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开哲学课：一场与囚犯的双向救赎

林杨攀

在任何一个社会，监狱都处于边缘。高墙内的人怎么想，鲜有人关心，因种种罪行入狱的犯人们是被主流社会遗忘的人群。

但在英国哲学教师安迪·韦斯特眼里，监狱是一个天然的哲学场域。

目睹家人因暴力、毒品和偷窃屡屡进入监狱，韦斯特从小被犯罪的恐惧笼罩，也开始思考有关正义、宽恕、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的话题。从伦敦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他供职于哲学基金会，并于2016年开始在伦敦的监狱中开设哲学课。

在监狱中教哲学，乍一听是给罪犯们布道一般的徒劳。但于韦斯特而言，这是他和囚犯们双向救赎的方式。

他将这段经历写进《自由活动时间》一书。书名指的是监狱中的自由活动时间，这段时间里，监狱内的门锁会打开，犯人们可以离开自己所在的牢房，在监狱范围内活动，去教室或者作坊上课。

“在监狱中，每个人都想伪装成硬汉的样子，这或许能帮助他们度过一天，但并不能帮助他们成长。相比之下，哲学能帮助人们找到他们最相信和最重视的东西，并且开辟出对话、质疑和重新评估的空间。”韦斯特如是阐释在监狱中开设哲学课的意义，“哲学为个人成长和道德成长提供了机会，这正是囚犯们所需要的。”

“天生有罪”的哲学老师

因为父亲、哥哥和舅舅都是监狱里的“常客”，韦斯特感到自己是个“天生有罪”的人，尽管他自己从未犯过任何罪行。

韦斯特的父亲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在韦斯特出生前几年，他的父亲就在监狱中蹲过18个月。童年时期跟随父母一起去泽西岛度假，韦斯特目睹了喝醉后的父亲抢回一袋珠宝丢在母亲的脚边——虽然那只是珠宝店橱窗里陈列的假珠宝，但父亲因为破坏财产罪被处以罚金，本用来度假的钱交了罚金，一家人的假期提前结束。

韦斯特的哥哥贾森，因为毒品问题进了十几次监狱。舅舅弗兰克因为盗窃罪入狱好几次，第一次被关押是14岁时偷了一箱可口可乐，后来他成了一个专业扒手，专挑百货公司和仓库下手。

跟他们相比，韦斯特生活平淡，滴酒不沾，最喜歡电影院里灯光熄灭、电影即将放映的那刻。这种平淡让他觉得幸运，甚至是侥幸——一种逃脱犯罪以及随之而来的惩罚的侥幸。但罪责感并没有放过他。

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其他罪犯的照片时，即便那只是一张陌生的脸，韦斯特也不自觉地会想到父亲，尽管他并没有父亲的照片。无法遗忘构成了韦斯特羞耻感的来源。

在监狱里授课时，韦斯特听很多罪犯提起过他们父亲的暴力行为。从小在暴虐的父亲身边耳濡目染，这些人最终长成了滥用暴力的成年人，这令韦斯特心生畏惧。“为了保证我不堕入暴力的轮回，我不自觉地让那个刽子手监视我。他阻止了我进监狱，但没有给我自由。”脑海中的刽子手被韦斯特假想出来，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用以对抗任何堕落的可能性。

但哲学将他从深渊里拉了出来。当他被自己过往的经历困住，脑海中的刽子手反复提醒自己有可能成为像父亲、哥哥那样的人时，他遇见了哲学。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不是在梦中呢？我们如何知道周围的世界都是真的呢？”高中时期，韦斯特去大学旁听了一节哲学课，课上哲学老师罗伯特提问道。

这个问题让韦斯特如释重负，他意识到，哲学中没有绝对的非此即彼，复杂性可以被保留，差异是正常现象，在那里，“交流可以继续，思维也能够继续被拓展”。而在此之前，他脑中的想法只有两个极端，“我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处于两者的中间就意味着走向堕落。

他意识到，对于身份认同疏离感的思考可以转化为想法、论文和成绩，而天生好辩的性格又可以被塑造成进行哲学思辨的技能。

如果说监狱是应对贫困、种族主义和暴力等复杂问题的简单办法，哲学试图揭开的便是问题的复杂性。韦斯特认为，哲学在允许人们挑战权威的同时，以一种创造性的形式表达自我，而非自毁前程的方式——像监狱中的学生们那样。

两个小时的假期

“监狱是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韦斯特的笔下也有类似的桥段。

比起出狱后的生活，他的学生布莱克更适应监狱里的日子。布莱克在韦斯特的课上提到，只有在监狱中，他帮助狱友的举动才被视为简单的、正常的，而到了高墙外的世界，他想要帮助别人或是做点好事，得到的却是异样的目光。

“好像我图他们什么。”布莱克总结，“在外面，无论我做什么，我都只是一个坐过牢的人。”

当高墙内外的世界发生转换，话语和行为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监狱是韦斯特眼中天然的哲学场域。

有别于学术哲学，韦斯特在监狱中开设的哲学课是公共哲学，他的授课是苏格拉底式的，通常从《奥德修斯》《等待戈多》等经典作品中的故事开始讲起，提出问题，让学生们参与讨论。每个问题是开放式的，没有标准答案。

监狱中的学生十分特殊，他们无法使用社交媒体，未经允许不能公开发表任何东西，很多人甚至有书写障碍，但对于自由、信任、救赎等看似严肃的哲学话题，他们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见解。

在一节课上，韦斯特让学生们讨论忒修斯之船，这是一个有关身份更替的悖论：当一艘船由内到外的所有部件都被替换，这还是同一艘船吗？从这个问题出发，韦斯特引申发问，当一个人的所有细胞都被替换了一遍，这个人还是同一个人吗？

“不管你的变化有多大，还是会因为指纹被抓。”学生戴维的回答带有一丝黑色幽默。

又比如，课上讨论到“善良”的话题。一个学生表示，在监狱中最没必要的事情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善良，“如果善良的名声传开了，他们就知道他们可以闯进我的牢房，拿走我的东西，而我不会反抗”。

这些意料之外的回答总是打乱韦斯特的课堂节奏，他时常无法控制讨论的走向。不过，正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言，研究哲学并不是为了对特定的哲学问题做出明确回答。发散的对话正是思考的起点，韦斯特希望通过碰撞启迪学生们的思考，进而为质疑和审视创造出空间。

哲学从未承诺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韦斯特可以察觉到学生们身上发生的变化。一个名叫德里斯的学生需要在监狱中服刑25年，在漫长的刑期中，他已经学会了冷漠，无视其他人，但韦斯特注意到，只有在哲学课上，德里斯的视线才会停留在别人的脸上，而非直接越过他们的头顶。

“两个小时的假期。谢谢你。”在一次上完课后，德里斯偷偷给韦斯特塞了一张字条。

如果不是监狱，那是什么

“监狱最可怕的不是令人心碎——人心生来原本就是被击碎的——而是将人心变为石头。狱中生活有时令人感到只有冷若冰霜的面容。”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被判处“有伤风化罪”而锒铛入狱。他在《自深深处》一书中形容，监狱中的生活让人感到“麻木的凝滞”，连时间都停滞不前，一切活动都要遵循固定的模式规范，对纪律的强调无处不在。

一个多世纪过去，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让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在高墙的内部，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纪律和管制依然是监狱的内核。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将这些犯人统一关押并且施以严重的惩罚，是增加对犯罪威慑力的有效手段。但监狱真的是最有效的对待犯人的形式吗？至少韦斯特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监狱中粗暴的管理方式并不利于犯人的教化，囚犯反复犯罪入狱的情况比比皆是。根据英国司法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罪犯群体的再犯罪率为24.3%，其中，刑期在12个月以下的成人罪犯再犯罪率甚至超过了50%。

韦斯特也在儿童监狱里授课。他发现儿童监狱中关押的孩子大多是黑人或者少数族裔，在贫困或暴力的环境中长大，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课堂上讨论身份、自由和自然等话题时，韦斯特矛盾地觉察到，这些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迫切地需要接受教育，但在监狱高墙的禁锢下，他们的成长经验是缺失的，“这个制度（监禁儿童的制度）要求他个人成长，但同时又阻碍了他的个人成长，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给《卫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韦斯特指出，建设社会住房和投资教育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方法。位于英国白金汉郡的格雷顿监狱就是一个不错的实践，这座监狱可以为犯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韦斯特提到，在格雷顿监狱关押超过18个月的犯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只有传统监狱的一半。

“这些年来，传统监狱中令人沮丧的管理方式（限制而非治疗）有任何变化吗？”这是我在访谈最后问韦斯特的一个问题。

“情况越来越糟了。”韦斯特对于现状感到无力，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都承诺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将对犯罪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因为加重惩罚的做法在选民中间尤为受欢迎。而他能做的，只是“写一本复杂的、人性化的、充满希望的书”。

（摘自2023年第33期《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