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并践行的启示

王文珍

深入研究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与践行，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学习和践行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和演进趋势，从而在新时代能够结合新的实践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有助于我们从毛泽东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中，追寻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思想轨迹，为新时代青年的成长进步提供历史借鉴和典型示范。

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考抉择历程

从崇拜康、梁改良主义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思想。毛泽东幼年主要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他八岁开始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经典，主要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较少接觸社会。后来，他通过阅读了解到并亲眼所见农民的疾苦，开始意识到必须走出闭塞的乡村，找寻救国救民的道路。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这使毛泽东很痛心。他后来回忆：“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0年秋，毛泽东入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他“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和西方的社会科学。……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崇拜康梁”，并且热烈积极地推介这些改良派的有关主张。1911年春，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第一次读到由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开始怀疑他此前所倾向的维新派温和改良的想法，接受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思想。1911年10月，毛泽东参加湖南新军，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

从一般意义的民主主义者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毅然决定脱离部队，继续读书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2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但这所中学课程刻板而规则繁多，半年左右后，他主动退学，转而到当时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依靠自修进行约六个月的学习。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这五年多的时间对于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着关键意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更是受到了反复锤炼，他由一名一般意义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回忆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毛泽东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深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后来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一时期，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毛泽东不断地接触和学习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这些知识积累和思维训练，为他后来接触并认真思考、最终确信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信仰民主主义到日渐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1918年，毛泽东因协助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到了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利用工作之便废寝忘食地研读各种介绍新思想的报刊，尽量地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潮，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名人学者，特别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他的影响很大。1919年1月他参加了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但是，这时他的思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还是混乱的”，处于“正在找寻出路”阶段。毛泽东于4月返回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学生政治运动，主编《湘江评论》。同年7、8月间，该刊发表毛泽东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可看出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办法，而“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作克鲁泡特金”。毛泽东当时认为克氏的主张比马克思的主张意思更广、更深远。这表明他虽然开始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受到各种主义、各种学说的影响，举棋不定，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很清晰的概念，只是将其认为众多学说中的一种，还没有将之作为真正的信仰。

从求索理想制度到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冬，毛泽东为组织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群众性运动，代表新民学会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在此期间，他同李大钊经常交流。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非常注意留心阅读报纸杂志上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搜寻学习有关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此后，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变化，并做出了最后的选择。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他见到了陈独秀。毛泽东和陈独秀详细商讨了如何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并交流了自己对看过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的看法。陈独秀所阐述的有关共产主义信仰的部分，给当时思想上正处在彷徨之际的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回到湖南后，毛泽东积极着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建立以及建团建党等工作，同时积极参与领导了湖南的自治运动。湖南的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认识到“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此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着意追求，他在《致张国基信》中说“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必须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愿大家好的主义”，即社会主义。1920年12月1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人的两封回信，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座谈会上的发言，标志着毛泽东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对蔡和森提出的“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最正确的解释，明确肯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

青年毛泽东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几个重要方面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中国的国情。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后，毛泽东便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善于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包括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斗争和近代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使他非常注重对中国农民的深刻认识和分析，进而对中国国情做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1917年夏季，毛泽东与学友结伴而行，初步考察了长沙周围的县市，目的是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情。可以说，对国情的密切关注伴随毛泽东的一生。即使在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毛泽东仍经常抽出时间去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正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国情有了十分清晰和全面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譬如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心问题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等。毛泽东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精辟论述，是其思想发展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方面，也集中体现了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观。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了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前提，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状况。从社会国情来说，社会阶级状况及其关系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重要内容，尤其在革命年代，能否认清社会阶级状况直接关系到革命成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其根本问题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即认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这也是认清国情的首要目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毛泽东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活动之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他极其注重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条缝隙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联合中间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从1925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投入领导农民运动。中国革命初期在农村中对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非易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在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中共党内存在着“右”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特点及生存状态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他善于运用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启发广大农民的反抗意识。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总结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表明，毛泽东突破了那种认为小农阶级狭隘的传统观念，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农民的造反精神结合起来，用全新的观念来认识中国农民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阔土壤。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初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阶级结构认知理论。历史表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认识近代国情中起了极大作用。他运用这一科学分析方法，不仅创造性地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毛泽东便开始以此为思想武器，结合中国的实际，继续探索中国的解放道路问题。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在为其起草的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可以看出，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仍十分重视包括古代书院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说明他已经在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说：“毛泽东早年创办的‘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毛泽东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八七会议试图纠正中共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他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成为他后来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声。之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初战失利，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进攻长沙城的计划，率部进驻井冈山地区。从此，开创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重要历史功绩。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毛泽东的行动就具有科学性、理论性。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大力倡导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针对当时许多青年人选择出国勤工俭学的现象，他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切合实际的。1939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毛泽东深刻总结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就是坚定走在一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实践活动中，并找到了一种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创办工人夜校。1920年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主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举办过工人夜校。1921年至1922年间，毛泽东派出许多优秀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干部深入工人群众，在粤汉铁路、安源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人力车、泥木等行业中，开设了许多所工人夜校。这种形式一方面促使党的重要骨干一开始就深入下层，自觉地改造自身，另一方面也极大推动了湖南工人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从而使党和革命运动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

青年毛泽东确立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对新时代青年的启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青年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身上得到以下启示：

新时代青年要立志高远、胸怀天下。青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铸造如此完美的人格和雄才大略的能力品质，与他矢志不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分不开的。在1917年给黎锦熙老师的信中，毛泽东为自己的志向做了一个解释，“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他认为志向是以探寻宇宙真理为旨归的，然后指出当时的青年在立志观上的误区：“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后來，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深感马克思主义与大同理想颇为相通，他说：“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青年毛泽东的志向是追求人生真理，谋天下人之幸福，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他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志向，他刻苦求知，不断充实自己，终其一生，从未懈怠。

青年毛泽东的立志观告诉我们，青年人只有树立远大理想才会有坚定并正确的政治方向，才会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撑和情感动力。虽然当今的社会时代背景同青年毛泽东所处时代截然不同，但我们面临着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临着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长期较量。这就要求青年一定要克服当前存在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将主要精力用于刻苦求知、大胆创新，锻造自己献身科学、献身人民、献身祖国建设的能力，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找到现实依托。

新时代青年要脚踏实地、勤学储能。人生之路，志向是起点，而知识、学问和能力乃是实现其志的坚实基础。青年毛泽东以执着而顽强的治学精神和浓厚的学术兴趣，刻苦地学习，执着地探索，不懈地寻求新知，寻求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与其脚踏实地、修学储能的意志品质密不可分。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数量大、领域多，而且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买不起新书，他就买破旧的折价书，然后将旧书抄写修裱。他还经常向老师同学大量借阅、借抄图书。为了积累学识，打好基础，他非常重视持之以恒。青年毛泽东的好学态度已经超越了刻苦的境界。他读书万卷，却没有成為一个书呆子，而是用书本知识充实自己，科学取舍用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

当代青年要像毛泽东一样，将学习目标与远大理想结合起来，向着更高更远更有人生价值的方向努力；同时，也要做学习的主人，根据自身特点，个性化、创造性地学习，在充足的知识储备基础上锻造自己的思想深度与能力素质，学思并行，积极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学以致用。

新时代青年要追求真理、独立思考。探求真理是需要勇气的。青年毛泽东一心要探求宇宙、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行事做人以真理为指针，打造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品质。在北京期间，老师黎锦熙经常找一些文章要毛泽东等人抄录，如果毛泽东看到文章观点与自己的不一样，干脆不抄。从这一小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倔强的个性下闪耀着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优秀品质。从总体上分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他在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中西方各种思想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他不盲从前人，而是独立思考，坚持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寻找真理，使他最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崇拜马克思、坚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不盲崇、不迷信。他形象地比喻说：“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马克思主义有不完善之处，就需要完善，完善就必须发展，发展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不断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新鲜血液才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

这种“以真理为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当代青年学习并发扬光大。对处于求知阶段的青年来说，独立思考的品质比学富五车更有用。

新时代青年要奋斗实践、知行合一。还在做学生时，毛泽东就已经将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作为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1917年夏，他和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时间，徒步游学，历时月余，行程千余里，通过广泛考察乡风民情，深刻了解社会。他还积极参加政治实践，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读同志会，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等。在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被称为“实践家”，当时出国留学成为青年学子寻求救国之道的重要方式，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很多朋友与同学。虽然毛泽东积极组织湖南青年出国，但他自己却坚持留在国内，了解中国这“地盘内的情形”。他通过社会实践与走访调查增强了自己的社会洞察力与社会经验，而组织活动又提升了他的组织能力。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他更加重视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通过一次次试验，不断修正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学说，在实践的检验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终其一生，都重视调查研究，尤其在革命年代，他写出了大量社会调查的精品力作，令时人和后人折服。

新时代青年要像青年毛泽东那样，不断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多开展调查研究，将国家、社会和人民密切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作为社会实践体验和探讨的主题。奋斗中的幸福是青春在拼搏中的精彩，是青春在实践中的升华。人生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新时代青年要勇于挑战，勇于面对挫折和考验，积极参与到各项工作中去，努力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提高，增强能力水平，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实践中展示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