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世之涛

与周涛交往，从初识到今天，屈指算来，整整五十年了。

1973年，大约在秋天，一个不太晴朗的日子，在昌吉路南一个厂子当工人的知青朋友周晓东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哥哥从南疆来了，想拜访一下诗人孙涛。让我帮忙引荐一下。

我那时在《昌吉报》社当记者，兼做副刊编辑。与几个文学青年结识，常常在一起小聚，探讨文学，交流心得。不久认识了州文工团的孙涛老师。孙涛是志愿军里的文艺战士，四川人，抗美援朝时与著名诗人张永枚同在一个部队。转业后辗转到了新疆。孙老师出过诗集《橄榄树下》，在《诗刊》上发表过组诗《戈壁灯火》，在当时的新疆，这样的诗人凤毛麟角，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但孙涛老师不太习惯当偶像，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和我们这些小青年打成一片，还经常把我们叫到他在文工团的家里，炒几样小菜，小酌几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聚会非常温馨，令人难忘。

知青朋友周晓东的哥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涛。

我在《昌吉报》社的大门口等到他们兄弟俩，简单介绍之后，弟弟走了，我带着哥哥去州文工团见孙涛。此时的周涛，高瘦清秀，神态谦和，推着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不断地问我孙涛老师的情况，似乎有点担心会面是否有些唐突。这是我第一次见涛兄，神情疲惫，风尘仆仆，天生的嘶哑嗓子，说起话来低声细气，底气不是很足。我从晓东嘴里知道一点周家的情况，这个时期，正处在这个家庭的低谷期，父母和弟弟们成为城市里“多余的人”被发配到吉木萨尔农村，一家人七零八落，境况难以乐观。

但我还是很钦佩他的文学情怀，从喀什那么远的地方来，探望家人之外，还特意抽出时间，跑到昌吉来，看望一位從未晤面的文学前辈。

但这次拜访没有成功。我带着周涛穿过长街赶到州文工团家属院，孙涛老师正好不在家，门上一把黑铁明锁，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开。

我和周涛匆匆分手，此后有过简单的书信和电话来往，由于地理距离遥远，渐渐不通音问。孙涛老师后来知道周涛千里迢迢来拜访过他，甚是过意不去，曾经让我转达他的邀请，让周涛下次来昌吉，一定到他家做客。我转达过一次，涛兄未置可否。

两个涛，错过一次会面，后来再没有见过。

我和周涛在1974年《新疆文艺》上同期发表了各自的一篇作品。

这其实是停刊多年的《新疆文学》的复刊号。我的“作品”是篇散文，前辈王谷林特意安排我写的，题目叫“第五个丰收年”。周涛的是首长诗，歌颂帕哈太克里的。突出政治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但周涛却在这样的遵命文学的题材里，显示出他饱满的激情和抒情的才华。在同期刊物中，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个性。

这以后，我被《昌吉报》社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几年后回到新疆，周涛兄已经声名鹊起，成为新疆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新边塞诗在中国诗坛的崛起，让他和杨牧、章德益三星辉耀，光芒逼人。在诗名大振的同时，他的散文佳作不断，在全国各名刊发表，引爆当代中国文坛，风光无两。我在这段时间里，读了涛兄很多作品，像他的散文名篇《巩乃斯的马》《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蠕动的屋脊》《哈拉沙尔随笔》等等，我读得认真而感动。这些作品，不仅能让我看到他绝世的才情和才华，还看到他对人间世事敏锐的洞察力，这使得他的作品，不止才华横溢，同时具有深刻沧桑的质地。他的成功是必然的，源于他的自信和长期的文学准备。

这期间，我与涛兄又见了一面。可能是1986年的一个春天，新疆作家协会主持的一个文学座谈会上，与会者甚众，涛兄站在会场大门口，和众多的仰慕者一一握手，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从楼梯上拾级而上，朝他喊了一声：“涛兄，阔别多年，你好啊！”

我早早伸出手，他快快扫了我一眼，只伸出指尖，和我草草握了一下，便转向后来的人。我知道他没有认出我，知趣地走开，进了会场，找了个座坐下。不到五分钟，他突然跑了过来，伸出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光鸣兄，没有认出你，原谅啊！原谅啊！”

他的态度非常诚恳。原来在我离开后，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问一个人：“刚才那个人是谁？”“赵光鸣啊！”他立即骂了自己一声，跑了过来。但此时，彼此之间都感到略有些尴尬，寒暄几句，会议开始，各自分开。我对这次小尴尬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和涛兄阔别了十几年，一面之交，没有认出我非常自然。何况涛兄此时已经名满天下，阅人无数，我这样一个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入不了涛兄法眼，也在情理之中。

但周涛为此事的诚恳道歉持续了许多年，只要见面，他都要郑重其事地道一回歉，为自己的失礼自责一回，直到五十年后，他还提起这件事，只是这时候的提起，变成了朋友间珍贵的回忆。

我和涛兄交往变得频繁了一些，是他到了新疆军区创作组之后，我在新疆财经学院科研处上班，常常在一些聚会上见面。一次，昌吉市群艺馆的陈友胜邀请我们去昌吉一聚，我和周涛欣然前往。陈友胜是我的高中同学，比我高一个年级，他也是涛兄在南疆相识的朋友，我们这位共同的朋友身材高大，虎背熊腰，酷爱诗歌，酒量惊人。他还有两个诗友，张侠和钱世林，并称昌吉“三剑客”。我们先是在一个小饭馆吃喝喧聊，近黄昏觉得不过瘾，转移到陈友胜家里继续进行。友胜煮了半只羊，热气腾腾，又下起雨来，秋雨绵绵，正是喝酒聊天的最佳氛围。大家天南地北地聊，话题随意。我趁着酒兴，说起我在《新疆文学》发表我的小说处女作《客路青山下》的一段故事，诉说自己当时那种等待和期望的心境。几个朋友洗耳倾听。

小说是挂号邮寄到编辑部的，寄出九天后收到责编胡尔朴的回信，肯定了小说的优点，说了些鼓励的话，并通知小说在下期的刊物上发表。这个发表周期大概得三个月时间。在这等待的三个月里，我每天都觉得阳光明媚，世界一片光明，由于每天每时都在默读自己的作品，最后几乎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

我没有想到，周涛听完我的平淡叙述，忽然双手掩面，低声抽泣了起来。

后来，他告诉我，我的这个简单的故事，击中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那根神经。泪水止不住就流了出来。

他说，对文学怀有如此纯情和真诚的人，值得尊重。你一定可以写出非常好的东西。

实际上，我和涛兄在一起，聊文学的时候并不多，相互熟稔了以后，倒是时常显现各自生活的本相和原生态，比如爆粗口，说粗话，骂人，对某些看不惯的人和事，极尽嘲讽和挖苦之能事，口无遮拦，且表情厌恶，愤愤不平，这种时候，确实显出其凡夫俗子的世俗一面。有一次，他喝了一点酒，认真地盯着我的脸，端详一阵，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的鼻子超级大，生殖能力不同凡俗，一定是个“XX王”，四座愕然，周涛哈哈大笑，乐不可支。这个粗俗的玩笑让众人大笑不止。我也跟着笑，我对开玩笑一点不反感，本来就是个下里巴人，没有必要装阳春白雪。

周涛不止一次在公众场所夸赞我取外号的才能，说能取出这样传神有趣的外号的人，一定是极具创造才能的人。尽管这是褒奖的好话，但我知道，周涛对我的作品，可能连一行字也没有读过，没有对作品的了解，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上的交流。

我的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些起色，《石坂屋》《汉留营》《西边的太阳》《帕米尔远山的雪》等相继发表，并在一定范围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以为周涛专注于自己的诗歌散文写作，不会知道我在小说创作上做过的努力。直到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我才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只埋头写自己东西的人。他关注同类，那些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人和作品，他不动声色地关心，并且有自己独立的评判。

他在一本刊物上读了我的两篇小说，《郎库山那个鬼地方》和《野味馆子》，激动地在电话里大声夸赞，说这才是他想看到的，真正的西部的小说。并且告诉我，他把《郎库山那个鬼地方》中主人公蛮堆在碱滩上撒尿的那一段文字，原封不动地引用到他的长篇散文《游牧长城》中，他认为这样的文字非常精彩，粗粝而真实，放在他的散文长篇中，与北方的文脉吻合，为其增色。又后来，他在新疆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在病床上读我的短篇小说《绝活》，拍案叫绝，手舞足蹈，情不自禁，这是朋友黄毅告诉我的，后来证实了，他确实认为，这是他读到的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周涛是一个真正能为别人的好东西诚心诚意喝彩的人。

这以后，周涛在很多场所都提到我的小说，多有赞赏。私下交流，不吝鼓励。他没有读过我的长篇小说，但认真读过我的中篇小说集《远巢》，这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很早就送给他，他在书架上放了好多年，连翻都没有翻过。喜欢我的小说以后，他从书架上抽出，认真读了一遍，说读得太晚了，应当早一点认识我的小说才对。除读过这本小说集之外，他还和我交流过短篇小说《代尔维什的蚂蚁》《江安巴依的金子》等中短篇小说的读后感，他说这一组小说触及南疆人民的灵魂和精神世界，非常可貴，同时，他注意到了我的南疆题材小说在叙述上的变化，南疆生活用这样的叙述语言恰到好处。有变化是对的，作家不能一直用一种调子写作，只有求变，才能进步。

多年来，我从这样的交流中受益，获得的不仅仅是来自涛兄的鼓励和推动力，还有在精神上对自己的从严要求，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他写给我的一段话：“一个作家应该以全部生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送赵光鸣兄共勉。”

这是他写在他的作品集《稀世之鸟》扉页上的赠言。对于我们认识周涛，这位稀世高士，是一把钥匙。

我有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死城之旅》，是周涛写的序。在这篇序里，他为我没能扬名立万感到遗憾，我对他说，我不是一个很努力的人，致命的弱点在把世事看得太透，如果没有很优秀的人带动，会很快成为与世无争的庸人。涛兄说他毕生最痛恨的就是平庸，更痛恨的是明明平庸还要装高深的人。

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周涛喜欢骂人，被骂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其共同特点是，毫无才能，装腔作势，心术不正，见利忘义，趋炎附势，形容猥琐。

对于不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人，他其实很客气，很友善。

一次，他让我给他的一本书写篇序，推辞再三，还是坚持让我写，我写了大约五千字，不是高大上的周涛，是我印象中接地气的周涛。题目叫“凝眸博格达”，有些段落，写到他的口出狂言和狂狷行为，如发誓此生一定要拿诺贝尔文学奖之类。

写完后交给他看，怕他接受不了，心里有点忐忑，他读了一遍，说写得不错，但指着诺贝尔奖那段，欲言又止，说：“这个……能不能，不要写上？”

我说：“你看着改吧，不合适就删除。”

他踌躇着说他再仔细看看。但稿子再给我的时候，一字未动。

我说你怎么没有改动，他说：“这是你写的东西，你写的你眼中的我，我不能动。”

这件事让我加深了对周涛的认识，他是个君子，磊落，大气，不动别人的文字，显示其对朋友的尊重和真正的君子风范。

这篇稿子，同时给了《解放军文艺》和《当代》，先后接到两刊的用稿通知，我问周涛选择哪家，他说当然是《当代》。不久，《当代》把此文当散文头题发了。责编周昌义把诺贝尔文学奖那段删除了。稿子处理得非常好，涛兄好像也松了口气。

我也如释重负，给他的书写序，本来就是我不该接受的任务。好在结果还好，没有辜负涛兄的托付。

周涛有个业余爱好，写字和画画。这是中国文人的认祖归宗，无论做什么文化行当的，最后都要向笔墨靠拢。

他不会用电脑，一直手写，钢笔字不错。但书法上准备不足，好像也没有临过帖，他是自由挥洒，不讲法度，随心所欲。所使毛笔也不讲究，有时秃笔也行。但他在宣纸上写出的字却别具一格，很有个性。绘画也是，信笔涂鸦，能见妙趣。

我因为是新疆作家书画院的负责人，在书画方面同他时有联系。书画院办过多次作家书画作品展，前后有六七次，每次向他索要作品，他都认真对待，从不推辞。今年是作家书画院成立十周年，我们决定搞一次比较隆重的建院十周年新疆作家书画作品展，所需费用由著名民营企业家李金昌先生赞助支持。这样重要的作品展不能没有周涛的作品，书画院常务副院长郁笛和海笑登门求字，涛兄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两幅字贡献出来，并小心嘱咐，展完后还要还给他，他要存留作纪念。

为了感谢涛兄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决定请他吃一次饭，用的是李金昌先生赞助所剩下的一些钱，这也是金昌先生的意愿，他在西安行动不便，委托我们来做这件事。

但我坚持要用我从家里带的酒。与涛兄相识五十年了，我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而他还在家里请过我，我一直为此事感到惭愧，约请过几次，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搞成。现在也算是个机会，桌子不是我摆的，但我要让涛兄喝上我的酒。

我知道他喜欢喝五粮液，甚至超过茅台。

我带了三瓶五粮液，这是2023年的10月7日，乌鲁木齐北山七号一个宴会厅。涛兄在其弟晓星的陪同下准时入席。我坐在这一对兄弟之间，相谈甚欢，倍感亲切。涛兄这天的兴致极高，红光满面，时时开怀大笑，酒喝得也很尽兴，喝了将近两个分酒器的酒。其间，我和他相约，把身体搞好，争取再活二十年，他兴奋地表示同意，还和我击掌为信，并且检讨，烟抽得有点多了，对我十三年前就把烟戒了深表佩服。

席散，涛兄在其弟搀扶下离去，我目送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

这是他生前，我看著的，他最后的背影。

二十八天后，十一月四日，我和文友们喝茶聊天，周军成突然打来电话，沉重地告诉我，周涛突发心肌梗死，走了。

我不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目瞪口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明明约好的，我们要再活二十年，信誓旦旦，怎么才过了二十八天，涛兄就不辞而去了呢？

我和黄毅、郁笛匆匆赶往灵堂，见到涛兄穿军装的遗照，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去。我也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哭相难看，但就是克制不住。我已经很久没有落过泪了，在这个我最不愿意进来的灵堂上，对着亡友的遗照，老泪纵横。

我和周涛，在人生的路上，同行了整整半个世纪，彼此并不很亲近，但心是相通的，我对他的敬重发自内心，这种敬重是经过再三的淘洗和冶炼过的，如同稀世珍宝，一直在我心中发光，不曾染尘。他肯定不是个完人，文学成就也并不能说登峰造极，但他是个真正的旷世高士，从外表到精神，峻拔飘逸，气宇不凡，思想深沉，世事洞明，傲视八方，毫无媚骨，且毕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留下的精神财富可让后世代代流传，这样的人，会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

涛兄，你真是化作一只稀世之鸟，飞远了。

但你也成了一道我们眺望的远景。

2023年11月27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