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改革开放浪潮的技术引进之路

谭玉照 张国平 温欣

孙同川，出生于1940年7月，河南舞阳人。1963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曾任四川仪表总厂副厂长、厂长。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1985年9月任重庆市副市长，1988年8月至1993年4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1993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重庆市委书记，1995年10月至1998年1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1998年1月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出发，决定调整国家工业布局，将沿海地区的工厂迁到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由此启动。这次工业上的调整，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次很大的机遇。作为三线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我对三线建设、对四川仪表厂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祖籍河南，出生在重庆南岸铜元局。1958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西安飞行研究院工作。1970年，为支援三线建设，我回到重庆，先后在北碚的四川仪表四厂、五厂、六厂、三厂和总厂工作。直到1985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才离开北碚。我在北碚工作生活了15年。

改革开放催生思路之变

1965年，国家机械部决定把上海、南京、无锡、苏州、西安、锦州、沈阳等地与热工仪表配套的厂搬迁到重庆北碚，由此形成了川仪总厂（即四川仪表总厂）。起初，川仪总厂被划定在以北碚为中心、方圆50公里的范围。由于占地面积广、范围大，最后收缩在以北碚为中心，南到歇马场、青木关，北到澄江镇的范围。

川仪四厂位于北碚三花石，早期从上海迁来。1970年3月，我刚到川仪就在四厂当技术员，后来担任该厂一、四车间党支部书记。

1975年，鄧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以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为纲），全面推动全国各项工作。为促进生产，川仪总厂派了几个工作组到各个分厂进行整顿。我作为其中一个工作组的组长，被分到五厂。五厂是仪表电镀厂，整顿完后，我留在五厂任党支部书记，工作了一年多。

1976年10月，我被派往六厂担任党总支书记。大概工作了三年时间，我又被调到自动化装置厂三厂任党总支书记兼厂长。1980年调回总厂任副厂长。1983年，川仪总厂厂长马珍同志退休，我接任厂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同年，一场类似展销会的会议在长沙召开。与会者把各自厂里的产品带到会上，看市场是否需要。如果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就没有销路。开完会后，大家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我们意识到，要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必须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新型产品，这样才能经营下去。

一流测温记录仪的诞生

三线建设的这些厂刚迁来时，使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技术，比较落后。如何让老厂发挥他们的潜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技术改造。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到川仪总厂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引进先进技术。那时还不是中外合资，而是我们花钱买别国的技术，叫技术引进。当时的想法是，买进技术后，再慢慢把技术学过来，进行开发和发展。

我首先和美国霍尼韦尔公司洽谈控制系统。刚开始，我告诉对方，我们厂要搞服务中心。洽谈一段时间后，服务中心成立了。接着，我和对方商谈引进它的系统，就是整个工厂的控制系统。最终，我们把霍尼韦尔公司中型系统的自动控制（单回路控制器）引进来，放在新成立的十八厂里。

第二个任务是针对四厂的技术引进。四厂以前的记录仪很大，比较落后。钢厂、化工厂都需要测量、记录温度。我们开始和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谈ER记录仪的引进。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记录仪，其优势在于温漂和时漂比较低。通俗地讲，温漂较低就是温度变化对记录仪的影响不大，时漂较低就是稳定性好。其他温度记录仪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了一两年后就不精准了，但ER记录仪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引进ER记录仪的时候，横河电机株式会社代表说，有些技术可以卖给我们。我们就要求他们把相应元器件的生产技术也卖给我们。经过考察，我们发现ER记录仪里最关键的是薄膜电阻，于是要求对方把薄膜电阻的生产技术卖给我们。

由于生产薄膜电阻对净化条件的要求很高，横河电机株式会社认为我们没有生产能力。当时正好川仪六厂的超净厂房基本建成，我们就邀请他们前来参观。他们发现我们的厂房净化条件高，而且生产集成电路的工人容易掌握新技术。最终，他们同意把生产技术卖给我们。

那时技术改造要经过上面审批。经过部里、国家计委同意，我们花了250万美元引进记录仪。ER记录仪引进后，总厂销售收入大幅度增加，日子一下子变好了。

川仪九厂就是位于澄江镇的分析仪器厂。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厂引进了德国哈特曼布朗公司的紫外光学仪器。它利用紫外线的原理来测量一氧化氮、二氧化氮，这是以前测不出来的。

后来，我又给一厂引进了五元合金。以前的开关里面有一个触点，是用铜制成的。开关一合上会产生热量，几次来回后很容易融化，继电器就坏了。于是，我找到日立金属公司，希望能引进五元合金。五元合金是由金、钨等五种金属做成，触点接触良好，即便开合上万次，开关也不会融化。引进这一技术后，一厂增加了活力，开拓了市场，效益也变好了。

通过技术引进，我们的产品特别是四厂的产品，很快在全国仪表行业排名第一，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一时间，遍销全国钢铁行业、化工行业，供不应求。

艰难的半导体追逐路

我在川仪六厂工作的时候，遇到技术老化的问题。六厂搬来之初是生产分立元件，但当时国际上已经有大规模集成电路，所以相对来说，六厂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为跟上国际步伐，六厂提出要生产集成电路。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厂房不适配，必须改造厂房。一个是异地改造。六厂原来在水土镇，使用的是武装部的地盘，地盘很小，不适应新的生产，所以我们提出异地改造，最后选定在离总厂较近的文星湾修建厂房。另一个是厂房改造。生产集成电路必须使用超净厂房，即在1立方米的空间里，不能超过1万个微粒子。因为这些微粒子如果粘到半导体上，就会导致短路。

六厂于1978年在文星湾重建，1980年建成。

1983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国家把川仪定为小型计算机、半导体和专用集成电路的生产点。当时的情况是，六厂的厂房建起来了，但是设备和技术不行，我们便有了技术引进的计划。为了获得机械部同意，我经常跑到部里向领导介绍我们厂的项目以及对设备、技术的需求。

同年，我带着总厂几个管技术的同志，跟随机械部计划司的领导去了一趟美国。我们先去硅谷考察了半导体，然后商家用专机把我们带到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考察。刚到菲尼克斯，我们就碰到有家公司卖半导体生产线设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美国是最早生产游戏机的国家，但后来因游戏机影响小孩学习，就限制了生产，导致产能过剩，许多公司停产。

菲尼克斯非常炎热，七八月的时候气温有40多摄氏度。因为公司停产，空调都关了，我们进工厂后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个生产线很好，马上回来向计划司司长汇报，说我们六厂厂房建好了，但还没有设备。

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晶圆技术是六英寸，集成度是微米级。我们用不起六英寸的，就和商家洽谈三英寸的生产线。1984年，我到美国与商家正式签约，买了一条三英寸的生产线，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条生产线，花了800万元人民币。这条生产线对于后来生产薄膜电阻发挥了极大作用。

交易完成后，我们先请工程技术专家把这条生产线运转起来，证明它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东西后，派了很多人去学习和掌握技术。当时，按国家政策，出国人员回国后，会给指标和补贴买一个大件，如彩电、冰箱等。这些物件都是紧俏货，很多人为此很想出国学习。

我去日本考察时，从日本冈崎制作所购买了铠装热电偶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铠装热电偶具有耐高温、耐辐射等特点，也可用于核电站内。原本打算配备在一厂的一个车间里，但因为设备对厂房要求极高，一厂无法满足条件，我们就改建了北碚火车站的一个仓库，设立了十七厂。

川仪三厂为核工业816工程做了一些事情。816里的计算机、核潜艇上的巡回检测装置是由三廠生产的。因温度对核潜艇很重要，所以一个核潜艇上的巡回检测装置有很多个温度控制点。

1984年，国家计委批准川仪总厂生产专用半导体和小型计算机。中央批准我们去引进技术，我就到美国IBM公司洽谈小型计算机的制造技术。我来到IBM总部，还到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IBM公司生产厂参观，可是他们要价很高，我商谈了很久也没有谈成。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虽然投资来自中央，但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三线建设迁来的只有一部分骨干，所以大部分职工是在当地招收的。川仪厂不但解决了重庆的就业问题，还投资修建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仪表工业学校，是一个中专学校，位于三花石；另一所是仪表中学，为解决员工子女的读书问题而建。后来因为教育改革，这两所学校都交给地方管理了。

川仪顺应时代浪潮，勇立发展潮头，离不开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北碚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川仪的发展壮大也提升了城市影响力，为北碚乃至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