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摘 要：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是经济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普遍现象，对中国消费结构有着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存在倒“U”型影响；（2）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没有显著性影响，对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消费结构改善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3）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此，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消费结构改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消费结构；调节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

本文索引：苗慧.<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2）：-104.

中图分类号：F063.2；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1（b）--04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自循环。但伴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消费结构转型与社会架构出现了诸多对抗性问题，阻滞着国内大循环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郭凯明、颜色，2015）。已有研究证实，人口老齡化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别影响人力资本形成、物质资本深化和收入效应以及价格效应渠道，从而影响消费需求结构（成谢军、王莉娟，2022）。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中国消费结构的理论机制和假设分析，结合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进行调节分析，以期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消费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是多元化综合影响后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看，人口老龄化能够推动老龄化消费品的种类丰富和品质提升，延长产业链，促进消费升级。从消极方面来看，首先，人口老龄化下用工成本上涨，社会整体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就会面临劳动力方面的约束，而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又存在着直接的供求关系。其次，随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多，养老压力不断增加，这部分压力一部分转移到国家财政方面，另一部分直接转移到家庭身上，阻碍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

与此同时，伴随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文化、娱乐等消费品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多元性和个性化，这类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享受型消费也就随之大幅增加，相应制造商也会增加该类产业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投入，进而使其结构发生变化，引导相关消费品产业链的完善与消费结构优化正向循环。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存在倒“U”型影响。

中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也在一步步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消费倾向和消费决策产生不同影响。对于老年人口来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从供需两端为消费结构改善、升级注入新的活力（郭凯明等，2020）。 同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意味着人口素质的提升和劳动力技能的加强，各类经济主体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红利弥补人口红利消逝带来的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人口老龄化（age）。本文使用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与地区常住人口之比来表示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2）核心解释变量：消费结构（cs）。本文借鉴吕荣杰等（2020）的做法，通过下式衡量中国的消费结构：

式（1）中，cs代表消费结构，cs值越高，中国的消费结构改善程度越好，cmi为第i类消费支出占比，wi为第i类消费支出占比的权重，cvi为第i类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异系数，为八大类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异系数之和。

（3）调节变量：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代表产业结构，比值越高，产业高级化程度越高；使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受教育年限越高，人力资本水平也就越高。

（4）控制变量。为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回归误差，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pgdp），选取地区人均GDP来表示；②政府支持（gov），使用地区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③失业率（une），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④城镇化水平（urb），使用地区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所占比例来代表；⑤创新水平（inno），采用地区科技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

（5）数据来源。本文所需样本覆盖中国2010—2021年数据，且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信息网等，部分缺失值则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进行填补。

3.2 模型设计

3.2.1 基准回归模型

为证实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改善存在影响，本文引入人口老龄化，构建如下模型：

式（2）中，ageit表示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Xit代表控制变量合集，μt和γi分别表示时间和地区的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在加剧，本文引入人口老龄化的二次项以考察长时期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改善的影响，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3.2.2 调节效应模型

为验证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改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调节作用，以及哪种方向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式（2）基础上分别引入和的交叉项，具体的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表1为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消费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在仅考虑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影响的情况下，其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267和0.0152，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另外，在依次加入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后，人口老龄化的估计系数依然是由负转正，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发生着由负转正的影响是显著且稳定的。最后，从表1列（3）可以看出，2011—2021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对消费结构开始产生正向作用。在控制变量中，政府支持和地区创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经济逐渐由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完善升级；而随着科技支出的不断增长，地区间的资本、要素、技术流动也在不断加快，有利于产业链的升级和消费链的完善。另外，伴随地区失业率的不断提升，居民的当前收入水平和预期消费都会受到影响，从而消费结构调整产生负面影响。

4.2 稳健性检验

（1）动态边际效应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是随时间变化而逐渐蔓延加深的。因此，本文以滞后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作为解释变量，来探讨人口老龄化的滞后性影响，可以使分析结果更具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2列（1）（2）所示，其中第（1）列代表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第（2）列代表滞后两期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可以看出，解释变量age和age2的回归系数一直显著的由负转正，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2）替换解释变量。为避免人口老龄化测量方式差异带来的回归结果误差，本文在此使用老年人口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与16～64岁年龄人口之比来代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再度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列（3）所示，可以看出基准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3）替换回归方法。为排除估计方法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此分别使用随机效应极大似然估计（MLE）和混合效应模型最小二乘估计（OLS）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估计系数均为一负一正，且保持显著。因此，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存在倒“U”型影响的结论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3 调节效应分析

为验证假设2，本文在此使用调节效应模型来进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交互项不管有无去中心化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下，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和数量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和扭转，有利于中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

4.4 异质性分析

4.4.1 区域异质性

从表4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消费结构影响的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没有显著性影响，而对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消费结构却存在着一定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东北地区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东北地区常年为人口净流出地区，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衰落，老年化问题越发突出，为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和改善带来不利。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且催生出新的消费新业态与老龄化消费习惯相适应，可以缓解老龄化下的消费增长乏力、消费结构单一的难题。虽然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后发潜力较高，但依旧未完成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受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局限，可能会对消费结构改善产生不良影响。

4.4.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对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结构改善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尚婷等，2023）。因此，本文通过取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均值，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做高低之分，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做基准回归来分析数字经济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负向影响更大。很大部分原因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各类智能化、人性化机器服务和消费品较为欠缺，同时难以释放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和创造效应。

5 结语

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对中国消费结构的异质性影响，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改进措施：一是要充分挖掘老年人口身上的消费热点，释放老龄化消费潜力。同时，国家要通过鼓励生育、加大社会保障等养老手段刺激年轻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二是要促进区域产业转型的协调发展，根据区域异质性，加大对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基础产业支持，促进产业联动发展，协调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分工，促进其消费结构完善；三是要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人力资本优势以弥补人口红利消逝带来的不良影响，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合理配置，积极推动产业、消费双升级；四是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带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

参考文献

郭凯明，颜色.性别工资差距、资本积累与人口转变[J].金融研究，2015（8）：13-30.

成谢军，王莉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来自江苏的考察[J].江苏农业科学，2022，50（8）： 243-248.

郭凯明，潘珊，颜色.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20，384（3）：63-80.

吕荣杰，徐梦瑶，杨蕾.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J].金融与经济，2021（7）： 63-71.

尚婷，王红霞，尉肖帅.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兼论人工智能的调节作用[J].商业经济研究，2023（3）：56-59.

冯莉.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J].时代经贸，2021，18（9）：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