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 草

张秋寒

她得到一个当面为单珊服务的机会。之前她已按照相应的规格把单珊的房间布置妥当。她不觉得为这样的人物布置房间是什么莫大的荣幸。布置好了,环顾着那间和平日不大一样的套房,她却有着幸福感。它经由她的双手,是她的创造。

晚上七点,她正准备打开盒饭,对讲机里传来经理的声音。

“去四个八看一下什么情况,好像要换布草。”他们统称八八八八房为四个八。

“人到了?”

“刚入住。”

拖出推车,带上那三个笔记本,她一路想象着单珊接过笔记本的样子。应该没什么表情吧,不过是这些人司空见惯的事。

开门的女子梳着极高的马尾,高到头晃一下,辫子就有可能从后面晃到前面。她五官皱到了脸的中心,语速极快地在打电话。房间灯火如昼,凉气如秋。内间的妆台前坐着一名女子,身着珠片长裙,一件黑空调衫如斗篷般披在肩头,八成就是单珊。短头发看不出性别的化妆师像呼应着高马尾的语速般,飞快地在单珊脸上排兵布阵。

有的客人要亲眼见到布草的更换。一开始她还试图解释,后来发现解释的时间比换布草的时间还长。酒店举办过换布草比赛,她得了冠军。奖金一千元,她拿出来请布草间的同事们吃了顿饭。饭桌上,她端起酒杯,尽力学着那些看来听来的人情世故,说平时到与不到的,请大家多包涵。大家也嬉嬉笑笑地回敬她。工作中产生的芥蒂仿佛就此不存在了似的。

换布草前,她把三个笔记本摊开来摞好,郑重地捧到单珊面前,说能不能请你帮我签几个名。单珊在化妆,头不动手动地签完了。她看不懂那字,只是连声道谢,一一合拢,收好,接着就去工作。

她刚收拾好床上的部分,高马尾打完电话走过来,让她把她折的毛巾天鹅和盥洗室里所有的毛巾浴巾都拿走。她照做,并重新为毛巾架和马桶消毒。高马尾在旁看着,忽问她怎么签了三本。她如实说了,说五点多,她在酒店后门与布草洗涤厂家交接,有三个女学生找到了她,请她帮这个忙。

她们等了她一下午。那种望眼欲穿好像她就是单珊一样。其中戴眼镜的那个说:“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们吧。”没有人这样对她撒过娇。工作中,别人找她干一件分外之事往往都像是她义不容辞。

“你都干的什么事情啊。”单珊声音很轻,却有很强的责备意味。她吓了一跳,正要说点什么。高马尾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一直说晚上赶到上海住。可能是阿曼他们那边的口径有问题,我来问她。”

“不要问了。晚上看情况吧,不行还是去上海。”

她看没有自己什么事了,抱起一堆换下来的布草告退。

“东西掉了。”高马尾对着地面努努嘴,接着就低下头,用食指像鸡啄米那样地啄手机屏幕。

地上亮闪闪的是她的胸牌。上面写着“客房部张素英”及其英文。

胸牌是这几年才有的事。接手酒店的台州人要求从上到下都戴,认为这样能减少投诉。再往前的十几年里,两位老板都是本地人,人眼熟,公关到位,酒店在县城也算头一块牌子。后来他们犯了事,一下子成了反面典型,素英一度担心酒店要倒闭,她会面临失业。幸好有财主盘了过来。柳暗花明后,大家的干劲特别足。可惜没过多久,时疫又来了。大家又变得神经兮兮的,住的人多了怕染病,住的人少了怕上头动裁员的心思。

素英一直忘不了离开招待所的那天,她到各处和同事们打招呼。芬姐嗑着瓜子说走啦,以后没事来玩哦。素英心里很清楚,正是芬姐向主任建议的辞退人选,但她没把不悦摆在脸上,笑着点点头。她找了一圈,最后才在水房找到小玉。几十个水龙头开着,几十床被单被套泡在大池子里,小玉穿上胶靴正卖力地踩着。

“阴天洗它干吗。”

“洗了都不够用!说明天又有一场培训。培她奶奶个魂呢。”

“我走喽。那台好的电风扇被我换回来了,锁在西边的橱子里呢。你眼睛放尖一点,不要再被她们拿跑了。”

小玉跳了下来,素英顺手为她抹去一脑门的汗。她们之间是不会说什么假客气的话的,便有些沉默。久久,小玉说兔死狐悲,下一个大概就是她了。素英说:“你连婚都没结呢,对象都没有,不要说生细伢子了。”

确认怀孕后,素英曾带上点东西去了趟主任家,想请他以后在工作安排上予以照顾。主任当时就露了口风,说你看看下岗下得这副样子,我们能有工作做就不错啦,不能嫌好识歹的。她最初以为主任的这番话不过是给她打预防针。等到快要临盆时,招待所整个被“连锅端”,她才觉得主任是焦心他自己。小玉来看她,说主任这种在编在册的,拿几万块钱买断工龄。她们这些人,发两床被套枕巾也就打发了。她婆婆在窗外听见了,插了句嘴:“一起下来就算了,早早被人撵走不是难看么。”素英身上懒怠,没劲和她理论。小玉脆生生笑道:“要怪就怪你的孙子去。”

小玉开了一家美发店,路上碰见了,总让素英去烫头。素英不喜欢卷发,一次也没烫过,但她会去店里和小玉说说话。两个人谈起招待所的日子,恍如隔世。小玉问她是不是打算一辈子在酒店里做下去。素英说她只会铺床叠被,能上哪儿去。她没有办法向小玉描述她对布草的依恋,和柔软的布带给她的安心。

从四个八回到布草间,素英在单子上又登记了一笔。

盒饭有些冷了,她囫囵地扒了几口。不远处的露天晚会正在进行中,她推开走廊的窗户,听到呜呜咽咽的乐声。所谓的地方文化节搞了二十几年了,周边的几个县也搞,以各种农副产品和美食的名义。开幕式晚会办得时好时坏。素英印象中,早年的几场晚会还可以。县台直播,市台和省台后来都转播了,阵仗不小。小玉有一年弄到了票,去现场看,结果半路就出来了,说给蚊子咬死了,从老远的位置望过去,明星真的就是一颗星,只有一点点发亮的感觉。不如在家看直播,镜头切得近,看得清清楚楚,一边看一边还能抱半个冰西瓜挖挖。

素英不爱凑热闹,但有些热闹是人避不了的。首届文化节前夕,县城张灯结彩,无处不飞花。花飞了一天,飞到乡下,就被烈日晒黑了,成了旋舞的纸灰。吊唁的人来来往往,擅长张罗事情的姑子将地名和称谓结合在一起,给她介绍一些头回见面的远亲。下塘口的四奶奶、晁桥的表姐夫、沣集的侄儿媳妇——“说起来是侄儿,比我还大两岁。”她不知道这和她有什么关系。不是发生这样的事,大家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认识。葬礼是彼此唯一的交集。他们来也不是因为多么悲伤——尤其男人们,一直在互相敬烟,高声说话——仅仅是她的丈夫建平或公公婆婆去参加过他们家的某次葬礼,他们要把人情还回来。如果没有被邀请,还会觉得丧主对他们缺乏基本的尊重。晚间,厢屋的电视被孩子们打开了,舞台上万紫千红。她想,大家在庆祝什么。一个诞生得无凭无据的节日,到底在庆祝什么。天本就很热,里里外外还在持续烧纸烧香。大锅和液化气灶头为棚子里十几桌客人的饭菜同时作业。经忏滔天,唢呐撼地,音量也是热量,全部涌过来化作火,恢弘地煎熬她。

素英一口一口咽下冷饭。她为自己经受住了打击而庆幸。当初的承受能力被她归功于年轻。体力、精神、思维,都不至于拖累她。

同事来了。一六○四的客人有些问题她答不上来,请素英去解围。

客人是一位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说是某某报社的记者,想了解二十多年间,地方性节日为当地食宿行业带来的变化。

“这个我不太懂。你要不去采访我们经理吧。”

“我不想听冠冕堂皇的话,他们也未必知道。您同事说您是这里的资深员工,从您的角度看问题,肯定有不一样的观察。没关系,您谈谈您的感想就好了。”他又补充了一句,“也别害怕,反正咱们都敞开着门。”

素英两只手的虎口像榫卯一样套嵌,你一下我一下地互相咬着。“你刚才说什么?变化?没什么变化,就是节日的时候人多一点。餐饮部可能比较明显,来吃龙虾的人多。客房这边还好。现在交通方便了,市区的,南京的,说不定吃完就走,当天来去。不一定要住宿。”

“上海呢?上海到这边要多久?”

“现在不太清楚。我十几年前坐大巴车去,七个小时。”那次她带母亲去上海看病,是建平想办法弄到的专家号。他们之间的裂痕被无济于事地修补了一下。

“这里的人喜欢去上海做生意?”

“一上来就做生意的能有几个?主要是打工。”

“去做生意的人,要是带客户或者朋友回来玩,一般安排住这里吧。”

“你的意思是说气派,有面子吗?”素英想了一下,“以前是。现在不一定了。滨河路开了几家新的酒店,档次都比我们家高。”回答完问题,素英才觉得他们的对话不对劲,太漫无目的,或者别有目的。她的警觉为人称道。酒店明确是被她的警觉化解的危机就有两次。一次是没出人命的斗殴,一次是没出人命的酗酒。其他细小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她都没有跟经理汇报,说多了像邀功。有一晚她下早班,去小玉那里玩,一直玩到小玉打烊。关掉电闸后,店里的黑暗浓郁极了,浮动着烫头药水味。素英站在黑暗中,反省那凶险的一幕幕。她好像有了看见死亡的本事。那些眨眼间就不存在了的人赐予她神力,让她借此拯救濒危的家庭,避免更多遗恨的萌生。小玉跟隔壁邻居打完招呼,见她还愣在原地,说你在那儿磨磨唧唧干什么呢,快出来啊,我要锁门了。

“你们没考虑再重新装修?”

“一直在陆陆续续地翻新。沙发是三月份刚换的。”

“门窗看起来都挺老的。”

“门集中换过一次。其余哪个坏了换哪个,一般只换门锁。”她侧过身,弓起食指敲了敲窗框,“你不要看这个窗子旧了,材料都很好。请广东厂家定制的。他们是机场的供应商。”

“从酒店落成一直用到现在?”

“不是,也是后来换的。最早是铝合金的推拉窗。”

“哪一年换的?”

“二○○四年。”她脱口而出。

他们的目光剐蹭了一下。她的两个虎口紧紧地咬在一起。这些回答对他调研的问题无有裨益,于是她起身,说还有事,得去忙了。还没走到玄关,她就听见他冲着她的后背说:“那年有人在酒店跳楼,对吧。”

二○○四年的文化节是县里办得最出色的一届。一方面总结了前几届的经验,懂得如何扬长避短。一方面老百姓的新鲜劲还没过去,对文娱尚有渴望——二○○四年后,缥缈的网络世界更丰富更快捷地满足了这种渴望。

二○○四年,县里请了不少大腕来撑门面。港台、央视、文工团……应有尽有。

这年的晚会上有一个素英喜欢的歌手。那时他已经不怎么红了,他事业的巅峰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是她情窦初开的年纪。节目单上,他的出场顺序是倒数第四个。晚上九点钟,素英找了一个无人入住的房间,打开电视等着。她算得不错,杂技节目后,他上场了。奔放型的艺人到哪个县城都夸人杰地灵,都喊父老乡亲。和他们娴熟的话术比起来,他轻轻的一声“大家晚上好”有些单薄,甚至傲慢。素英看过他的访谈,他的确不善言辞。他自己也说他不适合从艺。他一共唱了三首歌。第一首是新歌,另外两首是代表作。

缺乏互动,加之音响的效果也差了些,前两首的气氛很一般。第三首是令他红极一时的成名作,听众即便唱不全整首,进入高潮段落也不禁自发地跟唱。场子有了起色,他的表情也更舒展。素英正欣慰着,一个红衣女子趁间奏上台为他献花,与他拥抱,而且抱了很长时间,抱得他都不好意思了。第二段即将开始,女子才转过身对着镜头比了个手势,匆匆下台。

女子是阿兰。素英很惊讶。惊讶之余,又感到是情理之中的事。毕竟他正是因为阿兰才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她上去献花也好,抱他也好,又算什么呢。

每年的这个时候,阿兰都会从上海过来。她怕热,说上海人太多了,夏天看到那么多人眼睛都发烫。素英说这里也热啊,怎么不去凉快的地方避暑。阿兰说哪里呢,大连么,庐山么,也就那样吧。素英说你都去过啊。阿兰说不要讲这些地方了,就是日本、俄罗斯,又怎么样,去了也就是这个教的这个庙,那个教的那个庙,不是山就是海的,看过了就行了。

阿兰多少有点通过不在意来显摆的意思。素英笑了笑,说她到现在连上海都没去过。阿兰使劲拍了一下她的手背:“那你不赶紧去!去了找我。”素英说没有时间,一个星期休息一天。阿兰说:“这算什么事。我马上跟老肖说,让他放你一个星期的假。”

老肖是酒店的老板之一,产业遍布华东。他嘴上说“这些油头粉面的男人整天唱情情爱爱,有什么好”,却还是赞助主办方六十万,为阿兰请来了她仰慕的歌手。阿兰说:“得了吧,邓丽君这是死了,不然别说六十万,就是六百万六千万你也要请。”阿兰晓得素英也喜欢他的歌,邀她同去。素英婉拒了。阿兰没有强求。按古历算,那日子总在每年开幕式这一天的前后。

她们二人头回见面就交心。当时阿兰从外面游玩回来,在过道里突然倒下,素英瞧出是中暑,马上把人带到房间里施救。幸而是在酒店不是户外,冰袋毛巾一应俱全,扇风擦身忙活了半晌,阿兰意识渐明。她一看到床前的老肖就柔弱地发牢骚:“我说我怕热不去,你不听。哪里没有荷花,要顶着个毒太阳看。”老肖是老板,素英做员工的,听见这些话不合适。她正要主动离开,老肖却说事务缠身,得去安排晚宴接待领导,叫她留下来,再观察一阵子。

阿兰把餐叫到了房里。凉拌松花蛋、清炒水蕹、软兜长鱼、十三香和蒜泥龙虾各一盆,外加一碗水煮茶作主食。她叫素英务必陪她吃这顿饭。“不要紧,打电话找你了我来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把你捧得比老肖还高。这么大个摊子,离了你就不转了。”素英本就不怎么吃鱼虾,阿兰当她是拘礼,特地剥好了放到她碗里,素英这才慌了,只得剥了几个。阿兰又说起赏荷的事。“荷塘月色嘛,应该放到晚上去。大下午的,我在船上就有点晕了。没掉下去淹死就算是祖宗保佑了。”她说了一堆,才发现素英在落泪。她又想帮素英擦眼泪,一手的卤汁又下不去手,只好过来搂着她,手翘得老远。素英经她一搂,抽颠得更加剧烈。

儿子去年淹死了。不久前的周年祭比葬礼更让素英确信这个事实。去年,她脑子哭昏了,总好像孩子不是死了,是跑远了,她站在暮色与树影里放声一喊,他就会和平日一样尘泥满裹地跑向她,跑向全家团坐的晚饭桌。婆婆自责得要请死,建平和亲友们轮番劝她,像死了儿子的人是她。她肯定最想听素英的劝,作为一种宽恕。素英没有精力。她感到自己也是将死之人了,管不了别人的死活。比起精力,她更缺乏的是真心的原谅。世上哪有那么多罔顾事实的原谅。她听到胸腔中隐约回荡的声音是“你要死,你就去死吧”。孩子没断奶她就投入工作,为的是不吃闲饭,不听微词。如果一个母亲因为哺乳而不能去赚钱都要受到责备,贪玩观牌叫孩子送了命的人为什么不能听几句重话。

但她说不出来。她一生的个性全在这样的“说不出来”里。

辛香的食物失了滋味,阿兰也吃不下了。她单叫了一份冰镇莲子来。二人洗净了手,一个个儿地将鲜莲子从玻璃刻花大碗里拈出来剥食。阿兰说:“再过几年,我老了,不怕他不放我走。”她遐想中的未来布满了云蒸霞蔚的图景。在一个新的不会被人找到也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有一幢满种着鹅黄蔷薇的青砖尖顶房子。她的丈夫把轿车停在后院的梧桐树荫下,儿子每天都喝新鲜牛奶从而没有长不高的风险。她的母亲再也不用挑着几十公斤一担的竹笋到集市上叫卖,风湿也让名医治好了。

素英说:“那你自己呢?”

阿兰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具体的名堂,笼统地说必定是很享福很自在的。两年后,她们再聊起这件事,阿兰依旧没有为自己设定鲜明的形象,只是顽固地认为到那一天的她比目前的她要好上千万倍。素英从她眼底茫然的光能看出那一天的遥远,却没有看出死亡的迫在眉睫。电视里,阿兰转过身对着镜头比了个手势——这就是素英最后一次看到她的脸。

晚会上在表演相声。逗哏捧哏都很卖力,大夏天捂一身长衫,不时拿毛巾擦脸。台下却无动于衷,以致包袱一声不响,和房间里一样,静得怕人。

记者的房门关上了,是素英关的。他们各自坐回原位。素英问他工作几年了,他说二○一八年毕业的,先是在一家基层电视台实习,后来考进报社。素英又问起他父亲的身体状况。他说整体还不错,就是血压不稳定,一年总要住一两次院调理。

素英记得那个男人又小又瘦。为了确认这不是从高空俯瞰的视角引起的错觉,她冒着被开除的风险下楼和他见了一面——经理明确要求他们不要靠近他。他坐在花池沿上,神色平静,偶尔挥一下手臂和小腿上的蚊蝇。她走过去,说事情都处理完了,你快回家吧,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和老人吗。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另一只手始终攥着一个和他通身打扮不大般配的皮手提包。他说你认得余家兰?素英不答,再次劝他早点回家。他说再等两天,头七过了再走。素英不劝了,他们老家那里也许有什么说法。她说有茶杯吗,我给你倒杯水。他说那就麻烦你添一点,说着拉开了手提包拉链。里面除了塑料水杯只有一个皮夹子。

“就两样东西还拿这么大个包。”

“余家兰叫的,叫我出门带个像样点的包。也是她从上海买的。”

记者征得素英的同意后抽了支烟,打开了那扇不再容许客人跳楼的窗子。他没有骗素英,社里确实派他走访几个正在办节的县,写一篇综合评论文章。他得知行程中有此地,原本准备称病推辞,最后还是来了。

以一六○三临街太吵为借口,他请前台帮他调到了一六○四。多年以前,他母亲生命里的最后一点时间,在这个房间里度过。

至于最后的那几年,他见到母亲的次数并不比素英多。她只有过年才回来。有一年,一大早,六点钟的光景,他听见屋子外头的动静。“家兰吗?什么时候到家的?”“刚到。”嗓子也带着笑容,是他母亲的声音。他确认自己睡醒了,随后就蹦了起来,利索地根据领口弧度区分毛衣的前后,穿袜子,套棉裤。他忙完了,母亲也进来了。她说:“怎么起来了,妈妈把你的觉吵掉啦?”她就好像一直在家那样。但他看到她的面孔,他熟悉的,属于母亲的面孔,蓦然有了一股儿童的愤怒。他一声都没搭母亲,就跑了出去,跑到灶前帮祖母烧火。母亲很快也走过来,蹲到灶塘边望着他。她的脸被火光映得润泽美丽,但他继续用他渺小的力量排斥她,恨她。“怎么啦,谷子,不认得妈妈啦?”她来摸他的脸,他顽固地别了过去。祖母也停下手里的饭铲子,“谷子,不作声的?天天在家要妈妈、要妈妈的呢。”祖母的话更加重了他的反感。他像鸭子一样扑腾着穿过她们二人,跑了出去。他跑到河边。河早就上冻了。白杨树的枯叶落在了洗菜的木码头上,他们的泥脚踩来踩去,把它踩得和码头粘连在了一起。他想把它剥离出来,不过捏着叶柄稍微一提,就断了。他听到母亲的脚步又靠近了,他假装去玩码头上那些细小的冰凌。母亲走到他身边,“谷子,你不要妈妈啦?”他坚持不答,不说话,还有一点点胜利的感觉。“那妈妈就走喽,回上海喽。谷子?”他这下有点动摇了,有点慌了,他想说“不要”,但碍于自己之前一番无理的举止,开不了口。他还是玩那冰凌,坚固的心却和冰凌一样,在人的体温下一点点地融化。母亲摸摸他无动于衷的后背,“那我走了。你早点回屋吧,外面风大。”他一回头,看见东方惨淡凄白的太阳下,他母亲的背影,立刻不管不顾地冲上去,喊着“不要,不要……”

她偶然的回来超出了她永久的死带给他的伤痛。他对葬礼没什么记忆,好像只是腾出了那么一间房子,专门用于储备仪式所用的各项物资。其中有一块地方,堆满了白绵绵的孝巾与孝布。身份不同,尺寸不同。来客找不到合适的,就现场剪撕。裂帛之声响彻内外,他听得害怕,却又很解气。那些不知道往心肺里吹了多久的无穷无尽的气。

素英问他父亲有没有再娶。他说有一个,没拿证,互相帮衬着过日子。这也是他叫的,他常年不在家,有个人在他父亲身边,他心里稳当。

说起来不关素英什么事,她却跟着心安,连连点头。孩子出事后,素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建平行房。建平摸她,她只感到被侵犯,没有丝毫温存。建平无计可施,只能直言他们岁数都不小了,要抓紧。他也是极其悲哀的,她不能违心地说他无情。他领着她朝光亮的地方走是他做男人的义务。但她举步维艰。她浑身上下所有的出路都像被水泥封堵了。婆婆一开始还一时半句捎带着忏悔地安慰她,没过多久,就向外界流露出一直在家受她脸色的意思。那些顺顺利利把她儿子的死翻篇了的外人就来开导她,是她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的说辞——“她哪里料到有这样一台戏”“她毕竟是你的上人”“你多朝建平看看”。她不与他们理论,只是以他们反感的沉默继续沉默着。沉默到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她能说会道的姑子就出现了。两人关起门来,姑子说了几麻袋的话,循序渐进,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就是一句:“日子要往前过,步子不一致,不如大家互相成全。”她心中没有太多的不舍。建平不现身,让他的妹妹出面,已足够叫她看轻他。

他兴许马上就要面临着再婚,那么,只有她走。整理东西时,她在衣橱最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块不多大的毛巾毯,是孩子夏天都会盖着的。她如获至宝。孩子的东西,他们嘴上说着他地下用得着,其实是怕睹物思人,都跟着纸扎的车船一起烧掉了。毛巾毯不起眼,是漏网之鱼。

这也是他的襁褓。她双眼迷离地望着建平用它包起孩子,捧在怀中,体尝初为人父的喜悦。孩子断奶过早,他总会在睡梦中吮吸这块毯子。她凑上去闻了闻。他的口水、他的乳臭、他脑门上雾蒙蒙的潮热童腥,全都被樟脑丸的气味代替。

再婚后建平两口子一起去了上海打工。某年腊月,素英在农贸市场看到他们,他们也看到了她。在她假装和杂粮摊主还价,思考着要不要打招呼时,他们已迅速上车,扬长而去。鉴于这种状况,要不是后来母亲生病必须去上海的专科求医,她绝不会低头给他打电话。打完了,建平也答应了,她却落寞。她想起死去的阿兰,和阿兰说过的叫她去上海找她的话。

不管建平是出于什么心态告诉她,他靠着贩水产在上海郊区买了房子是不争的事实。“上海诶,是什么地方。我们去了,连个卫生间都买不起。”小玉问人家都发达了,她还要孤家寡人到哪一天。素英说习惯了,真要两个人,反而哪哪都不自如。小玉压低了喉咙,“你总要有点那个事情啊。”

她有过。一个初中同学一直很关照她。被招待所辞退后,就是他出面帮她找的新工作。他原本叫她去他厂里做会计。她对财务一窍不通。他说具体的事情有人做,话里话外就是叫她去享清福。她没答应。从建平家搬出来之后,她先是在酒店的仓库里住了半个月,此间天天上街找房子,一天正巧被他撞见。他们一起吃了顿饭。他要把他的一处房子从中介手里收回来给她住,她说你不要这样,不然以后连饭也不敢跟你吃了。吃完饭,他送她回酒店。她刚放下仓库里的折叠床,小灵通又响了。他说他开了一间房,房卡放在走廊的发财树盆里。“你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我走了。”

她把他叫了回来。

小玉瞪掉了眼珠:“在你上班的地方?你不要命了。”

反正私底下总有人在传,素英无所谓了。年轻的单身女人在他们眼里一律形迹可疑。快慰的想象中,如若再间接听到这样的话,有一个勇敢的她会走上前去质问一声,两个离了婚的人,能不能相处,有没有触犯法律,违背道德。

但他们不是相处。她看成一种报答。于公于私,这一夜都让她放下了负担。

她每天推着车子从走廊上经过。清早,午后,深夜。那样的声音她习以为常。客人退房,她进去打扫,也见过最不可思议的场景。她是从心底觉得人很可悲。一辈子就是那么一点点事情,翻过来调过去都是那么一点点事情。

对于当年的坠楼案,年轻人近乡情怯。素英无法告诉他,它极有可能也是那么一点点事情作的怪,使的坏。阿兰第二年来时,头一件事就是找救命恩人。她给素英带了一套化妆品,说你不要看这小小一支口红哦,四百多块。她当场为素英妆扮了起来。“啧,我就说吧。你只要稍微拾掇一下,走出去,哪还有我们这些人下脚的地方。”素英特别不好意思,连忙用纸巾抿干净。有一晚阿兰从外面喝多了回来,拿手腕胡乱揩掉了口红,不肯进房间,跑到布草间来找素英说话,没说几句就骂起来:“肖圣钧这个×养的,他不得好死。他不要把我逼急了。不然我叫他大牢有得坐。”外头人来人往的,素英劝她按捺些,阿兰反倒更猖狂了:“传到他耳朵里更好。他做得出,就不要怕人知道。”亏得布草间没有窗,布料也吸音,素英反锁了门,坐在冷光荧荧的电棒下开导她。阿兰伏入素英怀里簌簌落泪,一如去年素英在她怀中。

老肖带她一起去送礼。她也是礼物的一部分。

素英说:“那你走啊,你回家去。”

阿兰说:“我不能害我家男人,害我的儿子。”

素英听到了单珊的声音,她侧过身看了看电视。单珊是压轴的嘉宾。上了台的她极为亲和,灯光和镜头也回礼似的温情脉脉地过滤掉了她皮肤的瑕疵。她号召观众打开手机的闪光灯,为她接下来与星星有关的一首歌打节拍,又嗲声嗲气地对着夜空请求道:“麻烦负责直播的老师切一个能对准台下的机位,给不在现场的歌迷看一下好吗?真的好美哦。”

“听说她一首歌的价格是八十万。”素英说。

“是很好赚。”记者说,“但是花八十万买她一首歌的那些人赚钱赚得更轻松。”

“她就住在我们酒店,就住在这一层。”

“是吗?”

素英看着他,“一六○四这个房号是谁告诉你的?你爸爸?”

“警察当时有详细的调查报告,但我是在上初二那年才看到的。我爸把它压在铺板下面。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几点几分,几○几号房间。”

“她其实没住在这个房间。”素英能感觉到浑身都在绷紧。

那天她是大夜班,正盹得迷迷糊糊的,被经理叫醒了。他让她拿上螺丝刀,换一下一六○四和一六八八的门牌。她说一六八八有客人住,是肖总的朋友。经理说这就是肖总的意思,叫她抓紧时间。一六○四无人入住,只要稍许踮着脚,她很快就卸下了门牌。可站在一六八八门口,过道里来路不明的凌晨的风却使她慌张。她想,她卸到一半,或者把一六○四的牌子在这儿装到一半,门会不会就开了。阿兰望着她问她在干吗,她会怎么说,说她怀疑老肖要制造什么惊喜,或者玩综艺节目上那种整盅游戏?事实是,她的这项工作完成得很顺利。走廊的寂静在遭到她轻微的破坏后,像撤去钓丝的池面重新合拢。但她的睡意已经全盘零落,组装不起来了,并且这个无法入睡的状态此后整整持续了三个多月——虽然次日,铺天盖地的报道都在渲染开幕式晚会的盛况,好像节日期间没有任何厄运降临,祥和得如同美梦。

“一六八八是最好的一间房。哪个房间都可以出问题,就这间不能。”弄清楚了这个意图,素英为阿兰不值。她的命不如一个房间。

记者又点了一根烟。

他还年轻,素英劝他少抽一点。

他说:“她真的是自杀吗?你觉得她会不会是他杀?比如这个酒店之前的老板,已经被抓起来的姓肖的那个人。”

素英迟疑的间隙,对讲机响了。前台说九○二三要一件新的儿童浴袍。“我先过去一下。”她说,“其实,他杀也不一定要亲自动手。说不准就有那么一股子力量在那里,随时随地能给你一刀,往你的杯子里下点药,把你从楼上朝下一推。”

送完浴袍再上十六楼,一出电梯,素英迎面撞上了单珊和她的团队。单珊换了休闲装,戴上鸭舌帽和口罩,已不大能被认出。高马尾打着哈欠交还房卡:“正好,我们就不去前台退房了。”

遵循一客一换的原则,素英再度更换了四个八的布草。除了她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被一次次扒掉的无辜的布草都崭新洁白,保留着浆洗后挺括的纤维质感,散发着与人体秋毫无犯的独属于布的气息。换完了,她来到记者房中,问他要不要去四个八看看。案发时,那个房间叫一六○四,结案后重新恢复为一六八八。过了半年,经高人指点,改为八八八八,挂牌价也随之上涨,与豪横的房号相得益彰。这个房间住过要员、巨贾、明星和千姿百态的美人。他们纡尊降贵来到这座县城活动时,前台总会尽责地提醒:“您好,八八八八房间在十六楼。”

记者掐掉了手中的香烟,说不用了。明天他就要去往下一站,但正儿八经的工作还一下都没开展。他要把他们的对话拨回起点,聊一聊办节的这二十几年为县城带来了哪些改变。

素英想,那就从头说起吧。在湍流中上溯,她打捞着首届文化节那年,也就是儿子溺毙那年的光阴的遗骸。用赏荷的阿兰、吃不同口味的龙虾的阿兰、在舞台上拥抱歌手的阿兰来论证一年一度的锦绣繁华。记者边听边记。落地灯柔和的光笼罩着他们,让他们在这座即将睡去的城池里,近得像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