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艺术的距离

李苇子，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当代》《花城》《大家》《青年文学》《鸭绿江》《西湖》《山西文学》《黄河》《湖南文学》等纯文学刊物。有作品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海外文摘》《视野》《教师博览》等杂志转载。著有小说集《归址》。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生活就像一片片零散的叶子，艺术将这些叶子串联起来，攒成一棵摇曳多姿的树，树上有枝，有叶，有花，有鸟巢。对于小说来说，这个从叶片到树的过程，便是虚构。王安忆曾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演讲中如是说：艺术还是应该到艺术里找，生活不会给你提供艺术，生活提供的只能是一个扫兴的结果，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关于生活和艺术的距离，我们不妨借用《最后的晚餐》进一步阐明。抛开作品的宗教指涉性不谈，最基本的信息是：一群人在吃晚饭。画面中，一字排开的人皆坐在桌的同一侧，即，观众的正对面，除了c位的男性以正面示人，其余皆是侧面或半侧面。这根本不符合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在现实中，无论是长条桌还是方桌、圆桌，人们都是绕圈而坐。但是，假如完全照搬生活，按照一点透视的原理，c位的男性将成为离观看者最远的一个，相应地，他在画面中的占比最小，那就彻底违背了创作者的初衷，也影响了构图的和谐，艺术的主体性丧失殆尽，沦为生活的奴仆。

这便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生动的例子。

探讨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想厘清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作家该如何处理生活和小说的关系？离生活太远，小说会变成奇观，靠过度扩张的情节会削弱作品的严肃性，而紧紧贴住生活（这似乎是当下倡导的一种创作态度），小说就变成生活的镜像还原，变得琐碎无聊，艺术性荡然无存。大概，正是因为后者的泛滥，才有了这样一种抱怨：看小说不如看非虚构。

相比书写当下经验的故事，我们更愿意看过去的事情，相比国内作家的作品，我们更愿意亲近国外作家的作品，这是不是恰恰说明了一点，陌生经验的重要性？在构成一个好故事的诸多必要条件中，猎奇到底有没有一席之地？也许，“猎奇”的表述太言重，我们不妨还是用陌生化吧。问题的关键在于陌生化的程度，我想起王祥夫老师的一个短篇小说，包工头想睡一年轻民工的女朋友，最后带着女人爬上了高耸入云的建筑工地的塔吊，在那间狭小的操作间里颠鸾倒凤。包工头、女朋友、工地和塔吊，这些素材本身没有任何陌生性，然而，组合在一起后却出现了陌生效果。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是虚构的故事，但我们依然深信不疑，知道虚构和深信不疑，会不会就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

生活中，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但是，假如在小说中用到了吃饭这一素材，吃饭就不再和饱腹有关，而是为了引出别的东西，或遇见一個推进情节进展的人，或发生一件重要的事。卡夫卡为什么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而不是患病或工伤？大抵正是因为后者离生活太近，前者离生活较远，它像一枚大一号的针，更能刺激人们麻木的神经，人变成甲虫听上去过于奇观，但是接下去，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营造出一幕幕真实无比的生活场景，将二者之间的间隙做了弥合，让这一虚构具有了穿透现实的力量，而不是满足对生活的简单还原。

金晖的《在阁楼上唱歌》（《青年文学》2019年第2期）篇幅不长，大约只有六千多字，这个小说比较符合我心中好小说的标准。首先来说说作者的空间营造。故事发生地是一个江南小镇，对于我这个北方人来说，杏花烟雨江南几乎就是文学的代名词。“南方梅雨季节带来的水汽还没有完全褪尽，薄雾像轻烟一样在南方低矮的屋檐间若隐若现，偶尔一阵风吹来，轻盈得像鸟过枝头，一下就没影了。”这个描述让我想起苏童的“香椿树街”，潮湿和神秘，还带着一点儿腐烂的味道。《在阁楼上唱歌》里的街道有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莲池巷”，可是，在这诗意的表象之下是一个凌乱、肮脏、治安很差的地方，“经常有警车呼呼地开进小巷来，抓了人后又呼呼地开走”。还有一群如嗜血动物般专门以刺探别人隐私取乐的可怕的当地人。这可真是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莲的莫大讽刺。第三个空间是阁楼。我们总是在江南作家的笔下看到这一重要意象，狭窄的空间，晦暗不明的光线，樟脑的味道，木地板，旧家具，老物件，一个时髦的女人站在阁楼上听唱片。这大约是肮脏的“莲池巷”上唯一的净土。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莲池巷的人们似乎深谙其道，他们果然联手将这个女人的生活踩到了泥土中。“尽管知道秋喜和莲池巷的女人相处得很好，但后来看到她们像恶狗一样狠狠地向她进攻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说过，我们莲池巷的人是有欺负外乡人的习惯的，这也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内容之一。”可怕的恰恰是那个“我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比偶发的暴力事件更深层的暴力，是一种如皮癣般挥之不去的恶疾。

我先总结一下这个部分，我想说的还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江南小镇、莲池巷、阁楼三个空间让我陷入遥远的遐想，它们是陌生且极富诗意的，而填充材料的朴素又将我拽回到日常生活的真实，甚至是残酷。

莲池巷的生活本来是单调无聊且重复的，突然有一天，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突兀地出现在这块执拗而闭塞的”小镇上，这可真是朝饥饿的狼群中投掷出了羔羊。现在，一组对立关系出现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土著和新人类，传统与现代，守旧与新鲜，不变与变。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一个永恒的、世代作家都在书写的历久弥新的主题，金晖能用一个篇幅极短的小说表现这一主题，是我喜欢这个小说的第二个原因。

女主角秋喜是个漂亮、时髦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神秘之处主要集中在她有那么多漂亮衣服，却从来不出门工作。她的美和漂亮衣服让镇上的女人们疯狂。“虽然他们对外乡人心里总是隔隔的，但女人们天性总是爱美的，于是她们就去找秋喜取经。”这是一群实用主义至上的现实的人。但是，实用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便是用完即弃。当人们再也不能从祥林嫂那里消费到快乐时，祥林嫂便会被贴上不洁的标签打入遗忘的冷宫。秋喜则是另一极的祥林嫂。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骂她是个荡妇，而妓女则是荡妇里最淫荡的那类。于是，当地人用自己的阴暗给秋喜的“不寻常”找到了最心安理得的答案——她是个暗娼。这句话最终由一个小孩说出来，原本最纯洁无瑕的孩子，说出一句如此恶毒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孩童背后的操纵者是谁，总之，这是一把邪恶的钥匙，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仇恨、嫉妒、罪恶统统释放出来，人性之恶像蝙蝠一样布满莲池巷的上空，让一个无辜的人找不到容身之所。刘庆邦在北师大的一次讲座中说，好的小说总是人性大于社会性，人性足够深刻，小说也就具有了社会性。这是我喜欢这篇小说的第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