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工程』题词： 救助贫困母亲的慈善见证

万美艳

文物源起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有一幅特殊的题词，长45.5厘米，宽34.9厘米，写有“救助贫困母亲，幸福千家万户”字样，是1996年11月14日王光美为“幸福工程”四川组委会所题。2022年1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从北京征集到了这幅题词。

20世纪90年代，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中，有1500万贫困母亲。她们生活得极其艰难，缺乏收入来源、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差。1995年春天，一个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发起的旨在帮助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以下简称“幸福工程”）宣告启动。

“幸福工程”费心费力，需要请一位有威望而且热心公益事业的同志出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大家推荐了王光美。74岁高龄的王光美高兴地应邀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说，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她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当一名义务打工者，做一点实事。自此，王光美不辞辛劳，兢兢业业，为“幸福工程”奉献了自己的晚年时光。

工程创立初期，组委会办公室拟出了“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小额资助，直接到户，滚动运作，劳动致富。王光美经过深入思考，将其改为“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她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的钱是直接发给贫苦母亲的，她要代表全家在协议上签字，因此，到人比到户更确切；‘幸福工程的首要目的是帮助贫苦母亲脱贫而不是致富，要实事求是，有准确的定位。”就这样，几个字的修改，确定了“幸福工程”的努力方向。

为更科学精准地用好救助资金，避免滥用权力，王光美一开始就定了规矩：要按照程序审批项目，尊重工作人员的意见，实事求是，该给谁就给谁，绝不允许个人意见干扰正常的工作程序。王光美也从来不向组委会办公室批条子、打招呼。

“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赏，但从筹备起资金便很紧张。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前，王光美去“幸福工程”办公室看望工作人员，发现他们工作很艰辛，有时候午饭都吃不上热的，她马上拿出女儿刚给她的钱，让他们买个微波炉。不久，“幸福工程”启动，她又把自己收到的2000元过节费捐给了办公室。

1996年10月，“幸福工程”因缺乏资金而举步维艰。王光美为“幸福工程”不仅付出全部心血和精力，还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私有财产。

一天，王光美像平常一样戴上老花镜翻看当天的报纸，忽然，一则拍卖个人私藏文物的消息“闯”进了她的视线。读完这则消息，她合上报纸，闭目沉思。王光美的父亲平时爱收藏文物，父亲去世后，母亲把家里的文物都分给了子女，王光美也得到了几件收藏品。经过深思熟虑，王光美决定将父母留给她的六件收藏品委托拍卖公司拍卖。拍卖所得的收入共56万元，王光美全部捐给了“幸福工程”。

尽管王光美对拍卖藏品低调处理，不参加拍卖会，不做宣传，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拍卖会结束后，有个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问她：“你把母亲留下的家传珍品捐了，难道不心疼吗？”王光美坦言：“捐出母亲留下的东西我当然心疼，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贫困母亲吃不饱饭我更心疼！”王光美表示她的母亲思想进步、乐于助人，早就主动把家里的房产献给了国家。她非常钦佩母亲的为人处世，多年来经常以母亲为榜样鞭策自己。所以她相信，如果母亲在世，也会支持她帮助贫苦母亲，把爱和幸福传递下去。

王光美捐出拍卖款后不久，“幸福工程”组委会便收到一封特别的捐赠信。信中写道：“虽然我们身在高墙内，但是，我们有的是孩子的母亲，有的是母亲的孩子。想想自己，再想想您老人家的善举，真是天地之别。您把自己的母爱给了贫困地区的母亲，让我们这些服刑的人深感母爱的无私和博大……”

这是天津某监狱13名女性服刑人员联名写来的。原来她们通过听广播得知“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是已过古稀之年的王光美，不僅年逾七旬还在发光发热，还把自己母亲仅存的珍宝全部拍卖了捐给贫苦母亲。这群女性服刑人员也决定为“幸福工程”出一份力，所以寄来了这封信，随信寄给组委会的还有她们捐赠的1300元。

这封来自监狱的信很快转到了王光美手上。王光美非常感动，亲笔回信，感谢她们对“幸福工程”的热情参与和帮助。在王光美的感召下，海内外掀起了一股为“幸福工程”捐款的热潮，许多人为“幸福工程”慷慨解囊。

“幸福工程”终于启动，向贫困母亲伸出援手。受捐母亲利用“幸福工程”提供的小额贷款和配套服务，通过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种植、养殖或其他农副业生产，经过一两年的劳动，家庭人均收入都达到或超过当地水平。她们参加了“幸福工程”举办的培训、义诊等活动，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家庭被评为“文明户”“科技示范户”，有的甚至还被选为人大代表，贫苦母亲一步步走向了幸福。今天，“幸福工程”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慈善事业，继续践行着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