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路上躺着一只死甲虫

王永胜

一

我的家族以生产包装纸箱为业。早年，父亲和叔叔、姑姑凑钱，在故乡河流的上游买了一块地，建起了七八间二层厂房。刚开始利润颇丰，那一个又一个重量以吨位计算的纸筒从车上被扔下时，无异于一次小型地震，让厂房地面抖了几抖，也让老旧砖瓦房里的邻居捂着胸口叫“皇天”。工人们，则在河里清洗着一个又一个丝印网版。

丝印网版，是印刷行业一种常见的工具，用于印制纸箱上各种颜色的文字、商标符号与花纹。简单的流程就是，先在网版上刻出客户要求的款式，再把刻好的网版放在空白的包装纸箱上，用橡皮刷蘸上油墨，满屏刷上一二遍，渗下油墨即可。全程力道要均匀。常见的油墨是黑、蓝、红三色，有时候需要几种颜色套印，相对来说难度就要大一点点。

童年的我就这样站在河岸，看着黑色、蓝色的油墨，如诡异的乌云、黑棉絮，悄无声息地融入清澈的河水，内心会升起一股恐惧与战栗。最可怕的要属清洗丝印网版上的红色油墨，几乎就是一次凶杀碎尸现场。不远处，农妇们正在河埠头清洗衣服、杀鱼，她们一语不发，眉头都有怒色，而我更担心河中的鱼虾河蚌，会不会安然无恙？

故乡的河里，最常见的，有被我们称为“白龙”的杂鱼，这种杂鱼，钓鱼的人是不要的，只沦落为喂鸭子的待遇；“白龙”又很贪吃，常常去吃鱼饵，被钓鱼的人钓起之后，往往会被厌恶地丢回河里。也有被我们称为“乌错石”的叉尾斗鱼，这是一种交错着红黑花纹、最廉价的观赏小鱼，却被我们这些小孩视若珍宝，我们常常会把它们抓来，养在玻璃罐里，再放在灶王爷面前慢慢地看。也有鲫鱼，这是钓鱼的人最喜欢的鱼（鲫鱼有一麻烦处，特别考验农妇厨艺，如果烧不好，会有河泥臭）。偶尔还有鲤鱼，也有河蚌。有一年河水突然浅下不足一米，孩子们都开心坏了，纷纷下河，带着渔网，排成一排如篦梳状，一米一米收割过去。我稚嫩的双脚就踩中了一个碗口大小的河蚌，拿回家撬开，先看看有没有珍珠，有没有美丽的蚌精？确定没有珍珠，也没有蚌精，再煮了，鲜不可言。

在我读中小学的这几年，故乡的印刷厂、车床作坊越开越多，河流也就变得墨黑墨黑，最后连全温州的河道都墨黑墨黑了。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心安理得，既往不咎，良心蒙尘了。当然，如果说真要清算，故乡河流变色，有一份“功劳”是要算在我的家族头上的，即便再造几条桥，都很难功过相抵。有一年，父亲出资在厂门口的河上搭了一條竹桥，方便两岸村民过河（另一条为水泥桥，在几百米外下游的村口）。但是没过多少年，在村人的踩踏、流水的腐蚀和污气往上“蒸”的共同作用之下，竹桥慢慢破损，最后彻底消失在河流里。

从印刷业起步，父亲辛苦了一辈子，先后营造过七处房子。父亲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故乡就是他的圆心，仿佛手持一把散弹枪，“砰砰砰”，向市区方向开了三枪。我们兄姐弟仨人，就像父亲枪管里三颗滚烫的子弹，一一离开了生养我们的土地。由于火力不同，三颗子弹的落点也是不同。

父亲分别在市区新城和靠近市区的龙湾蒲州街道为我哥和我买了房子。我的房子为什么不在市区？那是因为后来房价的涨幅远远超出农民出身的父亲的想象与能力，把大哥安置到市区之后，父亲退而求其次，只能把我安置在“郊区”，让我骑墙于故乡与市区之间。坦率地说，我对父亲不能端平两碗水，早年心中有意见；另一方面，市区像烙大饼一样越烙越大，市区和郊区的地理界线日益模糊，我对父亲的意见也就如故乡河流上方那条倒塌的竹桥，无从谈起了。

在官方语言体系里，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都属于温州市区，“三位一体”，抱团成长；在龙湾民间的观念里，只有市府所在地鹿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区；而在老一辈温州人的心目中——有朋友用手指为我画了真正老温州“城里人”的生活半径——那只是由曾经总长18里的城墙围成的更小区域：“城墙有七道门，北边城墙沿着瓯江，当年宋朝皇帝赵构逃难海上，在江心屿住了一个月，跨过瓯江进入温州城，他在城里住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万岁里’。你哥现在住的新城，早年属于远郊，白日里走兽出没。”多么荣耀而辉煌的温州老城。现在这道美丽的城墙，也早已彻底坍塌在时光之中了。我想，无论父亲如何用力、枪法再好，也永远不可能把三颗子弹中的某一颗送进老温州城区范围。

我的住所离故乡其实也只有十几公里。这几年，我和大哥偶尔过故乡，也只是打尖，基本不住“店”。不管天色多晚，我们都要驱车带着妻儿回“市区”各自的家。父母长久地倚在门口，向我们的车子挥手告别，他鬓角边的白发，在风中飘扬。

二

表弟开了一间小小的淘宝店，卖电动剃须刀之类的小电器。办公室和仓库，就窝在家族厂房空置的房间里。

2021年的夏天，表弟站在故乡黑水河边，两株樟树前。田间是一片绿色，不远处，一座青瓦重檐歇山式宗祠模样的宏伟建筑露出一角，飞檐斗拱，骄傲自负。满树的蝉，在天地之间无休止地切割、打孔、刨着钢花，吱——吱——

他录了十几秒的路边蝉鸣，用手机发给我——乍一看，很像宫崎骏电影画面——并留言说：“表哥，来老家听蝉吧。你不是作家吗？来故乡采风吧。”

来故乡采风，这真是一句很荒唐的话。可是，此时故乡的蝉鸣，让我突然有点思乡。我就在夏日的一天发动车子，回了老家一趟。故乡的景物，以二三十码的速度从我的车窗外闪过。多少人的回乡，充其量只是旅游。所有的旅游，都是一种相遇。殊不知，这种旅游中的相遇，也早已经是支离破碎、陌生游离、浅尝辄止的同床异梦。孤独的克尔凯郭尔说过：“旅游是一种愚蠢。”

我和表弟站在河边繁茂的野小蓬草中，以游客的心态看着这座我一直以为是新建的陌生建筑——王氏宗祠。

因为在河的下游开阔处，是一座有点年头的、乡绅王荣年曾主持过的王氏宗祠。宗祠门口是一座三间四柱石牌坊，每根石柱的顶端，都雕刻着一只与柱身等宽的石狮子；每根石柱前的石夹抱，有一人多高。石柱上满是坑坑洼洼的时光印记。几十年前，王氏宗祠曾被改建为乡村小学，我的大哥曾在这里上学，他的卷笔刀片，也曾用力地刮过宗祠牌坊的石柱。

那么眼前的这座类似的建筑当然就是新建的王氏宗祠了。它和下游的王氏宗祠是同样的建筑风格，门口也是一座三间四柱牌坊，每根柱子的顶端，也雕刻着一只与柱身等宽的狮子；每根石柱前的石夹抱，也有一人多高。只是，柱子是用更为简便的水泥浇筑，柱子四条棱漆上了黄边，每根水泥柱顶端的狮子，漆成俗气的土黄色。几条横梁之上，画满龙凤。

牌坊，向每一个仰望它、并穿过其身体的人展示整体、雄浑、确凿的力量，而展示的方式，却是开放的（它用几根柱子切割出意味深长的可供穿过的空间），这正是牌坊最初也是最本质的功能。而我面前这座牌坊，却架了三道铁门，且铁门紧锁。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创意，让牌坊变异出墙的功能。

穿过牌坊铁门或铜钱形或长条形的密密麻麻孔洞，就是这座建筑的主体部分，飞檐斗拱，青瓦重檐歇山式的屋顶。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歇山式屋顶的地位并不低，重檐（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屋檐，我面前的这种建筑有三层屋檐），是为了提升建筑等级的做法。

大殿坐东北朝西南，两边各伸出长长的瓦顶厢房，如手臂状。于是大殿与两只手臂、上锁的牌坊就形成一个封闭的仪式空间。在院子中，有一块巨大的随形石碑立于中轴线之上，上书四个红色行楷大字，“西前乐园”。整个建筑在最初所特意营造出来的庄重感氛围（虽然是以大杂烩的形式彰显的），一下子就被冲淡了。整个建筑马上滑向喜剧色彩，让我有“原来如此”之感。

坐落在故乡河流上游，盖得像王氏宗祠模样的西前乐园，是蹲在大地之上一个巨大的、高音阶的隐喻。在建筑风格和形制上，它自然而然、明目张胆地复制了下游老旧的王氏宗祠，这其实也是明白地告诉西前村村民（包括我这个归乡的异乡人），旧时的礼、能服众的儒雅乡绅、族人的凝聚力，在城镇化的滚滚大潮之中，早已被洗涤干净。“西前乐园”，并没有旧时宗祠礼与教化的功能。其实连旧时的王氏宗祠，也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功能，宗祠被转租给一家教育机构，办起了幼儿园。两个监控，长在牌坊的柱子上端，是异兽的两只眼睛，俯看着来来往往、日益陌生的过路人。

所以，西前乐园牌坊横梁上的雕龙画凤，也并没有“僭越”了什么。礼的功能缺位之后，“西前乐园”的使用率也并不是很高，每次我匆忙驱车过故乡，看到牌坊上的铁门总是锁着的。它当然配备了专门的管理人员，设置了弹性的开放时间。在开放时间，村里人从牌坊的一道小门进出。我猜想，当有乡镇以上的领导来考察村民文化建设时，那道牌坊上的铁门才会正儿八经打开，以示其隆重，以符合到访者的级别身份。

三

我的车子开过家乡的小河小路，有一条小路的两头竟然装上自动拦车杆，变成一本万利的停车场。依旧有村民在榕树底下闲聊，我已经不认得他们的面容了，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

童年的我，认得村里每一个大人，和每一户人家的孩子。哪个孩子的性格较温和，可以交朋友；哪个孩子的性格暴躁，在小巷一头远远看到，要避而远之，我们心里都亮堂得很。阳光穿过树叶，斑驳地打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聊天内容是无聊的，无非是八卦牢骚、天下大事，就像很多年前的暑假，我背着自制的冰条箱子，箱子里头压着一条破棉衣，蹲在榕树下，盘算着今天到底能赚多少钱时，所看到的景象。这或许是故乡唯一不变的地方。

童年的我腼腆羞涩。暑假期间，为了能挣点零花钱，就背著冰条箱子在村里走街串巷。我又不敢去邻村卖冰棍，怕被地头蛇孩子刁难，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冰条香、冰条甜”地叫卖。一些没钱买冰棍又心有不爽的小孩子，常常会顺势加上后半句：“冰条吃来会淌肠。”“淌肠”就是拉肚子的意思。在温州永强方言里，“香”、“甜”、“肠”押韵。这句朗朗上口的话，把我好不容易喊出来的话语的意义瞬间逆转，可谓杀伤力十足，简直把我给气坏了。

我也不敢和陌生人打交道，当年榕树下来来往往的，都是知根知底的大人，他们让我感到舒服、安全。所以，我更愿意蹲在榕树下，不用吆喝，沉默地卖着我的冰棍。那些在树下打牌赌博的人，那些踩了一天三轮车、在榕树下休息的人，都会抹抹脖子的汗，开门见山、直接明了：“喂，进美家的小孩，来一条冰棍。”进美，是我父亲的名字。村里的大人也都认识我。

曾经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经过我们村口的榕树下。虽然他说着温州方言，但是显然不是本村人，也不是邻村人。他在夏日里走了长长的路，走得满头大汗，他向蹲在榕树下冰条箱边的我走来。我知道他很想吃一条冰棍，我也很想做成这一笔生意，但是当他走近时，我出于羞涩与恐惧，赶紧跑开了，跑到了巨大榕树的后面。陌生人很无奈，只好在那里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这是谁的冰棍？”巧的是，当时没有旁人在边上为我解围，比如用手一指：“喏，就是这个小孩的。”那样，我才会很自然地拿出冰棍，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不知所措。陌生人最后怏怏不乐地离开，带着不解和倒霉的神情，继续赶他的路……

这时，榕树上一声尖锐、刺耳的蝉鸣，将我的思绪拦腰斩断。我这才意识到，我正在驱车回去的路上。“回去”和“离开”故乡，冰冷的切割与反讽。

四

我所在的住宅区，位于机场大道和富春江路切割出来的一块4.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开发商沿着机场大道，建了东西走向的前后两排房子，每排五栋，共十栋。十栋高楼围出一块如胶囊药丸横截面（两个半圆加长方形）的封闭绿地，美其名曰，城市艺术园林。

从西大门进来，是一块宽广的空地，这是胶囊药丸的盖子部分。地面上用地砖嵌出两个巨大的同心圆，大圆直径有二十米，小圆直径有十米，在两个圆形之中切割着各种正方体。图案成轴对称。从符号学的意义上来说，地上的圆又与头顶上无垠的天空相对，有限的前者想把后者的无垠囊括其中。从高空往下看，这两个哥特式的巨大同心圆仿佛是某种魔法布阵，我猜想，黑魔法爱好者涩泽龙彦如果来到我的小区，他一定会大呼小叫。每一次站在这个圆心，我总会有一瞬间的晕眩，感觉自己在下一秒就会被发射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异域空间，或是被发射回故乡，以粒子重组的方式。

每当傍晚时分，常常有十几个儿童从各自的楼中下来玩耍、喧闹。他们的扭扭车如一条条灵活的小带鱼，在夜跑的人群之中自由、从容地穿梭。这一块空地，是儿童们的乐园。

从让人感到眩晕的圆心处抬头，迎面是六根五米高的柱子沿着一洼半月形水池，排列出的一段三十米长带弧度的古罗马建筑风格拱廊，横梁上栖息着两只大哈士奇大小的长翅膀异兽。两只异兽守护这四个大字：“名人花园”。这就是我所在的小区的名字。在这一刻，拱廊也就恢复了牌坊的部分功能，只是风格是异域风情的。

开发商取了一个非常直接、功利的名字。这当然是好的，有利于房子销售，也让屿田当地的村民住在其中觉得有面子。房子开盘时，我和妻子、父亲一起早早去售楼处排队，那年头房地产市场还是火爆的。那天来买房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房地产开发商曾一度关闭了售楼处的大门，却被一个性格火爆的年轻女子用砖头拍开了大门。

从“屿田”到“名人花园”无疑是脱胎换骨，虽然我觉得前者的名字要更好听点，可能是残存在我体内的农村记忆在作祟吧。对面小区名字叫“汇金锦园”，这个名字当然也是好的。名字好听，吉利，适用于大江南北每一个越来越像的二三线城市里任何一个越来越像的小區，一点都不违和。

水池前，是五只立着的海马喷泉，也如大哈士奇大小。日子好的时候，会有水从海马的嘴里喷出。那时总给我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我仿佛置身于爱琴海的海底，而身边来来往往的，也是海中居民——这是一片被人遗忘的拼凑出来的文明，头顶上的天空，其实是人类世界的海平面，就是电影《大鱼海棠》里的场景。

再往里走，艺术园林转换为中式园林风格，有汀步、水榭、斜竹、碎石铺成的幽静小路。小区里种着美人蕉、印度榕、桂树、鸡爪槭、番木瓜、棕榈树等各种树木；听着树木的名字，又感觉很有异域风情。

从高空往下看，小区就是放着异国建筑碎片、种植着来自天南地北植物的巨大盆景。和盆景一样，住宅区最核心的特质是封闭。它是一个个孤立而自在的岛屿，门口面目威严的保安，就是不讲情面的摆渡人。

有一晚，妻儿都已经睡下，我特意喝了点酒，带着龙泉剑下楼去小区空地习剑。夜凉如水，四周高楼里三三两两还没灭的灯光，宛如几点鬼火在闪烁，几声蛙鸣伴着薄雾而来。我起势，看剑，收剑。我突然觉得，在夜晚，小区就是一个陌生的黑暗山谷，十栋房子犹如十个依次排列的山头，或是在暗夜里十个列队站好、忍着鼻息，“俯瞰”着我的神明。只是，我和神明，都是陌生的关系，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容。

五

今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五只立着的海马之前、两个同心圆之内，于烈日炎炎之中，我发现一个乌金色的物体正安静地躺着。我走近一看，哦，原来是一只蝉，一只死掉的蝉。

这只蝉有我的食指长短粗细，通体乌金色，我把它轻轻地放在掌心，细细地观看。蝉虽然已经死去，元神已经出窍，但是留下的精致躯壳，却还每时每刻向外反射出金色的光芒。

蝉的细致分类，我搞不大清楚。粗浅地分，可分为小蝉和大蝉。小蝉，古名为螓，以别于普通的大蝉。大蝉俗称马蝉，古书上称蜩。《诗经·卫风·硕人》用“螓首蛾眉”形容庄姜的绝色。注解《诗经》的人说：“螓，雌蟟之小而绿色者，其额广而方，故《硕人》诗曰，螓首蛾眉，言硕人之美也。古之选女者，非特取其蛾描靡曼，必合之法相，所谓角犀丰盈。螓首者，即角犀丰盈之谓也。”

叶灵凤认为，古人用“螓首”来形容女人额角天庭的广阔，而且认为漂亮，不仅是依据相法，可能还与当时流行的发式服饰有关。古代妇女所梳的双髻，在额角左右高高地隆起两只圆角，那风致实在像是蝉头上突出的一对眼睛。

故乡的蝉是大蝉。但不管是大蝉还是小蝉，蝉的眼睛都是分得特别开的，像“古代妇女所梳的双髻，在额角左右高高地隆起两只圆角”。过了四十岁之后，我看许多动物，都是看出人的部分神韵来，比如青蛙、河蚌、蝉。

蝉最神奇的是它薄薄的翼。其纹路，像水田，也像叶脉。我仿佛是突然立地拔升到很高的位置，再俯看故乡清晰可辨的水田，又被立刻带到了一棵大树之下，细细端详一片树叶。

我看过各种材质的蝉形小物件，有墨蝉、玉蝉。摩挲蝉形小物件所感受到的那种恬静，只不过是近代文人失去了寄予草木的信仰之后，而刻意营造出来的某种姿态罢了。它们都不如造物者的鬼斧神工。

我把蝉成轴对称的身体反过来，惊奇地发现，它的六只脚，也是成轴对称的。两只前脚在胸前交叉成直角，其余的两对脚如打坐的和尚一样，盘腿盘好。如此这般，身体的每一处，就形成一丝不苟的轴对称，真是神奇。

它的死因，应该是飞行之中力竭，落在滚烫的轴对称同心圆空地上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被阳光活活烤死、烘干。在蝉的家族记忆中，这里原本应该是一片完全可以飞越的泥土地，它想不到的是，泥土地早已变成无垠的瓷砖大地。夏日滚烫的瓷砖大地，对蝉来说，无异于铁板烧。我也好几次在小区的过道上看到过烘干的蚯蚓，蚯蚓也可能是根据家族的遗传记忆，想平安地逾越一块原本湿润的泥土地，可没想到，泥土地早已经成了水泥土。

但是，就在蝉失去生命的一瞬间，它把自己的六条腿依次放好，仿佛坐化之前的僧人，一一妥善安排自己的后事与四肢。有几分从容。

波兰诗人辛波丝卡也曾经俯视一个甲虫的尸体——

泥巴路上躺着一只死甲虫。

三对小脚小心翼翼地交叠于腹部。

不见死亡的乱象——只有整齐和秩序。

目睹此景的恐怖大大地减轻了，

绝对地方性的规模范畴，从茅草到绿薄荷。

哀伤没有感染性。

天空一片蔚蓝。

我想，这只有着短暂生命的蝉，在死亡之前一定飞过住宅区附近好几条道路。住宅区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曾是一片非常年轻的工业区，不过道路的命名却很有山河的气息。东西走向的道路，以山名名之；南北走向的道路，以江名名之。山、江纵横交错，非常梦幻。我家门口的富春江路，其实和黄公望没有一点关系，夏日里尘土飞扬，沿街店面是卖瓷砖的。

這只蝉飞过雁荡东路、括苍东路、楠溪江路，最后死在富春江路附近的瓷砖空地之上。

它会是从故乡飞过来的蝉吗？

六

我知道每一代人，对故乡的感受都会有所不同。当我感慨故乡王氏宗祠牌坊的沧桑古朴时，我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也无非是几十年前新建的。”在他心中，古的标准，比我的要更严格。我也可能美化了故乡在父亲心目中的感受，我甚至觉得父亲是恨脚下这片土地的。虽然土地会给他们收获，但是，收获的过程太过辛苦，远不如从事小商品作坊更实在、更赚钱。

也可能是我杞人忧天。我在故乡榕树下收获的快乐，我的儿子也可能在住宅区门口便利店琳琅满目的冰箱里获得，这种快乐说不定是同等的。可是，当我煞有介事地向我的作文班里七八个学生（他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摊开手掌，献出手中的宝物——那只死掉的蝉时——大多数孩子都从我身边惊恐地弹开。这让我很讶异。

当我在楼下如盆景的绿地散步时，总感觉树木不如故乡的亲切。在故乡，小树林虽然是开放的，没有围墙，但同时又是封闭的、私密的，因为它们不会被四周的居民一览无余地俯瞰着。在故乡，我会感觉有一棵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会在树下挖土，埋下我的小秘密。而现代住宅区里的每一棵树木，我都觉得与我无关。它们并不属于我。

可是，小孩子可能又不这么看。我作文班里的一位古灵精怪的小学生，养死了好几只仓鼠，她都一一把它们埋在小区的树木之下，并立了小石子墓碑。我问：“具体位置在哪里？”她马上变得警觉：“我不告诉你。”

当我俯看这只死去的蝉时，附近绿化带的水龙头边，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小区路边杀鱼，鱼的腥味扑面而来。为什么要在这里杀鱼呢？那是因为，小区路边的水龙头是免费的。在这位杀鱼的中年妇女心中，不管农田如何变成高楼、变成现代住宅区，无非是换个杀鱼的地点而已，而杀鱼的方式，万古不变。

我也分明看到，费孝通眼中温暖的乡土社会已经在我身后慢慢退去，让我惶恐的是，这种乡土社会的退去，很大部分是人为设计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告别乡土社会才能进入公民社会吗？如果后者建立得缓慢——如那位杀鱼的妇女心中可能并没有太多公德、契约精神与公共生活的概念——那么乡土社会，也包括建立在乡土之上的我所剩无几的故乡，又要退却到哪里呢？

我没有答案。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听起来很矫情，但事实就是如此。那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梦。在有大风的阴天，天上突然缓缓而沉重地降下一把大铲子，它插进故乡脏得不能再脏的黑水河里，把故乡这片土地连根铲起，连同村口那三株古老的榕树、土地上的房子、乡绅王荣年住过的“三进屋”老房子、土地上的人都一并带走了。那些刚好站在故乡土地边缘的人，从十几米的高空纷纷往下掉。他们张开空洞的大嘴在呼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绝望的声音一离口，就被天神一一掠夺过去了。也有在外村办事的村人，双脚像冻住一样，只是呆呆地抬起头，仿佛在看日食。四周是大静谧，大恐怖。

缓缓而沉重地，浮在空中的故乡一直往东，被放在了几里之外的东海海面，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中，漂向不知名的远方。

大地的皮肤，就像被牛皮癣药膏活生生扯掉一块。四周漫天飞舞着的，是蝉，蝉也是全体沉默着的。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