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建筑四杰”的重庆往事（上）

李俊

刘敦桢（1897-1968，湖南新宁人）、童寯（1900-1983，辽宁沈阳人）、杨廷宝（1901-1982，河南南阳人）、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是我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杰出代表，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建筑四杰”。

刘敦桢、梁思成是中国古建筑领域的研究型大师。20世纪30年代，二人在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分别任文献主任和法式主任，足迹遍及北平、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云南、四川等省市，考察建筑物超过2000处。他们以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研究，取得前无古人的成果，开创出中国建筑学的新天地。

杨廷宝和童寯是现代建筑领域的设计型大师。杨廷宝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最负盛名的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合伙人；童寯是上海最著名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该所一半左右的设计作品均出自他之手。二人的建筑设计生涯中，各有百项左右的著名建筑作品矗立于中华大地上。

抗战期间，以“建筑四杰”为代表的建筑名家从各地会聚于战时首都重庆。他们或在重庆进行较为系统的古建筑考察研究，或为满足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而设计建造了诸多建筑工程，或进入大学校园呕心沥血培养建筑人才，在重庆建筑发展史、中国建筑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璀璨的一页。

情谊久长

“建筑四杰”相互之间早有渊源。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建筑学方面的留学生陆续归国，逐渐走上中国建筑界的大舞台，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和梁思成就是其中的代表。刘敦桢1922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三者陆续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成回国——杨廷宝是学长，童寯和梁思成是同班同学。

1927年春，杨廷宝归国后加入建筑师关颂声开设的基泰工程司，为基泰第三合伙人。后来，他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基泰的传统建筑设计业务在天津、北平及东北等地。1928年，张学良执掌东北后大力建设东北大学，拟聘任杨廷宝出任刚设立的建筑系主任，杨廷宝分身乏术，推荐了即将回国的梁思成。

梁思成回国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后，邀请同学陈植、童寯及留美的清华校友蔡方荫到建筑系执教。其间，四人共同成立了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

1931年6月，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9月去了中国营造学社，童寯接任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童寯全家离开沈阳暂时避居北平西山。此时，上海的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业务开展较为迅速，陈植商得合伙人赵深同意后向童寯发出邀请。同年11月，童寯南下上海加入该事务所。1932年，事务所改名为华盖建筑事务所，1933年1月正式开业。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关颂声嗅得商机，利用广泛的政商人脉，将事务所中心转向南方，在南京设立总所，并在上海设立分所。一时间，随着基泰业务的大扩展，杨廷宝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童寯在上海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常独自去郊外游览名胜古迹，杨廷宝在上海时，他会邀约杨廷宝同去。

童寯与刘敦桢的结交，是由于二人都爱好研究古典园林。童寯在上海华盖做设计时，时常利用休息日去考察苏州园林，两人因为古典园林通信成为朋友。1936年8月，刘敦桢从北平到苏州考察。这次，童寯和刘敦桢见了面。不久，童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江南园林志》底稿连同图片寄给刘敦桢，托他以中国营造学社名义出版，但可惜全民族抗战爆发未能付梓。

刘敦桢、梁思成先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成为学社专职研究人员和顶梁柱，他们在学社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社和二人在中国建筑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1932年，杨廷宝在北平开展业务时，把观展看到的蓟县独乐寺照片上不同寻常的斗拱形状告诉了梁思成，促成了梁思成前往调查。从此，梁思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研究一发而不可收。天坛祈年殿等古建筑修缮期间，杨廷宝与梁思成、刘敦桢及中国营造学社其他人员过从甚密，经常一起探讨古建筑问题。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参与了祈年殿测绘修缮，攀爬上了祈年殿宝顶。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后，刘敦桢、杨廷宝、梁思成三家人一起被迫离开，搭火车去天津，再乘船去青岛。转火车到河南后，刘、梁两家才与杨家分手，随后前往长沙，杨家则回了老家南阳。

战时入渝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童寯率先来到重庆。

日军侵占华东后，上海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陷入停顿。1938年春，童寯应设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新会址工程时结交的朋友、主管冶金实验室的菲律宾华侨叶渚沛邀请，从上海到了香港。二人再乘火車去广州，转汽车北过韶关，经湖南、桂林、贵阳，于5月下旬抵达重庆。到重庆后，叶渚沛以资源委员会名义租住青年会宿舍小楼楼上两个房间，楼下由炼铜厂职工占用。

叶渚沛邀请童寯来重庆，是要请他为资源委员会计划建设的炼铜厂工程做设计。童寯设计了位于化龙桥的重庆炼铜厂。1939年，他又设计了资源委员会另外两项工程，一项是四川綦江纯炼铁厂，另一项是四川资中酒精厂。

杨廷宝早在1934年就来过重庆，为的是设计完成美丰银行大楼工程。此后，杨廷宝还到成都设计了四川大学的诸多建筑，对重庆和成都都比较熟悉。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华东和华中陆续沦陷。在这期间，关颂声先是把基泰的主要力量即位于上海外滩大陆银行的分所撤回南京中华路总所，再撤向武汉分所。最终，在武汉的基泰主要人员不得不藏身船腹，随大量逃难人员一起走水路到了重庆。1938年初，位于道门口、原本是为监造中央银行大楼而建设的基泰重庆办事处6层大楼，成为基泰新的总所所在地。

1939年春，在关颂声敦请之下，杨廷宝再次来到重庆。此时，日军不断轰炸重庆外围的军事设施，国民政府开始下达建设大量防空洞的任务。杨廷宝别出心裁地为中央银行在老鹰岩设计了若干连环式的球形地库。

关颂声预计敌机迟早要来轰炸市区，特别安排在南岸黄山脚下的清水溪修建了一所穿斗式平房四合院。果然，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连续两天惨无人道地对重庆市中心展开了无差别大轰炸，并大量使用燃烧弹，使大片民房被炸毁起火，人员死伤无数。在3日的大轰炸中，基泰总所被一颗炸弹穿楼而下，直插入地面，幸未爆炸。

5月5日起，关颂声和杨廷宝安排职工家属迁到黄山脚下的清水溪。黄山之上，有蒋介石官邸、宋美龄别墅、美国军事援华代表团驻地等。

童寯和杨廷宝到重庆，与时局相关。随着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数单位、企业和人员涌入，出现少有的爆发式建筑需求，这为他们大展才干提供了新的可能。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主的中国营造学社，虽然被战火打断了在中国北方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被迫辗转长沙再迁昆明，但此后仍然按计划进行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1939年秋，完成对云南古建筑的考察任务后，来到重庆。

重庆访友

1939年9月3日下午4點半左右，刘敦桢与金岳霖等结伴乘汽车从昆明出发，历经8天的长途跋涉、艰难险阻后，进入四川綦江（今属重庆）。

刘敦桢此行，是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古建筑考察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地是川康——四川省和设立不久的西康省。整个考察准备从重庆开始，环川康一圈之后回到重庆，再从重庆原路返回昆明。

重庆留给刘敦桢的印象，首先是快要入境时的酷热难当；其次是在綦江入住的旅舍，为一路行来从未见过的简陋；第三是日机空袭警报，从晚上11点半响起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解除，惊得大家不敢待在旅店，只能在月光下熬过漫漫长夜。

9月4日11点，刘敦桢一行赶到重庆海棠溪，首先找到杨廷宝。

5日，刘敦桢急切地来到位于聚兴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办事处。中国营造学社经费主要来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管理中英庚款机构给予的补助费。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学社辗转南迁，补助机构认定只要梁思成、刘敦桢还在维持开展学社的各项工作，就继续给予补助。但随着战事持续，补助经费拨付逐渐困难。刘敦桢此行，就是询问补助经费拨付情况，因为学社当年7月到9月的补助费还未收到。

6日中午，学社两位得力干将陈明达、莫宗江赶到重庆。9日，行前因脚伤感染的梁思成在治愈后最后一个赶到重庆。

当时，童寯去了峨眉山，房间空着，刘敦桢和金岳霖就住在童寯位于市中心青年会的住处。金岳霖于6日离开重庆去了宜宾，梁思成到重庆后和刘敦桢一起住在童寯处。陈明达和莫宗江则住在新民旅馆。

梁思成、刘敦桢下一步准备去成都，但去成都的车很难找。杨廷宝地头熟，为此多方联络，也未落实。

9月17日，杨廷宝抽空陪梁、刘从朝天门坐船过嘉陵江，游览了江北城，但在三位建筑大师眼里，江北的市街并没有可以称道之处。

9月21日，梁、刘去北碚考察古建筑返回青年会时，和童寯见了面，此时他已回到重庆。

9月26日，梁思成、刘敦桢离开重庆去了成都。1940年1月25日川康考察古建筑之行结束后，梁思成和刘敦桢回到重庆青年会时却没见到杨廷宝和童寯。原来，杨廷宝已经回到南阳，准备将家眷接来重庆；而童寯去了云南，转道回了上海。这次，刘敦桢和梁思成住进了杨廷宝在青年会的房间。

1939年，“建筑四杰”在重庆是否聚首过，刘敦桢的日记里未见到相关记载，童寯在“文革”期间的汇报材料中也没提及。有报道说，直到2021年，“建筑四杰”的后人共同出席东南大学召开的“杨廷宝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时坐在一起，才替四人弥补了从未“同框”的遗憾。

除了与杨廷宝和童寯联系密切外，梁思成和刘敦桢在重庆还会见了多位建筑界、科学界名人。

一是鲍鼎。

1939年9月9日上午，梁思成刚到重庆，鲍鼎就在家宴请了他们一行。

鲍鼎1932年获得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工程系硕士学位。回国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任教。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鲍鼎随之一路西行。鲍鼎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社员。1934年，他和刘敦桢、梁思成合作撰写的论著《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1937年，他单独在汇刊上发表了长篇论著《唐宋塔之初步分析》。1940年，中央大学建筑系陷入困境，鲍鼎出任系主任后积极奔走，招贤纳士，杨廷宝、黄家骅、陆谦受、李惠伯、哈雄文、龙庆忠等纷纷来到中央大学建筑系执教。

1944年，应鲍鼎之邀，童寯从贵阳回到重庆。这样，被当时学子敬称的建筑界“四大名旦”杨廷宝、陆谦受、李惠伯、童寯齐聚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建筑系进入鼎盛一时的“沙坪坝时代”。

二是陶桂林。

9月13日晚上6点半，梁思成、刘敦桢完成当天的考察工作后，参加了馥记营造厂老板陶桂林的宴请。

陶桂林是上海著名营造企业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将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埋藏起来，把馥记的船队沉入长江底，坚决不留给日本侵略者。后来，他将馥记营造厂迁到重庆继续从事建筑施工。

陶桂林热心建筑行业事务，其馥记营造厂一度是国内最大的施工企业，鼎盛时有员工2万余人。馥记营造厂西迁重庆后，将办事处设于美丰银行大楼，在渝期间施工建造了大量工程，包括军工、水利、政府项目、官员府邸等，仅在1940年底前就兴建了四川省银行地下室、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政府牌楼、国民大会堂、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军政部第25工厂等20多项工程。陶桂林还独具慧眼，将牛角沱、李子坝一带嘉陵江边的一片斜坡荒山开发建设成嘉陵新村，村内入驻四行储蓄会、时事新报馆、上海银行宿舍、各高级公寓住宅、嘉陵宾馆等。

三是刘福泰。

9月14日，刘敦桢、陈明达和莫宗江从两路口坐车去北碚考察，到北碚后，他们拜访了刘福泰。

刘福泰1925年留美归国，1927年出任中央大学建筑科（后改为系）首任主任。刘敦桢在该系任教到1932年夏天才离开，去了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到重庆时，刘福泰大约是在筹设刘福泰建筑事务所，其业务重点放在当时重庆的文化重镇之一北碚。1940年，刘福泰辞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职务，后在北碚设计了重庆北碚都市计划、可园、澄江镇大戏院、澄江镇中学等10余个项目。

刘福泰陪刘敦桢一行乘船溯嘉陵江而上，去温泉崇胜寺调查，不过风大浪高，几人只得弃船步行而往。当天下午，刘福泰返回北碚，刘敦桢三人则留宿寺内温泉旅馆。第二天，刘敦桢三人乘船返回北碚，和刘福泰告别后，坐船回到重庆市区。

四是任鸿隽。

9月18日，重庆一整天都秋雨绵绵。刘敦桢和梁思成不能出去考察古建筑，就前往位于聚兴村的中央研究院，拜访同为中国营造学社社员的任鸿隽。

任鸿隽是重庆垫江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五四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比“建筑四杰”都年长，1886年生，1908年赴日本留学攻读应用化学，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书记等。辛亥革命前，他负责购买军火输送给国内革命党，并经手资助大量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党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任孙中山临时秘书，袁世凯窃国后愤而弃官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任鸿隽倡导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在科学界影响深远的《科学》杂志。1918年回国从事教育等工作，1935年任四川大学校长，1938年任中央研究院秘书长、总干事。

五是关颂声。

1940年1月26日，梁思成、刘敦桢考察川康古建筑结束回到重庆，住在杨廷宝青年会的住所。当天下午5点，他们去拜访关颂声。梁思成与关颂声早已熟识，1928年他们共同参与完成了工学院分系科目标的起草和审查工作，1936年在上海共同参与组织中国建筑展览会。关颂声不仅是中国营造学社社员，还是理事会理事。

（未完待续，《抗战时期“建筑四杰”的重庆往事（下）》将于下期刊登）

作者单位：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