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媒介：娱乐生产中的正向情绪传播研究

杜雨欣

【摘   要】正向情绪作为喜剧作品传播的内容与工具，是从“情美”角度审视喜剧的关键。喜剧情节引发了受众不自觉地“笑”，欢笑过后，个体又会根据情感规则和社会规范，结合生活经历进行情感转化，生成感动、幸福、满足的深层感受。本文结合以喜剧电影为代表的传统喜剧文艺，和以短视频情景剧为代表的新喜剧形式，以经典的SIPS模型为依据，从共鸣、确认、参与和共享四个阶段分析正向情绪的传播过程，厘清作为感性认知的情绪在文艺作品生产娱乐过程中的传播机制。

【关键词】正向情绪；情绪传播；喜剧电影；短视频情景剧

一、问题的提出

大众文艺作品的传播离不开情的加持，人类对情有着天然的追求，创作者也善于将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情绪作为传播内容融入作品本身，以丰富作品内在价值。喜剧电影作为一种结合图像和声音媒介的文艺作品形式，相较于纯文字媒介更易于调动正向情绪，触发观众不自知的大笑行为，生理反应前置而推动情感共鸣后生。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的技术赋权使短视频成为新的大众文艺作品形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达9.62亿，占网民整体的91.5%。短视频情景剧相较于图文作品、电影及长视频更为便捷、门槛更低、表达方式更接地气，更易为大众所接受，也借助互联网即时互动的特性推动了情感的传播。

梁启超曾提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将情感视为艺术美的首要元素，而李泽厚提出的情感本体论也与休谟的情感美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将情感放置在与理性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去考究。

电影和短视频作为当前社会大众文艺作品中较为普遍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将情绪与情感作为内容杂糅在作品中传递给受众，它作为审美的感性认知，与拍摄手法等理性投入具有同等地位，成为推动作品传播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情也是人类认识自我、辩证地看待社会、完成文化积淀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助于完成社会文化的建构与集体记忆的塑造。

二、文献综述

通常而言，人们将稳定而持久且具有深度体验的情感反应视为情感，而将外化较为明显、较为强烈的情感反应看作情绪[1]。在进行阅读或观看文艺作品时，根据故事场景和叙事所产生的瞬时心理反应是情绪，如正向的喜悦、幸福、感动等，长时存在的认知基模下的复杂体验则表现为情感，如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

针对正向情绪的传播，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将个体积极地参与仪式互动归结为其对于情感能量的追求，认为情感互动可以将短期的情绪转换为长期的情感，并在互动中期望获得更多的情绪资源，如自信、愉悦等[2]。

在大众文艺作品的生产过程中，情感占据重要地位。针对电影艺术，任飞认为电影在生产的过程中把受众情感和导演情感有机结合，并抓住受众情感进行渲染和叙事，同时在消费过程中利用新媒体进行情感动员[3]。苏晖认为欣赏主体的笑是喜剧意识的直觉化显现，审美主体在观影时发现其反常、不协调等可笑之处，反思人类社会的缺陷，从而超越现实[4]。面对技术赋权，王一川提出隐忧，认为中国电影处于后情感时代，技术应用让特效所营造的视觉冲突凌驾于情感之上，一切的感性体验皆为视觉震撼的审美效果服务[5]。

针对短视频这一新媒介形式，杨荣菲选取抖音平台的热点事件案例，探究视频通过叙事框架唤起情绪共鸣，借助互动机制形成情绪扩散，并通过仪式塑造凝结情感体验[6]。刘子毅认为互动将个体情感能量聚集，产生群体团结与身份认同，形成群体符号和群体道德感[7]。姬德强基于TikTok、Shorts、Reels三大短视频平台的观察与比较，发现介入情感元素后的短视频产生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达到跨文化传播效果[8]。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艺作品中的情感叙事、社会互动及文化建构层面，且关于影视作品的情感传播研究较为充足。而短视频的情感研究多集中在基于热点事件群体效应下情绪传播机制分析，也有部分研究聚焦短视频的跨文化传播视角，将短视频视为文艺作品，关注情景剧情绪传播的相关研究较少。整体上，聚焦正向情绪，对喜剧电影与短视频情景剧进行研究尚有较大的意义空间。

三、从快乐情绪生成到复杂情感变体：正向情绪的转化与流通机制

（一）喜剧电影与短视频情景剧中正向情绪的多元变体

人在长期的进化与选择过程中形成了趋利避害的情绪选择特性，会主动将负面、有害的接触降至最低，转而寻找积极、愉快的刺激接触。因此，人生来就具有對于正向情绪的天然需求，较中性及负面情绪，其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与传播力。而由于大众文艺作品休闲娱乐的天然属性，正向情绪更容易搭载并完成传播扩散过程，短视频由于其自身移动化、生活化、娱乐化的特性使正向情绪更容易响应、渗透和连接公众的心理需求，并释放出更大的情感效能。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情绪管理归结为生理需求，人们对于安全感、爱与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具有自然的驱动力[9]。在追求情感满足的过程中，正向情绪管理必不可少，本文结合情绪分类七分法、普拉特切克情绪分类方法以及差异情绪量表（DES），将正向情绪分为欢乐、感动、幸福和满足四种。在以喜剧电影与短视频情景剧为代表的大众文艺作品中，生动滑稽的情节场景、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以及恰如其分的特效、音乐等后期处理效果辅助了“笑”这一生理现象的产生，其通常是不自知且不受控制的。康德的解脱论将笑视为“由于一种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变成虚无而来的激情”[10]，这种激情的释放是本能的、无意识的，它以诙谐作为宣泄触发点，突破了超我的理性社会意识的压抑，释放出社会禁忌下的心理能量。释放的过程表现在人体上，系统通过抵抗力最小又最容易受情感变化影响的语言器官与呼吸器官的振荡，来感受、发泄这释放的结果，于是产生了笑[11]。而“笑”最为直接地反映出欢乐这一情绪体验，且通常是简单的、纯粹的。个体在欢乐地“笑”过后，又会根据情感规则和社会规范对直接情绪进行变体，结合个人生活体验及理解完成情感转化，生成感动、幸福、满足的深层感受，如《大话西游》中坚持爱情所营造的幸福感、《你好，李焕英》中追寻亲情所带来的感动情愫或是《飞驰人生》中重拾梦想所制造的满足感。

总体而言，如图1所示，欢乐的情绪体验是受众在观看过程中被短暂的幽默感染而自然产生的，其通常来自于艺术形式所创作的欢乐场景、表演者夸张的演出和后期制作过程。在“笑”这一生理现象产生后，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思考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经过联想和想象后，文艺作品中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等更深层的情感被激发。而相较于简单的快乐与愉悦，深刻与复杂的多元情感更有助于缓解当代快节奏生活下人们所承担的社会压力，创作者和接收者在生活中产生的不易被理解的思想、情感、认知、行为都能得到宣泄。宣泄的过程也是受众主动控制的过程，人作为复杂的情感动物具备联想和泛化的情绪能力，完成自由的生发与转化。

（二）喜剧电影与短视频情景剧中正向情绪的流通机制

基于情感消费理论，正向情绪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流通。虽然用户并不会以付费形式购买情感，但内容本身所附带的商品属性使得用户对情感的接收、认同、互动和传播具备了消费的特质。日本广告公司电通株式会社提出社交媒体时代用户消费行为的分析工具SIPS模型，将用户消费行为的生发机制总结共鸣（Sympathize）、确认（Identify）、参与（Participate）、共享和扩散（Share&Spread）四个场景。由于情感传播的商品流通特性，该模型所概括的四个阶段可以合理推演正向情绪在喜剧电影及短视频情景剧中的传播过程。

首先，创作者会对作品内容预设正向情绪框架，但这种情绪往往隐藏在作品的叙事中，通过电影作品的原型叙事、短视频作品的标签化叙事等多元叙事策略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某些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又可以作为情绪的载体，基于传受双方的生活常识和背景进行解码，从而实现情绪的交互式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情绪成功被接收并内化为个体情感，同时自然地出现诸如大笑之类的机体反应。

受众在接收到正向情绪后，会倾向于结合自身感知进行判断，同时与周围群体进行交流，一方面完成了个体积极情感的确认过程，另一方面也参与情感的互动体验。与此同时，身处于情绪分享环境中的个体也更容易受到快乐情绪的诱导而激发次级分享行为，由此构成情绪信息的传播过程。快乐的强度越高，分享的意愿越强烈[12]。但单个受众的情感能量是有限的，只有经过群体的再传播才能被放大，个体情绪进一步上升为群体意识，受众也在互动过程中完成了群体认同，进一步促进了情感劳动。

在情绪唤醒共鸣，并与周围完成确认后，情感主体经过进一步沉淀和更新开始进入群体的情感共享阶段，并影响集体记忆的书写。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上升至新的意义空间，在仪式化的传播过程中被建构为集体记忆，储存在群体化的受众中。这种情感往往与社会文化相关，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流情感常存在于我国主旋律喜剧电影中，而“个人英雄主义”等价值观则更多出现在欧美喜剧电影中。

整体来说，喜剧电影与短视频情景剧中正向情绪的转化与流通过程是相互杂糅、不可分离的。幽默的叙述与处理使得个体生成欢乐情绪，这种情绪一方面与人们既有的情感框架、认知基模或曾有过的情感经验所构成的“库存性情感”相匹配[13]，容易在个体内部完成更加复杂的情绪与情感的转化；另一方面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也实现了流通，即时的“场域性情感”进一步沉淀，建构并更新社会认知所共享的“库存性情感”，完成了从情感共鸣到价值共享的过程。

四、结语

情感流动模型认为，大众文艺作品中的情感流动分为聚焦、生成和扩散三个阶段，情感能量聚集成为受众的情感体验，并在社会关系中流动和扩散。而作为正向情绪，欢乐就是心灵过渡到完满感情的过程[14]。在观看喜剧电影和短视频情景剧时，幽默的故事情节和特技效果为受众积累情感能量，“笑”的生理反应难以察觉地突如其来，刺激个体从原有情绪中抽离出来，在回味后将“笑”的“欢乐”转换为感动、幸福、满足等复杂情感，随后在个体思考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上升至深层价值观，让心灵得到满足。

基于情感经济理论，视频本身并无情感，只是具有激发“笑”与欢乐等情绪的潜力，不同的媒介也具有不同的传情能力。由此，喜剧电影与短视频情景剧在情绪传播上存在先天的差异。不同于喜剧电影的大荧幕呈现方式，短视频情景剧主要依赖互联网传播，小故事通过掌上画面被观看。首先，短视频多用“扮丑”和夸张的表演以快节奏的叙事引发情绪高潮，细节情绪统一于整体情感。喜剧电影则擅长制造矛盾的反转，以荒诞的黑色幽默制造笑点。另外，由于影院环境黑暗安静，沉浸感使情绪产生具有很强的私人特性，但短视频情景剧借助互联网的分享特质，为互动仪式积累情感能量，传播更多的正向情绪。与此同时，短视频也因其碎片化、生活化的特性所聚焦的正向情绪较为简单，受众容易淹没在笑声中而难以上升为“库存性情感”，相反，电影传达的正向情绪更多指向“爱国主义”“人文关怀”等主流价值观，意义空间丰富。

总体上，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中，情感作为和拍摄手法、叙事方式等理性方式同样重要的感性审美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们身处于数字媒介时代的漩涡中，随着媒介技术不断更新，情绪与情感也在网络平台的群体互动中不断放大和扩散，影响范围更广、力度更强。一方面短视频情景剧借由网络传播，观众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具有相似价值观、立场信念的情感社群，受图像、字幕和特效等符号的激发公开表达自己的感受，形成集体情感。而群体成员间的情感流通也形塑了身份认同，情感能量在流通中不断积聚，维系了社群和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壮大[15]。同样地，喜剧电影虽诞生于大荧幕，但其传播逐渐依靠网络途径，并衍生出线上观影、线上宣发以及同人作品的再创作等更多变体，并进军短视频行业，引进“一分钟电影”等新形式。总的来说，艺术形式的杂糅给两类主流的文艺作品的情绪传播带来了新的变体，探究是否存在新的差异和共性在未来具有更深的研究意义。

注释：

[1][9]徐明华.情感传播：理论溯源与中国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7，25-27.

[2]特納，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任飞，张彪.情感消费视角下青春电影的生产与消费[J].中国青年研究，2013（12）：84-88.

[4]苏晖.喜剧意识：喜剧性的核心[J].外国文学研究，2005（05）：52-160+176.

[5]王一川.中国电影的后情感时代——《英雄》启示录[J].当代电影，2003（02）：16-18.

[6]杨荣菲.短视频平台中热点事件的情绪传播机制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2.

[7]刘子毅.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剧情类短视频研究[D].天津工业大学，2020

[8]姬德强，张超义.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机制与价值创造[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22（02）：47-56.

[10]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80.

[11]魏巧俐.21世纪中国喜剧电影新亚类型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184

[12]Christophe V，RiméB.Exposure to the 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Emotional impact， listener responses and secondary social sharing[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7，27（1）：37-54.

[13]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0.

[14]斯宾诺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7.

[15]袁光锋.增值、转化与创造边界：论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流通[J].南京社会科学，2022（09）：110-119.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听传播、娱乐传播）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