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历史贡献和红色印记

李忠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一斗争是如何组织和推动的？抗战时期广东的党组织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存在于1943年1月至1945年7月的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我们的党史基本著作上语焉不详。即使在广东地区，很多领导干部也不是很了解。最近，我前往广东省临委所驻的深圳大鹏半岛地区（深圳市大鹏新区，下同）进行考察，并查阅历史资料，听取有关方面的介绍，深感广东省临委的历史很值得重视和研究，广东省临委留下的红色遗址也需要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利用，以发挥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作用。所以，现拟专文将广东省临委的历史贡献和红色印记作以下梳理。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简称广东省临委，是抗战中后期广东省党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广东临时省委（1943年1月—1945年7月）。与之并列的有：广东军政委员会（1942年2月—1945年7月）。后来两者合并为：广东区党委（1945年7—8月）。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成立，先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1939年1月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省委机关始驻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省委机关先后移驻南雄县、始兴县。其时，广东党组织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了很多工作。

1940年6月，为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局之下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并将广东省委分建为粤北省委、粤南省委。11月，南委成立。12月，粤北省委成立，李大林任书记，所属组织分布于广东省的北部及赣南地区，大部为敌占区（东江下游地区为抗日游击区），东北部为国统区。机关设在韶关。同月，粤南省委成立，梁广任书记，所属组织分布于广东省南部地区（不含海南岛、海陆丰）及香港，为敌占区，机关设在香港。

1942年1月，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主持召开白石龙会议，决定建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区的军政工作，机关驻东江游击区内，主任尹林平。

1942年5月，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在韶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引领国民党特务逮捕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南方工委、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及广西省委均遭严重破坏。6月，粤南省委停止工作。这期间，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连廖承志也未能幸免。

“南委事件”发生后，南方局组织南方有关省区党组织紧急撤退。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紧急指示，除沦陷区、游击区的党组织继续活动外，南方工委下属的广东省国民党统治地区内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组织活动，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隐蔽，未暴露的党员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活动。广东和港澳地区党的工作基本停止。有关工作由东江军政委员会实际领导。

位于深圳大鹏新区土洋村的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旧址实景图

在遭受严重破坏并度过了一段蛰伏期后，广东省委领导机构开始恢复。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在大鹏半岛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东省除潮梅、琼崖地区以外的广东各地及香港地区党组织。

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后，东江军政委员会作为广东省军政领导机关继续存在，并采取与广东省临委举行联席会议的形式，研究和领导广东省的军政工作。

广东省临委书记是尹林平，委员有梁广、连贯。梁广负责城市工作，连贯负责联系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和统战工作。

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也是尹林平。尹林平是江西兴国人，1930年加入红军，1931年9月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团长、厦门临时工委书记、南方临时工委军事部部长。1938年4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1939年2月任东江特委书记。1940年8月，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1942年1月下旬，南方工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尹林平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

1943年2月，广东省临委与军政委员会在香港新界沙头角的乌蛟腾村召开联席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总结经验教训，部署今后工作。

广东省临委成立初期，继续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整理和保存党的组织系统，埋头苦干，作更长期的打算，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其间，坚持敌后武装斗争，加强党员和干部的培养教育，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1944年8月，广东省临委召开土洋会议，认为“广东党组织停止活动以来，党的活动和党的工作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广东局势的大变化不相适应”，并作出“在全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全面恢复党的活动”的重要决策。此后，广东省临委在党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下，全面恢复广东党组织的活动，重建或健全各级领导机构，以推动全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不久，广东省临委收到中央的答复，肯定省临委在土洋会议作出的决议符合中央精神。土洋会议对广东省临委加强广东党组织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全面发展广东抗日武装斗争，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广东省临委领导华南抗战的重要转折点。

东江纵队司令部舊址、土洋会议遗址——土洋村天主教堂

此后，广东省党的组织和活动全面恢复。广东抗日游击武装开始向全省大发展，各抗日游击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建立起来。

广东省临委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及中区、珠江、南路、韩江、南番中顺地区纵队或指挥部。各游击队在这些地区开辟和扩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至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发展到包括东江纵队在内的七支武装，近3万余人。

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建立了东（莞）宝（安）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另外还有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1945年春—8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政权组织、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1945年7月—？）。全省半数以上的县成为抗日游击区。

1945年7月，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召开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干部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七大精神。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广东区党委机关驻罗浮山，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东江、粤北、粤中、西江、广州、香港、闽西南、潮梅、南路地区党组织，并负责指导琼崖特委。区党委工作机构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城市工作部。

由此，广东省临委结束了其使命，开始以广东区党委的身份领导广东地区的党组织及其工作。

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和进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时期，广东省临委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和革命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全面恢复广东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

广东省临委是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建立的广东省以及港澳等地区党的统一的领导机构。此前由于“南委事件”的发生，南方多个地区包括粤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省临委最紧迫的工作，是按照中央指示，应对突发事件，安排暴露身份的党员撤退，对其进行审查和教育，通过“三勤三化”保存党在广东的力量。

为保证党组织在政治、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纯洁性，广东省臨委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开展整风运动，组织“三风”学习，举办了三届干部整风学习班。东江纵队学习对象由团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逐步扩大到营、连干部。加强党员训练教育和党性锻炼。干部教育以党性、政策、业务为主，党员则着重于阶级、统一战线、保密及纪律教育、提高文化水平。

1944年8月以后，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要求，广东省临委全面恢复党的组织活动，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创新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实行特派员制度。先后成立西江临工委、东江前线临工委、南番中顺临工委。在此基础上，相继成立广宁中心县委、北江特委等党组织，从而恢复和加强了党对广东各个地区的领导，加强了对武装部队的领导。粤东西两翼和海南党的组织也恢复活动或与临委建立联系。此前，广东省党的活动一度处于静默状态，但随着广东省临委的有效工作，广东及相邻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得以恢复。这是广东省临委的一个突出贡献。

通过临委的工作，健全了广东各级组织，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45年，仅东江纵队的党员就发展到2200—2500人，珠江纵队的党员发展到300人，部队党员比例达到29%。到抗战胜利时，广东部队和地方党员人数发展到21390人。

第二，建立和壮大抗日武装，推动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发展。

广东省临委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从广东实际出发，制定了华南敌后抗战和军事工作的方针，作出重要部署并组织实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广东省临委通过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和珠三角等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3年7月，省临委书记尹林平致电南方局和周恩来，建议公布东江抗日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但直到1944年上半年，中共领导下实力较强的抗日武装仍仅有东江纵队和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武装规模比较小，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侵占西江及清远地区，成立或改编新的抗日武装势在必行。

1944年8月，根据党中央大力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发动全省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提出了发展人枪、扩大部队、建立支队编制、部队发展的方针，并提出1945年上半年，东江纵队应发展4倍，中区部队应该发展6倍。普遍建立不脱产的民兵和脱产的抗日自卫队、常备队，扶助其发展、加强其领导。部队普遍编制为支队，或者相应建立主力团或大队，同时建立特殊的编制，如爆破队、海港队、水雷队、工程队、运输队等的目标。从10月起，广东抗日游击武装开始向全省发展，除东江纵队外，又先后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潮汕地区）。此外还有西江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广东西北区人民抗日同盟军大队、始兴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曲江县联乡抗日自卫委员会、梅埔地区的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广东省临委还与琼崖党组织取得联系，提出部队要增加2到3倍，推动了琼崖纵队的发展壮大。

尤有特色的是，在广东省临委领导下，华南抗日纵队组建和发展出一支具有出色作战能力的海上武装力量。至1944年9月，大亚湾护航独立中队已发展到60余人枪。活跃在大鹏湾的港九海上中队不断袭击日本海上巡逻艇和运输船。据不完全统计，海上武装成立后，共俘获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虏日军36人，击毙日军52人，淹死日军40余人。活动于珠江口海域的海上武装，从1944年春至1945年夏，先后缴获日军运输船、机帆船22艘。华南抗日纵队的海上武装，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我党领导的海上武装力量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奠定了红色基础。

在广东省临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华南抗日纵队成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敌后武装之一。到抗战胜利前夕，华南抗日纵队建立了7支武装，人数共计2.8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36万人。华南抗日纵队共牵制日伪军15万人，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毙伤日伪军9265名、俘虏3749名、受降1665名；另毙伤顽军5288名、俘虏2042名、受降155名。总计歼敌22114名，缴获枪炮6700支（门）。

第三，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社会建设。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的东江根据地由广东省临委领导，琼崖根据地与广东省临委也有一定的联系和隶属关系。与其他地区一样，中国共产党在华南也进行了局部执政的尝试。

广东省临委高度重视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省临委领导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民主政府和联乡办事处，大力推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政权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

早在1940年11月，琼崖党组织就在文昌县成立了琼崖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也是广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11月，成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下辖多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占全岛人口将近一半。1945年春，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仍辖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昌江、澄迈、临高、东定、白沙、儋县抗日民主政府及陵（水）崖（县）保（亭）乐（东）办事处。

1944年7月，在东江抗日游击区东莞、宝安两县广九铁路以西地区，建立东宝行政督导处，辖10个行政区抗日民主政权组织，人口40多万。1945年4月，在东江抗日游击区惠阳、东莞、宝安3县广九铁路以东地区，建立路东行政委员会，辖6个行政区和1个特别区抗日政权组织，人口有58万。1945年5月，在东江抗日游击区惠阳县东部、大亚湾地区，建立惠东行政督导处，辖5个行政区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有人口45万。其他还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权组织、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

在广东省临委领导下，各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制定一系列施政纲领和政策法令，实行普选制度，实行“三三制”原则，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财权、地权以及其他各项自由。加强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建立文化教育机构，积极做好教育普及工作。巩固新的社会秩序，普遍实行男女平等原则。

第四，团结各界爱国同胞，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广东省临委充分發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将国内统战与国际统战相结合，以民主党派人士为重点，团结各阶级、各团体、各党派人士一致团结抗战。广东省临委在乌蛟腾会议上，提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克服‘左’的政策，多交朋友，团结各阶层抗日战友，最大限度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的方针。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

加强统一战线的政治宣传，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告内战官兵书》。将所办《前进报》寄发国民党广东党政军人员、地方绅士、扩大政治影响。组织多种文化活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对国民党坚持既联合又斗争，与一切不愿意打内战的军队实行保境安民的具体合作。积极争取中间人士，加强与李济深、蔡廷锴等上层人士的联系，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抗日武装的工作。与农工民主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建立合作关系，后来这支部队加入东江纵队。推动国民党中将参议张炎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中共七大后，连贯派人向李济深传达七大精神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主要内容，双方商定电台的通讯联络密码。连贯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周恩来，使李济深与中共中央有了更进一步的紧密联系。

加强瓦解敌军工作，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积极争取伪军和顽军投诚，促使多支部队起义或脱离国民党部队，转入抗战行列。建立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华南支部、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

1945年3—4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国事会议的呼吁，广东省临委以东江纵队政治部的名义，召开东江解放区路东国事座谈会，参会代表达350多人。尹林平作了长达6小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会议广泛听取和征求各界人士对根据地政权建设、民主政治、土地政策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一致赞成向全国通电呼吁取消一党独裁，建立各党各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作出了“成立路东解放区的最高的新政权机构东江解放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重要决议。随后，东江根据地的其他各地也相继召开了各界抗日爱国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这种国事座谈会，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一大创新。

第五，加强与盟军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富有特色的是，广东省临委在领导华南敌后抗战过程中，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与美英盟军建立了合作关系，营救盟军人士，开展军事情报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港九大队成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营救国际友人，为此专门成立了国际小组。1942年2月，成立了国际统一战线部，专门招待、护送从日本集中营逃出的国际友人。1943年4月，尹林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营救国际友人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先后从日本战俘集中营中救出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苏联、菲律宾人各1名。广东省临委成立后，继续开展这种营救工作，特别是东江纵队先后营救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飞行员克尔、勒夫哥、伊根等8人，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高度赞许。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袭击香港日军机场时座机被击中，跳伞后被东江纵队营救。5月26日，东江纵队在大亚湾又营救了5名盟国飞行员。

1944年7月，美国《美亚》杂志发表《东江游击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指出华南抗日游击队对盟军将来在华南沿海作战具有极大重要性，建议派遣联络官给予技术和军火上的援助。随后，在华美军司令部派遣了一个情报组到广东，与东江纵队开展情报合作。10月9日，省临委书记尹林平专门就此问题向中央请示。13日中央复电同意。根据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设置了一个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任命袁庚为处长。在之后的工作中，情报组织规模迅速扩大，人员发展到200多人，配合进行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等工作，情报网点纵横交错，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占区均有渗透。情报组织提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情报，包括启德机场、太古船坞、波雷部队一二九师团移驻美军可能登陆地点、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在香港广州之防卫力量及意图等绝密情报，有效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获得了美方的高度赞扬，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

第六，按照中央部署，向新的历史任务转变。

1945年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新的变化。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广东省临委于7月6日在罗浮山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历时17天。会议贯彻党的七大精神，研究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和经验教训，提出今后在解放区、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任务，要求在一年内创造一个进退有据的战略性根据地。会议按照中央指示，将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广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1945年5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东江军政委员会、东江纵队司令部等先后进入罗浮山根据地，图为冲虚观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之后，广东区党委和武装力量迅速向粤北地区发展。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后，广东区党委命令各部队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敌伪进行全面反攻。9月，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东区党委回到大鹏半岛。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协定，组织领导东江纵队北撤。1946年6月30日，以曾生为首的北撤人员2583人，在大鹏半岛的沙鱼涌，登上美军三艘登陆舰开赴烟台。其余人员大部分复员。

需要指出的是，广东抗日武装北撤是主力部队的北撤，广东省党组织在胜利完成北撤工作后，转移到了香港，继续领导华南地区的解放战争。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发出指示，决定成立港澳工委，与广东区党委工作完全分开。广东党组织领导机构分为秘密的和半公开的两个系统。半公开的机构是港粤工委。广东区党委负责秘密系统的工作。广东区党委机关驻香港。11月，广东区党委作出恢复广东武装斗争的决定。1947年，在香港连续举办了5期干部训练班和学习班。5月6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管辖广东、广西两省和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和港澳等地的党组织。10月，香港分局发出《为迎接大反攻加强农村斗争的指示信》。广东大部分地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发展壮大，游击区人口达数百万，为迎接华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新的贡献。1948年5月，广东区党委结束。

广东省临委存在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其活动过去缺乏研究，因而对其所作贡献和历史地位不甚清楚，社会各方面了解更少。随着党史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我们也需要对广东省临委的历史地位作出新的认识。同时，需要注意从全局高度加以认识，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考察：

第一，从广东省委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来看，广东省临委是抗战中后期广东地区党组织最重要的统一的领导中枢。

广东省临委在1943年1月至1945年7月的两年半时间里，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省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与此前广东省党的工作有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有关干部发挥了一定领导作用。此后的广东区党委是广东省临委的继续和发展，是在临委工作基础上为加强党对广东全省和港澳地区统一领导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广东省临委的工作，总结前期广东省委、粤北和粤南省委的经验教训，更加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武装斗争。所以，广东省临委虽然冠名“临时”，但实际上是抗战时期党在广东存在时间较长和最重要的统一的领导中心，对实施党对华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华南敌后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中枢。

第二，从在抗战全局和华南工作的地位来看，广东省临委组织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斗争是全民族抗战期间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重要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的作用主要在前期，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作用主要在后期。

东江纵队的影响比较大，东江纵队是广东党组织领导创建而来，是廣东省临委正式成立和在广东省临委领导下的人民武装。除了东江纵队外，广东省临委还组建了珠江纵队等多支人民武装。

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远离中央，孤悬敌后，在当时极为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广九铁路沿线牵制了大量日军，成为华南敌后的抗日劲旅，并在东江、珠江三角洲、粤中、北江以及港九等广大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游击战从农村推进到海上，成功地创造了海上游击战的范例；他们参与营救被困在香港的邹韬奋、茅盾等数百名著名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保护了一大批民族精英；他们抢救多批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华南抗日武装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文化水平高，这在当时我们党的武装队伍中是难能可贵的。

1944年7月15日，中央军委在有关指示中肯定：“在广州沦陷后，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我军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随着形势的发展，“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临委《开展广东工作的决定》作出批示：“林平的历史、能力，请查明告我。此人似很有办法”；“那里是否可以成立区党委或分局？”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华南敌后战场与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并列。“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解放区人民，其抵抗之极端英勇，其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残酷，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1946年2月1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的功绩》的报道中，称赞“它的功绩，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对于同盟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战争显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由中共领导的性质经历了一个从秘密到公开的过程。1943年7月10日，尹林平致电周恩来，建议公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实。8月23日，新华社在延安第一次向全国和世界宣布“广九路”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9月20日，周恩来电复尹林平：“纵队可以发表宣言，而且应该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11月1日，省临委书记尹林平领衔发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指示信要求：“根据中央指示，我队以纵队名义对外发表、公布接受党的领导。”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曾生任司令员，省临委书记尹林平兼任政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存在。194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斥责国民党当局的谬论，指出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自抗战爆发既已组成，并在敌后建立了卓著的战功。3月9日，根据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飞抵重庆。11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华南抗日游击队抗日斗争的经过和战绩。3月18日，周恩来亲自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经过一系列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力量的存在，并由重庆军事三人会议派出三人小组（中共代表为廖承志），到广州会同第八小组解决中共武装北撤问题，于4月2日签订了关于东纵北撤问题联合会议决议。

第三，从中央与广东省临委的联系来看，华南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在国际国内大局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广东省临委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其间，广东省临委随时将重大情况向南方局报告，有关工作向南方局请示。南方局对广东省临委给予了大量指示，许多都是周恩来直接指示和签发的。南方局与广东省临委的联系非常密切。广东省临委也发挥了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当时当地的形势，提出重要任务和措施。重大问题报请中央定夺和批准。

中共中央对广东省临委和华南敌后抗日斗争十分重视，多次直接给广东省临委发出指示，肯定成绩，部署工作，提出要求。

如，1944年1月31日，中央书记处就东江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指示尹林平：东江游击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三三制”的，但是实践上既不必照国民党的形式，亦不必抄华中、边区的办法，而要因地制宜，根据你们当地具体情况，采取某些便于游击发展和军队转移的政权形式。

1944年7月25日，中央就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尹林平的指示，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

1944年10月23日，为使党更好地领导全省抗日游击战争，担负起争取华南抗战胜利的责任，省临委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全面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恢复、健全和重新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临时委员会的报告。

1944年10月26日，中央发给尹林平并转军政委临委，对发展广东游击战争等问题作出一系列详尽的指示。

1945年3月6日，中央对华南工作作出指示，在分析形勢的基础上，要求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同时，中央决定，将临委与军政委合并并改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

“南委事件”发生后，华南地区只有东江根据地电台始终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尹林平高度重视电台的工作和安全。1943年夏，电台跟随连贯等迁往大鹏地区。1944年7月，广东省临委电台的新闻台正式成立，抄收总台发往各根据地各分社通播使用普通密码的内部文件，并保持和新华社电台的联络。电台联络台与新闻台的工作明显分开。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开设了4期报务员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报务人员，适应了与中央及广东各地联系、情报工作和新闻报道的需要。

广东省临委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来往的电报数量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7月至1945年7月期间，尹林平致中央的电文便有107封。据称，当年广东省临委领导下（包括情报站）的秘密电台竟有60多部。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很难想象当年的一个省委领导机构会有这么多的电台。这表明了广东省临委与党中央和南方局联系的紧密，表明了广东省临委领导下的情报工作和往来联系的庞大规模。当然也表明了广东省临委在党的全局工作、华南敌后抗日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鹏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39处，保存完好的有价值传统村落19个，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

广东省临委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留下了一大批重要的红色遗址，成为留给历史和人民的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遗址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是可以充分转化运用于现实的宝贵资源。考察之后，我发现这些遗址有很多重要的特点。

第一，综合、多样、丰富。

1943年至1945年，广东省临委、军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司令部主要驻扎在大鹏半岛。主要办公地点在当年属宝安县第五区葵华乡，现属深圳大鹏新区的土洋村。临委机关和东江纵队司令部设在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内。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此召开。众多训练班在此举办，领导人在此居住。东江纵队内设的多个处室，大多驻在当地村民提供的民宅内。以临委机关为中心，土洋村还有当年的秘密交通站、电台。紧邻的沙鱼涌是水上交通要道、港九护航队的出发地和活动地点。山下靠海的沙鱼涌沙滩是东江纵队北撤的登船地点。

省临委在大鹏还有其他多个驻留地点。油草棚、半天云、西涌西贡村、鹅公村等，均是广东省临委、军政委员会及其电台、《前进报》的驻地之一。

地处大鹏半岛的大鹏所城，是深圳“鹏城”别名的源头。当年东江纵队政治部在大鹏所城的赖恩爵将军府第内，创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在大鹏半岛的东山寺，开办了东江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在龙岩古寺，设有东江纵队司令部医院。

地处香港新界沙头角的乌蛟腾，与大鹏半岛隔海相望，是东江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1943年2月，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曾在此召开重要的乌蛟腾会议。

1945年5月间，为贯彻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陆续北渡东江，移驻惠州市博罗县的罗浮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设在冲虚观，政治部设在北鹤观，其他一些部门设在龙门观等地方。

作为省级领导机构，在当年沦陷区、国统区的一个区域内拥有如此众多的驻扎和工作地点，并留下比较完整的历史遗址，这是不多见的。围绕广东省临委的红色遗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开展统战工作、城市工作、宣传工作，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光荣历史。

第二，比较全面反映党的建设、军事斗争、政权建设。

广东省临委留下的红色遗址，既不是仅仅反映党的活动，也不是单一反映武装斗争、政权建设，而是综合反映了当年广东省临委统筹加强党的领导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建设的历史。

大鹏半岛是广东省临委、军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司令部的主要驻扎地。从1938年兴起抗日救亡运动，到1946年东纵北撤，大鹏半岛一直是我、敌、伪、顽反复争夺的地区，并发展为我华南最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广东省临委在这里领导恢复广东省的各级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和政治学习，培训干部、党员和军事斗争人才，指挥各地抗日部队的抗日斗争，打击和瓦解侵华日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英美盟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进行合作。这里的文件、报纸传向广东和港澳各地，这里的电波飞向延安党中央、飞向重庆南方局、飞向世界许多地方。

在这里，广东省临委土洋驻地旧址、省临委电台旧址油草棚、抗日民主政权旧址陈伙楼保存完好，同时，还留下了青年干部训练班的课堂，留下了救治伤病员的医院和养伤地，留下了秘密交通站旧址，留下了一批领导人的住地旧址。它们都是广东省临委勤勉工作、英勇斗争的见证。

第三，古代、近代历史与红色历史相结合。

大鹏半岛的红色历史与古代、近代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大鹏半岛的历史遗址不仅包括红色遗址，也包括其他遗址，包括古代、近代的多处历史遗址。大鹏的红色遗址与古代、近代的历史遗址多相交织在一起。这是大鹏地区红色遗址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鹏半岛位于深圳东南部，三面环海，东临大亚湾，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新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自明清以来，大鹏所城就是中国南部的海防军事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前沿和防御外来侵略的前哨。大鹏所城内的振威将军第是清代抗英名将赖恩爵的府第，内有数十栋屋宇。1938年，日军攻陷大鹏所城，但抗日军队向日军发起顽强进攻。日军兵力不足，未能在深圳站稳脚跟。大鹏所城后来就在东江纵队控制下，东江纵队在振威将军第举办过多期青年干部训练班。

在土洋村，广东省临委就设在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内。在惠州罗浮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纵队司令部也多设在道观之内。土洋村附近的大鹏邮局，在民国时期、包括抗战时期传送了大量邮件。

大鹏抗战活动遗址——大鹏所城

大鹏新区现有两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一处是大鹏所城，另一处是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这两处恰恰都与广东省临委有关，是省临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重要场所。

所以，大势之下，无意之中，历史文化与红色遗址就在一定程度上连接在了一起。

第四，内地与港澳相结合。

1938年成立的广东省委领导香港市委、香港海员工委。中共香港市委于1937年12月成立，隶属于南方工委。1938年4月，在广东省委主持下，选举产生香港市委新的领导成员。11月，香港市委撤销，其下属香港区委、九龙区委由东南特委领导。1939年11月，东南特委撤销，重建中共香港市委员会。香港市委领导香港地区党组织和澳门市工委。1940年12月，香港市委改归粤南省委领导。

1940年12月至1942年分设后的粤南省委，领导香港市委和香港海员工委，机关设在香港。香港市委领导香港地区党组织和中共澳门市工委。香港沦陷后，1942年2月，香港市委撤销。

珍珠港事件后，中共中央急电南方局，组织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南方工委张文彬、梁广立即在香港开会，研究组织大营救。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偷渡大鹏湾，于1月3日凌晨抵达沙鱼涌。东江游击队组建了最初只有两条槽仔船的港九护航队。一条就是从沙鱼涌渔民那里借的。此后，紧张的营救工作正式开始。6个月时间里，成功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余名及其他人士共800余名。

1943年广东省临委成立后，工作和领导范围包括港澳地区。1943年2月的乌蛟腾会议，即是在香港新界沙头角的烏蛟腾村召开的。

所以，广东省临委留下的红色遗址，也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党对于香港澳门地区的领导的印记，体现了香港与广东内地的密切关系。

第五，中国与世界相联系。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华南地区地处这一战场的前线。广东省临委领导的华南抗日斗争，不仅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局密切相连，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地区的进程密切相关。在中共中央领导和批准下，广东省临委与美英盟军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合作。

这些成果，都在大鹏地区和宝安地区的历史遗址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出来，以事实说明了广东省临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

深圳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和排头兵闻名于世，但很多人不知道，深圳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还有不少特殊的经历和荣耀。通过对深圳历史的挖掘、对广东省临委在深圳大鹏半岛地区活动和贡献的挖掘，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到，深圳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深厚底蕴和另外一种红色荣光。这种底蕴和荣光，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同样值得深圳人民自豪的底气和财富，也是应该倍加珍惜和转化利用的宝贵资源。

广东省临委时期，深圳地区的党组织是：1942年8月，以东莞、宝安、增城等地党组织为下属组织，建立中共东（莞）宝（安）工作委员会，并以单线形式联系东江前线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产党组织。1943年3月，广东省临委撤销东宝工委，设中共广东省东江前线临时工作委员会，其下属党组织不变，均实行特派员制。1944年冬，东江前线临工委下属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全面恢复活动。1945年1月，撤销东江前线临工委，成立中共广东省东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领导东莞、宝安、惠阳、博罗、增城、龙门、海丰、陆丰等县党组织。

从政权机构来说，1944年7月建立的东宝行政督导处，辖东江抗日游击区东莞、宝安两县广九铁路以西地区，该政权组织存在到1946年6月。1945年4月建立路东行政委员会，辖东江抗日游击区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广九铁路以东地区，该行委工作到1946年6月。

惠（阳）宝（安）边地区是东江地区最早建立的抗日游击基地之一。大鹏半岛地区既有抗击外敌入侵的传统，也有革命斗争的传统。1939年9月，曾生率“新编大队”收复葵涌、沙鱼涌，缴获日军一批军用物资，1941年，在曾生等领导下惠宝边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

张文彬来广东工作后，看到这一游击区的位置十分重要。在赴延安开会时，他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游击区的情况，并请示毛泽东：东江游击区只有横直几十里，地方太小，不知是否能长期与敌人周旋。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小了，横直有几十里，比井冈山初期的地域大多了。这一判断大大鼓舞了在这一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决心。

1943年2月的乌蛟腾会议之后，广东省临委书记率领临委和游击总队转移至惠宝地区，与曾生一起开辟发展大鹏半岛根据地。以尹林平为首的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地区的工作和战斗，既得益于这一地区的良好基础和光荣传统，又在这一地区领导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开展英勇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深圳地区的历史上增写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

很有意思的是，1949年10月1日上午，在现深圳的大鹏地区，竟然有1000多人，比开国大典早半天举行了新中国成立庆典，并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我是在深圳考察调研时了解到这件事的。1949年9月下旬，粤桂边纵队教导营和一批青年干部1000多人，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指示，驻扎在宝安县大鹏王母墟，准备参加广州接管工作。10月1日前，突然接到香港《华商报》送来的新华社电讯稿：北京将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此外还有对五星红旗样式和制作方法的详细描述。

时任粤桂边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同志，立即按照电讯稿的说明，担任绘图制作，由几位同志一起完成了国旗的缝制。

由于只知道北京开国大典在10月1日举行，但不知道是上午是下午，他们以为，开国大典应该在上午。所以，10月1日上午9时，1000多人在当地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升起了自制的五星红旗，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来，杨应彬到了广州，见到了真正的国旗，发现当时大鹏根据国旗说明制作的国旗与天安门升起的国旗很接近。

杨应彬同志撰写的对此事的回忆材料、当年升起的那一面红旗至今仍保存完好，现在都陈列在深圳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的深圳党史馆里。

華南地区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光德学校遗址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粤桂边纵队都与广东省临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升旗之事就发生在大鹏地区，所以这一事例不失为共和国国旗历史和深圳红色历史的一段佳话。

广东省临委在深圳大鹏半岛地区驻扎和战斗的历史，是广东的宝贵财富，也是深圳的宝贵财富，值得广东人民和深圳人民永远铭记和大力弘扬。把广东省临委的有关遗址保护好、建设好、维护好、利用好，这应该是广东省和深圳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