟”，以其为装饰，自然表达的是希冀长寿的愿望。

其次，来看枇杷。枇杷被古人称为“备四时之气”的佳果，也是一种长寿果，从明人沈周“弹质圆充饤,蜜津凉沁唇。黄金作服食,天亦寿吴人”赞美枇杷的诗句，可知枇杷的“长寿果”之名，果然不虚。

类似枇杷绶带鸟寿诞题材的大盘，还有1982 年出土于珠山明御厂遗址的青花鹦鹉啄金桃大盘，体量硕大，直径72厘米，是宣德官窑中最大的盘子[68]。东京国立博物馆有同类收藏（图69）[69]。该类盘开阔的盘心，绘一双鹦鹉栖于枝头，一鹦鹉啄食金桃、另一鹦鹉回首呼应，极富艺术表现力。盘内壁绘菊花、寿桃、荔枝、石榴等瑞果。据笔者的观察，该盘鹦鹉啄金桃的题材，同样与寿诞庆典有关。

图69 宣德青花鹦鹉啄金桃纹大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鹦鹉啄金桃”出典自杜甫的《山寺》一诗中“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之句。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曾出水景德镇窑鹦鹉啄金桃劝盘一副。海棠形的托盘，盘心模印三桃凸起以托盏，上为麝鹿卧于石竹下，下方鹦鹉回首啄桃，左右各印诗句“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点名了主题。尤其是该劝盘还配有桃形杯，祝寿的意趣不言而喻（图70）。

图70 元青白瓷鹦鹉啄金桃劝盘一副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

此外，宣德朝以鹦鹉作为祝寿题材，还与当时宫廷养鹦鹉的风气有关。历仕五朝，辅佐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明代重臣杨荣有诗作“白鹦鹉”：

有鸟曰鹦鹉，态度莫与同。……常时沐恩宠，眷顾回重瞳。素鹇不可并，白鹭焉敢从。饮啄既得所，飞止何雍容。适逢太平日，昌运方兴隆。愿言在灵囿，祝寿频呼嵩。[70]

可知明宣德朝，鹦鹉不仅得到宣宗的恩宠，在宣德帝寿诞之时还祝寿助兴。

众所周知，永宣时期的青花大盘，主要是针对中东伊斯兰世界饮食习惯定制。那么以上两类特殊的寿诞类的器皿究竟如何使用呢？成化年间反映宫廷生活的《四季赏玩图》第三段宪宗夏赏荷花的场景中，宪宗坐于荷塘边的亭榭之中，其身后的桌子，大盘内盛放有时令水果（图71）。另上海博物馆藏杜堇《十八学士图》中，也有大盘盛放水果的细节描绘（图72）。由此看来，以上寿诞类大盘，应是宫廷祝寿筵宴，用以盛放时令水果的最佳器具。

图71 明成化《四季赏玩图》卷“夏赏荷花”局部台湾周海圣先生藏

图72 明杜堇《十八学士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3.后宫之器

左：图57 永乐白釉·镈钟1999 年珠山御窑遗址出土

婴戏是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流行装饰。江小民曾对宣德至成化的婴戏纹官窑瓷器做过系统梳理[71]。目前最早见有永乐朝青花十六子婴戏图碗，为香港天民楼所藏孤品（图73）；宣德朝也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明显是对永乐青花十六子碗的追摹，但绘画水准略有下降（图74）。景德镇公安局还曾缴获一件宣德青花十六子婴戏图蟋蟀罐[72]。永乐、宣德的婴戏图，均绘童子抓鱼放生、扑蝶、聚沙为塔、文斗百草、举荷叶、骑竹马等内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婴戏纹瓷器开始大量生产，2014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了大量空白期瓷器，其中不少婴戏图碗、盘等（图75），出现成套婴戏装饰的餐具。在承袭永宣十六子婴戏图基础上，新出现了六子、十子、十二子、十四子、二十子、二十四子等组合，还发展出当时孩童日常游戏的多种形式，婴戏纹细节开始简化，水准大不如前朝。上海博物馆也有此类收藏（图76）。从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资料来看，成化朝婴戏更为流行，纹样持续简化，婴戏的装饰也富于变化（图77）。婴戏图瓷器贯穿了有明一代的官窑产品。

图73 永乐青花十六子婴戏图碗 香港天民楼藏

图74 宣德青花十六子婴戏图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5 空白期青花婴戏图碗 2014 年景德镇御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

图76-1 空白期青花婴戏图碗 上海博物馆藏

图76-2 空白期青花婴戏图碗展开图

图77 左：成化青花婴戏图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右：成化青花婴戏图碗 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官窑瓷器中流行的婴戏装饰，能够长久不衰，这不仅是因为其寄寓了皇室对子嗣绵延不绝的愿望，还事关江山社稷是否长久之大业。不过，其直接的影响，则与宫廷所尚“百子图”密切相关，是从宫廷流行的百子图中截取片段或简化而来。透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副所谓宋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实为明人之作）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幅明人《合欢多子图》（图78），可一窥宫廷流行“百子图”之面目。特别是明定陵两位皇后的棺椁中的四件百子衣（图79），为我们了解宫廷所尚“百子图”提供了难得的具体形象的实物。不仅如此，据《明内廷规制考》“宫阙”条可知，明皇城后宫之永寿宫中还有“百子门”与“螽斯门”[73]。

图78 明人《合欢多子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79 明定陵孝靖皇后棺椁中出土的百子衣线描图

不难发现，宫中的“百子图”似乎是后宫皇后及嫔妃们的专享。为何皇后的随葬品中会有百子衣？为何后宫的永寿宫有“百子门”与“螽斯门”呢？要解答上述问题，需从“百子”的源头说起。

“百子”典出自《诗经》。《诗》曰：“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意为大姒（文王正妃）继承了前人的美誉，则有了百子。《毛传》则进一步解释：“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后因以“则百”称颂多子。而后宫的“螽斯门”的“螽斯”也源于《诗经》[74]。诗作以”螽斯“做比，赞颂了和谐与子孙众多的美好生活。而“螽斯则百”就结合了《螽斯》的“宜尔子孙”和《思齐》的“则百斯男”，一则寄托了皇室子嗣绵延的愿望；同时也褒扬了后妃不贪不妒的美德。这就是为何在明廷后宫中建造“百子门”与“螽斯门”的缘由。

由此看来，无论是皇后的“百子衣”及后宫所建“百子门”，抑或是官窑瓷器上的婴戏图，都被皇家赋予了期许的深意，就是把“大姒嗣徽音”的美德与“螽斯”的“宜尔子孙”，作为后宫皇后、嫔妃们的行为规范和追求，以藉此达到皇嗣子孙延绵，社稷长久的目的。从明张居正所题《应制题百子图》诗文中“百男今有兆，太姒在周京”，“襁褓钟慈爱，群嬉悦圣情”，“眼前看赤子，天下念苍生”的内容，即是明证。

由此我们还可断言，明代官窑瓷器中，这类生动活泼的婴戏图案瓷器，对于宫中后妃门而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生活用瓷，而成为皇嗣子孙延绵，社稷长久的象征了。

4.婚庆之器

夹竹桃花 永乐青花中有一批装饰夹竹桃花的精美器物。如英国大威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青花夹竹桃花白头翁抱月瓶（图80）、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永乐青花夹竹桃花纹梅瓶（图81）、首都博物馆藏北京石景山雍王墓出土青花夹竹桃花纹梅瓶、日本东京户栗美术馆藏永乐青花竹石桃花纹大盘（图82）。

图80 永乐青花夹竹桃花白头翁抱月瓶英国大威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图81 永乐青花夹竹桃花纹梅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类装饰夹竹桃花纹的瓷器，品质非凡，装饰极具艺术感染力。据笔者的观察，其极有可能是永乐时期专门定制的婚庆之器。理据如下：

宋人沈与求“夹竹桃花”诗云 ：

揺揺儿女花，挺挺君子操，一见适相逢，绸缪结深好，妾容似桃蕚，郎心如竹枝，桃花有时谢，竹枝无时衰，春园灼灼自顔色，愿言嵗晩长相随。

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桃花被视为“儿女花”，而竹子则被视为“挺挺君子”的象征，而“夹竹桃花”就被喻为夫妻“绸缪结深好”“嵗晩长相随”的象征了。而英国大威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青花夹竹桃花白头翁抱月瓶，一只白头翁栖于桃花枝头上，更赋予夫妻白头偕老的美好寓意。

鸳鸯纹 2014 年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大量空白期瓷器中，发现一批成套设计烧造的斗彩鸳鸯纹瓷器，有大小配套的各式碗、盘、高足碗等（图83）。成化朝仍有烧造。从北京与台北两地故宫藏保存状况较好的此类传世品来看，其上均描绘的一双鸳鸯，在灼灼红莲的池塘中嬉戏，颇具有新婚喜庆的格调（图88）。

图83 空白期斗彩莲池鸳鸯纹碗一组 2014 年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

图84 空白期斗彩莲池鸳鸯纹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5 空白期斗彩莲池鸳鸯纹高足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6 宣德青花鱼藻纹金钟碗1993 年景德镇珠山御厂遗址出土

图87 宣德青花鱼藻纹菱口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8 宣德青花鱼藻纹菱花洗天津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鸳鸯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常用其来比喻夫妻。著名的《诗经》中的《小雅•鸳鸯》[75]，就是祝贺贵族结婚的一首诗。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龄的《长安古意》中“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区双来君不见”著名诗句，更是道出了人们希望像鸳鸯一样携手同老，相伴终生的美好愿望。

5.宴飨百官之器

明朝元旦、冬至、万寿圣节三大节都要赐宴百官。另外还有针对文武百官的恩赐宴、官员升迁的赐宴、纂修宴、经筵宴和考试差宴，以及驾幸太学赐宴、特恩赏赐朝觐与巡狩赐宴等。朝廷通过皇帝的赏赐、宴飨之类的赠答，以期实现君臣关系的和合与朝廷的秩序化[76]。

那么，如此名目繁多的赐宴与赏赐，在明代官窑瓷器中，有无装饰与宴飨百官有关呢？笔者从鱼藻纹瓷器中找到了线索。

景德镇在历年的考古发现中出土一定数量的鱼藻纹装饰的瓷器。全部为宣德朝产品，造型有碗、盘、高足碗、菱花口洗、仰钟式碗等（图86），装饰除常见的青花外，还有蓝地白花、孔雀蓝青花等品种[77]。台北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均有此类收藏（图87、88）。正德、嘉靖以后的官窑也有生产。这些鱼藻纹装饰的瓷器，究竟与宴飨官员有何关联呢？

《诗经》小雅之“鱼藻”云：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显然，《鱼藻》篇讲的不仅仅是鱼和水草的关系，更是臣和君的关系：臣依君，犹如鱼依藻，君臣同心，鱼藻相依。

此外，宋人苏颂、欧阳修分别有“鱼藻君臣同恺乐，露萧遐迩荷龙光。”[78]及“朋友飞雝鹭，君臣在藻鱼”用鱼藻比拟君臣关系的诗句传世[79]。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青花龙藻纹尊，将通常所见鱼藻纹中的鱼纹，直接替换成了龙纹，更直接点明了君臣的关系（图89）。

图89 左：宣德青花龙藻纹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右：金尊及勺 定陵出土

综上可知，宣德官窑瓷器上的鱼藻纹装饰，显然有彰显”鱼藻相依、君臣同心”的意图，以这类瓷器来宴飨众臣，自然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

6.赐诸王百官之器

明廷有对诸王有厚赏传统，赏赐的名目有宗室即位、有功之赏、之国之赏、来朝之赏、生日之赏、亲王诞辰特颁、宗王献诗奖赏等[80]。

以往的考古发掘资料中，不乏与诸王赏赐有关的瓷器被陆续发现。如湖北武汉江夏区龙泉山永乐二十二年楚昭王墓出土的永乐翠青碗（图90）[81]；湖北钟祥正统六年梁庄王墓出土的永乐青花龙纹高足碗、永乐青花仕女图高足碗（图91、92）[82]；成都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的宣德青花矾红海兽纹高足杯、宣德青花龙纹高足杯（图93、94）[83]；石景山雍王墓出土永乐青花竹枝桃花纹梅瓶（图95）[84]；海淀香山军科院成化二年明太子墓出土空白期卷草纹梅瓶（图96）[85]；江西鄱阳明淮王府出土的明早期釉里红香炉（图97）[86]；河南荥阳贾峪镇周惠王墓出土的洪武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等（图98）[87]。

图90 永乐翠青釉碗湖北武汉江夏区龙泉山永乐二十二年楚昭王墓出土

图91 永乐青花龙纹高足碗（附金盖、银托）湖北钟祥正统六年梁庄王墓出土

图92 永乐青花仕女图高足碗及银凤纹钟盖线图湖北钟祥正统六年梁庄王墓出土

图93 宣德青花龙纹高足杯（足被截）四川成都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图94 宣德青花矾红海兽纹高足杯（足被截）四川成都东华门蜀王府左花园遗址出土

图95 永乐青花夹竹桃花纹梅瓶1970 年北京石景山雍王墓出土

图96 天顺青花卷草纹梅瓶明太子墓出土

图97 明早期釉里红香炉残片江西鄱阳淮王府出土

图98 洪武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河南荥阳贾峪镇周惠王墓出土

从以上赏赐瓷器可看出，永乐、宣德两朝赏赐瓷器的质量颇高，特别是赏赐梁庄王及魏妃的两件高足碗，不仅质量高，而且有男女之别、装饰及卑贱之分。梁庄王所出高足碗为青花龙纹、配龙纹金盖（图91）；而魏妃所出高足碗则为青花仕女纹，配凤纹银盖（图92）。由此可以窥见明皇室家族，在日常器用方面的等级区分的情况。

明朝皇帝对文武百官的赏赐，同样名目繁多。一是恩惠类赏赐，如庆典、节日、丧葬、考满、祭祀类赏赐；二是事功赏赐，有军功、工程营建、编修书籍、经筵日讲赏赐等；三是德行赏赐，主要忠行、孝行之赏。赏赐除了名誉赏赐和赐宴之外，物质赏赐也是重要内容，瓷器自然也是赏赐物品之一。

文献方面，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赐宸翰”谓：

宣徳初，上甞亲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图，题诗其上以赐大学士杨荣，并赐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锺瓦罐香炉之类。[88]

又，《翰林记》卷十六“赐钞币羊酒”：

宣徳元年以后，大学士杨士竒等议事称旨屡赐白金文绮钞币，四年九月甲辰朔赐内阁白金、珍珠、钞币、白磁器苏合香丸等物。[89]

仅从《翰林记》所记，大学士杨荣在宣德年间就屡获赏赐，各类用途的瓷器均有，而且赏赐均为白瓷，可知明前期日常生活中白瓷还是主流。

田野考古中也多有赏赐功臣的瓷器出土。如南京中华门外天顺七年钦差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墓出土的白釉“内府”铭梅瓶（图99）[90]；洪武十二年明代开国功臣海国公吴桢墓出土白釉梅瓶（图100）[91]；永乐十六年明初明将西宁侯宋晟妻叶氏墓出土白釉双耳瓶一对 （图101）、龙泉窑青瓷刻金刚杵纹盘（图102）、白釉划花牡丹纹梨式壶（图103）[92]；正统十三年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宋铉（西宁侯宋晟长孙、永乐安成公主嫡长子）夫人墓出土的釉里红松竹梅梅瓶（图104）[93]。

图99 白釉“内府”铭梅瓶南京中华门外天顺七年怀忠墓出土

图100 白釉梅瓶洪武十二年吴桢墓出土

图101 永乐白釉双耳瓶永乐十六年宋晟妻叶氏墓出土

图102.龙泉窑刻金刚杵纹盘 永乐十六年宋晟妻叶氏墓出土

图103 白釉划花牡丹纹梨式壶永乐十六年宋晟妻叶氏墓出土

图104 釉里红松竹梅梅瓶正统十三年宋铉夫人墓出土

此外，1995 年南京明故宫遗址玉带河西侧黄埔广场工地水井出土白釉“赏赐”铭梅瓶（图105），虽无法确知赏赐的对象，但很有可能也是专为赏赐亲王或百官所定制。

图105 洪武白釉“赏赐”铭梅瓶1995 年南京明故宫遗址玉带河西侧黄埔广场工地水井出土

图106 宣德青花凤纹蟋蟀罐景德镇明御厂东门遗址出土

图107 宣德青花螭龙纹蟋蟀罐景德镇明御厂东门遗址出土

图108 宣德青花瓜瓞纹蟋蟀罐景德镇明御厂东门遗址出土

蟋蟀罐 据刘新园先生《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可知[94]，1993 年春，配合景德镇市政府建设工程，景德镇考古所在明御厂东门遗址发掘，意外发现可修复的21 件宣德官窑青花蟋蟀罐。对这批蟋蟀罐，刘新园先生做过非常精彩而有趣的研究，并指出：出土于明御厂故址的书有宣德年款和绘有双角五爪的题材，大多与后宫有关。海外还曾见一件瓜瓞纹蟋蟀罐（图109）， 为唯一仅存的施有黄釉的蟋蟀罐，凸显出皇家独有的尊贵[96]。

图109 宣德青花瓜瓞纹蟋蟀罐 海外藏

此外，青花飞象纹“天”字罐，可能亦属赏赐一类（图110 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宣德官窑青花海象纹高足杯（图115 右），杯身所绘飞象仅一足被刻意画作四爪，凸显等级的意图明显。

图110 左：宣德青花飞象纹蟋蟀罐 景德镇明御厂东门遗址出土右：宣德青花飞象纹高足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天”字罐 “天”字罐是成化官窑中的名品。通常人们认为“天”字与成化皇帝本人有关，也有说各种精致的成化斗彩器是成化皇帝用来宠幸万贵妃的。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据笔者的研究，就“天”字罐而言，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龙纹的青花蟋蟀罐，证实明宣宗确有促织之好。刘先生的判断没错，不过除了2 件五爪龙纹罐属宣德帝御用外，同出的其它蟋蟀罐，或多是用以赏赐或供皇室其他成员娱乐之用。

如这次发现的三件青花凤纹蟋蟀罐，有凤穿莲（图106）、有云凤纹，从明代宫廷冠服制度来看，只有亲王妃、公主及世子妃以上的才可享用凤纹[95]，故知这类凤纹蟋蟀罐，只能是皇室后妃及公主们的专享。

又如青花螭龙蟋蟀罐（图107），虽螭龙为五爪，但据前揭文献可知，蟠螭是明朝礼制中亲王的重要标志，故知螭龙蟋蟀罐当专为赏赐诸王而烧制。

再如青花瓜瓞纹蟋蟀罐（图108），则抑或是中宫后妃的娱乐之器。瓜瓞装饰出典自《大雅•绵》“绵绵瓜瓞”，《朱熹诗经集注》则进一步写道 ：“绵绵，不绝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也。”诗经中用连绵不断的瓜藤比喻家族由小到大的发展，子孙绵绵无尽。与前文论及的百子图一样，瓜瓞纹这类与皇室子嗣繁衍有关五爪龙纹“天”字罐可确认为御用（图111），绝大多数的“天”字罐，属赏赐一类。

图111 成化斗彩龙纹“天”字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以大英博物馆藏三爪螭龙纹“天”字罐为例，根据前揭文献可知，蟠螭是明朝礼仪中亲王的重要标志，故知三爪螭龙纹“天”字罐，应是专为赏赐诸王而设计（图112）。

图112 成化斗彩螭龙纹“天”字罐大英博物馆藏

又如大威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三爪飞鱼纹“天”字罐（图113），同属赏赐一类。飞鱼纹在明代帝王的器用、服饰中也有应用，但从明定陵织金袍料前摆五爪飞鱼纹来看，帝王用的是五爪飞鱼纹（图114）。而赏赐用的飞鱼纹通常是四爪或三爪。如首都博物馆藏成化十八年万通墓出土一件四爪飞鱼纹金酒注（图115）。柳彤女士对这把金壶做了详细考证。该酒注的主人万通，生于正统己未年，卒于成化壬寅年，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宠妃万贵妃的弟弟，乃皇亲国戚，以锦衣卫指挥使的身份，生前多受赐赏，其墓中的金酒注当是来自宫廷赏赐，但在规制上，其所用器物的纹样不能僭越为龙纹，只能用级别与其官服相对等的飞鱼纹样。柳彤还指出，明代飞鱼纹金银器并不少见，以《天水冰山录》（此为籍没权相严嵩财务的清单）为例，其中在纯金器皿一项中有这样的记录 ：金飞鱼壶4 把、金飞鱼杏叶壶2 把、金飞鱼盘7 个、金葵花飞鱼盘11 个、金飞鱼素盘19、金飞鱼茶钟12 个等条目[97]。综上可知，成化官窑中的三爪飞鱼纹“天”字罐，只能是赏赐之属。

图113 成化斗彩飞鱼纹“天”字罐大英大威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图114 定陵出土织金袍料前摆五爪飞鱼纹

图115 四爪飞鱼纹金酒注 明成化十八年万通墓出土

此外，台北故宫所藏的夔龙纹“天”字罐（图116），亦可归入赏赐一类。“夔龙”相传是舜的二臣名。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唐杜甫《奉赠萧十二使君》诗：“巢许山林志，夔龙廊庙珍。”后用以喻指辅弼良臣。明沈一贯撰《敬事草》“进三论揭帖并论 ”也有“以至于今皇上未尝不厚望臣等为夔龙，而臣等曷尝顷刻不望皇上为尧。”之语。显然，成化朝以“天”字罐上的夔龙，来暗喻辅弼良臣，并用其来赏赐有功之臣，不是很妥帖吗！

图116 成化斗彩夔龙“天”字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花器 2014 年景德镇御厂出土的青花飞鱼纹花盆，大中小一套，飞鱼纹全部四爪（图11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空白期青花出戟尊，器身也绘四爪飞鱼（图119），参酌前文论及的万通墓出土的一件四爪飞鱼纹金酒注（图115），可知这类四爪飞鱼装饰的瓷器，同属赏赐品。

图117 青花飞鱼纹花盆 2014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图118 青花瑞兽纹花盆 2014 年景德镇明御厂遗址出土

图119 青花四爪飞鱼纹出戟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014 年御厂遗址同出的另外一套瑞兽纹花盆，也为大中小一套，盆外壁绘白泽、海马、飞象（图118），亦为赏赐用器。

据《皇明典礼志》卷十八“常服”条：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98]。

又，《明季甲乙汇编》卷三：

忻城伯赵之龙言，章服违制，上是之令武臣自公侯伯而下，非赐肩舆并遵制骑马坐蟒斗牛，非奉赐麟麒、白泽非勛不许僭用。[99]

由上可知，麒麟、白泽是公侯伯授勋获赐标志。而这套瑞兽纹花盆上所绘白泽，特意绘作四爪，明显与明代礼仪中白泽旗的五爪白泽不同（图120），也应是专为赏赐类定制。由此还可推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成化斗彩四爪白泽纹盘（图121）、成化青花麒麟纹盘（图122），均属赏赐公侯伯功臣之属。

图120 白泽旗（五爪）采自《大明集礼》卷四十三

图121 成化斗彩白泽纹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2 成化青花麒麟纹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赐坐绣墩

2014 年景德镇御窑出土了空白期制作非常精美五彩、青花双狮绣球、松竹梅、方胜、球路纹等装饰的绣墩（图123）。北京、台北两地故宫也有不少明代龙泉窑青瓷绣墩（图124）。这些绣墩在宫廷中究竟有何用途呢？我们来看一下 《皇明典礼志》卷二十“赐坐綉墩”中的记载：

洪武三年七月，礼部尚书崔亮奏定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赐坐殿坐墩之制，叅酌宋典，各爲等差。其制皇太子以靑爲质，綉蟠螭云花爲餙，亲王亦如之。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质，餙止云花，二品以下蒲墩无餙，凡大朝会锡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赐坐墩，其朝退燕闲及行幸处，则中书省大都督府官二品以上台官三品以上及勛旧之臣文学之官赐坐者仍加绒厥綉褥命如其式制之[100]。

由上可知，明代景德镇及龙泉窑生产的绣墩，当与明廷的“坐墩之制”有关。据吴美凤的研究，日本永青文库藏仇英《宫中图》描绘了皇帝坐于大殿内的交椅之上召见大臣的情形，两官员正拾阶而上，皇帝前方左右两侧各置一绣墩，其上所覆织物为团云绣饰，可知被召见的官员身份至少是一品（图125）[101]。此外，明宪宗《四季赏玩图》第三段宪宗赏秋菊的画面中，在花园的一端，于藤制绣墩的两侧，放置一对青花绣墩（图12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人《十八学士图》中，则绘有官员坐于龙泉窑青瓷绣墩之上的情形（图127）。以上明代的图像资料，使我们得以窥见非常难得的明代宫廷绣墩使用的一些细节。

图125 日本永青文库藏仇英《宫中图》线描图

图126 明成化《四季赏玩图》卷秋日赏菊“绣墩”局部台湾周海圣先生藏

图127 明人《十八学士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8 永乐青花胡人扁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9 永乐青花几何纹扁壶大英博物馆藏

图130 左：永乐青花无档尊右：13 世纪伊朗铜错银铜座 大英博物馆藏

图131 左：13 世纪伊朗铜错银杯 大都会博物馆右：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花浇 大英博物馆藏

图132 左：13 世纪伊朗铜错银卧壶 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右：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卧壶 美国弗里尔美术藏

图133 宣德青花狮戏毬纹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8.赐赉番僧之器

明朝厚赏藏族僧俗官员的风气，与明成祖、宣宗在位期间与西藏上层僧侣的密切互动，及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和治理西藏的理念、方式有关[102]。而以前所未见的精美御窑瓷器，来赏赐西藏上层僧俗，不失为扩大宫廷对西藏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

文献方面，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所载永乐六年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瓷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瓷茶锺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的记载。西藏博物馆藏明“永乐年制”甜白釉印花龙纹高足碗，其明宫廷原配碗套尚存，与上揭文献“红油斜皮骰手”也完全相符。而“白瓷八吉祥茶瓶”有“银索全”，应指最具藏式风格的白釉僧帽壶。高足碗与僧帽壶的组合，是永乐帝专为赏赐西藏高层定制的藏式茶器组合（图134）[103]。

图134 左：永乐甜白印花龙纹高足碗（带永乐原配红油斜皮碗套）西藏博物馆藏右：永乐甜白僧帽壶 西藏博物馆藏

明廷赐赉西藏的瓷器，现主要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及萨迦寺等处，多为高足碗，即明人所称“靶茶锺”一类（图135）。有明代永乐甜白（图134 左）、红釉（图135 左）、翠青（图135 中），宣德青花龙纹（图135 右）、青花八宝藏文（图136 左）、青花五彩（图137-139），明代哥釉，成化青花夔龙高足碗等。这类“靶茶锺”品类之富、质量之高，远超乎人们想象。其中以永乐、宣德官窑产品最为精彩，其工艺美轮美奂，质量之高，堪称空前绝后，开启了此后数百年高足碗在藏地寺院的流行风潮。

图135 左：永乐红釉高足碗 西藏博物馆藏中：永乐翠青釉高足碗 西藏博物馆藏右：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 西藏博物馆藏

图136-1：宣德青花八宝藏文高足碗西藏博物馆藏

图136-2：宣德青花八宝藏文僧帽壶西藏博物馆藏

图137 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纹碗西藏萨迦寺藏

图138 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纹高足碗西藏萨迦寺藏

值得注意的是，赏赐番僧的瓷器，有的显然是专门定制，如写有藏文的高足碗、僧帽壶等，有些图案的选择，甚至出自佛教经典。如萨迦寺藏一只五彩鸳鸯莲池纹高足碗及矮圈足碗（图137、138）。景德镇珠山御厂遗址1988 年还出土一件宣德五彩鸳鸯莲池纹盘（图139）。成化官窑仍有此类瓷器生产。这类瓷器的口沿均用青料书写藏文吉祥经一周“白昼安宁夜安宁，白日中午得安宁，昼夜长久安宁兮，三宝保佑安且宁。”颇让人费解的是，缘何在为藏传佛教定制的瓷器上，装饰有鸳鸯莲池纹，《大般涅槃经》（大正新修大藏经本）卷第八云：

图139 宣德五彩莲池鸳鸯纹盘1988 年明御厂遗址出土

尔时佛告迦叶菩萨善男子，鸟有二种，一名迦隣提，二名鸳鸯，游止共俱，不相舍离，是苦、无常、无我等法亦复如是，不得相离。[104]

该段经文以迦隣提、鸳鸯两鸟同游而不相离，以喻常与无常、苦与乐、空与不空等事理之二法，常相即而不离。

又《大般涅槃经疏》第七卷“鸟喻品”条谓：

今言双游者，生死具常无常，涅槃亦尔。在下在高，双飞双息。即事而理，即理而事；二谛即中，中即二谛；非二中而二中。是则双游义成，雌雄亦成。[105]

而细观以上鸳鸯纹瓷器，与通常所见鸳鸯纹同游于莲塘的设计截然不同，一在高处空中，一在下端莲池，正与上揭文献“在下在高，双飞双息”的描述相吻合。

三、宾礼用瓷

宾礼是朝廷接待藩国朝贡者以及与藩国之间交往的礼仪。明代宾礼，是明太祖朱元璋恢复中华威仪的重要外交政策，是支撑朝贡制度的重要手段。明朝宾礼制度的实施，使得华夏礼乐远播四夷诸国。瓷器在宾礼的实施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遣使赐赉之器

遣使赐赉是明王朝与四夷诸国交往的重要形式，目的还是推进与四夷诸国的“朝贡”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即“命使出疆，周于四维”以达到众国王“遣使称臣，来贡方物”之目的。明成祖更是“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其主持的郑和下西洋壮举，把大量中国瓷器以赐赉形式，馈赠西洋诸国。这种厚赐的风气，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景德镇瓷器开始借鉴大量来自中东伊斯兰的造型与装饰艺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瓷业的发展，丰富了中国陶瓷的面貌。尤以永乐青花中的胡人乐舞图扁壶、缠枝花卉纹卧壶、几何纹扁壶、缠枝花卉纹画浇、无档尊等为代表，中西合璧，成为赐赉瓷中的绝响（图128-132）。

特别是宣德年间，对李朝的遣使赐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李朝《世宗实录》世宗十年（宣德三年）7 月己巳条：

己巳，（明）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磁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106]

再如李朝《世宗实录》世宗十一年（宣德四年），11 月甲辰条：

使臣金满来,赉曰：“……兹谴内官金满来，敕谕王,特赐白磁器十五桌。”[107]

又如李朝《世宗实录》卷49 世宗十二年（宣德五年）7月乙卯条：

乙卯上率群臣迎敕于慕华楼至景福宫行礼如仪，敕曰：览奏及所贡王事大之心笃于诚敬，历年岁不解益隆，王之贤良重嘉悦，今特遣中官昌盛、尹凤，赉朕所御宝装条环及刀剑银币诸物赐王用，示褒嘉至可领也。颁赐金镶嵌各样宝石珍珠……青花狮子白磁卓器三卓、青花云龙白磁酒海三个。[108]

从文献来看，明廷赏赐李朝瓷器以白瓷卓器为主，也有少量青花瓷器。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双狮纹青花盘（图133），可以一窥当年赐赉李朝“青花狮子白磁卓器”的面貌。尤其重要的是，上揭“青花云龙白磁酒海”，以及《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刊印“五礼图”中的“嘉礼尊爵图”（图64），可完全与大都会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铺首三爪龙纹罐相对应，使得宣德年间明廷赐赉李朝瓷器的面貌，变得触手可及。

四、结 语

在宫廷政治与生活礼仪的视角下，我们对15 世纪的宫廷瓷器有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认识。总体而言，明朝宫廷瓷器是宫廷礼仪制度下的产物。明朝宫廷瓷器，最初就是在宫廷祭祀礼器庞大需求的刺激下，拉开生产序幕的。因而洪武朝的宫廷用瓷就被烙上了深深的祭祀礼器之印痕，同时也开辟了一个祭器皆用瓷器的新时代。

永乐朝的宫廷用瓷，从工艺与艺术角度而言，达到了有明一代的巅峰。作为宾礼用瓷，具有鲜明西亚特色的下西洋赐赉瓷及赏赉西藏僧俗官员的藏式茶器，精美绝伦，成为一代绝响。祭祀山川的香炉、各类祭礼与供养之瓶、“江山一统爵盘”成为这一时期礼仪用瓷的代表。讲求配套的茶酒之器，针对皇室、百官及寿诞、婚庆等，精心设计制作的各类筵宴用瓷及赏赐品，成为新的特点。

与永乐朝相比，宣德朝虽在工艺上略逊一筹，却是宫廷各类礼仪用瓷进一步完善和全面发展的时代。无论是酒罇的等级之设、还是宴飨百官的鱼藻纹瓷器；也无论是赐赉李朝的白釉与青花瓷器，还是赏赐亲王与内臣的蟋蟀罐；宣德朝在釉色品种、器物造型，装饰内容、使用群体等方面的创新与拓展，都臻于有明一代的巅峰。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承袭前朝遗风，生产重心由外销、赐赉向宫廷自用转变，讲求配套和组合的膳亭器皿与茶饭卓器、后宫专享的婴戏图瓷器、赐坐之绣墩、赏赐用的花器，祭祀供养的新式花瓶等，是这一时期礼仪用瓷的新特点。

成化朝则一改故辙，瓷器面貌发生颠覆性变化，大型器物退出历史舞台，形成以生活器用为主，轻盈小巧、温润秀雅的新风尚。针对皇家、百官等不同需求的“天”字罐及各式小型器皿，成为成化朝赏赐用瓷的一大特点。

总之，15世纪的宫廷瓷器的组织生产与使用，遵循着一定的礼仪规范与等级制度的约束，无论对器用内在的文化心理的诉求，还是具体的造型与装饰，都讲求引经据典，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秩序化及各安其位的现象。

注 释：

［1］ 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前的吴元年（1367 年）六月，就首开礼乐二局，制礼作乐，立法创制。到洪武三年（1370 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礼》五十卷，此后，又陆续修成《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大礼要义》《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等书。

［2］ 《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八月：“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今拟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笾以竹。”又，《洪武礼制》“祭祀礼仪”条云：“笾豆簠簋俱用瓷，楪簠簋楪稍大；下尊三，用瓷尊，毎尊用盖布巾一、酌酒杓一；爵六、用瓷爵；鉶一、用瓷椀；尊一，用瓷瓮，酌水杓一；盆一，锡铜瓷随用，帨巾一。”

［3］ 《明集礼》卷一·吉礼·第一“祭器”条。

［4］ 王剑英《明中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 年第2 期。61-69 页。

［5］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6年1 月，96 页。

［6］ 曹建文《明洪武官窑低温黄釉瓷的发现及其时代考证》，《东南文化》2003 年第5 期。73—75 页。

［7］ 路杰《洪武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研究》，《收藏家》2015 年第11 期。61-68 页。

［8］ 《世界陶瓷全集》14.明，日本小学馆，1976 年。172 页。

［9］ 《朱明遗萃》，香港联合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6 年。18 页。

［10］ 路杰《洪武官窑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中的祭祀元素》，《紫禁城》2015 年第12 期。48-56 页。黑褐釉盘残片资料为路杰先生提供。

［11］ 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文物出版社，1991 年9 月。104 页。

［12］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fig.1:20、1:21,2:1-2:4.

［13］ 《特别展: 中国の陶瓷》，东京国立博物馆，1994 年。170 页。

［14］ 《中国陶瓷：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平凡社，1987 年4 月，图131-134。

［15］ 《世界陶瓷全集》13.辽金元，日本小学馆，1976 年，218 页。

［16］ 《世界陶瓷全集》13.辽金元，日本小学馆，1976 年，219 页。

［17］ 陆明华《明洪武官窑瓷器及相关问题——传世品视角的透析》，《东南文化》2011 年第1 期。96—104 页。

［18］ 路杰 《洪武官窑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中的祭祀元素》，《紫禁城》2015.12。

［19］ 《明集礼》53 卷，卷一·吉礼·第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明集礼》53 卷，卷三·吉礼·第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明集礼》53 卷，卷八·吉礼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 《大明会典》228 卷，卷二百一，工部二十一。明万历内府刻本。

［23］ 《古今韵会举要》30 卷，卷六，平声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明史》332 卷，卷八十二，志第五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5］ 《明集礼》53 卷，卷四·吉第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明集礼》53 卷，卷十二·吉礼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大明会典》一百九十四卷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28］ 杨士林《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 年。

［29］ 《大明会典》中的祭祀陈设图，虽然是万历十五年重修时补会，但有明一朝在祭祀礼仪方面，虽有嘉靖的祭礼大变革，但祭祀陈设还是“大要以祖宗旧制为主”，故知《大明会典》中的祭祀陈设图，对于了解明早期祭祀陈设，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

［30］ 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文物出版社，1991 年9 月。105 页。

［31］ 江建新《明代官窑瓷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 年1 月。230-237 页。

［32］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編纂《明宫冠服仪仗图》，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年4 月。该书由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明代早期彩绘稿本編纂而成，曾被人们称为《中东宫冠服图》、《明宫冠服》，是迄今所见最为珍贵、重要、全面的明代服饰专题性彩色图录。

［33］ 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五“城市”条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山川坛成（眀成祖实録）。原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缭以垣墻，周回六里。洪武三年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七坛，曰太嵗、曰风云雷雨、曰五岳、曰四镇、曰四海、曰四渎、曰锺山之神，两庑从祀六坛，左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将右都城隍春秋季月将，二十一年各设坛于大祀殿，以孟春从祀，遂于山川坛惟仲秋一祭。永乐建坛北京一如其制，进祀天寿山于锺山下。”

［34］ 明黄佐撰《南廱志》二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35］ 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8 年。

［36］ 谢志杰 王虹光 《江西宜春市元代窖藏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2 年第2 期。

［37］ 《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 年5 月。45 页。

［38］ 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 年。362、363 页。

［39］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11 月。344 页。

［40］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 年8 月。365 页。

［41］ He Li,Chinese Ceramics the New Standard Guide From the Asia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Thames and Hudson.P217.

［42］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明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7 月。20、21 页。该书收录的这件“青花龙凤纹三足炉”，或有可能为“釉里红”品种。

［43］ 故宫博物院 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考古新成果》，故宫出版社，2016 年10 月。188、189 页。

［44］ 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 年。302、303 页。

［45］ 桂金元《安徽青阳发现一对元代青花带座三兔瓶 》，《文物》，1986 年第8 期。

［4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2 期。4—18 页。

［47］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 年第9 期。470-478 页。

［48］ 《瓶花譜》不分卷，明寳顔堂秘笈本。

［49］ 《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1996 年1 月。39 页。

［50］ 曹淦源《天下一统 江山永固——瓷爵的形制与装饰浅谈》，《收藏界》2008 年第8 期。44-49。

［51］ 《明史》332 卷，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2］ 《礼部志稿》卷二十一“中宴常宴” ：“洪武六年定，凡中宴礼仪同大宴，但进酒七爵，凡常宴同中宴，但百官一拜三叩头进酒，或三爵或五爵而止。”

［53］ 《大明集礼》卷之七“宗庙祭器”条：“登盛大羹之器也，木谓之豆，竹谓之笾，瓦谓之登。三豆殊名，其制无异。”

［54］ 大羹实际上就是不和五味（不加任何调料）的肉，又称“太羹”。《四库全书•太常续考》卷1《制造品物法》载，“大羹：用淡牛汁，不用盐酱；和羹：用牛肉煮熟，切成块子，然后用盐酱醋拌匀，以猪腰子切作荔枝块，盖面临祭时用淡牛汁热浇。”

［55］ 《明集礼》卷十七•嘉礼一“国朝之制，正旦、冬至、圣寿节，于奉天殿受朝，毕赐宴于谨身殿及东西庑，其蕃使表贡则以其所至之日而设朝，毎日见羣臣于谨身殿或奉天殿奉天门以为常朝焉。”

［56］ 《明集礼》53 卷，卷十八•嘉礼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 《明集礼》53 卷，卷三十•宾礼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明集礼》53 卷，卷三十•宾礼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 对于该卷的绘制年代，朱敏先生根据曾收藏《御花园赏玩图》的清人关冕钧，及该卷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与清内府庋藏于南熏殿的《明宪宗坐像》的比对，认为几幅作品中的主人同为宪宗，除北京故宫藏《宣宗行乐图》后跋已佚，其余3 幅卷末皆有宪宗成化时期的长篇题赞，因此，认为以上四卷均可定名为明宪宗行乐图卷。

［60］ 金恩庆《韩国出土十五世纪明青花研究》，收录于《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2019 年5 月。

［61］ 《中国名陶展：中国陶瓷2000 年的精华》，日本gjレ（Ⅳ）放送网，1992。85 页。

［62］ 《皇明典禮志》20 卷，卷六。明萬曆四十一年劉汝康刻本。

［63］ 《大明會典》228 卷，卷六十，禮部十八。明萬曆內府刻本。

［64］ 《大明會典》228 卷，卷一百八十一，工部一。明萬曆內府刻本。

［65］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藏选集：东洋陶瓷展开》，大阪市美术振兴协会，2006 年8 月第四版。63 页。

［66］ 《万氏家传养生四要》5 卷，卷四，清乾隆六年敷文堂刻万密斋书本。

［67］ 《事物异名录》四十卷，卷三十五·禽鸟部上。清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68］ 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宣德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 年。80 页。

［69］ 《世界陶瓷全集》14.明，日本小学馆，1976 年，33 页。

［70］ 《文敏集》25 卷，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1］ 江小民《明代宣德—成化时期青花婴戏纹研究:以御窑遗址出土遗物为中心》，《南方文物》2019 年第5 期。277-288 页。

［72］ 江小民《明代宣德—成化时期青花婴戏纹研究:以御窑遗址出土遗物为中心》，《南方文物》2019 年第5 期。286 页。

［73］ 《明内廷规制攷》3 卷，卷一，清借月山房汇钞本。

［74］ 《诗经•周南》《螽斯》篇云：“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75］ 《诗经》《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万年，福禄艾之。乘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76］ 王维琼《明代的“赐宴”和“赐食”》，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5 月。

［77］ 鸿禧美术馆《景德镇出土宣德官窑瓷器》，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1996 年。

［78］ 苏颂《和王禹玉相公三月十八日皇子侍宴长句三首其三》：“奉宸班近殿中香，人在金銮日月旁。鱼藻君臣同恺乐，露萧遐迩荷龙光。”

［79］ 和武平学士岁晚禁直书怀五言二十韵

［80］ 《弇山堂别》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 付守平《明代楚昭王朱祯墓发掘简讯》，《江汉考古》1992 年第1期。

［8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编《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 年3 月。

［83］ 2021 年10 月20 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举办的《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特展》。

［84］ 光林《北京出土的几件明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 年第6 期。64 页。

［85］ 王艳玲《海淀香山军科院明太子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2002 年6 月。68-70 页。

［8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明代淮王府遗址出土瓷器》，科学出版社出版，2020 年10 月。

［87］ 1958 年河南省荥阳贾峪镇楚村明周惠王墓出土,1971 年河南博物院正式收藏。

［88］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册一。

［89］ 明•黄佐《翰林记》卷十六，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册一。

［90］ 周裕兴《江苏南京发现明代太监怀忠墓》，《考古》1993 年第7 期。667-670 页。

［91］ 朱兰霞《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9 期。35-41 页。

［92］ 李蔚然《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 年09 期。476-478 页。

［9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南郊明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7 年第1 期。29-32 页。

［94］ 刘新园《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艺术家出版社，1995 年5 月。

［95］ 柳彤《龙凤辨微——从首都博物馆藏金银器上的龙凤纹样看明代宫廷的等级规制（上）》，《收藏家》，2019 年第5 期，第51-52 页。

［96］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

［97］ 柳彤《龙凤辨微——从首都博物馆藏金银器上的龙凤纹样看明代宫廷的等级规制（上）》，《收藏家》，2019 年第5 期，第54 页。

［98］ 《皇明典禮志》20 卷，卷十八。明萬曆四十一年劉汝康刻本。

［99］ 《明季甲乙彙編》4 卷，卷三。舊鈔本。

［100］ 《皇明典礼志》20 卷，卷二十。明万历四十一年到汝康刻本。

［101］ 吴美凤《小坐具中的等级之分——绣墩与杌凳》，《紫禁城》2012 年10 月刊。61-67 页。

［102］ 明成祖不仅尊崇藏传佛教，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策略，其对西藏用心之切，介入之深，也是空前绝后的。成祖在位期间，先后封噶玛噶举派的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萨迦派贡噶扎为大乘法王。宣宗即位后，又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这些分封行动，引发藏区各地政教首领争相前来朝贡请封的情形，对此明廷则在经济上给予数倍甚至数百倍优厚的回赏，以扩大对藏区的影响，加强同西藏各地方势力的联系。

［103］ 郭学雷《高足碗、杯源流及用途考——以藏传佛教茶器为中心》，收录于《祥云托起珠穆朗玛：藏传佛教艺术精品》，文物出版社，2017年4 月。

［104］ 《大般涅槃經》40 卷，第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条。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105］ 《大般涅槃经疏》，三十三卷，第十五卷，第32-33 页。

［106］ 《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实录》，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昭和31 年（1956 年）。

［107］ 同注102。

［108］ 同注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