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系统路径

杜悦嘉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命题，并将其作为新征程上关乎党的建设全局性与开创性的工作部署。新增“体系”二字，旨在着力解决党的建设过程中系统性、整体性问题。为此，应当在实践中紧紧围绕健全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的核心体系、以“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为主线的目标体系、以“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导向的管理体系、以完善党内法规为依据的制度体系和以深化巡视监督为重点的治理体系等主要路向展开，从而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系统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4）01-0050-07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为新征程上的管党治党工作提供了纵深推进的思想指导和实践指引。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健全这个体系，需要我们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1〕119-120这表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基于实践的视角，对管党治党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规范进行梳理盘点并整体把握，以清晰呈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其各要素单元的功能定位，从而做到统筹规划、联动集成、协同一体，真正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整个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管党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水平，以确保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行动有据、实践有效、推进有方，最终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一、健全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的核心体系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做到“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64。这“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3〕84，“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4〕49。之后，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一定要“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5〕6。事实上，早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要“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3〕547，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出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2〕64，两者本质上都是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出发所做的具体安排，既体现了政治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也成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内容。更具体地说，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的核心体系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主心骨，涵盖政治上、组织上的不同层面，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不同维度，保障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性，进而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个制度体系起到“定海神针”作用。

政治方面，完善落实“两个维护”制度，切实推动全党上下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两个维护”作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政治成果，是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根本保障，必须从制度上推动其贯彻落实，使其充分体现在管党治党各项制度机制的设计和运行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充分体现并不意味着要层层提权威、步步讲看齐。习近平对此明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但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如果“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6〕588也就是说，应深刻领悟“两个维护”的对象性问题，即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且绝不能层层套用，更不能随意延伸。全党只有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才能从思想上克服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及自由主义等倾向，进而在行动中坚决将“两个维护”制度落到实处。

在体制机制上，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深入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以提高管党治党的系统性、组织性、协调性，确保令行禁止。从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层面看，该项机制健全与否直接影响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能否得到有效维护。为此，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原则，做好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更好地将中央和地方的议事协调机构有效衔接起来。同时，还要防止产生政出多门、多头指挥的现象；从党中央重大決策落实机制层面看，各级党组织必须仔细查找在工作落实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化解导致部门分歧的制度安排，消除导致地方梗阻的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在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双方积极性，正确处理中央政策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党的重大决策落地见效；从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层面看，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全党必须严格按照统一的要求和程序进行请示报告。这实质上就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工作机制，旨在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使其以权责明晰、授权有限、规范有序为原则，扎实做好请示报告工作，以便党中央能全面准确地了解现实状况，科学高效地解决问题。

就组织层面而言，进一步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众所周知，“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7〕11。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也离不开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完善的组织体系协同作用。为此，必须使党的各级组织树立一盘棋意识，坚持把方向与保落实相统一，尤其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3〕51，让党的组织体系的经脉气血畅通起来，以破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基层落实的“中梗阻”。同时，还必须使全体党员强化组织意识，做到对党忠诚、服从组织，这样才能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更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制度基础。

综上所述，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内容，不仅要靠全党保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也要靠健全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这样才能使党中央实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3〕86，进而统摄和驱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各个要素，在协调均衡中释放整体效能，以引领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效运转。

二、健全以“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为主线的目标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2〕64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4〕550作为百年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越是长期执政，越应当“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3〕531，492，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这恰恰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取向高度契合，二者均是致力于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实际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将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引向更加求新、求深、求全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深刻指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64，才能做到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不断完善党自我修复、自我发展功能的运行机制，堵塞一切制度体系漏洞。换句话说，健全以“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为主线的目标体系，就是注重从制度机制上将管党治党的实践路径和目标指向有机统一，从而为新征程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续注入内生动力，为新时代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长期反哺。

从自我净化层面看，旨在“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不足”〔3〕532-533。这是因为，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进程中敏锐察觉到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最强挑战就是来自党内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所以坚定了必须刀刃向内的勇气。毕竟，反腐败本身就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强调：“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3〕534故此，党既要把自我革命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主线，以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增强党的自净能力，又要使其以制度的形式成为在管党治党过程中每一方面及各个环节的基本规范，融贯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设置安排中，从而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实绩实效。

从自我完善层面看，正所谓“蚁穴不填，终将溃堤”〔3〕534，必须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建立健全关涉管党治党工作的制度机制，以系统提升全面从严治党质量。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党的自我革命机理融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目标构设中，目的就是通过发扬自我革命鲜明的自我指向性和自主变革性，全力消除危害党执政根基的潜在风险，以做到不打断、不叫停管党治党各项机制的正常运作，避免引发全局性振荡，同时又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巩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机制，进而在保持其结构体系不变形、基本功能不流失的基础上，由内向外地推动其持续优化。

从自我革新层面看，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3〕17，534。这表明，健全以党的自我革命为主线的目标体系，并不是靠简单修补或局部改造就能实现的，而是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规模、范围、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关管党治党工作运行机制的整体性、方向性及变革性的转化，旨在以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的态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言之，就是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压缩直至完全铲除党内消极腐化现象的生存空间和现实土壤，继续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减猛药去疴的决心、保持刮骨疗毒的勇气，刹住党内一切歪风邪气。不仅如此，还要通过强力的、激烈的自我革命方式，加快全面从严治党目标制度化的转型速度，使其冲破旧的体制机制与制度结构的僵化束缚，大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构建从封闭平衡走向动态演进。

从自我提高层面看，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3〕534。广大党员干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力军和执行人，必须秉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并在此过程中追求自我提高。特别是面对新征程上可能出现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广大党员干部更要认真进行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尤其要“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3〕534，并通過建立健全理论学习长效化机制、探索完善思想教育常态化机制，不断加强理论武装，进而为普通党员树立榜样，以带动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共同承担起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任务使命。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懈怠。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并“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5〕6，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有破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真正掌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制胜之道。

三、健全以“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导向的管理体系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2〕66。无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队伍。正因如此，我们党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来抓。习近平指出，干部作为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8〕97。据此，如何从管理体系入手，锻造出能够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无疑是当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一，建立健全干部队伍的素质培养体系。干部的素质培养既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工程，也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础性需要。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强调：要“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增强干部素质培养的系统性、持续性、针对性”。〔9〕562-563所谓源头培养，是指对干部的思想品行加以培养，这是干部素质培养体系的起点。主要包括对干部进行党的理论路线及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教育，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等方面的引导，使其加强党性修养、打牢从政之基。所谓跟踪培养，是指在掌握干部动态的前提下，针对干部的特定方面加以持续培养，重在抓长抓细、补短板、强专长。由于干部的素质不同、能力多样，所以跟踪培养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强化干部政治能力的跟踪培养，注重在执政能力上查缺补漏，使其增强领导本领；二是强化干部纪律执行的跟踪培养，注重在抵腐定力、廉洁意识上久久为功，使其作风过硬、干净干事；三是强化干部思想道德的跟踪培养，注重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上深耕细作，使其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所谓全程培养，是指贯穿于干部成长全部过程的培养。毕竟，党的事业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干部成长必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全面进步的过程。诚如习近平所说：“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10〕130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对干部在起步阶段进行基本的任职培训，也要在此之后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实现干部培养在其成长过程中的全面性覆盖、全方位嵌入。

第二，建立健全干部队伍的选拔任用体系。建立起更加科学的体系来选用一批批高素质干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一是坚持公正用人。这是选拔任用体系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指出，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坚持公正用人作为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实体现，主要强调公在公心、公在事业、公在风气。二是坚持以德为先。这是选拔任用体系的首要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更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如汉代察举制中就专门有对道德品行的考察，我们党也一贯倡导党员干部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这些均表明必须把道德把关放在选人用人的优先地位。三是坚持任人唯贤。这是选拔任用体系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10〕126坚持任人唯贤，旨在反对任人唯亲，破除一切“小圈子”“潜规则”“关系网”，不为歪风所扰、广开进贤之路，真正选用政治可靠、能力过硬、群众认可的好干部。四是坚持人事相宜。这是选拔任用体系的具体要求。习近平指出：“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10〕128绝不可为人择官、因人设事，更不可“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而是要全面辩证地选用干部，实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

第三，建立健全干部队伍的考核评价体系。“十室之邑，必有俊士。”只有正确识别人才，才能助力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但能否做到知事识人，关键在于是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此，习近平指出：要“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评价体系，“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9〕563-564，这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的题中之义。其中，日常考核是指对干部平时工作情况进行考察、核实和掌握，这是科学评价干部的重要基础。只有加强日常考核，做好工作纪实，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分类考核是指依据不同行业、不同级别的干部职责与特点分别进行考核，这是精准评价干部的主要手段。意在共性考核的基础上，分级分类设置具体指标体系，体现不同行业和级别的个性，这样才能更精准地评价干部业绩。近距离考核则是指接近干部、走近干部开展面对面考核，这是有效评价干部的直接方法。通过走进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及朋友圈，听取其家人、同事和朋友的评价，甚至可以同干部本人交流谈心，听听其自身评价，从而全面掌握干部情况，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化水平。

第四，建立健全干部队伍的激励关爱体系。干部是干事创业的骨干，而激励则是干事创业的动力。鉴于此，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9〕566。“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11〕，从而切实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就崇尚实干而言，旨在强调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用人导向，以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让那些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从带动担当来看，旨在强调发挥领导干部的“领头雁”效应，明方向、做示范，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从而营造全党上下干实事、出实绩、见实效的良好氛围；就加油鼓劲来讲，旨在强调真情关爱干部，对其“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他们安心、安身、安业”，〔9〕441有底气、有后盾、有奔头，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一言以蔽之，只有成体系地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激发管党治党工作的内生动力和实践自觉，持续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注入“强心剂”。

四、健全以完善党内法规为依据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举全党之力、集全党之智，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形成对党的一种规约机制和规范效应，旨在按照规章制度有序推進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进程。在此意义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也必须“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2〕119，从而为管党治党各项工作打造坚实有效的制度基础。

一是坚持以党章为根本，统筹推进各位阶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习近平指出：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和万规之首，“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10〕95，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总依据和总遵循。这意味着，无论是出台有关准则条例，或是制定相应配套法规，还是完善各领域的党内法规制度，都要秉持以党章作为整个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最高权威来整合调适各项法规制度，才能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筑牢根基。进一步说，就是要坚持以党章来夯基垒台，以准则条例来立柱架梁，以规定办法来添砖加瓦。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类基础性问题，始终以党章为立规依据来完善相关条例、修改相应条文、明确制度条目，使各类党内法规能够覆盖管党治党的各个方面，主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质言之，健全以完善党内法规为依据的制度体系实际上就是党章的原则及规定在管党治党工作中的精描细绘和现实呈现。

二是以配套性党内法规为支撑，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并不是靠各不同组成部分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坚持系统构建与突出重点相统一，使各领域的具体法规彼此衔接、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兼具有价值一贯性、逻辑统一性和结构层次性的制度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初具雏形。一方面，要站在全局高度总体把握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构建更加科学的基本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将准则条例作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主干，发挥其在管党治党中的规范性作用，并在准则条例的带动下，及时制定相关配套性的党内法规，主要是由功能各异的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所结成的制度群，作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细化补充，以扩大涵盖范围、发挥整体优势，从而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座“大厦”构建得更加坚实稳固。另一方面，要针对现阶段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存在的空白地带、内容重叠以及不健全、不配套的地方，着重加以完善。具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完善党的组织法规，全面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具体职责；要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使党的全面领导效能在管党治党领域得到充分释放；要继续加强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定能充分发挥制度威力的党内“铁规”与“严纪”，从而彰显出系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的坚强决心。

三是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统筹推进各层面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制度板块，两者在制定主体、适用范围、调整对象、保障手段等方面均有不同，但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要优势互补、同向发力，“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13〕112，以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协同共进，带动各层面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加速进行，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完善。一方面，要在实体层面做好两者的衔接协调工作，用好党规党纪和法规法律“两把尺子”，按照“宪法为上、党章为本”〔14〕480的基本原则，确保党内法规同宪法精神高度一致，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另一方面，要在程序层面搭好两者的衔接协调机制。首先，在党内法规制定、规划及起草阶段，党内相关工作机构与政府相关工作机构要充分沟通，明确各自的性质定位和具体分工，避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设置重复内容或存在脱节断档，切实解决部分领域和个别层面“无法可管”“无规可依”的情况，这样才能契合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深度要求。其次，要遵循统分结合的方式划分好各层面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的关系，从而助益于党和国家在用人治事、制度建设上形成一体推进的规范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制定中央党内法规来规范“面”上的重大问题，其在全部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制定部委党内法规来规范“条”上的重要问题，既专司一职、量身定制，又面向全党、普遍适用，有着上承中央、下启地方的重要作用；通过制定地方党内法规来规范“块”上的重要问题，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上位党内法规要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走进基层，促使各层面党内法规最终落地生根，进而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现实依据，不断增强其集成性、衔接性和自洽性。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打造完整链条，统筹推进各环节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习近平强调：“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8〕95要“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的结合和配套”〔14〕318。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一直面临着各方面的问题挑战，所以，必须在实践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来增强党内法规的及时性、有效性、操作性。即秉持“立改废释”的原则，“对已有相关制度进行梳理”，“该修改完善的就修改完善，该废止的就废止，该制定新的就制定新的”〔15〕125，尤其要优先补齐完善党内重大问题在制度环节上的短板和漏洞，以打造健全完整的制度链条，对一些滞后于形势发展和任务需要的党内法规要进行集中整理、专项清理，促使党内法规在制定设计和各个环节上更加科学精准、内容详实、逻辑严密、简便易行，从而有助于构建更高质量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此而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以更加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遵循依据，做好前瞻规划、即时建章立制，才能助推管党治党工作走上更加制度化、体系化的发展轨道。

五、健全以深化巡视监督为重点的治理体系

巡视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我们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显微镜”、提升治理效能的“探照灯”。鉴于此，党的二十大对巡视监督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强调“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2〕66由此观之，唯有聚焦政治方面的持续发力，使巡视监督成为强化政治责任的前哨、发现政治偏差的尖兵、净化政治生态的利刃，才能以更高的治理水平不断交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满意答卷。

首先，深化巡视监督，以强化政治责任。巡视监督作为管党治党工作的强力抓手，其本质就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巡察和问责追责来强化全党的政治责任。一方面，要在巡视监督过程中建立健全政治执行监督机制，对党在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各环节和全过程进行监督，“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10〕205，彻底摒除管党治党中各种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或低水平执行的行为。关于这一点，在《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中也作出了详细指引，强调要重点巡察党组织和党员是否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是否履行对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的监督责任。另一方面，要在巡视监督工作中建立健全政治责任问责机制。诚如习近平所言：“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8〕342为此，必须整合党的问责制度、落实执规责任制，加大追责力度，并与监督检查机制协同联动，对一切失职失责、越位错位的行为进行认定，对任何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言行问责到底，真正形成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这样才能让问责的力量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得到充分释放，从而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

其次，深化巡视监督，以做好政治体检。习近平强调，坚持发现问题是巡视监督工作的生命线所在。而开展政治巡视、推进政治监督作为巡视监督工作的核心内容，旨在强调对全党上下进行全方位的政治扫描与政治体检，查找其在政治上存在的问题、偏差及“病症”，深入探寻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而早发现早纠正早治疗，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所发现的问题绝不是一般性的业务问题，而是重点检视政治上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必须在范围上做到全面覆盖，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既安排常规巡视，又深化专项巡视，更让“回头看”成为常态，并加大“机动式”巡视力度，要有整装出发的动员会，也要有机动灵活的小分队，才能做到时间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效果，发现管党治党方面的真问题，以及时开展集中整治或专项治理。不仅如此，为把巡视利剑擦得更亮、监督作用发挥到位，还必须在“深、准、透、实”上下功夫。具体来说：一是要坚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巡视监督工作始终，发现问题要求实、报告问题要真实、研究问题要务实、解决问题要切实，做到客观、公正、公道。二是要紧盯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注重以下看上、由表及里、以点看面，即学会透过党员问题看组织；透过业务问题看政治；透过程序问题看规矩；透过细节问题看全局。三是要分清问题性质，所有问题都要有明确说法，明辨公私，分清是非，以确保对所发现的问题及其根源精準定位、定性、定责。四是要灵活运用受理信访、查阅资料、商请协助等多种方法途径来促进问题整改，多听取意见、多理性分析、多调查核实，整改情况也“要通过适当方式接受党内和社会的监督，增强群众信心，提高巡视实效”〔16〕117。

最后，深化巡视监督，以净化政治生态。党中央在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时曾专门指出，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进一步规范巡视监督工作。而政治巡视和政治监督作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旨在强调巡视监督工作中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稳政治方向，着重审视巡查全党是否筑牢理想信念的“压舱石”，是否树好选人用人的“风向标”，是否破除干群之间的“隔心墙”，是否根治贪污腐败的“污染源”，是否扎紧纪律规矩的“铁笼子”，从而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奠定坚实基础，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环境支撑。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巡视监督的几个主要方面并非单纯的宏大叙事和抽象概念，而是依据中央每一轮巡视巡察后，就政治生态遭到破坏而列出的问题清单、产生的巡视热词，每个都有着极强的现实表现。比如：在理想信念上，只要“实惠”、不要“主义”；在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带病提拔；在联系群众上，挂空档、走过场；在贪污腐败上，为官不为、数字腐败；在纪律规矩上，投机钻营、设法变通等，均是导致不良政治生态的病根和祸害，亟需高擎巡视利剑，更好发挥震慑遏制治本作用。整体而言，健全以深化巡视监督为重点的治理体系，旨在从政治上推动巡视监督工作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这样才能准确发现问题，监督整改落实，严肃追责问责，实现以更加强大的政治监察力和政治震慑力，确保巡视监督工作经得起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从而打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5〕习近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J〕.求是，2023（12）：4-7.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7〕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1〕严把标准公正用人拓宽视野激励干部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N〕.人民日报，2018-11-27（01）.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習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