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量词研究述评

2024-01-25 09:32张明辉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官话量词研究成果

张明辉,张 影

(1.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2.大连市第四十四中学,辽宁 大连 116013)

量词是汉语的特征性词类,数量丰富,种类多样,量词的共时和历时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些年,汉语方言量词因其特色的研究对象受到关注,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总结了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现状,并对各个方言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特色等进行评述,最后针对目前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了研究方向的展望。

一、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定量分析

汉语方言量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著作、论文。本文尝试对国内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进行梳理。

在“超星读秀”数字图书馆进行检索,发现方言量词研究著作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一是包含在方言研究著作中,如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李永明“湖南方言系列”丛书、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二是包含在方言志中,如《长治方言志》《潍坊方言志》《宁阳方言志》;三是包含在方言语法研究著作中,如付新晴《汉语方言重叠式比较研究》、张桃《宁化客家方言语法研究》、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专门描写方言量词的著作较少,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陈小明《粤方言量词研究》,崔山佳《汉语方言数量词特殊用法研究》。

以“方言量词”分别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并且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定,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最终选取有关论文共计198篇。从所选论文的资源类型分布来看,论文来源包括学位论文、论文集和期刊论文。

从发表时间看,研究成果呈现上升态势。1981年,陈庆延发表的《稷山方言的量词》成为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开端。不过方言量词研究并没有就此迎来上升期,1999年后,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是2019年,共有18篇文献发表。整理统计如图1。

从研究对象的方言分区看,研究呈现全方位发展的态势。本文把搜集到的文献成果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所列方言分区进行了整理,统计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西南官话研究成果最丰富,其次是湘语和闽语;北京官话、徽语、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兰银官话、客家话、平话和土话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为了更好地了解汉语方言量词研究中与本体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研究角度等方面的内容,选定能够构建可视化文献计

图1 汉语方言量词研究成果年份分布

图2 汉语方言量词研究成果关键词统计

量网络的软件工具VOSviewer,对所选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主要选择的数据类型是“关键词”,分析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方言量词的研究方法不限于单点研究,同时还有比较研究,比如不同方言之间的对比、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现代方言和古代汉语的对比等。研究过程中所用的方法不只有比较法,但是比较法是现有研究成果在使用方面较为突出的研究方法。据统计,超过40篇文献涉及了比较研究,所占比例超过五分之一。除了研究方法,“语法”和“词汇”都是占比较大的关键词,由此可以看出方言量词的主要研究内容,既有“专门研究”,即专门对方言量词进行研究;又有“部分研究”,即把量词研究作为方言研究(如方言语法研究、方言词汇研究)的一个章节。据不完全统计,“专门研究”数量较多,共计139篇,所占比例约70%;“部分研究”数量较少,共计59篇,所占比例约30%。“重叠”和“量名结构”也是占比较大的关键词,由此可以看出方言量词的研究角度。涉及量词重叠的文献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涉及量名结构的文献所占比例超过五分之一。关于研究理论,“语言类型学”“语法化”“认知语言学”等理论都应用到了方言量词研究中。另外,方言量词研究还涉及了词缀、定指、儿化、韵律、演变、语义图、3个平面等研究内容或研究角度。

二、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相关研究成果按方言区进行整理,具体分区标准参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官话量词、南方方言量词、总体及跨区方言量词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

(一)官话量词研究

官话包括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总体来看,官话量词研究成果分布不平衡,各个官话均有研究成果,但研究较为集中,都集中在官话下面某个方言区甚至某个方言小片,而其他部分研究很少甚至没有相关研究,如东北官话偏重哈阜片,江淮官话偏重黄孝片等。各官话区在研究成果数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比如西南官话成果丰富,文献数量占所有官话量词研究总数的一半以上,超过了其他官话区的数量总和。以下分不同官话具体讨论。

1.东北官话

东北官话量词研究起步晚,成果数量少,且都集中在哈阜片。所有研究成果均为单点方言特有量词的描写,在描写的基础上,重视从词汇化、主观性等角度进行解释。同时重视对“数量名”结构和跟量词相关的类范畴的分析,如王聪以参考语法为框架,以类型学理论为依据,对计量单位词和分类词进行分类并描述了每一个量词的句法功能,还对量名结构的衍生形式进行了分析[1](P65)。

2.北京官话

北京官话量词研究在官话八区中研究成果最少。何维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了调查,了解现阶段北京话中常用量词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者现有态度,并尝试预测北京言语使用特点和变异规律,以及北京方言词语的发展趋势[2](P44)。

3.冀鲁官话

冀鲁官话量词研究集中在沧惠片、石济片和保唐片,且集中于河北和山东二省境内。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既有对单点方言中具有方言特色且使用频率较高的量词的专门研究,也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此外,冀鲁官话量词研究还包含在方言语法或方言词汇的系统研究中。

总体来看,量词重叠问题是冀鲁官话量词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其方言量词本身具有儿化、重叠的特点不无关系。

4.胶辽官话

胶辽官话量词研究成果数量少,各片成果数量相对均衡,山东省较辽宁省多。研究方法涉及比较研究,还有对量词系统的梳理和对特色量词的描写。

5.兰银官话

兰银官话量词研究成果数量少,集中于河西片和北疆片,但分散在3个省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研究主要包含在方言词汇或方言词法的系统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还有对具有方言特色的量词进行的描写研究。

6.江淮官话

江淮官话量词研究起步较早,时间跨度较大,研究视角多样,主要集中于黄孝片,其他片区有零星成果。重视从词汇学、语料库、共时历时结合等角度进行解释。研究对象方面,既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也有对方言量词特殊用法的专门研究,还有包含在方言语法或方言词法的系统研究中的。如汪化云认为黄冈方言量词可以单用,也就是在口语中,量词前无须数词(限于“一”)或指代词[3]。

量词重叠这一视角是江淮官话量词研究中主要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选择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如姜莉依据收集整理的语料库,参照词汇学方法,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角度,对连云港方言词汇进行了分析,包括构词特点、语义场和重叠形式等方面,而在重叠形式部分就重点介绍了量词重叠[4](P117)。

7.中原官话

中原官话量词研究起步非常早,时间跨度长达40年,成果相对较多,分散在多个省份,研究较为充分。研究对象方面,既有对方言量词特点进行的总结,也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直接选取部分独具特色的方言量词做详细例释的。如陈庆延讨论了稷山方言量词的特点,并介绍一些有方言特色的量词[5]。量词变化形式、主观量等角度也是研究切入点。

“个”是中原官话秦陇片非常有特色的方言量词,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王双成选择在西宁方言中有独特用法的“个”进行研究,其特殊性,一是“个”和名词组合的时候有两种语序:“个+名”和“名+个”,且处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不同时,表有定和无定的情况也不同;二是名量词“个”可以用作动量词,且语序表达为“动+个”[6]。

词缀和重叠是中原官话量词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吴云霞从词法角度描写了万荣方言中量词的重叠形式及其语义特点和功能,还有特色的“屹”头词、“嘟”尾词、“儿”尾词等[7](P33)。杨笑笑重点分析了量词重叠式的语法、语义功能,并且讨论了“数量名”结构和“指量名”结构[8](P59)。

8.西南官话

西南官话量词研究起步相对较早,时间跨度较大,成果非常丰富,是官话区中研究比较充分的方言区。近10年成果格外显著,受关注度较高。田野调查、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对比研究等方法被广泛应用。

在研究角度方面,研究方言量词语法特点的成果较多。还有结合语法和其他方面的共同研究,如丁崇明研究中了量词的特殊组配,以及量词短语的一些比较特殊的重叠形式[9](P132)。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有4种情况:一是包含在方言词汇系统研究中的,二是包含在方言语法系统研究中的,三是对单点方言中具有方言特色或使用频率较高的量词的专门研究,四是对某一具体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

研究者尝试从主观性、感情色彩、生命度制约、变化形式等特色视角进行解读。量词重叠问题也是西南官话量词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除了重叠,儿化和数量结构也是量词研究常见的特点。

(二)南方方言量词研究

南方方言主要指赣语、晋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粤语、湘语、徽语、平话和土话。南方方言的研究成果与官话区相比数量更多,是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主要部分。南方方言和官话一样,研究成果数量上存在差异,尽管差异度相对官话来说较小,但仅从数量而言,差异仍然存在。其中,闽语和湘语成果数量占比突出,徽语、客家话、平话和土话、粤语、赣语等成果数量占比较少。以下分方言区具体讨论。

1.赣语

赣语量词研究起步很早,但发展较为缓慢,成果有限,却分散于5个方言片。绝大多数研究只针对量词本身,既有对某一具体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又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对单点方言中具有方言特色的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单点方言特殊量词研究。如汪国胜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大冶话物量词的特点,一是大冶话里特殊的物量词,二是大冶话物量词的特殊用法[10];万献初讨论了通城话的量词“隻”,描写了其与名词的广泛搭配,分析了“隻”的指代和表数功能[11]。但是没有包含在方言词汇等系统研究中的内容,研究角度相对而言有局限性。有少量涉及到了语法化等前沿理论。重视从重叠、词缀等角度进行解释,如胡绵绵对德安方言的量词和数量词的重叠现象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并将其与昌都片及赣方言其他方言点的量词的重叠式进行横向比较,了解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12](P38)。

2.晋语

晋语量词研究集中于山西、河南和河北三省境内,其中山西的成果丰富。在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有对某一具体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也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包含在方言词汇或方言语法等系统研究中的内容。绝大多数晋语量词研究都提及了重叠这一问题,重叠在山西方言中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如尹国梁对山西方言的重叠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重叠式量词是构形手段的表现,某些还具有可以作补语等普通话没有的用法[13](P55)。除了重叠,还有儿化视角的研究。偶有出现语言地理学等新鲜视角。

3.吴语

吴语量词研究时间跨度非常大,集中于江苏和浙江二省境内,但浙江的成果远多于江苏。研究角度方面,吴语量词研究多选取量名关系、搭配、结构等进行研究,如石汝杰等提出苏州方言量词可以单独、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词组[14]。再如魏业群等认为诸暨方言属于“量词发达型”方言,量词可以直接与名词组合成量名结构,探讨了这类量名结构出现的语法条件及其表达出的语义特征,并且对能进入该结构的量词进行了考察[15]。金龙等在研究台州方言的过程中,揭示了量词功能发展的新一条路径,即“量词朝词内语素发展”,成为“量名结构”中量词发展的第3条路线[16]。除此之外,还有量词定指用法的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对单点方言中具有方言特色的量词的专门研究,也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包含在方言语法系统研究中的内容。重叠等方言量词常见的研究视角在吴语研究中也有所展现。研究重视从语法化等角度进行解释。

4.闽语

闽语量词研究起步很早,集中于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境内,海南成果相对较少。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既有对单点方言中具有方言特色或使用频率较高的量词的专门研究,也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的量词研究包含在方言词汇的系统研究中。从研究角度来看,既有对量词小称的研究,又有对量词结构的研究,也有对量词语法特点的专门研究,还有专门讨论定指用法的研究。如施其生指出汕头方言的量词有小称,且小称量词是由普通的量词加上小称后辍构成的[17];再如陈捷从语音、句法和语用3个方面分析了广东澄海方言中存在的的量词独用表定指的现象,并以这3个方面的差异为依据将独用定指量词分为“独用A式”和“独用B式”,同时还就澄海方言中独用定指量词的句法来源问题做了简单的研究[18]。数量较多的研究是选取某一具体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闽语方言量词研究有少数成果重视运用类型学、认知等理论进行解释。

5.客家话

客家话量词研究集中在粤台片、粤西片和汀州片。研究对象和范围比较有限,一是对某一具体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二是包含在方言语法系统研究中的内容。

6.粤语

粤语量词研究主要集中在勾漏片,发展状况呈上升趋势。已经出现了分类法、比较法等方法的运用,最新的成果还运用了语言类型学、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多种理论。主要成果包含在方言语法或方言词汇系统研究中。除此之外,还有针对特殊量词或量词搭配的研究,如陈艳妍以粤方言中很有特色的全称量词“冚唪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冚唪唥”在语用、句法、语义、使用演变等方面的特点[19](P31)。

7.湘语

湘语量词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期,成果数量多,覆盖所有方言片。其中,娄邵片的研究较为深入,存在研究集中于某几个方言点的现象,如宁乡、邵阳、辰溪、祁阳等。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既有对单点方言中具有方言特色或使用频率较高的量词的专门研究,也有选取某一小类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从研究角度来看,既有对量词词缀的研究,又有对量词结构的研究,也有对量词语法特点的专门研究。

数量更多的研究是选取某一具体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还有大量关注度聚集在量词重叠问题上。湘语方言量词研究有少数成果重视从类型学、主观性等角度进行解释。

8.徽语

徽语量词研究在南方方言中研究成果最少。方清明把浮梁话常用量词与普通话量词系统进行比较,得出了“个”泛化运用、浮梁话量词孑遗现象、有特色量词、没有复合量词等特点[20]。

9.平话和土话

平话和土话量词研究集中于湖南和广西二省境内,成果较少。已有成果都是包含在方言语法或方言词汇系统研究中的内容。

(三)总体及跨区方言量词研究

除了专门针对某一片区的方言量词进行专门研究外,还有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和跨方言比较角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研究汉语方言的整体情况,针对全部汉语方言,主要为了探求其共性或阐述某种理论,可称其为“总体研究”;另一部分研究跨方言区的量词,往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方言区,通过比较得出不同方言区在相同方言量词使用方面的共性或差异,称之为“跨区研究”。

1.总体研究

面向汉语方言整体的研究比较困难,需要考虑多方面的情况起步较晚,主要是近十年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等,涉及了类型学、语义图、语言接触等理论。研究的具体对象集中于3类:(1)对某一类或某一个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既有选取特殊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又有选取某一个方言量词的专门研究;(2)对量词重叠的研究;(3)对量词结构的研究。如蒋协众考察了量词重叠现象在汉语方言中的内部构成、地域分布和表义功能,在汉藏语言背景下,讨论了相关的类型学问题[21]。

2.跨区研究

比较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重要方法。跨区研究就是对不同方言区的方言用法的比较研究,多集中于方言区的边界地带,因为这些地区互相接触,容易造成语言或方言上的相互影响。方言量词的跨区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处边界地带:(1)闽语和客家话边界地带的跨方言量词研究;(2)湘语和赣语边界地带的跨方言量词研究;(3)客家话和赣语边界地带的跨方言量词研究;(4)中原官话和其他官话(包括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兰银官话)边界地带的跨方言量词研究。

三、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成就、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成就

1.研究对象

汉语方言量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有方言区都已经有成果问世;某些角度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如量词重叠、量名结构等;针对方言区某类特殊量词或某一个体量词的研究较为常见,特殊性是受关注的角度。从研究内容来看,单独进行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成果占绝大多数,还有一部分方言量词研究是包含在语法研究和词汇研究中的。

2.研究方法

通过对已知成果进行统计,发现汉语方言量词用到的方法多是描写法和比较法,特别是比较法,既有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也有不同方言间的比较。如闽语和客家话的比较、客家话和赣语的比较、赣语和湘语的比较、官话区内部不同官话的比较等等,均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3.研究理论

大多数成果采用了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理论,但以此为基础,已经有研究者开始把“语言类型学”“语法化”“原型范畴”“隐喻与转喻”等新理论融入到方言量词研究中,为汉语方言量词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绝大多数理论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很小一部分理论的应用时间接近20年,算不上“新”,但是这些理论使用的学者数量较少,应用范围不够广泛。

(二)研究不足

自汉语方言研究起,方言量词研究受到一定的重视,取得的成果也毋庸置疑,无论是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是如今的继续探索阶段,重叠一直是研究的焦点。其中类型学、语法化等新的理论也为学者开拓了新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方言量词研究的发展。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1.研究对象

汉语方言量词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有的地区研究成果丰富,如西南官话;有的地区缺少研究成果,如粤语除勾漏片以外的所有片区。从量词本身的研究来看,缺少单点方言量词小类的研究,导致难以进一步研究共时平面的比较或历时层面的演变等问题。不平衡是汉语方言量词研究中突出现象,力求地域、方言区研究的平衡,以及方言量词内部小类研究的平衡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2.研究内容

量词特性研究存在差异,重叠研究最为充分,其他量词特性研究较少;量词个案研究较多,例如个体量词、通用量词受到较多关注,量词系统研究较少;量词结构中,名量结构研究较多,其他结构研究较少。

3.理论方法

一是共时平面研究多,历时平面研究少。描写与解释是在共时平面中进行的,主要展现了各方言点量词使用上的独特用法。而历时层面的方言量词研究却很少,在已有的历时研究材料中,研究重点基本是在对某一量词的溯源上,具有局限性。由此可知,现有研究中缺乏更加系统全面地对每一种类型的量词进行总体的历时探究,需要进一步从语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揭示汉语方言量词的发展规律。二是共时平面描写多,对现象的解释少,共时比较也较少,缺乏系统性。对于方言量词使用情况的解释,需要引入新理论,完善共时研究。尽管比较法已经是仅次于描写法的方言量词研究方法,但是比较研究成果主要是将某一方言区的方言量词与普通话进行对比,或者将不同方言区的量词进行比较;有对异同点的简单总结,没有上升到方言量词系统。因此,注重历时平面的演变研究,重视共时平面的比较研究,是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突破口之一。

(三)研究展望

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对方言量词的发展提出如下展望。

第一,加强汉语方言量词的全面调查。目前大量方言点语法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开展方言量词的专门调查工作,因此,需对各汉语方言点量词展开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对各方言小片及方言大片的量词进行深入考察,并对具有方言特色的量词进行详细描写和充分解释,从整体上揭示汉语方言量词的区域划分和主要类型。这是汉语方言量词研究的首要任务。

第二,加强汉语方言量词的深度调查。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点如多方言交界地带、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区域、体现不同历史层级的方言片区等,展开深度调查。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总结汉语方言量词的蕴含共性与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全面揭示汉语方言同一片区内部以及不同方言片区之间汉语方言量词的过渡性与差异性,描绘汉语方言量词地图。

第三,加强汉语方言量词的共时描写,构建汉语方言量词的概念空间。在全面调查与深度调查的基础上,撰写量词词条,对特殊量词的用法加以描写。参照各方言点量词的多功能用法,应用语义图理论,构建若干个汉语方言量词的概念空间及关联模式。

第四,加强汉语方言量词的历时解释,运用语法化框架和语言演变理论,进一步构建汉语方言量词的动态语义图。结合共时平面汉语各个方言点方言量词的多功能用法,以及跨方言比较的结果,利用近代汉语和汉语方言历史文献,从语言演变视角探究方言量词的源头及演变路径,从而构建汉语方言量词的动态语义图,并从人类认知和语言使用角度解释汉语方言量词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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