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海南音乐文学研究

智建颖 石雪豫 陈爱铧

苏轼的诗、词、文中与音乐有关的篇目多达百篇，其中的海南音乐文学无不彰显“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学旨趣，尤以苏轼晚年谪居儋州的音乐文学与海南民族民间音乐文学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而自贸港背景下的海南本土化音乐文学作品对东坡文化的传承无不让世人思考其当代意义和精神认同。

苏轼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人物，被誉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钱锺书《宋诗选注》），世称“苏海”，他一生在文学事业上横跨诗、词、文三大创作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在海南的音乐文学创作虽不多，但他谪居琼州时期的169首诗、128篇散文、5篇辞赋、18篇颂，以及13卷《书传》，无不升华赋予其博大精深的文人乐论思想。

苏轼在诗文、绘画、书法上的成就太过耀眼，以至人们忽视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尤其是他独具个性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别具一格的音乐审美情趣，以及独特的对音乐技巧的理解，都需要通过具体的诗、词、文、赋对音乐方面的成就进行理论阐释。苏轼不仅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广阔的音乐视野、纯熟的音乐鉴赏水平和对音乐典故的灵活运用，而且他在突破前人音乐美学的观点上具有精辟深刻的美学见解，并将充满节律内涵的现实人生投射到无穷无尽的鲜活永恒的音乐世界中。

一、苏轼海南音乐文学创作中的美学意蕴

（一）文学与音乐之合璧谐畅

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文学与音乐都是相辅相成、相映生辉的。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中国的文学与其所处时代的音乐紧密相连，两相谐畅。作为我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学艺术天才，苏轼不仅具备登峰造极的文学修养，而且有着深厚良好的音乐鉴赏底蕴。他生在古琴世家，其父苏洵是一位精通乐理、爱好古琴并于家中经常弹奏古琴的音乐爱好者，有精湛的古琴艺术修养。家庭音乐的熏陶造就了苏轼终其一生对音乐的偏爱、对古琴的钟爱，从其《家藏雷琴》一文中，不惜拆开雷琴研究发声原理一事，可见他对音乐痴迷之端倪。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指出：“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此乃对苏轼诗、词、文熔铸音乐审美旨趣的较高评价。

“苏轼在语言上……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苏轼写词……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苏轼的诗、词、文中蕴含着深厚的乐论美学思想，只是不循规蹈矩、拘泥世俗罢了，“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并且创造性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声韵格调韵律，“自为己律”“任意作腔”，有着特殊的韵致。

（二）苏轼海南音乐文学之“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经历了早期延续“承儒”传统的“乐教”思想、外放任职期间的“泛美”思想，中期由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因人生遭际唤起的“悲美”思想，以及晚期谪居惠州、儋州两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融通超脱的“淡美”音乐美学思想。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一贬再贬，最终被贬到海南，可谓是其人生中最后创作的辉煌，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苏轼被贬“天涯海角”短短三年，为海南文脉留下两百余篇诗文，而这些篇目中不乏体现苏轼乐论思想的篇章，也为我们研究苏轼海南音乐文学提供了极高的史料价值。《御选历代诗余》卷一一五引《坡仙集外纪》：“东坡在儋耳，常负大瓢行歌田间，所歌皆《哨遍》也。”这说明苏轼居儋期间仍喜好歌唱，音乐可谓伴随其一生。苏轼赴儋途中所作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和《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以及《次前韵寄子由》《藤州江下夜起对月，赠邵道士》《欧阳晦夫遗接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和陶东方有一士》《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真一酒歌（并引）》《杂书琵琶二首》，包括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对其“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的乐论审美倾向有更丰盈的体现。他在音乐风格与审美趣味上追寻“无弦”的琴论美学思想，道家老庄禅宗的“寓意于物”“物我相忘”的审美理趣，力图追求并达到老子“大音希声”的审美境界和庄子的“天籁”之真；他追随陶渊明的“枯淡”美，以及“大而能化”的艺术追求，是自然天性的感情流露，浑然天成，如行云流水，天然去雕饰。

凡是谈到音乐的地方，苏轼总有独到敏锐的乐论感悟，其蜀学核心著作之一—《东坡书传》中的《尚书·舜典》后有注云：“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吟咏其言而乐生焉，是谓‘歌永言……是谓‘声依永……是谓‘律和声……夫乐固成于此二者欤！”针对北宋的乐律学理之争，他辩证性地提出“中声论”，剖析节奏旋律，得以制约诗词韵律的走向，使得诗歌这一体裁借助歌唱吟咏的方式将其艺术美感与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上升到强烈的自然节律感应。

苏轼正是能够睿智地捕捉诗词意象的构建，在音乐的节律感应中糅合美学张力，将其在人生困顿之时的自洽自白和对生命态度的理想智慧通过自得自在的抒情言志展现出来，奋如椽之笔，“旷而且真”，以淡释浓。他淡泊超脱的“枯淡”艺术风格美学外衣下，蕴藏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的儒家美学理念。例如，“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便与孔子《论语·先进》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脉相承。苏轼对古乐精神的继承与孔子的音乐美学精神契合，是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接受，是对传统礼乐审美意趣的发扬再现，是先秦儒家美学的主体多维度的理性蜕变和自觉超脱。谪居蛮荒之地，少有琴乐相伴的境遇下，百无聊赖的苏轼只能借陶渊明的无弦琴聊以慰藉复归自然的心态，但这不只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禅道思想，更是一种“感于物而动”的怀想，表明此时的苏轼乐论美学思想中依然带有儒家“中和”的美学意蕴，在自然山水的观照中注入深沉的历史沧桑，饱含和光同尘的强韧生机，衬托超逸自适的哲理探索。从《东坡书传》中对《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自注中便可见一隅：“乐工所以不能致气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声故尔。”

苏轼平生爱乐、好乐，以乐为知己，以乐调身心，“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是一位精确甚至精打细算的艺术家，擅于把自然的美和情感的表达融合在一起，采撷各具特色的音响律动，凝聚含蓄、隽永的情绪感受，认识世界，反映社会，表达心迹。他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文学语言流芳于世，开辟出另一番烂熟淡远、迂阔广博的艺术极境天地，是我们汲取与接受、景仰与钟爱的精神土壤和文化力量。

二、海南民族民间音乐对苏轼海南音乐文学创作的影响

海南自古至今都有着“诗乡歌海”之称。海南的民风民俗以及黎族民歌对苏轼创作的影响不容小觑。当年的苏轼曾将自己深深扎根在这片“我本儋耳人”（《别海南黎民表》）的南国之土，并迅速将自己的精神、创作与海南风物进行本土化融合，为海南书写，为当地老百姓立言。而如今，苏轼作为当代海南的“魂”，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也更加凝铸深化当代海南人的精神归宿和人格认同。围绕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传承发展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我们应深度挖掘苏轼被贬海南时期的音乐文学特质，并对其居儋时期的精神境遇、意境飞跃、人生状态和理想音乐意象分析进行质的拓展和求索。

苏轼尊崇“雅俗共赏”的音乐观，对民间音乐进行搜集、整理、改写，提倡礼乐教化“民本”思想，忧国忧民，并身体力行，躬耕传授。“苏轼在文艺美学、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以俗归雅，主张化俗为雅，在人生美学方面，则主张隆雅卑俗，嫉俗、排俗。”（李天道《中国美学之雅俗精神》）苏轼作品之所以被谱曲传唱，正缘于他能体察民情，并发现民间音乐对民风的重要性。“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使儋州地区“书声琅琅，弦歌四起”（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由此可见，苏轼本人的人格境界、道德操守、非凡识度、过人毅力、学者之风和天真风雅、洒脱豁达、疏狂高洁、虚静淡泊、宁静致远的文字性情影响了海南，通过“诗书礼乐”教化民众，移风易俗，营造一方终极关怀的心灵净土。

海南民族民间音乐对苏轼海南音乐文学的创作也影响颇深。苏轼在《和陶拟古》诗中涉笔提及海南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铜鼓壶芦笙”音乐，而且离儋北归时，在《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有云：“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可以说，苏轼与海南民族民间音乐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对海南风物景致、自然景观、风土民情、百姓生活、民间歌舞的浓厚兴趣是苏轼海南诗词本土化并能够成为海南文化地标的重要缘由，而“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野老已歌丰岁语”（《儋耳》）无不体现当地居民的音乐活动对苏轼海南音乐文学创作的影响。

三、自贸港背景下苏轼对海南当代文艺创作的影响

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东坡文化被高度重视。對于海南音乐文学而言，苏轼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标志、名片、代表和符号。研究苏轼对海南当代音乐文学创作的影响意蕴悠远，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与当代价值。更重要的是，探寻海南当代音乐文学创作中的东坡印记，有助于海南东坡文化的传承。我们只有不断思考东坡文化的当代意义、精神认同、自我书写，发展东坡文化，才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每一个当代海南文学创作者心中都会有一个超然脱俗、自由豁达的东坡形象，也都会有一个以苏轼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为范本并超越的文化姿态。无论是当代作家孔见的《海南岛传》、李景新的《苏轼全传·桄榔载酒》、李盛华的《东坡之我本儋耳人》等传记类作品，还是李放的新编历史剧《苏东坡在海南》，海南省歌舞团根据苏轼流放海南的史料记载编排的原创民族舞剧《东坡海南》，抑或由刘建全、彭子柱、田丰联手创作的歌曲《东坡海南》，以及大型新编历史琼剧《苏东坡在海南》、海南省首部苏东坡主题话剧《海外东坡》，都体现出苏轼对海南当代文艺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海南文学成就、创作规律、审美情趣、音乐思想无不指引我们在时代流变中审视“东坡精神”美学范式，把握“东坡境界”的当代节奏，透视和瞭望“东坡意蕴”的深广空间，驰骋于文化之思的无极无涯，从而将一个内化完善的具象的情感主体转变成一个外化超越的抽象的理性内核，以儒学为底蕴根基，追求平淡辞达，形成高雅超凡、气韵超拔、诗意飘然的“东坡风貌”。

本文系海口经济学院202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苏轼海南音乐文学研究”（项目编号：HJKY（YB）23-19）的研究成果。